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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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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价格战的摧残之下，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节节攀升，简单的五年期趸缴投资型产品事实上已经只有微利，甚至无利可图，更遑论期限更短的趸缴产品，除非投资收益出现类似2006年和2007年的重大逆转。但是，由于“银保渠道＋投资型保险”可以迅速做大规模，也有新老公司乐此不疲。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人寿挺进银保的股权伏笔。工商银行旗下的工银亚洲，通过参股太平人寿姐妹公司、同属中国保险控股集团成员的太平保险，与后者形成银保市场早期中国内地唯一一例有间接股权关系的“银行—保险同盟”。
数年之后，当安联保险入股工商银行之后，其在中国的合资寿险公司中德安联亦复制类似的股权纽带。
不过，太平人寿和工商银行可能走得更远。一个版本是，工商银行、太平人寿的母公司中保集团，以及外资股东富通集团三方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由新公司全资持有太平人寿、太平保险、太平养老与太平资产管理四家公司的股权。
2001年，发端于1999年和2000年的投资型保险突飞猛进。
这一年，投资连结和分红类新产品保费收入412。3亿元，占寿险保费收入的32。2％，同比增加28。8个百分点。异军突起的投资型保险迅速带动当年国内的保费收入达到2109。36亿元，同比增长32。2％。
时任保监会主席的马永伟颇为欣慰：“（这）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年。”32。2％的增长速度是过去8年，仅次于1997年的第二高增长。（2）
表7…1 1994—2001年中国保费收入列表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保监会。
这一年，资本市场先扬后抑，投资型保险随之潮起潮落。
特别是平安的投连险，从上半年的天之骄子，跌落为下半年的过街老鼠，诱发中国市场第一次保险产品公共危机。（3）
“投连危机”是划在中国寿险业的一道深深的伤痕。对于始作俑者平安而言，投连是一杯先甜后苦的酒，一段无法回避的记忆，或许也是一个洗心革面的起点。
投连之殇
接连的降息风暴，打得国内稚嫩的寿险业晕头转向。新产品开发赶不上降息的脚步，中国的寿险行业面对两难抉择：继续卖单，利差损越卖越大；收手不卖，庞大的销售队伍面对无米之炊，甚是难以为继。
头悬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最为市场化的平安马明哲苦寻解脱之法。
1997年左右，来自海外的总精算师Travor，平安所引以为傲的“外脑”拍马赶到，向马明哲献上一计，可以拉平安出困境。
此时的平安正如火如荼地邀请“洋大夫”麦肯锡对其进行全面的诊断，同样来自海外的专业人士Travor的意见自然备受重视。
他向马明哲介绍了海外市场正方兴未艾的投资连结保险。
这种新型投资型保险的奥妙在于兼顾保险和投资，不仅可以迎合中国投资者既要保障，又要赚钱的“贪心”，而且客户完全承担其中的投资风险，平安不用再为利差损发愁。相反只要做好服务，就可以赚钱。
同时，由于当时的股票市场正处于牛市，而保险资金借基金间接入市的大门洞开，平安似乎已经看到一个无比光明的“钱”途。
何等妙计！
于是，一个名为“凤凰计划”的投连险考察研究项目新鲜出炉。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凤凰是一种高贵的吉祥鸟，同时“凤凰涅槃”也寓意着死而复生，活得更精彩辉煌。
名曰“凤凰计划”，平安的苦心可见一斑。不过，这只凤凰不仅没能浴火重生，反而带来了一场“火灾”。这是献计的Travor和欣然接受的马明哲没有想到的。
两年之后，1999年10月22日平安推出了中国大陆第一份投资连结保险——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
这是保监会破天荒地以自己的名义批准的一款新型寿险产品（一般批准保险产品的主体都是保监会的部门）。而有据可查的资料，似乎仅有这一次，通常寿险产品审批或者报备只需要下面的专业部门就可以完成。
投连一诞生就成为“明星”，一扫此前寿险产品设计的呆板。
产品结构上，平安的投连于保险行业中引入“伞型”投资账户——即同一险种旗下设立多个投资账户，供不同客户按投资需要和风险承受能力加以选择和转换。这种结构类似基金行业的“伞形基金”，但是平安无疑比中国基金业领先。
运作模式上，投连险把保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购买保障；另外一部分进入投资账户，其风险和收益都由客户承担。
这样的设计使得平安完全可以挣脱利率变化的束缚，从而赚取稳定的无风险利润。
时任保监会副主席的吴小平说，平安这是在第一个吃螃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意味着可能吃到甜头，也可能被螃蟹夹到。
一语成谶。
平安是先尝到了甜头，后来却被螃蟹夹到！
毫无悬念，于上海试销的投连成为平安攻城拔寨的利器。
2000年的中国股市基本上是一个单边上扬的市场，上证综合指数全年上涨了51。73％，深证综合指数全年上涨了58。07％。2001年上半年，股指依旧震荡盘升，上证指数半年间上涨6。97％，创下2249。77点的历史新高。
受A股市场的刺激，平安投连险的账户收益率仿佛被打了一剂兴奋剂，连创新高。例如，设立于2000年10月31日的平安发展投资账户，截止到2001年6月30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为1。1946元，与设立时相比，增长率为19。46％，与2000年底相比，上半年净值增长率为8。81％。
投连巧遇牛市，威力大增。
数字为证。1999年上海寿险年终盘点，平安保费收入近34亿元（占42％），中国人寿30亿（占37％），太保约6亿（占7％），友邦约10亿（占12％），中宏8000多万（占1％），太平洋安泰约3000万（占0。4％）。平安首次超过中国人寿，成为上海寿险业霸主。
2001年年末算账，仅仅两个年头，平安保费收入高达65。6亿元，市场占有率51％，中国人寿则剧跌至23％，友邦（14％）与太平洋（10％）不分伯仲。
时任中国人寿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何静芝曾说，形势真正急转直下是在2000年，暗指投连。显然，火爆的投连成为颠覆上海滩市场格局的关键。这也为当时所谓的“两何之争”（平安上海的带头大哥何志光和中国人寿上海的领军人何静芝）划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
一年试点，成绩斐然。
吴小平评价称：“这一年来，平安上下非常努力，带头使中国寿险商品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可以说，平安对整个寿险行业起到了非常好的带头作用。”根据保监会的统计，2001年投资连结产品保费收入高达106。62亿元，同比增长542。26％。
不过，投连未来的发展，显然超出了预设的轨道。
于上海试点之时，投连尚在掌控之中。第一批700名投连销售人员，都是平安的精华，具有3年以上的司龄和保险从业经历。他们一旦被发现违规销售，立即将被取消销售资格。同时平安还安排100％售后电话回访，设计了第二道防线。
营销方式上，煽动力极强的产品说明会新鲜出炉，日后也会大行其道；同时平安撰写了业内第一份产品的软文和广告，都开创了金融营销的先河。
上海试点之后，投连如野草般疯长，北京、南京、宁波等21个省会和中心城市先后开始上演投连大戏。
久违的“排队买保险”的场面再度显现。
“福州客服中心里，每个客户怀揣一个装钱的袋子，争先恐后地挤向现金收付室那个小小的窗口，唯恐晚一秒就会与诱人的财富擦肩而过，福州客服部经理王义明向办公室借来高音喇叭，搬来长凳：‘大家排行队，按顺序来，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的！’
“那个时候，好像钱都已经不是钱了，甚至有一天一大早有个柜员在电脑下面发现了一叠5万元的钞票，过了很久才有客户过来认领！”
盛况之下，平安的部分销售开始变形——收益被放大，风险被缩小。
一些不恰当的信息到处流传，各地五花八门的宣传品层出不穷。例如，“一次性投入5万元，每年预期回报率如果是20％的话，30年后，连本带利达1068。23万元”。
销售乱象愈演愈烈。
2001年12月，平安PA18网站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纪理财”的月收益率最高为4。87％，运作14个月已累计为客户创造了16。14％的收益率。如此骄人的业绩，一直是平安的业务员游说客户最有力的佐证。
好景不长。到了2001年下半年，在清理银行违规资金、国有股高价减持、问题股地雷集中引爆等一连串打击下，股市大幅下跌，上证指数半年间狂挫25。79％。市场转头向下，投连账户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数据显示，2001年发展账户亏损454万，其中基金投资亏损305万；基金账户亏损6655万，其中基金投资亏损1972万。
投连险濒于危机的边缘。
2001年10月，保监会发布公告，针对新型寿险，例如投连、万能和分红保险，提醒消费者要认真了解产品特性，清醒认识自己将要承担的风险。这被认为是监管部门“对投连产品的风险性给予严重警告”。
2001年12月6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杜卫东撰写的调查《平安“世纪理财”：被隐藏了的亏损真相》。该文称，如果扣除买卖价差等各种费用，“0。67％的人赚了，99％以上客户至今入不敷出”。尽管其计算的方法，保险公司并非完全认同，但是，投连险亏损的情况引起市场极大的关注。
人潮又涌向福州平安。不过，这次客户不是为抢购，而是要求退保。平安福州分公司的“第一次退保事件”被炒作得沸沸扬扬。
很快投连“退保风”吹遍整个市场。到2002年上半年，投连险降幅高达36。04％，全国投连险退保率为4。9％。
受投连影响，平安的声誉备受影响，保费规模大幅下滑。面对这场可能危及公司生存的危机，平安不得不壮士断腕，除了拿出巨额真金白银进行补偿，马明哲亦亲自坐镇处置。
2002年在泰国芭提雅明星高峰会上，马明哲以《百年老店，诚信为基》做演讲，他对平安在投连中的失误作深深的反省。
平安总部成立了直接向马明哲汇报的危机处理小组，各地分支机构高度戒备，成立以一把手为责任人，由总经理室直接领导的投连专项工作小组，每天一会，发布投连简报和动态报告。同时启动中国保险史上最大规模的客户回访，逐步释放了风险，集体性诉讼案件得以避免。
颇有意味的是，投连事件不久，平安即被某媒体发起的首届“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评为最受尊敬企业。对于投连之殇，平安认为“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一群不恰当的人，卖给了不恰当的客户”。
但是，这是全部真相么？
实际上，就在媒体追打之时，就曾经有友邦的精算师撰文质疑称，就产品本身而言，同样存在重大的瑕疵——平安的获益可能多于客户，直指平安投连的收费。数据显示，第一代投连的费用普遍偏高。例如，主险合同包括5。26％的买卖差价、每月0。1％不等的资产管理费、投资账户转换费（首次转换免费，第二次按投资单位的1％收取，不得超过100元）以及退保费等。
这些费用远远高于开放式基金。或许有鉴于此，此后的新型投连险，绝大部分都大幅降价，部分公司的买卖差价甚至为零，完全和开放式基金类似。
由于初始扣除的费用偏高，如果按照标准缴费，客户第一年能够进入投资账户的资金相当有限。这样，即使平安在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的投资赚大钱，客户能够分享到的仍然是少数。
高费用显然会侵蚀客户中短期的投资回报。
2003年5月，保监会下发《个人投资连结保险精算规定》。平安等开办投连险的公司先后停止了原保单的销售。至此，第一代投连产品折戟沉沙，淡出市场。
投连危机是中国保险史上第一次因为产品问题引发的公共危机。
但是，这样的危机并没有因为平安的教训而消失。经年之后，中国人寿的分红、友邦的重疾以及财产保险行业的交强险，分别因为“分红不如存款”，重疾“保死不保生”，以及“交强险暴利”说而备受质疑，并掀起巨大的风波。
时过境迁，风雨之后，马明哲对于当年的投连危机亦有检讨和思考。马明哲在平安金融学院的讲话回忆：“当时整个公司陷入了上下各自为政，政令不通，指挥失灵的状态。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极为心痛！”
投连之前，平安其实是有预判的。“事实上，公司在推出投连产品之前，是提前考虑到产品风险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在执行方面出了问题，我们最终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了我们这支队伍。”
情况远比预期危险。
“那时候，由于队伍执行的偏差，使公司与客户之间产生了许多争议，一些客户对我们不再理解不再信任，甚至发生了些不理性行为。一边是上海分公司遭到近百个客户群诉围攻，一边是北京方面有客户到保监会门口静坐，而保监会是连连来电通知哪些地方又出了问题。”
无法回避。
“为最大程度挽回、重塑客户对平安的信任，公司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推动实施了‘百万客户大回访计划’。”
“我自己也曾在东北的一些机构，和几名公司领导一起回访过一些客户，通过回访，很多客户都表示理解公司，接受了产品，并表示不准备退保。”“前后我们总共回访了全国104万名投连客户，此项工作堪称平安史上的壮举，绝对值得写进我们的教科书。”
“这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那就是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和公司存亡的角度看待执行的问题——企业成功不仅在于战略，更重要是执行力。”
平安的分业抗战
分业经营是一把刀。
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对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以整顿199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失控的局面。
落脚保险行业，1995年10月1日出台的第一部《保险法》也明确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此时内地保险主体尚少，需要动手术的便是四家综合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新疆兵团保险以及平安保险。
首当其冲的是最听话的中国人保。
1996年，中国人保改组为中保集团，其下分设中保财产、中保人寿和中保再保险3家子公司。1998年，中保集团再度改革，被一拆到底，形成3家完全独立的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
2000年前后，新疆兵团保险和太保紧随其后，做完分业手术。新疆兵团保险改为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在把原有的寿险业务消化完毕后，成为专营财产险业务的公司，同时业务经营范围由兵团范围扩大到全疆。
太保仿照人保，一分为二。太保改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太保集团发起设立太保寿险和太保产险，注册资本均为10亿元。太保分业极大地解放了寿险的生产力，太保产、寿险分业经营后，寿险业务发展迅猛。统计显示，截至2001年11月底，太保集团实现保费收入204。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9％。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78。6亿元，同比增长24％；人身险保费收入125。5亿元，同比增长68。3％。
同为股份制公司，平安要固执得多。
几乎和国务院的规定同时，1993年，马明哲就在平安内部提出了平安走综合金融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当年年底，外资股东高盛、摩根登堂入室，极大开启了平安的国际化视野。（4）但是，平安做金融控股、搞综合金融集团的战略设想，和监管层分业经营的思路背道而驰。
宏观层面，1994年到1997年，分业经营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坚决地贯彻和执行，通过假回购、真拆借，大量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引发股市波动。于是1997年，中国的决策层再次强调“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平安不得不孤独地“违逆龙鳞”。平安心仪的模式是：集团控股模式，即由一个集团公司（或控股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产、寿子公司和投资子公司，由集团控股公司对业务、财务、投资、人事、计划和风险内控等重大决策进行统一管理的分业模式。（5）
这和监管层的要求直接相悖。
平安从1996年即开始着手分业准备，但是方案并未顺利通过，1998年和1999年分业方案更是两度被驳回。
平安集团现任副董事长孙建一回忆当时的压力：“分业的时候，保监会召集全系统开会，监管领导当众批评对分业执行不力的平安，马总回来说，大家的眼光齐刷刷地向我射来，但我觉得很坦然，我相信综合金融是国际趋势，对平安也是有利的，那就坚持吧。虽然事后证明平安是对的，但这一挺7年的艰难常人无法体会。”
面对困境，马明哲的策略是一个字“拖”。
不仅“拖”，平安还不放过吃“窝边草”的机会。1996年，平安完成对工商银行珠江三角洲金融信托的收购并更名为平安信托；同一年更在信托公司名下正式成立平安证券。
不过，“拖”亦有代价。
当时马明哲求见监管部门的领导，曾遭遇提出“只谈五分钟”都遭拒的尴尬。同时。平安分业没有完成之前，监管机构一直不审批平安新的分支机构。1994年至1998年期间，平安经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批准，在郑州、太原、兰州及部分中心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但是保监会成立后，只核准了其中少部分分支机构开业，仍有43家分支机构尚未恢复业务。直到分业改革完成之后，这些遗留机构问题才一并解决。（6）
跨过20世纪，宏观环境天翻地覆。
1999年10月22日，经过25年12次的尝试，美国国会最终决定废除《格拉斯·斯蒂哥尔法》及《银行控股公司法》的限制，取而代之以新法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新法案允许美国金融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分公司从事任何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金融业务，而不受到法律约束，从而结束了美国半个多世纪分业经营的局面，宣告混业经营的正式到来。
同时，中国加入WTO在即，本土金融企业即将被卷入更大的开放与竞争的形势，鹿死谁手尚难预料，监管层的思路从“管制”防风险，开始向“促进发展”转变。
2001年12月7日，保监会同意了平安按保险集团模式进行分业改革。2002年4月2日，平安分业改革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平安成为最后一家完成分业经营的保险公司。2003年2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平安金融控股架构正式确立。8年的磨蹭，平安终于获得了一张完全的金控牌照，成为当时继光大集团、中信集团之后第三家金融控股集团。
2003年底，平安集团凭借平安信托，和汇丰联手收购了福建亚洲商业银行（后平安取得控股权），更名为“平安银行”。平安成为首家并购银行的国内保险公司。但是，随后于广发银行的世纪之争中，平安最终不敌花旗银行和中国人寿，成为其实施银行战略以来最大的挫折之一。
平安之版图中，未来3～10年，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将成为平安新的利润增长点；未来5～15年，消费信贷、年金、健康险、第三方资产管理等业务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汇丰的客户平均从汇丰购买4。9个产品，花旗是6。7个，汇丰单一客户的平均利润1629元，而平安的（增长）空间还是比较大。”
平安综合金融的协同效益也开始显现。2004年到2005年，平安寿险交叉销售平安产险8。73亿元和13。38亿元。同期，平安产险交叉销售平安寿险5。40亿元和2。52亿元。
但是，究竟要不要综合化，H股上市之时，平安亦无数次被专业投资者问及，全球已经不流行综合金融了，平安为何还要做？
马明哲对之曰，“国情、司情和做法”，“公司已经拥有庞大的客户群、销售渠道，并建立良好后台，拥有了成本和品牌的优势”。
天下大事，从合至分，再至于合，中国的保险业经历一个轮回。面对混业，乃至更为摩登的称谓“综合经营”的趋势，一个横跨分业监管鸿沟的超级监管呼之欲出。
1998年，英国以及日本将国内金融业的多个监管者合并为超级监管机构后，丹麦、冰岛、韩国、挪威、瑞典和德国等国也纷纷开始效仿此种单一金融监管模式。2008年，华尔街深陷次贷危机，握有更大权力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FED），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金融业的超级监管者。
就中国市场，2006年也曾讨论，中国将建立一个规格高于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和财政部门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计划。
车险费改生死劫
2001年10月1日，全国车险市场产品费率改革试点正式启动，改革突破口选在广东省（包括深圳）。
和中国其他商品价格改革类似，中国商业保险产品和费率的管理经历了从无监管，至严格监管，再到逐步放松监管，之后可能又部分收紧的过程。
时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夜，选择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监管层显然受到“春天的故事”的影响，期望拉动一场全国性变革。由于机动车辆保险在整个财产险中占有极大比例，也是各家财险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车险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国内之车险改革也选择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策略。
保监会的决心很大：“我国将在广东省进行机动车辆保险（简称车险）费率改革试点，车险费率由保险公司自主制订、监管部门审查备案。即从10月1日起，广东省的同一家保险公司，在不同城市可以实行不同的车险费率。在同一城市，各保险公司也可以实行不同的费率标准。”
但是，中国的产业发展常常陷入一个“怪圈”：一放就乱，一收就死。2001年试点，2003年正式推广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没能逃脱这个魔咒。
新进广东市场的华泰保险打响了车险降价的第一枪。2001年12月18日，就此拉开了持续半年之久的车险价格大战。华泰的方案是：将市场车险客户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车险费率一律调低至55％；第二类是事业单位、银行系统（均系国有企业）等单位自用车辆则下调至35％；第三类是个人用车等非营运车辆则下浮25％，出租车等营运车辆费率不变。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大幅降价并没有吸引保户蜂拥而至。业务量反而下降了10％，保费收入下降50％。其中的原因在于车险的客户其实是掌握在中介渠道手上的，华泰的折扣表面上让客户得利，其实是让中介受损，显然中介不会把业务“卖”给华泰。
吃了大亏的华泰，后来在掌门人王梓木的带领下，洗心革面，远离赌博，远离车险，专心投资实业，略有小成。
掌握客户资源的中介成为中国车险行业的一个“寄生虫”，他们挟市场以令公司，吃拿卡要，拖欠保费，提供虚假信息（应收账款问题和客户资料失真是埋藏在车险经营中的“两大毒丸”，但是这鲜为外界知晓），甚至内外勾结，理赔时跑冒滴漏，但是只买保单的保险公司却不得不低头，长期以来无力改变现状，直到各家公司被迫加强电话直销的渠道才略有改观。
一家专业车险公司的高管曾经开玩笑，车险就好像中国的“哥德巴赫猜想”，谁能破解，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广东试点之时，一边是华泰的明折；另外一边其他公司表面上没有参与打折，但都加大了“回扣”的比例，打起了暗折。
明争暗斗，剑拔弩张，一场血雨腥风的价格大战拉开了帷幕。6折、5折、3折、最后打到了2。8折。市场用“割肉”、“出血”、“自杀”来形容2002年初广东市场的车险价格战。
深圳市场也不例外。
车险费率放开后，情况就比较混乱，车主购买车险曾经一周一个价。有时是9折优惠，有时是7折，有时是5折，最低曾经达到过2。8折，莫衷一是。
2。8折的车险是否能够赢利，显然不能。粗略估计，车险综合赔付率平均在45％～60％左右，税收总计大致为6。5％，保险公司平均费用率大致为15％左右，车险代理手续费低水平估计平均15％～20％左右，剩下的即为最大的折扣空间。
费率市场化之后，车险行业逼近全行业亏损的危险境地。同时，2001、2002年受银行汽车信贷的支持，新车新手大量上路，风险集中爆发，这成为压垮中国车险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全行业亏损成为挥之不去的艰难宿命。人保财险上市之后，第二年就交出了不及格的成绩单，皆拜车险亏损所赐。
和彩电业的价格不同的是，保险的亏损会在一段时间内被隐蔽，产生一种可怕的“假赢利”幻觉，这种幻觉使得保险公司在价格战中异常“勇猛”。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虽然每个月需要支付一大笔理赔费用，但只要所收入的现金高于理赔费用，它仍然会打价格战，饮鸩止渴，并以此恶性循环。
亏损的风险惊动了高层。
保险公司和行业协会想到了所谓商品行业的“价格同盟”来应对愈演愈烈的价格战。
从彩电业到空调业，从电脑业到民航业……中国的企业都曾经先后有过价格同盟的经历，但其结果却总是差强人意，或者不了了之。
链接：保险价格同盟的“囚徒困境”
《中国保险报》报道，当年短短的六个月里，广东车险五次价格同盟，五次均因内部出现“叛徒”而告吹——谁叛变，谁得益；早叛变，早得益。
极端的情况下，下午缔结同盟，晚上修改政策。“囚徒困境”成为车险价格同盟挥之不去的魔咒。
价格同盟不行，各公司又搞起了《自律公约》，其核心条款是：保险公司给予中介的手续费将不超过保费的15％；将组成“广州地区车辆保险协调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研究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中各种违规、违法、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和行为。
但是，《自律公约》也没能管住市场。
价格同盟和自律公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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