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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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度胡润百富榜上，李兆楠身家高达160多亿，排名第34位。
　　　　2008年3月3日，恒德贸易所持这部分禁售股份解禁。平安发布的第一季度报表显示，恒德贸易持股已由原来的2亿股减至1。2亿股，仅此一项，套现超过50亿元。
　　　　阳光触不到的投资黑箱
　　　　2004年，中国的证券行业最黑暗之时，问题券商的地雷先后引爆，波及保险行业，而保险投资的黑箱也浮出水面。
　　　　虽然保险法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保险资金还是陷入了危险游戏。
　　　　2004年6月，市场传出中国人寿被托管在闽发证券的4。12亿元国债无法转出。8月，新华人寿与南方证券又暴露问题，振荡接连不断。
　　　　10月21日晚，中国人寿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一项高达4。46亿元的国债投资未能收回。截至2004年12月31日，中国人寿为这笔账面价值为4。12亿元的国债，计提了3。2亿元的减值准备，做好了这些投资全军覆没的打算。
　　　　9月10日，中国财险发布公告说，公司在汉唐证券的账户内存有总面值3。565亿元的国债和5685万元的现金。2004年9月3日起，汉唐证券的资产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经营。这些资金被“冰冻”，不能再交易。
　　　　为此中国财险计提了0。78亿元的减值准备。2005年7月14日，中国财险再度警示，称该公司托管于国内一家规模相当大的综合类券商的5。99亿人民币国债，可能无法收回。
　　　　汉唐的受害者还包括中再人寿，这家公司有4亿元左右的委托投资款陷入其中，占其注册资本金的一半。
　　　　被曝光的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蹊跷的是，保监会曾于2000年5月9日下发《关于暂不允许委托证券公司管理运用资产的通知》。因此，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异口同声，自己的这些钱，并不是委托理财，而是所谓“托管”，或者被券商挪用保证金。
　　　　更为吃惊的是中再寿险。保监会在进驻中再人寿后，对董事长姚和真进行了调查，却发现姚和真对流入汉唐证券的资金竟然一问三不知。
　　　　资金被套之后，各家走上了问责、追讨之路。就在中再人寿“失足汉唐”事件曝光的当月，中再集团总经理戴凤举因为年龄原因请辞，原保监会财险部主任刘京生强力接任。刘京生上任的第一个月，即提出五项专题调研，其中一项就是研究“化解中再人寿资金风险”。
　　　　2005年12月，中再寿险总经理冯宏娟与董事长姚和真一起被双双免职，同时被免职的还有汉唐证券项目主要经办人、中再人寿总经理助理任奇。冯宏娟与姚和真成为少数因投资失误，而被免职的保险公司高层领导之一。同为保险行业稀缺的女性高管，两位品尝到了人生的不同滋味。
　　　　同在2005年，先于中再寿险，人保资产提前换将。这一年5月16日，原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执行副总裁任道德空降上海，出任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事发突然。甚至半个月前，4月29日，任道德仍然以泰康人寿执行副总裁的身份出席泰康人寿在北京举办的泰康“爱家之约”升级新闻发布会。当时，任除了担任泰康人寿执行副总裁外，还兼任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泰康的投资享有重要的话语权。
　　　　任道德受命于危难。
　　　　业内普遍认为，任道德的受命和人保前一年尴尬的投资收益，以及国债托管失陷汉唐证券有关。不带一兵一卒的任道德，很快稳住了人保资产当时已经涣散的人心。之前的3月份，人保资产8个部门中有5个部门的负责人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先后挂冠而去。（4）
　　　　这次人事调整的前一个月，人保资产原副总裁宋福兴更早一步离开上海，返回北京。此时人保资产可以说是半个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富于魅力的任道德在短时间中止住了下滑的势头，不仅如此，利用2006年和2007年的有利时机，任道德帮助人保资产赚进大把真金白银。截至2007年6月底，人保资产受托资产约600亿元，上半年投资收益超过9％，高于行业平均5。8％的水平，已经进入保险业内前三位。在人保资产2007年半年工作会议上，新到任不久的人保集团总经理吴焰，特别肯定了2006、2007两年来人保资产在投资能力、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的成绩。
　　　　2007年8月，任道德功德圆满，离开人保资产，为了“自由和有价值”，参与新的事业。而接任者为原中国光大控股公司行政总裁，有着深厚交行背景的周立群。
　　　　新华人寿：赚钱神话破灭
　　　　2004年，新华人寿厄运连连。
　　　　年初受困寿险市场负增长，新华人寿的经营遭受严峻考验；8月，传出新华人寿6亿元资金受困破产券商南方证券；同时，新华人寿连续8年盈利的业绩遭遇“会计造假”质疑。
　　　　2004年，曾被认为铁定上市的新华人寿，在上市门口摔了一跤。
　　　　除了这些，新华高管的变化也引起波澜。当时市场传言，新华总裁助理林克屏辞职，参与筹备联合人寿（后更名为合众人寿）。
　　　　然而，上述种种问题都不如新华人寿偿付能力不足的打击大。
　　　　2004年9月，《新快报》报道称，“8月27日结束的‘全国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研讨会’上传出消息，新华人寿由于连续三年偿付能力严重不足，中国保监会已下发监管意见书暂停其新开分支机构”。
　　　　该报道还称，“这些公司可能没有足够的赔偿和给付能力”。
　　　　偿付能力不足问题曝光之前，这家中国第四大的寿险公司风头正劲。同一年，新华人寿还号称，开业以来连续8年赢利，创造中国保险业的一个赚钱神话！
　　　　匪夷所思地，从不亏钱的公司居然偿付能力不足，这显然与常识相悖。
　　　　就在偿付能力问题曝光前后，坏运气如同多米诺骨牌，一个紧接一个，气急败坏的新华人寿不是反省，而是利用媒体专业知识的欠缺，偷换偿付能力的概念，虚张声势，强烈反击所谓“不实传言”。
　　　　新华人寿借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2003年对新华保险公司的审计报告称，“新华人寿2003年资产总计为243。79亿元，负债合计229。16亿元，公司的资产大于负债，有足够的能力履行合同约定的赔偿和给付能力”。
　　　　不仅如此，新华人寿还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资料，2001—2003年其资产负债的数据如下：2001年度，资产总计59。93亿元，负债合计45。7亿元；2002年度，资产总计127。65亿元，负债合计113。46亿元；2003年度，资产总计243。79亿元，负债合计229。16亿元。
　　　　同时，新华人寿保险公司2001—2003年税前利润情况分别是0。21亿元、1。62亿元、2。19亿元。
　　　　借助上述数据，新华人寿企图为自己开脱。
　　　　新华人寿其实已经部分得逞。迫于压力，《新快报》公开向新华人寿道歉并发布澄清文章（5）。
　　　　诚然，不能说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就立即会出现支付危机，这是《新快报》报道的瑕疵，但是仅仅因为净资产为正就认为偿付能力充足，亦是谬论！
　　　　实际上，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不是资产减去负债，而是“认可资产”减去“认可负债”的差额。其中，认可资产不等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实际计算中还可能低于资产，因为部分资产是要打折计入认可资产的。因此，用所谓净资产（资产减去负债）的概念，来代替偿付能力，甚至说明偿付能力充足，显然有偷梁换柱之嫌。
　　　　同时，如果一家保险公司连续多年赢利，基本是不会出现偿付能力缺口的，因为公司完全可以用赢利来进行弥补。假设连续赢利却出现偿付能力危机，或者只能暗示一个问题，就所谓连续赢利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会计报表游戏。
　　　　此后三年，新华人寿的走势也表明，媒体的报道除了专业上的瑕疵之外，并没有言过其实。
　　　　例如，2006年，新华人寿向保监会提交的2005年偿付能力数据仍然没有“及格”——“新华人寿总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的2005年偿付能力报告表明，其偿付能力充足率为61。32％，偿付能力严重不足”。
　　　　2006年6月28日，保监会向新华人寿公司下发《中国保监会监管函》（〔2006〕4号），作出三项决定，其中第三项明确规定：“在你公司偿付能力额度达到我会规定之前，不得向股东分红，不得增设包括营销服务部在内的分支机构。”
　　　　媒体的报道被一一印证。
　　　　但是，如果遮住偿付能力的瑕疵，新华人寿则是另外一番歌舞升平的景象。
　　　　根据新华人寿的数据，“2005年，公司实现保费收入210。8亿元，同比增长12％；市场份额达到6。1％，稳居寿险市场前列。截至2005年底，公司总资产达605亿元，总体实力持续提升。目前，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在全国拥有34家省级分公司，166家地市级中心支公司，779家营销服务部，内外勤员工近14万人”。
　　　　颇有意味的是，2004年8月26日在银川召开的“全国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研讨会”，共有3家公司被点名，除新华人寿之外，还包括太平洋寿险和中国人寿集团。这两者的偿付能力问题皆源于巨额的“利差损”，前者通过痛苦的再造，已经获得新生；而后者则长期成为悬在中国寿险之上的“堰塞湖”。
　　　　一位精算师分析，新华人寿面对的偿付能力问题，首先源于其不合理的产品结构——以趸缴为主的银行保险及团险业务占据新华人寿产品篮子的大半江山。尽管个人业务虽然增长较快，但是总体规模仍然偏小。
　　　　“1996年开业至2000年之间，新华已形成了以团险为主的业务结构。而2001年之后，银行保险异军突起，最终形成银保、团险双高的险种格局。”
　　　　以2001年开业的上海分公司为例，2006年1～11月份，新华上海分公司个险收入保费8477万元，团险2。18亿元，银行保险13。95亿元。其中，个险的新契约仅为3400万元，团险的短期业务仅为1838万元，而团险趸缴则高达1。53亿元。
　　　　从2000年开始，新华人寿保费收入每年都以超过100％的速度增长，2001年新华人寿保费达到22。98亿元，2002年达79。83亿元。尤其是2002年，新华人寿银行保险增长达1200％多，甚至超过了2001年的保费总收入。
　　　　经过两年的疯狂发展，2003年，新华人寿保费收入暴增到171。85亿元，市场份额由2002年的3。51％上升到5。7％。但是，这样的产品格局对于资本的数量要求颇高，成为压垮新华偿付能力的沉重包袱。
　　　　业务结构的短板仅是硬币的一面。
　　　　新华人寿偿付能力不足还可能和该公司急速扩张、过快消耗有关联。保险市场开放全面前夕，新华人寿曾经有一年内筹建25家分公司和105家支公司的记录。筹备一个分公司的费用在几百万至千万不等，如果分支机构扩张太快，可能对于总公司形成财务压力。
　　　　实际上，扩张的态势并未伴随全国布局的基本完成而停止。只不过其方向由纵向演变为横向——新华人寿将搭建金融控股平台。
　　　　而新华人寿原董事长关国亮曾面对媒体曾经大谈，“以新华人寿为核心成立新华保险集团已经获得批准。在我们的2007—2009年的发展计划中，完善集团战略规划方面不仅要做大格局，而且也要做出参股、并购银行和证券公司的规划；不仅要做好保险控股公司的规划，而且也要做出金融服务集团的规划”。
　　　　前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曾说：“过去20年，中国企业家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的诱惑太多，很难不分心。”
　　　　回首新华人寿的偿付能力危机，表面上是为单一的业务结构以及过快的机构扩张埋单。其实，这背后还隐藏更大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将在强人关国亮倒台之后陆续曝光。
　　　　皆为牌照狂！新公司毒药
　　　　“狼真的来了！”
　　　　2004年，经过短暂三年的WTO过渡之后，保险市场将于当年年底彻底开放。而面对海外巨型航母的虎视眈眈，除了少数公司外，多数人的底气都不足。
　　　　实际上，2003年之时，外（合）资保险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中资保险。外资保险主体从1992年的个位数，迅速增加到2003年末的37家，分支机构达到67家，外资或合资保险主体的数量已占全国保险公司的一半以上。
　　　　期间，除1996年当时负责保险监管的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新华、泰康、天安、华安和华泰五家保险公司之外，1996—2004年这8年之间，中资牌照一纸难求。
　　　　即使有新的中资公司出现，其实也是另辟蹊径。例如，2000年10月，1998年设立的保监会又批准4张有瑕疵的牌照，即专为合资而设的“壳公司”——民生、生命、东方、恒安。再如，2001年底的太平人寿与太平保险，这两家公司均以复业的名义回归内地市场，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
　　　　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全面开放，发放新的牌照，引入新的资本，保险市场对内开放成为应有之义。
　　　　年初之时，政策暖风频吹。
　　　　监管部门表明了开明的态度，“将完善保险市场准入机制，批设新的保险公司，为保险市场注入活力。有侧重地批设专业性养老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公司，支持保险公司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参股或设立再保险公司”。
　　　　数据显示，1996年以来，保监会已接到申请设立保险公司24家，资金200多亿元。“今年保监会审批新保险公司没有数量限制，将是成熟一家批一家，预计将新批设十多家保险公司。”
　　　　市场热烈追捧。
　　　　到这年的3月份，排队申请牌照的数字就已经上升为28家，涉及资金274亿元。
　　　　多年之后回首，这些资本肚子里至少隐匿三种盘算。
　　　　其一，巨大的市场空间想象和高额的投资回报诱惑。例如投资平安保险的中远集团在6年间年年分红，投资回报率超过400％。最初参与发起平安保险的招商局，在2002年退出时获得了10倍的收益；首钢2001年出资1。8亿元参与生命人寿，两年后首钢可分享的所有者权益达到2。75亿元，是当年投资额的152。8％。
　　　　这仅仅是表面，即使暂时不赚钱，但是保险公司特有的充沛现金流，更让长袖善舞的资本大佬们垂涎欲滴。
　　　　最最不济，稀缺之保险牌照亦可转手他人，炒牌照，这亦成为部分资本的小算盘。
　　　　这年的3月15日，保监会发展改革部召集这28家公司筹备组负责人开会。不过，这次会议却存心要给热心淘金的“资本们”泼冷水，敲警钟。
　　　　第一条就是关于投资风险的提示，与会的负责人被告知，“对投资回报周期要有心理准备：从国际经验看，新设立的寿险公司一般要经过6至7年经营才能盈利。”
　　　　同时，“保险资金运用受到严格监管，保险资金包括各项准备金、资本金、营运资金、公积金、未分配利润和其他负债以及上述资金形成的各种资产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渠道、比例范围内进行运用”。
　　　　监管部门显然希望传递两个信息：一是保险行业不是暴利行业；二是保险资金不是想用就用。不过，此后的事实表明，被热晕的资本们只有少数听进去了，其余或者心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侥幸心理，或者根本就是为“炒牌”而来。
　　　　经过斟酌和挑选之后，2004年6、7月间，保监会集中新批了18家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中资保险公司牌照。其速度之快与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这18张牌照包括了8家寿险，3家健康险，7家财产险，即所谓“8＋3＋7”格局。
　　　　链接：保险业“扩容”历史进程
　　　　1996年，首次扩容，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新华、泰康、华泰天安、华安5家保险公司；
　　　　2000年10月，4家专为合资而设“壳公司”——民生、生命、东方、恒安；
　　　　2001年，巧度陈仓，太平人寿与太平保险内地复业；
　　　　2004年，中国保监会8年来首度解禁中资牌照，一次性批筹18家中资保险公司，即所谓“8＋3＋7”；
　　　　2005年11月，长城人寿在京开业，截至年底中国共有保险机构93家，其中保险集团和控股公司6家，财险公司35家，寿险公司42家，再保险公司5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家；
　　　　2006年11月，正德人寿开业；
　　　　2007年1月，华夏人寿于西安开业；5月，长江养老挂牌开业；11月，国华人寿开业，成为中国第52家寿险公司。至此，中国保险公司达到104家，2004年保险公司大扩容基本收官。
　　　　除了上述18家公司之外，此后还有新公司陆续获得筹备牌照，包括当年12月批筹的阳光财险，以及2006年2月开始筹建的幸福人寿等。
　　　　不过，这些新公司的数量和速度均不如这18家公司。同时，由于批筹时间集中于2004年，阳光财险也被纳入广义的18家公司中。
　　　　由于新批公司较多，同一时期内居然有两三家公司都以“阳光”为名，难辨雌雄。“真假阳光”成为那个疯狂年代的一个小插曲。新牌照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资本暗战。事后事实表明，市场低估了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未来的持续注资能力。
　　　　而看似新鲜诱人的新牌照更成为很多保险高管的职业毒药，只不过品尝的时间早晚而已。年轻而脆弱的高管们，第一次体验到资本的善变、贪婪、狡诈，甚至是凶恶。
　　　　除了民营资本，这一年国有公司和健康的“优等生”们也获得了应有的垂青。
　　　　6月7日，太平人寿发起的专业年金公司——太平养老获得准生证。同日，“优等生”华泰财险的董事长王梓木也接过了寿险公司的筹建牌照。
　　　　与此同时，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再保险也紧锣密鼓地筹建新的子公司：寿险为主业的中国人寿瞄准财险公司；经营财险的中国人保眼热寿险和健康险公司；而已有财险公司的中国再保险则觊觎寿险公司及资产管理公司……
　　　　最终，除了中再，其他公司几乎都如愿以偿，甚至超过预期。
　　　　现今回首，18家新公司中的8家寿险公司，除了3家公司（华夏人寿、国信人寿和国华人寿）未改名之外，其余的名字均不是申请之名。而未改名之3家公司中，国信人寿已经被勒令停业，成为国内保险商业史上最为短寿的公司。
　　　　除个别公司外，多数寿险公司都曾经历痛苦不堪的股东更迭。最后开业时的股东，和批筹时的股东，几乎就是两拨人。
　　　　例如新公司之一的国民人寿，不仅股东更迭，而且名字也易名为“嘉禾”。
　　　　公开资料显示，国民人寿最初由北京物美投资、北京康平创业投资、华美现代流通、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北京和康友联、中诚信等6家企业发起，注册资本5亿人民币。
　　　　深究渊源，能够把这6家企业串联起来的，除了商场的“利”，更有校友之“义”。其中，嘉德的“老板”陈东升，以及中诚信董事长毛振华等，毕业于著名学府武汉大学。鲜为人知的是，陈东升和毛振华都曾经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
　　　　《中国企业家》杂志曾经报道，董老仙逝之时，为董老送别的人中，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董系企业家”群体引人注目。包括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田源、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嘉德在线总裁陆昂、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公司董事长艾路明，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聂庆平、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等，都是董辅礽的学生。
　　　　但是，这样的“义利组合”也没有走到最后。
　　　　开业之时，改名“嘉禾”的国民人寿，股东已经替换为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联想控股有限公司、重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
　　　　“义利组合”只是一种形态。
　　　　更有资本市场的“系公司”或者“族企业”，携关联企业或者暗藏幕后，或者跃居前台，于资本层面实现“控盘”。
　　　　零星的信息暗示，例如异常低调，私下却极度活跃的所谓“明天系”就曾经染指过至少一家新寿险公司，其中就包括命运多舛的国信人寿。
　　　　表10…7　2004年获批的新牌照前世与今生
　　　　（续表一）
　　　　（续表二）
　　　　（续表三）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表10…8　长城人寿股东
　　　　数据来源：保监会，数据截至2008年4月30日。
　　　　表10…9　长城人寿高管
　　　　资料来源：《长城人寿保险公司开业　王功伟出任董事长》，赵萍，《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1月28日。
　　　　能够领衔筹备之人，俱为保险行业之风流人物。
　　　　例如国民人寿之筹备负责人马鸣家，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司长，被称为“中国保险监管第一人”。获得新牌照之时，马虽已退休在家，但还是再度出山。
　　　　高管方面，国民人寿亦汇聚了能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原副总经理赵卫星担任总经理，2000年之前，赵曾经是平安保险集团的第三任常务副总经理，主管极为核心的财务和投资。而总精算师，则由先后参与两张生命表编制工作，曾经担任东方人寿总精算师的詹肇岚出任。
　　　　表10…10　嘉禾人寿股东
　　　　数据来源：保监会，数据截至2008年9月11日。
　　　　再如筹备中的国华人寿，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乔林，被股东邀请来担任这一重要角色。开业之时，多位高层莅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罕见地为一家新保险公司揭牌开幕，常务副市长冯国勤代表市政府发来贺信，乔林个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昭德人寿的筹备负责人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洪涛教授。之前，张洪涛教授还曾参与过四家“壳”公司之一的生命人寿的筹备。
　　　　表10…11　正德人寿股东
　　　　数据来源：保监会，数据截至2008年6月14日。
　　　　表10…12　正德人寿高管
　　　　资料来源：《五家股东各持股20％　正德人寿今在京开业》，马璐瑶，《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11月10日。
　　　　财险新公司方面，亦有强将。
　　　　例如第一家专业车险公司天平车险的总裁谢跃，此前是第二大财险公司太保财险的总经理助理，分管核心业务——车险，谢还兼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产险工作委员会车险工作部执行部长。这位车险行业著名的青年思想者，初到天平车险，即以“非核心业务外包的低成本车险模式”惊艳市场。此后，谢倡导“构建和谐共赢车险产业链”，试图延展整个市场的发展空间。
　　　　世界是平的。除了北京和上海，一位身居南方的官员同样按捺不住。
　　　　2004年5月16日，张维功，这位保险监管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辞去广东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星夜赶往北京，下海创业。
　　　　除了这些，保险新锐们亦不甘落后。
　　　　例如，太平人寿副总经理严峰，这位保险行业青年才俊，于当年的4月中旬左右低调辞职，转而负责筹备国信人寿。在此之前，严峰在太平人寿曾分管银行保险和团险业务，而银行保险是太平人寿发家的一大法宝。太平人寿之前，严曾担任友邦上海分公司助理副总裁（AVP），平安集团团险事业部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
　　　　18家批筹公司中，国信人寿的管理团队被公认为是“梦幻组合”：不仅严峰少壮得意，而且几位副总在业内均颇有影响，例如刘也，原为友邦上海分公司助理副总裁，是该公司最资深的本土人才。此后，刘也还一手开创了太平人寿在江苏的事业。
　　　　国信选择的商业路径亦是严峰最为熟悉和擅长的——银行保险。
　　　　借严峰在银行圈的丰厚资源，国信成立之初，出手就显不凡。国信人寿已经在2005年北京首轮银保网点切分大战中以93个网点的战绩初步告捷。稍假时日，又一个太平人寿式的崛起童话指日可待！
　　　　即便如此，国信仍旧功败垂成。2005年7月，国信人寿宣布停业，开始遣散员工，进入清算，最终“销声匿迹”。
　　　　资本和高管的暗战，成为国信分崩离析的根本症结之一。
　　　　首先遭遇挫折的，并不是严峰，而是张维功。初到北京，股东们给的待遇不低：星级酒店办公，专门配备奥迪车，还有诱人的股权激励。但是，怀揣憧憬的张维功一行很快发现筹建中的公司与自己所想，以及之前所谈相去甚远——两个股东实际控制了公司超过一半的股份，关于资本回报率也和以前说定的不一样。
　　　　表面上，此时的张维功进退维谷：前无进路，因为如不屈从资本的意愿，新公司断无前途；后无退路，张亦不可能回头为官。
　　　　不过，张维功的坚强个性决定了他的命运。搬出星级酒店，退掉奥迪车，两手空空的张拿出积蓄，携几个不愿意“遣散”的兄弟，开始艰难的找钱过程。
　　　　没有保监会的批文，没有股东的初始支持，捉襟见肘的窘迫，让这帮创业者倍尝艰辛——连打印四毛钱一张的A4纸，时间长了都担心承受不起。
　　　　同时，作为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张维功和创业团队还必须维持必要的体面。张维功回忆，因为没有车，张打车去一个国有企业谈投资。出人意料的是，距离这家企业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时，张先下了车，然后走过去，因为担心被人家看见打车来的。
　　　　“有的时候很绝望了，就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去死，死也是一种解脱。”张回忆彼时之艰难。
　　　　严峰最初的运气要比张维功好。国信不仅汇集了管理团队“梦之队”，而且公司亦于2005年年初成功开业。但是，开业之后资本暴露了本性。资本此时认为，筹备已经结束，牌照实际上已经到手，因此不再需要原来的打天下、拿牌照的人，而要自己控盘，甚至操盘了。
　　　　但是，谁能料想，性格刚毅的严峰并不为利所动，激烈反抗，最终鱼死网破。换一个角度，如果当时严峰为个人利益顺服，或许还可以享受高管待遇，而国信人寿依然存在，甚至于短时间做大规模；但是非善的种子一旦发芽，迟早会盛开恶之花。
　　　　这样的冲突，其实一开始就种下。因为多数新公司的筹备组与股东往往一开始就是“两张皮”，前者因拿牌有功顺理成章位居董事长或总经理，或者将公司视同己出；后者在掏出真金白银，投入资本之后，很难设想会愿意将公司控制权拱手让人，甚至还希望从中渔利。
　　　　和严峰不同的是，张维功亲手切割了几乎所有民营资本。
　　　　当张维功及其团队接触的企业达到389家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称“中石化”）成为透过厚厚云层的第一缕阳光。
　　　　与中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