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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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楠：在中国大陆，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档案里记载的是“组织”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鉴定和评价。而每个人的档案都按照级别、系统等等储存并保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档案是非常神秘的。由于有着极其严密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人们不可能自由地翻阅自己的档案，而受到严格控制的档案材料也更不可能流散到社会上。

　　　　然而，就在1998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份被装订成册，厚达六卷，几十万字的个人档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旧书摊上，被当作文物待价而售。档案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杜高”，很显然这是一个名叫“杜高”的人的个人档案。

　　　　杜高：在1979年的春天，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的时候，正式告诉我，向我宣布，这份档案已经全部销毁。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五十多万个右派，还有“文革”中受到磨难的，受到冲击的干部，他们的所有的政治档案全部销毁。这是中央决定的，因为这是不实之词，那么我以为这个档案已经销毁了。

　　　　解说：但是，这份在杜高看来本已销毁的档案并没有化为灰烬，而是流散到社会上，最后出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这份档案的是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李辉先生。这位喜爱寻访旧书摊的青年学者在见到这份档案后立即买了下来。恰好这个时候，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反右”运动中“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专著。在随后发表在《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里，他使用了杜高档案中的一些材料。杜高在看到这期报纸后，与李辉取得了联系。在李辉那儿，杜高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档案。

　　　　杜高：我亲眼看到了我的这份档案，这一份对我说来是非常神秘又非常可怕的，跟随了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档案。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笔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写的，对我的揭发，对我的检举。这些材料我都看到了，我震惊了，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档案。

　　　　我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感觉到一个历史的影子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到呼吸都有些急促，我的情绪应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想不到的，特别是有很多批示，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来对待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档案是从1955年开始，那个时候，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很单纯的那么一个青年。

　　　　解说：杜高可以说是少年成名。他十二岁起就发表散文，十四岁开始发表剧评，十九岁就担任《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集。1952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后，被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第二年，杜高进入刚刚成立的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在创作室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个创作室老中青结合，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而在杜高身边，也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青年朋友。

　　　　杜高：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都做着艺术的灿烂的梦，我们都怀着很美好的理想，很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从事的专业上，能够做出一些贡献。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谈读书，谈看戏，在一起玩，我们成了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汉，都没有成家。

　　　　这是1954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指着画面上的照片），这个人叫罗坚，这个人叫田庄，这个人叫蔡亮，这个人叫汪明，中间这个是我。现在就只剩下中间的这个人了。当时笑得多灿烂！那真是很年轻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讲，是充满阳光的岁月。

　　　　陈晓楠：在20世纪50年代，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在文艺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他们身上涌动着青春的激情，他们自信会拥有美好的前程。但是，随着1955年的一场“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这群一心沉醉于艺术之梦中的天真青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卷入到政治运动的漩涡当中。杜高的档案材料就是从这场“肃反”运动开始的。这一年，杜高二十五岁。

　　　　解说：“肃反”运动的前奏就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声讨。1955年，以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遭到震荡的开端，也正是这个运动导致了杜高整个中青年时代的灾难。

　　　　杜高：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跟我住在一个小楼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很勤奋很有才华的作家，我非常爱这个人，他就是路翎。我跟他住在隔壁。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所以是很好的朋友。没有想到的是，1955年，他由于和胡风先生的关系，被作为胡风集团最重要的一个分子，开始批判他。

　　　　解说：路翎受到批判，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处境也十分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和路翎关系密切。尽管他们与胡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没有见过胡风本人，但是灾难还是落在了这群年轻人的头上。

　　　　杜高：到胡风问题一爆发，我们都被隔离审查，要我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胡风是怎么指示你们的？你们是怎么为胡风服务的？你们是怎么执行胡风的指示，来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吓得不得了。我后来听说，把蔡亮关起来的时候，他那时才二十岁啊，是美院的研究生，他都吓哭了。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胡风啊，我讲得出什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陶冶，他在文化部工作，文化部对外联络局的，做对外文化联络，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他那时和周而复、郑振铎他们出国访问去了，回来一下飞机，来了两个人，把他直接带回文化部，不许他回家。他问，怎么了？那些人说，要你交代跟胡风的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胡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交代什么呢？那个人马上掏出公安局的一个什么证件，说，你交代杜高、汪明给你的密信。因为胡风集团是从他们的密信开始揭出来的。他一听就知道糟糕了，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他也马上被隔离起来，他知道自己陷入一个很大的政治案件里面了。

　　　　陈晓楠：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派人强迫杜高搬家，从青艺宿舍搬到了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面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后来杜高才知道，这里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刚从这里被公安局逮捕。杜高搬进来之后就失去了自由，开始隔离反省。而他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等人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在当年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被打倒者往往会被冠以某些特定的名号，这一点上，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名号是“小家族小集团”。

　　　　杜高：因为胡风是一个集团，然后一看我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就想这也是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叫“小家族”，说我们是个“小家族”。为什么叫“小家族”呢？大概是哪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随便那么说的，说我们都是一群流浪儿童，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一个“小家族”。这样，不知道谁这么说起来的，后来就叫“小家族”，那么人家一听，这个小集团还有个名字呢，那不更好吗？那么就开始深挖，就各个击破。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杜高在1955年7月31日写的《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杜高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真诚态度。而在另一份专案组的上报材料《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中，它们已经演变为“小家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了。

　　　　杜高：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写了很多材料来交代，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说话是非常随便的，无所顾虑的，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消息，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都是文艺界的一些消息吧。那时认为是不许谈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叫作流言蜚语，说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这就严重了。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党提倡的是革命集体主义，而我们这些人是表现自己的个性，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解说：同任何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属于年轻人的弱点和缺点：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杜高曾经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相互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但就是这样一句话，不知被谁检举揭发，经过专案组的改造，变成了“小家族集团”的“政治纲领”，含义就是“小家族”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在杜高的档案里，像这样的检举材料比比皆是，就连他十六岁时写的文章都成了他反革命的物证和罪证。

　　　　杜高：到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档案的时候，我才懂得政治运动的档案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收集了这么一大堆材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劳改了，他就不能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些革命表现的，那些材料都不要了。他就专门抽那些对你不利的，哪一点是讲了一句对共产党不满意的话，或者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些材料。所以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我原来想不到的。我以为一个人的档案应该是反映他的各个方面，很全面很客观的，但不是这样，档案是按照运动领导人的意图，经过选择，经过编选，经过改造的。

　　　　解说：在隔离审查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之外，杜高还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杜高：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群众斗争会。在我们机关里，由剧协的一个副秘书长来主持这个斗争会。他宣布，把反革命嫌疑分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给我定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进来！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带进去，让我站着。那个时候很热啊，1955年的夏天，非常酷热的天气，我一直流着汗笔直地站在那里，要我交代跟胡风的关系。然后大家呼口号，你不老实什么的。我感觉到这个斗争会，倒不是呼喊口号的那个声音，要打倒你呀，要你交代问题呀，你老实点呀，这些话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比这更刺激我、压迫我的是会场上一些人的那种表情，因为开斗争会的那些人啊，都是机关里面原来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但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你在挨斗，他在嘲笑你，他对着你笑，你越狼狈，他越高兴。这种人对人的冷酷，这个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呀，对当时的我，对我的自尊心的伤害，真是很惨重。

　　　　解说：到了1956年10月，也就是在杜高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总算有了个说法。

　　　　杜高：给我的结论说：这是几个青年，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就这么个结论，给我们行政降级处分。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摆到我的档案里面去，因为没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没有给我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只是说我们思想落后。他不能认为搞了你十七个月呀，搞了一年半，不能说全搞错了，他不能承认这个搞错了，于是又说我们思想落后，说我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挑了我几个作品吧，几篇文章，说我有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说我搞那个小圈子活动吧，那么给我行政降级处分。

　　　　解说：与此同时，“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分别受到处分。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分配到西安、贵州等地。经过这场运动后，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形影不离了。不过，“肃反”结束后，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但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又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陈晓楠：在杜高的档案原件当中，还塞着一张日期表明是1955年8月12日的一张小便条。这一天，杜高正在群众斗争大会上接受批斗。而这张便条里面，提到了吴祖光、黄苗子的名字。实际上，这一张小纸条的出现，可以说预示了另一场运动的来临，其中的一个大案就将会涉及戏剧家吴祖光等等另外一大批的文人。而和吴祖光关系密切的这个所谓的“小家族集团”自然也脱不了干系。1957年春天，刚刚恢复自由的杜高被安排到成立不久的戏剧出版社。这一年的年初，费孝通先生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春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就在这短短的春日里，杜高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几件事情。他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看望了路翎的夫人，发表了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讽刺官僚主义，并且和诗人唐湜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来批评剧协领导。就是这样的几件事情，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斗争中，统统被算作杜高的右派罪行加以声讨，并且载入档案当中。

　　　　解说：从1956年开始，杜高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为了不让时光荒废，开始自学俄语。他还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在这份刊物上，他读到了很多批判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文章，深有感触的杜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杜高：这个时候，我在一个党支部书记的鼓励下，写了一个自己问题的申诉。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敢讲真话，有一种正义感，愿意表达我的真实的政治思想。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那个党支部书记，他要我把申诉信交给他，由他转送。他是个老党员，又是我们这个创作室的党支部书记，我很信任他，觉得他很关怀我，而且很同情我。我告诉他，我的这些朋友，被打成“小家族”的这些人，受到处分的这些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热爱我们这个祖国的很纯洁的青年。我说，难道我们不能够交朋友吗？难道新中国、新社会不允许年轻人在一起有一种很美好的友谊吗？我希望我们党要爱护年轻人，不要惩罚年轻人，不要夸大年轻人的弱点，而且不要把一切人世间的现象都归结到阶级斗争的现象里面去，不要用一种社会学的公式来套用到一切生活现象上去，生活现象是丰富多彩的，是复杂的。我当时表达了我这样一个青年的一些观点。另外，我特别引用了苏联对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批判材料。我希望，我热诚地希望我们的党中央能够从斯大林的错误里面吸取教训，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我是热诚的也是大胆的更是幼稚的。

　　　　解说：杜高没有想到，这封信交到党支部书记手里后，不但没有寄出，后来反倒成了杜高攻击“肃反”运动，为“小家族集团”翻案的罪证。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紧接着，一场“反右”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中国剧协的气氛也随之大变。这位书记抖出了杜高交给他的申诉信后，揭露杜高的罪行。他高升了，成了“反右”五人小组的成员。

　　　　杜高：这时，我们机关里已经开始“反右”了。从“鸣放”忽然变成“反右”。“反右”第一个揪出来的人就是罗隆基，因为罗隆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要为“肃反”的无辜者平反。汪明是个很天真的人，是个很单纯的年轻人，他一看这个形势，马上就来跟我讲，这可不得了，我们不能跟罗隆基弄在一起呀，我们得来一个表态，就是说，我们只是对机关里面的“肃反”整了我们，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和罗隆基那样整个地反对共产党可不一样，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汪明是想在这么一个氛围里来挽救自己，就跟我两人联名写了一张表态的大字报贴了出去。真是很可笑，很可悲，很可怜。我们想挽救自己的命运，两个小青年，想在这么一个大运动里面，做一点努力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当然是挽救不了的，而最后就成为人们拿来批判我们、嘲笑我们、谩骂我们、讽刺我们的一个反面材料。

　　　　解说：对杜高来说，1957年春天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电影界最大的一个右派。

　　　　杜高：如果从个人关系的接触讲，吴祖光跟我们的友谊更密切一些，因为他的家里更好玩，新凤霞对我们又非常好，他家里文化气氛非常浓郁，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到他家里去。我们叫他祖光大哥，他叫我们小弟弟，他们住的那个院子里，还有黄苗子、郁凤夫妇，电影家戴浩和音乐家盛家伦。

　　　　解说：多年来，吴祖光、黄苗子他们和这群年轻人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当听说杜高他们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后，吴祖光还在一些场合为他们说过公道话。因为在他眼里，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被看成是反革命分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不过，也正是吴祖光的这种率真给自己招来了大祸。1957年，他在整风会上一个诚恳而委婉的发言，被冠以《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标题发表在《戏剧报》上。最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人被打成了“二流堂”右派集团。

　　　　杜高：到了“反右”，吴祖光一下被揪了出来。他一打成右派，灾难就又一次落到了我们的头上了。就把这个“小家族”，就是原来想挂到胡风那里，以胡风为首的这么一个外围小集团，“肃反”时没有挂上，现在正好接上吴祖光这个“二流堂”的小集团了，这个很顺理成章了。那么“反右”运动，“小家族”就变成吴祖光为首的一个小集团了，而这个小集团被定性为“二流堂”的第二代。“二流堂”的人是一群老艺术家，黄苗子、丁聪等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他们这样做要证明什么呢？要证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资产阶级也需要接班人，你看他们的接班人就是杜高这批人了，原来黄苗子、丁聪、唐瑜、吴祖光这一批文化人，在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就跟无产阶级对抗，现在他们到了新中国了，到1949年以后，他们培养了他们的第二代，就是这个“小家族集团”，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下去。这样，这个罪名就成为“小家族集团”最后的政治结论。

　　　　陈晓楠：“反右”运动开始之后，位于北京城中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中心战场。1957年夏季里炎热的三个月，在杜高看来，也是大批判烈焰冲天、令人窒息的日子。文学界的“丁、陈反党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还有美术界的“江丰反动集团”，就在这座大楼里被轮流批判。杜高虽然已经受过一次“肃反”运动的锤炼了，批判者们也斥之为“顽固的年轻的老运动员”，但是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斗争大场面，还是不断地让杜高感到心灵战栗。

　　　　杜高：几千人啊，当着几千人的面，你没有申辩的权利！你只有听人家的。哎呀，那个台上发言的人义愤填膺地揭发你的罪行，台底下就一片啧啧声，表示愤慨，表示吃惊，台上的人就更加来劲，全场怒吼声响成一片。这样子的吼声啊，在当时是使人灵魂都要颤抖的，是很有威力的。

　　　　解说：对“小家族”的批判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共青团中央礼堂召开的有两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新闻片。

　　　　杜高：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搞一部“反右派斗争”纪录片准备放映。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在这个会开完以后，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老先生，叫陈北鸥，也在文联大楼，跟我一起工作，他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地告诉我说：周总理救了你。我说：怎么了？他说：周总理昨天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说，哎哎，都是年轻人，要挽救，这个片子不要播了。陈北鸥偷偷向一个右派分子传递消息，是冒着风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同我划清了政治界限，要把右派彻底孤立。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除了他自己的检讨和交代，还有许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在大批判的高压下，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只能不停地写检举材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作敌人来鞭挞。

　　　　杜高：比如像汪明，我说他非常悲惨。他还是像“肃反”运动一样，还是跳上台去揭发，坦白交代自己，揭露吴祖光，揭露小集团。他为了表白自己，交代了很多，有些很不实事求是，有意丑化、夸大了的。他为了表现自己，你看我对党是多么忠诚啊，我是多么愿意坦白，把我思想灵魂里面的最肮脏的东西，我都给交代出来，把我们讲过的什么话，开玩笑的话，什么都写成材料。所以，后来吴祖光夫妇还有几个朋友对他不是很谅解，但是我还是从心里非常同情他，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热情的年轻艺术家，而且他是很要求进步啊，他的确是很信任、很拥护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解说：朋友间的相互检举和揭发不但没有保住自己，相反，这些材料反而成了“小家族”新的罪证。批判“小家族”的文章和发言接踵而至，一篇又一篇，调子也越来越高了。

　　　　杜高：发言集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小家族”怎么反党，从政治上对我们进行揭露和批判。还有的发言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生活怎么腐化，怎么糜烂，资产阶级的享乐，而且玩弄妇女，拼命地丑化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都没有结婚，特别悲惨的是汪明，我知道他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结果他的右派罪行里说他玩弄妇女，我每想到这个都很为他悲伤的。所以在“肃反”运动里，有一天晚上，专案组一个女的，来审讯我，要我交代：你和哪些女孩子恋爱过？你心里喜欢过谁？你们干过些什么？我当然都老老实实交代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纯洁的青年，我和谁跳过一次舞、看过一次电影，或者一同吃过一次饭，我都交代了。我也有过一次恋爱，很年轻啊，都交代了。她还不满足，没有尽兴，再问：你跟那些女的到了什么程度？接过吻没有啊？你看，我那个时候很不好意思，她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妇女，早已经结婚的人，她还要追问：你和谁发生过关系没有？我说没有。那你心里想过没有？我是一个男青年啊，我想过啊，我不说谎啊！她说：你要老实交代这个。她对这个兴趣很大。我现在回忆起这些审问，我感觉都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摧残。

　　　　陈晓楠：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和“小家族集团”的全部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一位副部长在会上宣布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田庄、陶冶随吴祖光等人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戴浩、杜高和汪明另作处理。这时候，杜高已经预感到对自己的处理会更为严重，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杜高：1958年4月18日，这一天我当然是不能忘记。那天一早我到文联大楼去，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把几个，一共五个要送去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的右派，叫到党委的办公室，就告诉我们：要让你们看“反右”结论，在结论上签字，看你同意不同意。我根本都没怎么看，我就看了一眼，他们用手蒙着那个纸啊，最后一行不要我们看，就看你同不同意你的这些罪名。这个已经批判了无数次了，我一看不就是“小家族”啊什么的，吴祖光啊，不就这些内容嘛，我就签了一个字，同意了。然后他把手拿开，根据以上的这些罪行，决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个时候从隔壁的屋子里，走进一个公安人员，夹着一个黑皮包，他已经埋伏在那里，已经等在隔壁的屋子里了。他进来，把我们带走了。卡车就停在文联大楼的门口，公安局的卡车等在那里把我们送走。我们被押上了那个卡车。所有大楼里的人，没有一个跟我们打招呼的。我们穿过文联大楼，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那个楼，第三层，从那里走过。我印象里最深的，唯一的一个就是把周总理不让放电影的消息偷偷告诉我的那位陈北鸥先生，他一个人跑了出来，跟着我的脚步在我的后面说了一句：“你会回来的，早一点回来。”这两句话我心里很感动，就他一个人悄悄地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就下楼了。我们就被送到公安局东单分局。到东单分局干什么呢？是让我们两个手掌都摁上黑色油墨，留下我们的手掌印，这就是犯人档案，因为每个人的指纹掌纹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这个犯人就进了公安局了，我这才懂得了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每人摁了手印以后，就把我们送到半步桥北京监狱的收容所去了，我也就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我的劳动教养的生涯了。

　　　　陈晓楠：劳动教养的日子是十分难熬的，但是对于杜高来讲，痛苦不过刚刚开始，还有更大的饥饿、屈辱和罪名都在等着他。那么，杜高的生活究竟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他的档案里还记载了哪些辛酸往事？而他在解除劳教之后，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另外，杜高的那些好友们，又是怎样一个一个地离开人世的呢？下周请您继续关注“口述历史”。
杜高档案（下篇）
　　　　陈晓楠：1998年，青年学者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意外地发现了戏剧家杜高的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可以说，杜高的青春就是由这厚厚的一堆档案材料组成的。李辉后来回忆说，当看到这个档案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会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这样的一些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后期的档案材料，是他从1958年到1969年整整十一年六个月间强制劳动改造的记录。而塞进档案袋里的，无非都是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自己写的思想改造汇报、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检讨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底发生的两个窝窝头事件，李辉在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对杜高说，这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吧，只不过这个喜剧里面浸透了杜高的眼泪。l米l花l书l库l ；http：//www。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