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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记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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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里的一个大家庭（1）图
建国之初，中共七大当选的中央五大书记有四位住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周恩来住在西花厅，刘少奇住在字廊，爷爷先住在含合堂，后住在永福堂，都是四合院式的平房。 1952年，爷爷从永福堂搬到了中南海的西楼大院。这个院子是中南海西南部的院中院，建国后又新建了几座楼，分别为甲、乙、丙、丁楼和西楼会议室。甲楼是刘少奇家，乙楼是我们家，这两处都是四层高的住宅楼。丙楼和丁楼是西楼院落里较大的两栋，为中央办公厅机关。丁楼东头有一栋两层带大屋顶的老式小楼，小楼的一层被一排屏风一隔为二，左边为会议室，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在这里开会，右边是我们和刘少奇、###几家的餐厅。一到节假日晚上，将屏风一撤，这里就成了电影厅或跳舞厅，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的许多娱乐活动基本上就在这里进行。 在中南海大院里，还住过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振林、陈毅、陆定一、胡乔木等一批高级干部，还有几十位工作人员的家。在这些家庭里，爷爷家算是人口最多、最热闹的大家庭。 爷爷一生中有两个儿女，除了和萧夫人生了我父亲朱琦外，还有一个女儿叫朱敏。虽然爷爷在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只字未提姑姑生母的情况，但从姑姑回忆爷爷的书中可知，她的生母叫贺治华，曾和爷爷一起到法国、苏联留学。姑姑在回忆中曾说：“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爹爹……”这恐怕就是爷爷后来绝口不提姑姑生母的原因之一吧！ 在我的记忆中，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家里曾经有很多小孩子，其中就有我姑姑朱敏的两个孩子——刘建和刘康。小时候，他们在我们家生活了几年，上小学后，就又都回到我姑姑身边去了。 剩下的其他孩子都比我大，我管他们叫哥哥或姐姐。当时我就问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哥哥姐姐，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奶奶总是笑而不答。 等我长大了一些后，从奶奶的讲述和有关的信件里，我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委： 爷爷年轻的时候，全家人节衣缩食，甚至举债供他念书、求学；他参加了革命后，又连累亲族在白色恐怖中倍受煎熬，遭受迫害。 建国后，爷爷没有忘记家乡亲人支持他、支持革命的恩情。他想尽自己的能力对他们有所报答。思来想去，爷爷最后决定，还是让家乡亲族送几个孩子来北京读书，好将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当时，正好在北京工作的爷爷的一个侄子要回四川老家探亲，爷爷就把他叫到中南海，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回去后与亲族的各家商量商量，每家送一个孩子来。 爷爷说：“到北京是来受教育，所以你要告诉家里人，不要挑岁数大的，要挑在学龄左右的。来了从小学学起，一直到大学，争取能培养出几个真正的人才。” 没想到这人回去后，却将亲族中的五十多人送到了设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然后要来北京…… 中共西南局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爷爷后，爷爷非常生气。他说：虽然是建国了，但国家尚不富裕，老家“哗啦”一下子来这么多人，那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负担！于是就给西南局写信： “……率五十二人之多，已到渝，再欲来京，是犯极大错误的行动。他回家时我只允许他带三五个小孩，六岁到十三岁以下的为止。他竟将亲族都带来，浪费公款，又使他们脱离生计来过寄生生活，是十足的封建思想作祟，我请统战部留下几个小孩，以外全部送回仪陇家乡自谋生业……” 就这样，过完春节，爷爷几个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通过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程子健的安排，先后被送到北京。他们分别是爷爷大哥朱代历的后代朱香林、朱玉珍、朱和，爷爷二哥朱代凤的后代朱自明、朱小兰，爷爷三弟朱代均的后代朱春元，以及爷爷的大叔朱世和和小叔朱世禄的后代朱传书、朱俊书等。 奶奶说过，爷爷此举，一来是为减轻家乡亲人的负担，答谢他们对爷爷走上革命道路所做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要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 他们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由爷爷奶奶从他们的工资收入中支出的。 就在这群孩子来到北京的前后，我家搬到了中南海西楼新居。本来安静的老人之家，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孩子中有男有女，小的五六岁，最大的才十多岁，聚在一起，磕磕碰碰，吵吵嚷嚷。 奶奶后来回忆那场景时说：“热闹得不知从哪里下手才是了！” 把他们接来的那天，奶奶先是帮他们洗头洗澡，还和工作人员到西单商场给每个孩子买了一套新衣服。我母亲说：“从那以后，每年我都要陪奶奶采购几次，买春秋季的、夏季的、冬季的衣服，还有鞋子、袜子。反正不论买什么，每个孙辈都得一人一套，我们一人抱一堆回来，分别给孩子们换上。” 爷爷经常对这些孩子说：“接你们到北京是来读书的，你们还没有为国家和民族做什么贡献，所以也不能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 所以，当时爷爷除了让年纪太小、需要大人照顾的两个女孩子暂时先和我们住在一起外，其余的孩子就在西楼院外工作人员的住处找了两间房子安顿下来，并要求他们尽快学会自理。
中南海里的一个大家庭（2）图
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奶奶又按照爷爷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 我这些从四川家乡来的哥哥姐姐，在乡村闲散惯了，突然进了都市的学堂，又拘束又不习惯，难改的乡音，既影响他们听课，也不便与同学交流。所以，总盼着下学回到那怎么折腾也出不了圈的中南海大园子，和自家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纵情嬉闹。 不久，这种情况就被爷爷奶奶发现了。有一天，爷爷把这些孩子召集在一起说：“接你们来，是为了让你们念书学习、做有用之材的，你们学习上这么畏难，生活上这么放纵，将来能有什么出息！” 这之后，爷爷就把这些孩子交给院里的警卫部队加以管束调教，克服他们身上的散漫旧习。奶奶还专门为他们请来老师，利用周日给他们补课，让他们巩固课堂知识，练习普通话。 经过了这么一番调教和补习，这些孩子都有了长进，但毕竟是原来的基础不好，多数人学习成绩仍是平平。后来，陆陆续续地，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去了部队，有的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最终，只有朱和、朱小兰、朱春元三人完成了学业，考上了大学。但爷爷对此事并不后悔，他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国家的栋梁！” 爷爷奶奶搬到西楼大院后，由于甲楼、乙楼内都没有厨房，我们家就在西楼会议室一侧临时隔出的小餐厅吃饭，在这里吃饭的还有刘少奇和###两家。 1959年以前，彭德怀家、邓小平家也曾在这里吃饭。 因为我家的人口最多，有时一张桌子挤不下，就得放两张大桌子，上菜要用盆端，热闹的场面，堪称中南海西小灶颇为壮观的一景。许多生活在中南海的孩子，见我们家吃饭时的这个场景，好生羡慕。许多年后，陈毅的女儿陈姗姗还回忆说：“有一次，我看电影去得稍微早了点，看见朱老总一家、刘少奇一家，两家人围了两大桌子吃饭。不知为什么，那其乐融融的气氛，那含饴弄孙的亲情，顿时打动了我。后来去西楼看电影，我就故意去得早一点，就想看看那感人的场面。” 在西楼小餐厅吃饭的几家的厨师，都各有自己的绝活，我家的厨师邓林长于川菜，刘少奇家的郝师傅却长于湘菜。如果谁家做了拿手的菜，就招呼其他人家一起来品尝分享。###也是四川人，和爷爷口味相近，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的厨师却不是四川籍，也不怎么做川菜，特长是甜点和小吃。所以每当开饭时，###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跑到我家的餐桌上来，尝尝这个盘子的，品品那个盘子的，嘴里一边嚼着一边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老总家的菜好吃！” 因为###总喜欢到我们家的餐桌上品尝川菜，奶奶便和他开玩笑：“杨主任，你吃饭我可是要记账的！”###笑着说：“从井冈山起，我就老吃你们的饭，你要记账，我可是付不起了！”说着，他又指了指自己的儿子杨小二说：“以后，就由他帮我付吧……” 说得大家都大笑了起来…… ＇返回目录＇ 。。
淘气淘上了毛主席房顶
我和哥哥小时候都挺淘气，有时一不小心就要惹事，让爷爷奶奶跟着操心。 哥哥援朝和刘少奇家的刘源、薄一波家的薄熙成都在一个班上，并常在一起玩。有一天，哥哥和薄熙成约好，星期天让他到我们家里玩。薄熙成说没去过中南海西楼大院，不知怎么走，哥哥说：“那好办，我给你画个路线图，照图找就是了。” 上课时，哥哥没好好听讲，埋头在那里画图，画得很仔细，从中南海西门进来到刘源家、到我们家的路，沿路的每一座建筑、每一道岗哨、每一个标记，都画得清清楚楚，而且是按比例画的，很是准确。 他画得正用心，老师来到了身边，他还没发觉。图刚画完，就被老师没收了。 哥哥没想到事儿还没完。下午，我和哥哥放学回家，进门一看，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副局长正在家里坐着，面前桌子上摆着被老师没收的那张图。 这位副局长是爷爷战争年代的老卫士，平时和我们可亲热了，现在却一脸严肃。他指着桌上的图问援朝： “这是你画的吗？” “是啊。” “你画这个干什么？” “随便画着玩的。” “这东西能随便画着玩吗？”老卫士看援朝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急，加重了语气问：“你画完了准备给谁？” “我是想给薄熙成的。他要来刘源家和我家玩，给他这个图，他进海以后就知道怎么走了。” 一听是给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薄熙成画的，不是什么危险人物，老卫士这才松了一口气，语气也缓和了： “以后可不能乱画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记住！” 哥哥惹的这件事，当年在中南海里算件大事，都传开了，要孩子们引以为鉴，至今还有人记得。 可是不久，我又惹出一件动静更大的事。 有一天，我和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外孙李坚，放学后在中南海院子里玩，爬上了中南海一片平房的房顶，居高临下，很是开心。我们顺着房顶乱窜，竟然爬到菊香书屋紫云轩的房顶上去了，我大概知道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好奇心驱使我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毛主席的卫士猛然发现紫云轩房顶上露出了两个脑袋，顿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当时毛主席就在房间里面，卫士也不敢开枪。我们还得意地向院里的警卫看了看，卫士马上认出了是我们两个孩子，向我们直摆手，示意我们立刻悄悄下去。 我回家的时候，警卫局的人已经到了，还用电话通知李坚也立即到我们家来。 “你们两个爬房爬到哪去了？” “爬到毛主席那儿去了。”我从容答道。 “还知道是爬到毛主席那儿了！干什么去了？” “什么也没干，就是看了看。”我还是没觉得做了什么错事。 警卫局的人看我们半懂不懂的样子，厉害也厉害不起来。只好说： “你们要去为什么不走正道，非要爬墙上房呢？走正道，我们也会让你们到警卫室坐一坐，看一看。偷偷摸摸地上房，万一出事怎么办？以后再不许这样啦！” 这事后来让奶奶知道了，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天真无邪、胆大包天，放到今天，再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啊。 在中南海度过的童年生活真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我们也有小孩子打架的时候。我和援朝是哥俩，所谓“打虎亲兄弟”，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服的劲儿，和谁都敢叫板。有打赢的时候，也有打败了吃亏的时候。挨了打就自己忍着，决不让家长出面，谁也不拿家长当大旗或者当后盾，中南海的孩子都是这样。 有一回，援朝跟常在一起玩的周延安打起来了。周延安的爸爸叫周少林，是个老红军，爷爷的四川老乡，长征时给爷爷当炊事员，深得爷爷喜爱。到陕北后，爷爷就把他推荐给了好吃辣子的毛主席当炊事员，一直跟随进了中南海。 周延安顾名思义生在延安，比援朝大5岁，结果援朝被打得鼻青脸肿。这下回到家里想瞒也瞒不住了，爷爷奶奶问明了缘由，不但对援朝挨打没表示怜惜，反而把他训斥了一顿。爷爷说： “你怎么能和延安打架呢，人家爸爸在为首长做服务工作，他妈妈宋英阿姨在咱家对你多么好。你跟延安打架，让延安父母怎么工作？你这么淘气，也该让人教训教训！” 爷爷平时对我们很慈爱，但生气批评我们时，是声色俱厉的，这时我们才感到爷爷的威严，那是令人震撼的。 ＇返回目录＇
跟爷爷上庐山（1）图
1959年6月30日，爷爷带我上了庐山。 爷爷上庐山是去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原本说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爷爷以为只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会议，所以就计划着把我们几个孩子也都带去看看“庐山真面目”。 我当时还没有上学，爷爷就先带我上了庐山，说是等朱和、朱春元他们放假后再由奶奶带去。 上山后，爷爷住在牯牛岭上的359号别墅的二层，我和警卫人员住在别墅的一层。 没想到会议开到一半，爷爷却给奶奶打去电话，让奶奶他们不要再来了…… 当时我还小，不了解其中的缘故。后来从奶奶的口中和有关的书籍中，我才知道：我此次在庐山上，经历了新中国刻骨铭心的一个时刻…… 7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根据毛泽东6月29日的讲话和7月2日在庐山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的座谈，确定了会上要讨论的十九个问题，印发给与会的所有人员。 7月3日，与会人员开始按地区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六个大组，围绕着昨天确定的十九个问题进行讨论。中央机关的人分别编入这六个组，爷爷被编在中南组。 中南组的会场，设在东谷河畔的一座小教堂里，与过去蒋介石居住的美庐隔河相望。 前期的庐山会议，人们心情愉快地称它为“神仙会”，气氛是轻松的。 7月6日上午，爷爷在中南组的会上作了的发言，他坦诚地说： “去年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些。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嘛！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群众致富，而不是‘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这是有关五亿人口安定的问题。” 爷爷的发言，语调平和但观点鲜明，意见尖锐。当时的农村公共食堂被奉为“共产主义因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兴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被说成是群众创造的“新事物”，神圣不可侵犯，批评它、否定它无异于捅马蜂窝。 爷爷不避讳这种重大的敏感问题，敢于提出“共产搞早了”，“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坏事。”这该有多大的政治勇气。 对于“大炼钢铁”，爷爷说：“至于工业嘛，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指标太高，一轰而上，划不来。” 这又是尖锐的意见。 在当时，“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超英赶美”的具体行动。在当时，对“大炼钢铁”有微词，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 爷爷讲的这些意见，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来自他对中国当时的国情，特别是对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是出自他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真诚关心。 实际上，还在上庐山之前，爷爷就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这些意见，在“为民请命”了： 1958年12月17日，爷爷在听取河南省领导吴芝圃汇报工作后，指出：“我们是不是能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是不行的。大炼钢铁有缺点，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些，不要忙。有的人总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1959年1月30日，爷爷到广东农村视察。他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共产风”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又对农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做法表示了怀疑：“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生活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爷爷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会瘫痪。”“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了吗？” 是年的5月20日，爷爷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说：“在发展农业问题上，目前我们既要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也要承认个体经济，否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人心也不安定。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他还说：“农村现在有个口号叫‘吃饭不要钱’，我看行不通。” 5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当选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爷爷、和刚刚当选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林枫同行，去东北三省视察。 他们先到的是辽宁省。 6月1日，爷爷在听了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6月10日，爷爷在旅大听取汇报后说：“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在农村里，分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农村公共食堂里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的，就在家里吃。不要强迫命令。” ＇返回目录＇
跟爷爷上庐山（2）图
6月16日，爷爷在长春市听取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情况时，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办食堂会造成很大浪费。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掌握调剂。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 6月20日，爷爷和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映在辽宁和吉林省看到的情况，信中说：“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参加公共食堂。让群众在家里做饭好处甚多，最主要的是群众的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在自己家里做饭。” 爷爷在黑龙江省视察时，又批评了“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他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爷爷初上庐山时，心情还是很好的。 7月7日，他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庐山散步、游览。 游览归来，董必武写了《初游庐山》一诗，诗中写到： 庐山面目真难识， 叠嶂重峦竞胜奇。 乍雨乍晴云出没， 时高时下路平陂。 盘桓最好循花径， 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遗迹在， 访仙何处至今疑。 董必武把他的这首诗拿给了爷爷。 爷爷看了这首诗后，兴致很高，就写了《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一诗酬唱： 庐山真面何难识， 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 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 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 今年跃进不须疑。 这首诗说明当时爷爷的心境是轻松和乐观的。 尽管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爷爷认为形势的主流“是很好的”，况且党中央和毛主席也认识到了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正在进行纠正，许多问题正在解决中。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准备继续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偏差，会后的形势将会更好。对此，爷爷抱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他在诗中说：“今年跃进不须疑。” 7月8日，爷爷对来住地看望他的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时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7月9日，爷爷在住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时说：“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呵！吃大锅饭，我一向就很担心，那么多人的家，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发那么一阵疯，不晓得能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的人以为光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地搞起来，实际上行不通的。” 7月11日，他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好，可以节约粮食，还可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就以为消灭私有制好，农民却没得积极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我看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重要的是它耽误了别的事情。” 7月13日，爷爷又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谈话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得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 今天看来，爷爷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发现是多么及时，认识是多么透辟，意见是多么中肯，这与中央当时纠“左”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令爷爷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庐山上的会议风云突变。 风云突变，源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不料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信加上了一个《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目后，印发给与会同志，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爷爷似乎还未察觉到会议的风向变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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