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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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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格林伯格进入中国市场的期望，中方则坚决认为对方应该缓行：“多年来，保险行业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外获取非贸易外汇的重要渠道，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限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境内营业的措施。目前我国如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境内开设机构营业，对于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并无益处，相反，必然要引起大量保险费外流，对我积聚外汇资金不利。”
不仅如此，中方的汇报还揭了美亚保险的“老底”，认为美亚曾经就是一个“皮包公司”：“美国美亚保险集团是1919年在上海起家的美商公司，经过30多年的经营，该公司由一个皮包公司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亿万资产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才被迫撤离上海。目前该公司正想尽办法，回到中国开设机构经营保险业务，当他们发现我们并不支持其来华设立机构的时候，便采取不合作态度。”
中方认为，双方已经“同床异梦”，但是，“我方不宜主动提出拆伙”，不过“要作最坏的打算，考虑散伙”。
此时中美保险已经形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不过，对于这段争论，除了中方略有记载之外，丝毫不见美方的观点。或许对于一开始就存有私心的格林伯格而言，这一段回忆不堪回首。
几经博弈之后，1978年后的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中美保险终于被股东抛弃。1994年，中美保险散伙，投资的1000万美金打了水漂（成立后合资双方都有增资）。
不过，这种结局已经无关痛痒。毕竟，1992年，格林伯格已经拿到了中国保险市场第一张入场券。
散伙之时，中美保险的纽约业务被美方以1美元买断，而香港的业务由人保接手。不料，接手之后中方才知道，其中暗藏地雷——香港工程劳工险，其后续责任大大超出预期。这些业务先由人保承接，分家之后转至中国再保险公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一笔坏账。
美国的保险“次贷”：“长尾”坏账
刚刚恢复的中国保险业，很快就为自己的冲动和不专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同时急于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人保开始介入大量的海外业务，1980年至1984年达于顶峰，每年新接和续转的业务达到1000多笔。
殊不知这些业务中有些是风险极高的“毒药”，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责任险业务。
一般而言，责任保险是以索赔发生为承保基础，即保险人只赔付保单年度内收到的索赔；而人保分入的业务是将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扩展至超过保单年度。这样，即使保单到期，责任却远没有结束，即所谓“长尾业务”。
这些“长尾业务”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第一笔大的坏账，其负面影响将绵延近20年！同时，这些未结束的责任到底有多大的风险，谁也不知道，其赔偿往往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中国，“长尾业务”让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再保险公司和保险主体都吃尽苦头。
美国是一个责任险异常发达的市场，其保费规模甚至超过财产保险。美国的责任险包括石棉污染（asbestos pollution）、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和健康损害（health hazards）等，简称“APH”。其中尤其以石棉污染最为典型。
“石棉”（asbestos）是一组硬度高而柔软性好的自然矿物质纤维的统称，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但是，石棉纤维物质容易变成充满细微颗粒的粉尘，容易被人吸入或吞食进体内，从而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
石棉因其危害面广、给人身造成的疾病潜伏期长、法庭判决的赔付金额高而闻名于世，并且赔款逐年增长。数据显示，美国石棉损失和理算费用方面的已决赔款由1995年的13亿上升到1996年的20亿美元，增幅为58％。
它不仅使石棉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纷纷破产，还让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受到重创。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美国责任险的保障范围、美国的法律程序，以及各州不同的法律内容并不十分了解，加之当时国际市场承保能力过剩，保险公司往往忽略了再保险赔款滞后的特性，盲目承保，因而损失惨重。
由于美国法律侧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即对保单持有人的保护，较倾向于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另外，集体诉讼（mass tort）在美国十分普遍，而赔款往往又是天文数字。
美国的责任险毒药到底有多毒，即使保险行业的专业人士也无法准确估计。
比如，1997年，英国劳合社成立了一个理赔公司——Equitas，专门处理这种1993年以前未了的责任；该理赔公司获得的未了责任准备金高达146亿英镑。截至2000年3月31日，该公司石棉污染和健康损害责任（APH）已占未决赔款的65％，而1999年为55％。连Equitas的董事长也哀叹道，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到时候将会耗尽Equitas的准备金。由于不能向第三方追索，从逻辑上讲，Equitas将会垮台。
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Tillinghas的报告，美国责任险的赔款最终会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60％的赔款来自石棉污染，而保险公司则要承担50％的石棉赔款。普遍认为，仅石棉污染责任准备金缺口就至少有200亿至300亿美元。
亡羊补牢。
1992年，人保总公司再保部成立理赔小组，专门处理美国的责任险赔案。由于美国责任险太不确定，人保倾向于壮士断腕，一次性结清。自1991年至2005年上半年，人保以及后来的中国再保险集团结清了大小赔案100多个，结清并结束合同2100多个。最大的一个赔案涉及300多个合同，美方索赔4800万美元，最终以2800万元结清。
2006年之后，由于大案多数被结清，“长尾业务”坏账的负面影响至此才得以逐渐撇清。
青葱的精算童话
市场层面，国内保险开始恢复；但是专业层面，商业保险的核心却鲜有人知晓。
1949年之前，中国曾有3位号称“精算师”的人才——获得北美精算协会（SOA）准精算师（ASA）资格。巧合的是，3人在1924年至1925年期间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人寿保险精算学，师从精算学术权威詹姆斯·格罗威教授。
第一位名叫陈思度，广东人。陈思度回国后任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寿险计核员，后又兼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精算师，著有《人寿保险责任准备金》两册，新中国成立后转道香港，任永安人寿保险公司精算师至去世。
第二位为陶声汉，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兼精算师，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持人身保险工作（人身保险处处长）。后因国内保险业停办而从事教育工作。改革开放之后，他以80余岁的高龄笔耕不辍，撰写了多部人寿保险精算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填补了国内精算研究几十年来的空白，1994年逝世，享年95岁。
第三位为李守坤，河北人，曾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秘书长兼精算会计主任，该公司后因恶性通货膨胀而濒临瘫痪，李守坤因擅长精算又被中国保险公司聘任，于1948年病故。
1949年之后，新成立的人保基本没有人寿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也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精算技术可有可无。1958年至1978年，国内保险业务全部停办，精算没有存在的土壤。
1983年，成为国内保险精算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年，人保上海分公司的乌通元兼任总公司的海外机构精算师，成为保险业恢复后第一位从事精算实务工作的人。乌通元号称“精算师”也是因为“对外交流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人保的涉外业务发展更快，逐步在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英国等地增设了一些海外机构，根据当地的保险行业管理惯例，公司需要指定精算师签署有关报告。
同一年的11月，另外一个幸运儿被人保派至香港友邦保险学习精算实务，为期半年。1988年，他将自己的讲义整理成书——《寿险基础数理》，据称这是国内第一本精算教材。
这个幸运儿就是万峰。此后，万峰“26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寿险”，2007年，他“幸运”地出任国内最大寿险公司——中国人寿的总裁。
实务先行之后，精算教育于国内渐次开花。
1987年10月18日，大洋彼岸，和中国精算有缘分的美国SOA（美国精算协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年会，会上讨论了一位华人教授提出的关于支援中国开展精算教育的建议。
一个月之后，1987年11月27日，SOA会长Ingraham与这位华人教授一道，赴南开大学签署了“关于联合培养保险精算研究生的协议书”，并于1988年9月招收了首届精算研究生班，中国正式开始引进美国的精算教育。由于这段渊源，南开大学亦成为国内精算师的摇篮。
这位首开内地精算教育先河的华人教授就是段开龄先生。对于段开龄先生，保险业圈外人士知之甚少，但是其先祖却是赫赫有名，段先生为北洋政府段祺瑞之后人。
引入海外精算教育10年之后，1997年6月，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学子——谢志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推动精算教育。
他于上海财经大学创刊中国第一本精算专业刊物《精算通讯》，坚持发行10年之久。谢志刚教授和其研究团队，持续追踪、研究保险监管最新发展，专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为国内著名的保险监管“脑库”之一。
借鉴海外的精算职业体系，中国于20世纪末设计了自己的精算师考试和制度，“中国精算师”成为国内保险业“皇冠上的明珠”。
1999年11月20日，保监会公布通过首次“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的43人名单。第一批“中国精算师”中，南开大学毕业生占据半壁江山，而这首期精算师多数都成为了中国寿险行业的高管。
表2…3 首批中国精算师名单及获得资格时就职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精算通讯》第二卷第二期
回顾这段童话般的经历，多数人感慨万分！
2007年9月，第八届中国精算师年会上，第一批中国精算师，曾任联泰大都会副总经理的包虹剑就动情地回忆：“回顾我们这一代精算人员成长过程，既让人感觉到机遇对我们的无限青睐，却也有岁月如斯的无奈。”
链接：“生命表”照亮青春
国内寿险起飞之前，尚缺一基石——生命表，这张重要的“表”是寿险产品定价和评价的基础。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只能从邻国日本“进口”这张“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寿险业恢复后，长期借用国外的生命表。起初人保借用日本全会社第二回生命表，开发了简易人身保险、福寿安康保险和城镇养老保险等险种。
但是，日本经验死亡率与中国的死亡率存在差异，这使中国寿险业不能准确、合理地制定保险费率和提留寿险责任准备金。
1992年，受当时的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的委托，人保人身保险部精算处承担了新中国第一张经验生命表的编制工作。编制小组由时任精算处副处长的李政怀，以及处内成员詹肇岚、范平和崔正宇等组成。
1992年下半年，编制小组开始着手研究编制生命表的可行性。1993年，小组设计了总体方案和编制程序。1994年方案正式开始实施。当年7月底，中国第一张经验生命表——“中国人寿保险经验生命表（1990—1993）”诞生，俗称“93生命表”。
历时三年的编制工作，为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后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隔十年之后，詹肇岚仍然颇有感触，“当时是非常好的机会”。詹回忆，1992年他只有27岁，为1991年毕业的南开大学首届精算研究生。李政怀、范平和崔正宇等人，当时也只有三十一二岁。
1996年，人保分拆，詹肇岚进入了中国人寿业务管理部。2000年，詹正式进入东方人寿保险公司筹建部，主要负责精算工作；东方人寿筹备不成，詹肇岚二度创业，参与新公司国民人寿（现更名为“嘉禾人寿”（6））的筹备，担任精算负责人。
完成第一张生命表的编制后，领头的李政怀于1996年转赴香港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历任董事总经理、太平投资管理公司和太平信托公司董事长。2001年，李政怀回国参加生命人寿保险公司的筹建，并担任总经理。
另外一位参与生命表编撰的是傅安平，他也是詹肇岚的同学。傅此时在保险司拿着“金饭碗”，1998年保监会成立后，傅出任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副主任，后转任北京保监办副主任，继续畅游宦海。
不过，这张生命表也存在缺陷。
首先是数据并不全面。当时的寿险远不如现在的规模；同时，原生命表的数据都取自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尽管当时人保的市场份额非常大，但是仍然不能说完全代表了行业的平均水平。
二是1993年前，人保的寿险业务中有95％以上都是团险业务，这和当下以个人寿险为主的寿险产品结构大相径庭。
三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中国人口的寿命稳步延长，这极大地改变寿险定价的基础——死亡率。
因此，这张短短三年就新鲜出炉的生命表，势必迎来第二次的修改大动作。
2005年，中国生命表二度出炉，成为当年保险行业唯一可以和人民币汇率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相提并论的大事件。
放眼全世界生命表编制历史，这张生命表的数据量数一数二。其数据来源于6家公司：中国人寿、平安、太平洋、新华、泰康、友邦等，共1。2亿多条保单记录！
新生命表出台，市场一度担心寿险产品会涨价。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理论上，由于生命表的平均寿命延长，死亡保险产品的价格应当下降，生存（养老金）保险产品的价格会上涨。但是，由于寿险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对死亡率、利息率、费用率三个因素，只要此消彼长，就可以维持价格稳定。
表2…4 2000年—2003年非养老金业务表平均余命与1990—1993年比较
马明哲旧瓶装新酒
1986年，对于年轻的马明哲而言，意义非凡。
这一年夏天，马明哲第一次坐轮渡到香港，去面见当时被蛇口人看做“神”一样难以见到的，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推销自己创建保险公司的设想——“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
不过，当时的马明哲远没有上述的文字般煽情。忐忑不安、又惊又喜才是他真实的心境。作为蛇口区的一名社保公司普通干部，马明哲尽管已经实现人生的超越，但是和蛇口的掌舵人比较，马明哲彼时只能高山仰止。
1955年底出生的马明哲，祖籍吉林。父亲是军人，马随父南下广东湛江，而马明哲的母亲属于归国华侨。马明哲的生命轨迹极有典型意义，生于抗美援朝结束后，成长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读书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知青。
但是，马明哲没有走上寻常路。
在那个汽车极为稀缺的年代，他学会了开车。“医生、司机、猪肉佬”是那个时代的“三大宝”，司机的身份让人眼热。
“开车是件辛苦的活，而且经常要为建设工地拉炸药，很危险，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我却喜欢。”马明哲表示，“当时世界是封闭的，我却能开着车跑到广州、佛山、番禺、韶关，看到外面的情况”。
不过，马明哲并没有止步于司机。
平安的内部报刊《中国平安报》记载了马明哲的一个小细节：“我小时候读书没机会学英语，但是英语非常重要，怎么办？学，不懂就问。20年前我从26个字母学起，把《新概念英语》里近万个单词，都记在一张张小卡片上，一张卡片十个单词，十张卡片一小捆，每天带几捆在身上。后来一捆捆卡片装了一个大纸筐。当时，谁问我哪个单词在《新概念英语》第几页第几行，我都可以大概告诉他。”
知青返城，会开车的马明哲回到了湛江地委公交系统政治部，以工代干，有了干部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到了1983年，马明哲神奇般转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蛇口工业区。
这一年，蛇口发生了几件大事。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蛇口；4月，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由民意推选的15位候选人进行答辩；5月，袁庚忙着处理工业区内港资企业凯达厂的劳资纠纷。
这期间，或许只有少数人才能注意到初来乍到的马明哲。
1985年，蛇口工业区成立社保公司。1986年，马明哲已经从社保公司经理助理升任副经理，主持社保公司工作，这是马明哲主创平安保险的起点。
此时的马明哲已经接触到了商业保险，“当时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都必须买保险。但那时候中国保险业刚刚恢复，提供给所有外资企业的保险只有一个产品。而且价格贵，服务态度差。社会又有需求。我便下决心搞一个保险公司”。
1986年正逢招商局集团庆祝成立一百周年，马明哲从招商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寻找到了机会——保险招商局，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商业保险公司。
面见袁庚，成为马明哲的又一次鱼跃。
“小马是哪个单位的？我见过，面熟。”见面之后，笑眯眯的袁庚试图让马明哲轻松下来。马明哲则把准备多日关于重操旧业，创建一家现代商业保险公司的必要与前景，表述得简明扼要。以实干家著称的袁庚很是赞同。
“袁董，你写信，我去跑。”灵机一动的马明哲抓住机会。
随后，袁庚给当时国务院财经小组副组长张劲夫、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副行长刘鸿儒等写信，希望能够延续保险招商局百年的薪火，成立一家新的保险公司。“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袁庚在信中写道。
未成曲调先有情。
1987年的一天，香港太平、民安两家保险公司递过来的名片启发了开始筹办新公司的马明哲，这家将要成立的保险公司被以“平安”命名。“平安”二字正合传统文化，暗扣保险理念。此后，“中国平安，平安中国”营销口号让这家公司占尽口彩。
不过，即便怀揣袁庚的亲笔书信，马明哲申请牌照之路也并不平坦。多次被驳之后，马明哲决定直闯中南海找张劲夫。临行之前，招商局集团北京办事处的人一本正经地告诉马明哲：“到了中南海，可千万不要随意停留，也一定不要把手揣在兜里。否则，很容易会被当成特务，藏着的机枪就会伸出来！”
马明哲信以为真，在中南海始终战战兢兢，亮着双手，不敢稍有停留。（7）这成为艰难申请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
见到张劲夫，马明哲印象深刻。
“也许是天意，领导接见了我这样的小人物，张当场就批示我的建议（设立新保险公司）可行。我着急地问，是否可以由我直接带回去，他说‘这东西怎么能带呢’。”
1988年3月21日，马明哲们（8）的奔走终有结果。人民银行同意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受当时政策所限，统一招商局集团不能直接“露面”）和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4200万元。
这一张牌照于当时极为珍贵，不仅成就了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未来的路，而且第二批新牌照的批准要等到8年之后的1996年。
马明哲认为，平安之所以能够获得牌照，是占了天时地利与人和。“（首先是）改革开放提出外商来投资的需求，这是核心，没有这种需求国家是不会批准的，这也是所谓的天时；而深圳作为特区却有地利之优；我以保险招商局重操旧业为理由，打动了袁董，并获得支持。”
4月15日，平安赚取了第一笔保费43998元。
5月27日，平安开张。旧历载，1988年5月27日乙巳时（上午9～11点）宜求财、见贵；庚午时（11～13点）宜祈福、求财、开市、交易。
不管这一黄道吉时出于有意或是无意，但是马明哲开始了中国保险史上一段最为著名的“马氏传奇”。
对于“袁董”，马明哲感恩备至。对于网上流传的，马曾为袁司机，因此受到额外恩惠的传言，马明哲幽默地谦虚道：“袁董那时候就是个神啊，能在电梯遇到都是荣幸。我在上山下乡时确实做过司机，这在当时还是选拔去的，但我哪里有给袁董做司机的荣幸？”
早在平安保险成立前一年，招商局集团下的另一家金融机构——招商银行于1987年成立。人们曾如此描述这两家深圳金融机构的“穷”出身：“蛇口中心区的招商路不过数百米，马路南头，招商大厦敦敦实实地盘踞着，招商银行在一楼，像个现在的支行，马路北头是平安保险，也在一楼，像个专卖店或事务所。”马明哲坦言：“那时哪有所谓一楼，整个平安也就在一楼一个小小的地方，只有600平方米，扣除洗手间和楼梯就只有400多平方米。还赶不上现在平安大学的一个大教室！”
马明哲就职平安保险第一任总经理，在招兵买马的过程中，有很多来自原人民保险公司的科长、处长扳着手指头算了算马明哲的行政级别：“哎呀，他马明哲才顶多是个科级干部嘛。”
不过，成立之初的平安却获得了部级领导的敲打——成立之际，陈慕华还通过人特别转达一句话：“希望把平安办成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的对象。”
此后的20年，平安借外资，用洋人，搞股份制，做员工持股，坚持金融控股，尝试海外上市。马明哲善用他山之石的本领有口皆碑，他那句“有桥就走桥，没必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过桥论”，成为不可复制的业界经典。（9）
创业之路，筚路蓝缕。
1988年平安成立之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改革开放尚处于初始阶段，整个国家的政策法规、人民意识、社会环境都落后。不要说是平安，甚至有不少人都不知保险为何物。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还被以为是卖保险箱的。
这样的笑话不仅平安遭遇过，很多恢复国内业务之后第一代的保险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对于平安而言，打开局面更难。
彼时，整个商业保险市场刚起步不久，人保还处于独家垄断的状态。对于初来乍到的平安，深圳市一位公安局长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不过，平安硬是虎口夺食。
平安“经营方式比较灵活，业务发展很快”，1988年成立后前7个月的保费收入就为600万元，至1990年已经达到5962万元，增长了近10倍。
这背后的秘诀其实也简单。
曾担任平安产险副总经理的孙建平回忆，到平安报到的第二天，深圳代理处的主任孙兵（后离开平安，出任新华人寿总裁）指着窗外国贸高楼，说：“这半个月先跟着我跑。我们这半个月的任务就是摸情况，从51层深圳房地产公司开始，一直到最底层。”
这仅仅是表面。
彼时的平安洋溢着一种创业的精神。例如，平安的常务副总孙建一来平安之前，已经是武汉人保的一位年轻的副总，但是到了平安竟从业务员做起。
马明哲亲眼看见，当时财务部一位20多岁的经理，拿出一张8分钱的邮票和信封冲孙建一说：“哎，老孙头，帮我寄封信。”孙建一应道：“好，我去。”于是，孙走路去邮局。
对于“老孙头”，孙建一曾有一自我说明。他在《老孙头自白》一文中写道：“想当初，当科长，主任找我谈话：你现在职务高了，要去掉小孩子气，拿出工作魄力来；当副总，组织部找我谈话：你是最年轻的局级干部，不能骄傲。在人保系统开会，便觉得小孩参加大人聚会。而到平安，称呼多了，叫‘老孙’还嫌嫩，后面加了个‘头’，‘老孙头’，索性倚老卖老。”
这种水泊梁山式的英雄主义成为平安初创时最为特别的气场。其实，当时的平安并不能天天都能吃肉喝酒。实际上生活条件艰苦，员工全部住在6～8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有的甚至睡在办公室。有员工到北京出差，住的地方太差，甚至被老鼠咬伤脚趾。那个时候平安几乎每个业务员身上都怀揣“三宝”——地图、名片和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因为担心被误解为当时流行的“皮包公司”）。
贫贱不能移。于艰难困苦之时，马明哲为平安画了一个大大的饼。
1995年，马明哲曾向公司1000名员工赠送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亿兆传奇》，讲的是台湾国泰人寿创业发展历程。国泰用30年时间，成长为台湾最大的保险企业，总资产达到近3500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相当于1000亿元左右）。
除了书，马明哲还在每本书里都附了一封短信。
信中，马明哲激扬不已：“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比国泰人寿更壮观的奇迹。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希望同样的历史，由平安人来创造。”
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想，于10年之后果真成为现实。
2005年国泰总资产大约是4600多亿人民币，如果单纯按保险业务计，剔除银行资产后，国泰的总资产和平安相差不多（平安的总资产为3000多亿元）；从公司市值看，国泰和平安均已是千亿市值公司，而后者的成长性更好。
不过，在马明哲实现“亿兆传奇”之前，尚有多个磨难于前等着他，这其中就包括分业之争、投连风波，甚至包括针对其个人财富神话的质疑等。中国保险业自诞生以来，一直就陷于一个怪圈，理论与实践脱节，发展与规范脱节，监管与市场脱节，走一步算一步，行的是“先污染后治理”之道。
这个怪圈，年轻的平安保险同样会亲历。
【注释】
（1）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影响而下海创业的企业家，其中多数为青年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
（2）《上海地方志》记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于1979年5月1日恢复建制。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对外办理保险业务。
（3）《上海地方志》记载，1984年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脱钩，确定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领导的副局级经营实体。1985年升格为正局级。
（4）这是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专业再保险公司。
（5）王安：《保险中国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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