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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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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匈牙利朋友还与我谈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尽管制度变了，但旧制度的许多东西仍在运作，特别是原来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安全系统至今在匈牙利，在许多东欧国家仍然影响巨大。“旧安全系统的人与政党、政客、黑社会联系密切，表面是多党制度、媒体自由，实质上是这些人继续控制着许多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继续进行各种利益的私下交换。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建立，也没有一支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任人惟亲的现象广泛存在。”连《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也载文感叹匈牙利过去的二十年是“令人失望的二十年”（Economist on line，2010年8月9日）。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东欧的变革可以用“两个激进”来概括：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其核心也是一个梦：只要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国家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结果政治激进带来的是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和持续混乱，一个新体制从建立到良好运作谈何容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高达2 000％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剧增。匈牙利还是受灾较轻的，因为匈牙利在卡达尔时期就尝试了不少改革，一般老百姓对市场并不陌生。但对于多数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等于是一场浩劫，导致了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状况，为非法掠夺提供了可能。使一批原来的官员获得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机会，也使腐败（特别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我不能说大部分东欧人都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有很多问题，更何况世界上愿意自己国家历史倒退二十年的人恐怕总是少数。但我可以说，如果东欧人民有机会重新选择变革的话，大部分人绝不会选择这种“两个激进”的变革方法，而会选择更为温和理性的改革，因为东欧普通百姓为激进变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
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经济经过“两个激进”的变革之后，全都变成了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而且普遍负债过高，贸易逆差过大，金融自由化使很多银行被西方银行控制。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又使多数东欧国家遭受了一次劫难。匈牙利货币对欧元的汇率半年内就下跌了20％，匈牙利人买房大都采用外币按揭：赚的是匈牙利的福林，还的是欧元，但现在福林大幅贬值，对按揭者是雪上加霜。拉脱维亚、乌克兰、塞尔维亚已接近破产，它们的债券评级已经被评为“垃圾”级别。
东欧经济形势不佳也反映在其经济竞争力的普遍疲软。据2007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加入欧盟的八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都落后于中国。中国在该报告中排名第15位，爱沙尼亚是第22位，立陶宛第31位，斯洛伐克第34位，匈牙利第35位，保加利亚第41位，罗马尼亚第44位，波兰第52位。从这个报告来看，一个13亿人的中国，在政治稳定性、政策一贯性、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得分都明显高于这些国家。政治上，东欧也困难重重。二十年过去了，尽管有欧盟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专家指导，这些国家宪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就是没有产生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儿争权夺利，导致百姓对政府的普遍失望。
奇怪的是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至今还认为我们应该走东欧的道路。例如，不久前，国内一位教授说：“向市场经济转型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苏东国家的激进式转型，是把两个改革放在一块进行。我们的渐进式转型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但第二个改革的相对滞后，使第一个改革难以彻底。当前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加强政治改革，在此基础上再彻底完成经济改革。”（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2月8日，总第456期，第86页）幸亏这些人无权指导中国改革，否则的话中国早就成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翻版，国家大概都四分五裂了，中国的资产也早就被西方资本席卷一空，哪还有今日之崛起。中国当然要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但我们要汲取东欧的教训，汲取西方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的教训，超越西方模式。我们的目标，严格地讲，不是“转型”，而是“创新”，即使我们使用“转型”这个词，指的也是“制度创新”，而非效仿东欧。
这里还要谈谈东欧民主的质量。2008年初，欧洲权威机构Eurobarometer公布的民调发现，大部分东欧国家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亚为16％，波兰为17％，拉脱维亚为19％，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为21％。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下属的EIU发表了一个2006年世界民主质量评估指数，认为东欧国家民主的品质普遍还不如陈水扁主政的台湾地区。这个评估把台湾地区民主排在第32位，而上述的八个东欧国家中只有捷克超过台湾地区，排在第18位，其他均排在台湾地区之后：爱沙尼亚为第33位，匈牙利第38位，斯洛伐克第41位，拉脱维亚第43位，波兰第46位，保加利亚第49位，罗马尼亚第50位。如果这个评价是公正的话，人们就可以想像这些东欧转型国家民主的品质了。
即使是相对表现比较好的捷克，其民主质量也大有问题。捷克前外长伊日·丁斯特比尔（JiíDienstbier）曾于2006年10月9日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坦率地承认：“捷克公民不满情绪到处都在蔓延，参加投票的人数锐减，公众对政府、议会和整个政治进程的信任度日益走低。”他说，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时候，“我们期待得太多而不现实”。捷克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贪污丑闻。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顾问佩赫（JiíPehe）说了一句中肯的评论：“今天的捷克共和国，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捷克国家的奠基者、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所说的情况：‘国家已经民主了，但不幸的是，还没有民主主义者。’”
波兰2005年的大选，选出了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当总统，不久他孪生的哥哥也当了总理。兄弟俩奉行的政策很令欧洲头疼：他们先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向欧盟的主要成员德国叫板，要算二次大战还没有算完的账。后又提出了在波兰禁止同性恋、恢复死刑、加强天主教会影响等主张，使欧盟老成员觉得很尴尬，欧盟不少国家现在已经把保护同性恋的权利作为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了。卡钦斯基总理下了台，当总统的弟弟不高兴，认为哥哥遭到媒体的陷害，与新总理经常闹别扭。
2010年4月10日，卡钦斯基总统在赴俄罗斯卡廷吊唁“二战”中被苏联杀害的2万多波兰精英时飞机不幸失事，魂断俄罗斯。中国国内网上有文章称颂波兰的穷政府、烂飞机。这些文章的作者太不了解东欧了。依我之见，这个悲剧正好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波兰国家治理的混乱。波兰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也变成了选举社会。多数政客们忙着争权，没有多少精力用来治国，波兰时至今日连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尚未划分清楚。卡钦斯基所乘坐的图…154型飞机，中国早在2002年就淘汰了，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而波兰总统的专机还在用如此简陋的机型，连波兰空军司令本人和波兰各界精英都坐在这架飞机上，这只能说明国家的治理很不专业。但是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波兰还算好一些，因为它尚能掌控自己的银行，否则波兰将很难渡过这次金融浩劫。英国《经济学人》2010年4月载文评论卡钦斯基总统亡命时这样写道：他是一个不懂外交的人，他只知道美国好，俄罗斯和德国不好，但波兰需要更为精明能干的领导人。他死前在波兰的支持率连25％都不到。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虽然也加入了欧盟，但距离欧盟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罗马尼亚发展不顺利，从布加勒斯特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还可以看到很多破旧的房子和汽车，腐败亦很严重，去医院看病住院一般都要行贿，各种政治丑闻也不断。一位罗马尼亚学者告诉我一个最新的政治笑话，老师问学生：“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把自己的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这个人是什么人？”学生齐答：“罗马尼亚财政部长。”
保加利亚的问题更为严重。索非亚的一位NGO负责人告诉我：“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官员腐败，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人才外流。现在连称职的中小学老师都很难找。一旦学会了外语，就走了，以后只有傻子还待在这个地方。我看我们的国家要完了。”她的话可能夸张了一点，有一种斯拉夫人常有的悲剧情结。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前，进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后，改革派就被赶下了台。但保加利亚警察、司法体系都与黑社会勾结，使之成为欧盟新成员中最腐败的国家。我在2006年曾去索非亚参加一个会议，了解到保加利亚的各个级别的选票在街上均可以买到，总统选举的选票最贵，开价是100列弗（约60美元）一张。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对欧盟支持率最低的是拉脱维亚。这还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一位当地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这儿的说法是，一到9月份，问题都来了。”9月就是议员们休假结束，议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像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国家，采用了西方竞选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鲜，之后就是普遍的厌倦，而厌倦的原因是竞选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谈多于实干。“政客的特点是内斗，不是大事化小，而是小事变大，越大越好，他们可以浑水摸鱼，最后牺牲的是公众的整体利益。”她对我说。
德国明镜国际新闻在线对东欧的政局作了如下的评论：“虽然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在东欧倒台将近二十年，但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迄今仍然在为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而挣扎。这些国家的政治缺乏中心，从极端右翼到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形形色色，贪污腐败、极端主义横行，一片混乱。”（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2007年5月29日）克罗地亚作家德古丽琪（Slavenka Drakulic）曾是一位反对铁托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她写道：“我们当时错把自由与民主当作是到西方随便采购的自由，但最终我们为此付出了三场战争的代价。我们的孩子在战争中被杀戮，我至今都感到对此负有责任。”（《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11月7日）
东欧国家本来的经济都相对发达，人口远远少于中国（除了波兰和罗马尼亚人口超过2 000万，捷克是1 000万，其他国家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少于中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教育程度不低，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也明显高于中国，欧盟和美国还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指导。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二十年后的结果竟是如此不如人意，确实值得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民主建设中深思。前面提到的“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主义者”、“不会妥协”、“深深分裂的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等问题，也是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注意的。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信心，照搬西方模式，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与西方的差异远大于东欧的超大型国家只会是一场灾难。
不久前，我给匈牙利的H君发了电子邮件，问他一些匈牙利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也希望他和家人安然无恙。他很快给了我回信，写得很简单：“整个匈牙利正在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等待中国的救济。”他夸张了，但他似乎也道出了一定的真理。1989年东欧剧变震惊了世界，当时整个西方都看好东欧，不看好中国。但头脑十分清醒的邓小平对他的美国客人说了14个字：“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他让中国人继续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一路走来，不能说没有跌宕起伏，不能说没有坑坑坎坎，但中国最后拿出的成绩单比东欧亮丽得多，中国人也从东欧的经历中悟出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亚
一、三大困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自然关心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历史上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都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无论是“汉字文化圈”、“儒教文明圈”，还是“筷子文化圈”，都说明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割不断的历史纽带。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先后采用了西方多元民主制度，但西方民主模式一路走来，并不顺当，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菲律宾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国家，但2009年11月发生的惨剧还是令我震惊。11月23日，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发生了一起政治仇杀案：51名人员被劫持，其中36名官员和记者被杀害。绑架者采用的是极为残忍的手段，被绑者身上布满弹孔，有的还被斩首或者强奸。据调查，这是又一起因为选举引起的仇杀事件。从1986年至今，菲律宾其实已经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我2005年访问菲律宾时就问过不少当地人：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一位对菲律宾政治颇有研究的朋友告诉我：“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2010年8月又爆发了香港游客惨遭杀害和政府处理严重失当的悲剧，再一次暴露了菲律宾政治、社会百病丛生的真实状况。
菲律宾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视为美国在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制度几乎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宪政民主，但一个世纪下来菲律宾政治却始终掌握在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手中，2009年11月的屠杀背后也是政治家族之间的厮杀。菲律宾曾是东亚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但美式民主并没有带来人民期待的繁荣和富裕，而是动荡和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
菲律宾面临的劣质民主问题成了困扰东亚民主政体，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采用西方模式之后面临的大问题。总体上，我把采用西方模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就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泰国、菲律宾、蒙古等；另一类是在经济起飞之后转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但从过去二十年的情况来看，这些民主政体的品质普遍不佳，它们几乎都遇到了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特别是社会分裂、贪污盛行、经济滑坡三大问题。
先来看社会分裂。采用西方民主政体后，这些社会原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和分歧，不是缩小了，而是放大了、强化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裂，甚至对抗。泰国四年来围绕着他信总理下台的流血抗争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泰国“黄衫军”与“红衫军”对峙的背后，是泰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严峻现实，泰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最富的20％拥有国民收入的60％以上，最穷的20％只拥有国民收入的5％。他信的支持者主要是农民和城市穷人，而其反对者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和社会上流人士。2006年9月，泰国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他信政府，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变顺应了城里中产阶级的民意主流，但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泰国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约70％，所以就不断地出现所谓“农民选出总理，城里人赶他下台”的局面。
如果泰国的政治局面可以概括为“城乡分裂”，那么台湾地区的情况则可以被归纳为“南北分裂”，这种分裂的背后是“族群分裂”：这些年来，台湾地区民主的特征是政党恶斗。陈水扁2000年上台后，没有带来他所说的“全民政府、清流共治”。恰恰相反，为了选票，陈水扁故意挑起族群矛盾（所谓“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南部”与“北部”成了一种政治切割工具，即所谓“爱台”的南部对抗“卖台”的北部。台湾地区南北差异固然有其历史上形成的“重北轻南”因素，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政客出于争夺选票的目的，竞相争打“族群牌”，大大加剧了社会分裂，也使政府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锐减。虽然主张族群和谐的马英九已上台，但如何修复台湾社会的深深裂痕绝非容易。
类似的南北分裂还出现在中国的近邻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一场“颜色革命”把代表了南方力量的阿利耶夫推上了总统宝座，但由于治国无方，导致民生恶化、腐败加剧。2010年4月阿利耶夫又被代表北方力量的反对派推翻，随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导致中国派专机撤出自己的侨民。社会分裂的现象也出现在韩国，其特点是政客为了争权夺利，操纵原来已经存在的地域矛盾来争夺选票，使本来就存在的如岭南人（庆尚地区，包括大丘市、釜山市和庆尚南北道的人）和湖南人（又称全罗地区，包括光州市、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的人）之间的“道籍矛盾”更为尖锐，朝野政党为了选票争打“地域牌”和“道籍牌”。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分裂往往与政治动荡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震荡。泰国的动乱已持续四年，从封锁机场，到冲击总理府，到取消东盟10＋3高峰会，到反对党领袖遇刺，到武力镇压，社会震荡不止；蒙古不久前出现了暴乱，导致政府被迫实施戒严令；菲律宾更是经历了无数次军事政变；台湾地区则出现了“两颗子弹”抗争和百万民众走上街头的“红衫军”；韩国的各种不同规模的政治冲击波也几乎从未间断；吉尔吉斯斯坦短短的五年中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而这只是一个500多万人口的小国。
再来看一看贪腐问题。西方政治学理论一般假设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贪污腐败就会减少，但从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西方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贪污腐败往往有增无减。从“透明国际”发表的2004年与2008年的腐败指数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台湾地区泰国蒙古菲律宾印尼腐败指数
2004 35 64 85 102 133
2008 39 80 102 141 126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网站）
印度尼西亚情况似乎略有好转，但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2009年仍把印度尼西亚排为亚洲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台湾地区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台湾地区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特别是前领导人陈水扁八年拼命敛财之贪婪，令人发指，用台湾媒体语言来形容就是：陈水扁是“拿大家”，陈水扁的团队是“大家拿”。本以为民主可以遏制腐败，但台湾地区却出现了大规模贿选，虽然台湾当局对贿选打击日益严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奏效。台湾社会传统的宗社结构、人情关系等使里长和桩脚等都成了贿选的沃土。韩国的财阀势力自民主化以来也更为膨胀，政企之间互相勾结和利用，财阀向政党提供大量政治资金是韩国屡禁不止的问题；菲律宾很多人形容自己的国家是换一届领导人，就是新一轮的腐败开始。
还有就是经济滑坡。泰国自2006年军事政变造成动乱以来，经济整体下滑；菲律宾实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制度，但三分之一的民众今天还生活在赤贫之中，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外打工，最近的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又使菲律宾经济雪上加霜；蒙古骚乱背后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的持续衰退，蒙古的经济结构单一，过去二十年鲜有发展，人口的三分之一处于赤贫之中，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内蒙古。韩国自198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虽然展现过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但由于宏观监管严重失误等原因，不幸地成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的重灾区。台湾地区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台湾经济的实力严重滑坡，失业率居高不下，外国投资锐减。本该拼经济，拼民生，拼竞争力，但当局却意识形态挂帅，拼“修宪”，拼“正名”，拼“公投”。陈水扁八年换了六位“行政院长”，各项政策摇摆不定，公共投资连续八年负增长，政府债务急剧上升，给马英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果说，韩国积极推动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从而使其经济较快地走出了低谷，而民进党八年执政期间，搞闭关自守，拒绝与大陆的经济往来，结果导致台湾经济全面下滑。马英九目前正力求大力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来扭转台湾经济的颓势。
由于上述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自己政体的满意度明显走低。根据Asian Barometer Project 2008年的报告，韩国、蒙古、中国台湾地区、泰国、菲律宾的多数民众都认为这些年来的民主转型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过去曾积极推动泰国民主化的泰国PAD的领导人林明达也公开说：泰国的政治非常腐败，买票行为普遍，农村选民愚昧无知，所以选举已没有什么意义。他甚至主张废除议员的选举，改为任命。林明达本人曾是1998年泰国民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十年之后对泰国民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不能不使人唏嘘。泰国从1932年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迄今为止已经历了24次军事政变，有意思的是泰国历次政变后产生的非民选看守政府往往政绩比较好，如1990年代初的阿南政府。印度尼西亚民主制度也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基本上还是一种人脉政治，军队和政治家族的影响力巨大，而公民的参与和利益表述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再加上严重的政府腐败问题，前途不容乐观。依我自己访问印尼的观察，如果万幸，印尼也许可以逐步演变成一种类似印度这样的低品质民主国家；如果不幸，印尼则可能陷入长期党争，甚至四分五裂。
对西方民主制度失望的情绪不仅局限在上述的国家和地区，整个亚洲都是如此。孟加拉经历了两年的军人政权，最近选出了一个新政府，但又遇上了兵变；巴基斯坦和东帝汶已被不少人看作是接近“失败的国家”；印度孟买恐怖主义袭击和英联邦运动会的乱象也暴露出自己体制太多的问题，使得很多印度人反思印度民主制度的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乏力、腐败严重、政府效率低下等问题。日本属于另外一个类型，因为早在19世纪末通过自上而下的革新，完成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普及了教育，建成了所谓现代国家，并迅速加入了西方国家瓜分殖民地的活动，后又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二次大战投降后又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但也面临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走马灯一样地换首相，家族政治和裙带关系严重，必要的改革很难推动等，连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3月也刊载长文质疑：“日本的政客为什么都那么差劲？”认为日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选出合格能干的领导人。许多人把日本过去的二十年称为“失去的二十年”，这与日本政治制度的缺陷有直接关系。
二、民主品质为何不佳？
从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的角度来看，东亚民主品质不佳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是缺乏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西方民主理论认为：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建立在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没有一个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独立的司法系统，民主的质量很难保证。既然选择了西方民主框架，那么各方就应该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博弈，这首先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体系，但很多亚洲社会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这种体系的真正落实又需要深入人心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正如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Berman）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是东亚社会普遍缺少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传统。例如，曼谷市民对于2006年的军事政变均普遍表示欢迎，西方社会就很难理解民众怎么能支持军队推翻一个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合法政府呢？泰国法庭后来又以选举作弊为由，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裁决泰国人民权力党及其联合执政党为“非法”，西方主流媒体称这种做法为“司法政变”。
法治不足也体现在普通公民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感不高。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月12日报道，即使在法治程度相对比较发达的韩国，韩国民调显示韩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信任度也不强，多数人认为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无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台湾地区的司法体系也不具备一个健全民主制度发展所需要的公信力：2010年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集体贪渎事件曝光，2004年人们不满高等法院对两颗子弹带来陈水扁当选的裁定，2007年红衫军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等情况，都反映出人民对在现有司法体制内解决问题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公民文化”严重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其最大的特点是理性与宽容，任何时候都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由于“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政客口中的人民实际上不是西方经典民主理论中所设想的能够理性参政的公民，而是自上而下通过炒作政治议题动员而来的民众。曾经竞选总统的菲律宾女政治家M。D。圣地亚哥（M。D。Santiago）说：“菲律宾人从来不把选举当一码事。菲律宾人似乎不是亚洲人，他们似乎更接近于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在竞选期间唱歌跳舞，把政治集会当作一种娱乐方式，候选人也为选民提供各种娱乐活动，包括邀请艺人影星前来唱歌跳舞吸引选民，他们不谈论严肃的政治议题。菲律宾的选举事实上是一种知名度大小的选美比赛，而不是能力高低的智力比赛。”当一些政客们对阿罗约总统不满时，他们便可出钱到大街上收买成千上万的无业游民去游行，美其名曰表达民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曾表述过民主建设容易遇到的难题：“在许多情境下，政治领袖赢得选票的最简便方法，就是诉诸部落、族群、种族以及宗教的支持者，从而导致社群及族群间冲突升高。”台湾地区就是一个例子，公民文化严重缺位产生了“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客为了选票故意挑起族群矛盾，造成族群分裂，还对对手进行“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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