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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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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议需要“有水准的选民”投票才能解决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质量问题。＇31＇当然，在大众民主几乎成为宗教的美国，卡普兰的建议只能是一种假设，基本没有操作性可言。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中“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决策与西方相比，民粹主义成分总体上比西方少很多。
“绝对权利”的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么多的权利都是绝对的，不容妥协的，不能度让的。这样一来，权利之间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和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和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绝对权利登峰造极带来的危机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社会危机之一。随着权力的绝对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亲人、对家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1970年“传统家庭”还占美国家庭总数的40％，但到了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1965年，全美只有7％的孩子由未婚母亲生育，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一类情况飙升。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30岁以下的母亲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53％，而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32
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是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十多年前，一部华人电影《喜福会》曾打动过无数美国人，因为电影里几代人之间还能进行亲情交流，这种场景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很少了，这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老年观众动容。美国的“畸形家庭”结构自然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建设一定要超越美国这种畸形社会的模式。
在政治层面，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党派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2000年“9·11”的时候，美国两党曾出现过一次难得的共识，之后，党派又纷争不断，无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Rights Talk：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一书中哀叹：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33中国人所秉持的权利与义务平衡，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常识的价值观念，也代表了人类社会应该走向的未来。更进一步说，不仅是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的权利之间也要保证必要的互惠与合作。唯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了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
牛津学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书中探讨了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程序困境，比方说，美国的“立法失控”的问题：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美国税法的长度，“已经从2001年的140万个单词增加到现在的380万个单词”。但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就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改革方案由于程序原因而无法得到“民主的批准”，林根只能感叹：“你怎么能指望病人给病人看病呢？”34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武器，而不是鼓励改革和推动创新的工具。一旦程序正义被当做正义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是程序非正义和结果非正义。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程序困境也同样存在。经济学家陈平研究了在美国一项发明变成一个产业所要花费的时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虽然美国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目前还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国研发的新技术，从试验、投资、游说议会、修改有关的法律规章到生产和营销，平均周期为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只需要20个月左右，也就是大约美国1/5的时间。所以现在不仅是美国的制造业流向了中国，而且美国的研发和试产也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中国，在中国试验和生产成功后，产品再返销到美国。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中国的法治传统和程序正义的传统都相当薄弱，但我们要走一步、看三步，我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要超越美国模式。美国是一个治理成本异常昂贵和既得利益严重固化的国家。法治和程序正义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义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越来越缺乏活力。当西方模式横扫世界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这种活力缺乏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中国模式变成另外一种选择的时候，西方程序万能的模式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总之，总体上看，在现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强化了，各种民粹主义思潮得到鼓励，使得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各种权利的相互排斥和对抗。程序万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游戏化”，“唯才是举”和“深谋远虑”越来越罕见。在这种情况下，“空谈误国”成了许多国家的常态。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力量也利用了民主制度的“基因缺陷”，达到了扩大自己影响力，甚至实现了影响力独大的目的。这三个“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迟早要正视的大问题，否则的话，西方社会整体走衰的颓势将无法逆转。
＇1＇毛线团：“论美国的贫富差距”，观察者网，2014年2月16日，http：//。guancha。cn/maoxiantuan/2014_02_16_206299。shtml。〃
＇2＇“国内医疗差？咱俩换换？·序”，见“移民中国”博客，http：//blog。sina。。cn/s/profile_1771629805。html。
＇3＇张维为：《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第202—203页。
＇4＇数据参考“公安部：我国10万人命案发生数低于日本和瑞士”，观察者网，2013年2月26日，http：//。guancha。cn/society/2013_02_26_128510。shtml。
＇5＇Donald L。Barlett；James B。Steele；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Dream；Public Affairs；2012。&Joseph Stiglitz；“Equality of Opportunity；Our National Myth”；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6th；2013。
＇6＇“英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吸引力将超越‘美国梦’”，新华网，2014年3月23日，http：//news。xinhua。/world/2014…03/23/c_119896253。htm。
＇7＇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96页。
＇8＇刘丽娜：“美国经济复苏加快对中国影响几何”，新华网，2014年1月12日，http：//news。xinhua。/world/2014…01/12/c_118932301。htm。
＇9＇Edward Luce；“US inequality will define the Obama era”；Financial Times；May 31，2013。
＇10＇参见“2014，世界经济会亮起来吗”，《环球时报》，2014年1月30日，http：//world。huanqiu。/depth_report/2014…01/4803450。html。
＇1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12＇J。Bradford De Long；“The Second Great Depression”；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13。/“Pla Plutocrat。The Countries Where Politically Connected Businessmen are most likely to Prosper”；The Economist；Mar 15th；2014。
＇13＇“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r 1st；2014。
＇14＇同上。
＇15＇“美国最高法院推翻政治捐款限额：‘钱主政治’更将大行其道”，人民网，2014年4月3日，http：//world。people。。cn/n/2014/0403/c42355…24820245。html。3 Francis Fukuyama；“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Financial Times；January 17th；2011。
＇16＇同上。
＇17＇“英媒：希腊困局”，新华网，2011年11月7日，http：//news。xinhua。/world/2011…11/07/c_122243812。htm。
＇18＇Stein Ringen；“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29th；2014。
＇19＇“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r 1st；2014。
＇20＇Francis Fukuyama；“Why are We Still Fighting over Obamacare？Because America was Designed for Stalemate”；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6；2013。
＇21＇Jacob Weisberg；“Washington’s Appetite for Self…destruction”；Financial Times；August 5th；2011。
＇22＇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美国利益》，2014年1—2月刊，转引自新华网，2014年4月8日，http：//news。xinhua。/world/2014…04/08/c_126364443。htm。
＇23＇迈克尔·舒曼：“民主能解决西方当前的困境吗？”，《时代》周刊，2011年8月3日，转引自求是理论网，2011年10月11日，http：//。qstheory。cn/dd/2011/xfzdwj/201110/t20111011_115582。htm。
＇24＇转引自国纪平：“扭曲的民主结不出好果子？”，《人民日报》，2013年2月1日。
＇25＇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页。
＇26＇转引自“日本政客街头打嘴仗拉票民众：野田的演讲就是噪音”，前瞻网，2012年12月6日。
＇27＇Beno。t Derenne；Dave Sinardet；David Van Reybrouck；and Francesca Vanthielen；“G1000 Manifesto”；见http：//。eurozine。/articles/2011…11…02…G1000…en。html。
＇28＇Bryan Caplan；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29＇“‘美国妈妈’竟有四成是单身”，《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6月15—21日。
＇30＇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1＇Stein Ringen；Nation of Devils：Democratic Leadership and the Problem of Obedi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一、感念邓小平：中国模式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有机会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英文翻译。我第一次为邓小平做翻译是在1985年8月26日，他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会见开始前，邓小平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并听取汇报。邓小平先与吴学谦外长握了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和邓小平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小平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小平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的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他微笑点头。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很深。当时穆加贝非常“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小平都有点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会谈结束时，穆加贝对邓小平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气。
首先是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一般西方政客谈的是“一百天内要做什么”，邓小平则是“一百年内要做什么”，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确保中国在21世纪中期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战略今天我们还在坚持。关于社会主义，他始终坚持两个东西，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只要有了这两个东西，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时的贫富差距拉大，我们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大构思。
其次是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战略思想家，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着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真是很“酷”。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沉浸在思考中。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南方谈话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下子就把纠缠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结打开了。
再次是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发明权是农民的，是邓小平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高度务实的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的陷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西方当下对民主的信仰像宗教一样压倒了实践理性，结果也走进了死胡同，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这种制度走向衰退的结局恐怕无法避免。
最后是大气。作为一个人，邓小平极为大气，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遇。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这是了解邓小平及其思想的很好切入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外部和内部世界的情况：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这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我们的内部一片悲观，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是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停滞不前和发展速度下滑。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此时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他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看到了中国的机遇，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机遇，但他觉得好像周边很多人还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苏联解体之后才20天，他就开始视察南方了，他有话要说。
邓小平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最了解苏联模式的。他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将近一年，1949年以后又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1990年我去苏联，看到苏联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里柜台几乎都是空的，少数不空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队，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四个字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另外，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领导人的政治素质有问题。据透露，邓小平私下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我把这个评价和很多俄罗斯朋友都讲过，他们非常同意。苏联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本来还是有一手好牌的，结果被美国彻底忽悠了，搞得经济崩溃，国家解体。
在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对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1989年9月4日，他表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他还表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1＇1990年7月11日，他向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指出：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2＇1990年12月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剧变，苏联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3＇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4＇
实际上邓小平走的是险棋。他非常明确，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不是被外资控制，而是要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这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中国模式，我们有比较强势、有为、中性的政府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利用外资，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经济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毕竟西方一个跨国公司的资产可能就超过这些国家的GDP。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中国的处境比当时不知好多少，但我们一些人却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这是说不过去的。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记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的主要涵义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也往往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我记得当时在外交部翻译室，会不时讨论给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时遇到的一些难点，其中就讨论过“中国模式”应该翻译成“the Chinese model”，还是“the China model”。最后定下来用“the China model”，这个表述方法更贴近中文的原意。依我之见，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
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邓小平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5＇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6＇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邓小平也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7＇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8＇
三是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1985年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担任翻译，他当时对加纳客人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1988年5月，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又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9＇
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狭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在广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在狭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各有侧重；在广义上，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经验和思路”的归纳，就像我们过去30多年中无数次用过“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等概念，它们就是对这些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的意图。我自己2006年曾经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中国模式的魅力”，谈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也没引起过别人的误读。＇10＇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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