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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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与孟买恐怖主义袭击有没有关系？”我问一位印度报社的资深编辑，他毫不迟疑地对我说：“当然有关系，我们孟买市内就有一个索马里。孟买穆斯林的人口有200多万，但大多数的穆斯林都贫穷，住在贫民窟，年轻人失业率极高，宗教极端主义在这里有市场，不少人从事贩毒，收买了孟买的警察和官员，而且与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里应外合。”我不知道这个分析是否准确，但我碰到的印度学者中至少一半人都同意这个观点。

印度产生了一些世界上一流的企业家、科学家，我教过的印度学生也大都非常优秀，即使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孟买贫民窟，我也可以感受到印度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改变生活而辛勤劳作，我对印度的最终崛起并不怀疑，但前提是印度需要觉醒，需要认识到除非印度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创新，否则印度很难真正崛起。可惜不少印度官员和学者被西方的不值钱的赞扬吹得飘飘然，真的以为印度拥有一种比中国更为优越的政治体制，很快就会在各个方面超过中国。我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印度今天的所有问题都与其政治体制差劲有关。由于这个体制，印度无法有效地解决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特别是1。6亿贱民无法真正获得解放；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农村贫困、城市贫民窟、恐怖主义威胁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印度怎么崛起？印度与中国的差距怎么可能缩小？

我这次访印期间，印度朋友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孟买恐怖主义袭击这个话题，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多印度人都有一种无力感，因为这次危机暴露出印度太多的问题。警察不争气、情报系统不争气、政府部门不争气、官员更不争气，印度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孟买为例，从2002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较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2006年夏天，纵贯孟买南北的这条城轨就发生过大爆炸，造成了200多人死亡。但是到了2008年，印度上上下下的防恐意识仍然薄弱。2008年11月恐怖袭击发生后，印度精锐的反恐部队，花了9个小时才抵达袭击现场。我在尼赫鲁大学讲学，与印度学者讨论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印度学者问我：如果中国碰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会怎样应对？我说，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碰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以不好说，但我可以谈一件事：2008年5月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国中部山区，远离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但我们的军队在20分钟内就启动了救灾机制，我们的总理在2小时之内，就坐在飞往灾区的飞机上了，我们的医疗队三四天内就覆盖到所有1　000多个受灾的乡镇，直接救助2　000多万灾民。另一位学者追问：“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格鲁吉亚，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我回答完，会议厅内一阵沉默，会议主席说：“看来我们印度人也在反思。”

二、印度为什么落后于中国？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印度与中国的可比性最大：两国都属文明古国，都人口众多，都幅员辽阔，都经历过殖民入侵，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印度独立于1947年。两国后来都选择过计划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印度在60年前的起点略高于中国，因为中国在1949年之前，连续经历了百年战乱。而印度则相对稳定，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该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冲突，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千万人流离失所。印度的种族、宗教、语言、民族等问题要比中国复杂。1940年代末，两国的人均收入（印度略高）、预期寿命、识字率等主要发展水平的指标都比较接近。但两国属于完全不同的文明，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最后两国发展的结果也大不相同。

总的来说，中国在国家现代化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印度的前面。从世界银行等机构公布的2007年的统计数字看，印度的经济规模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外贸规模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吸引外资规模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粮食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尽管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印度人均寿命比中国整整少10岁，境外游客人数少于中国的二十分之一。高速公路里程、奥运会奖牌总数、妇女地位、贫民窟状况等方面，两国情况完全无法比，印度比中国差太多了。

从“透明国际”2008年的评估来看，在180多个国家中，印度的腐败程度排在第85位，高于中国的第72位。从耶鲁大学2008年公布的绿色指数（EPI）来看，印度排在第120位，低于中国的第105位。西方总觉得“民主”的印度应该超过“不民主”的中国，不少印度官员和学者也信以为真，认为只要有了那个“优越的政治体制”，印度就会比中国做得好，其实印度在绝大多数可比的领域内都落后于中国，而且差距还很大。

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大概可以这样概括：在政治方面，从独立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印度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方面，从1947年到1990年，印度实行的是一种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和公平优先于效率的政策，但印度没有放弃过私营经济，所以印度今天仍然有很多老字号的私营企业，有些已经做得很大。总体看来，在这段时间印度经济增长缓慢，速度徘徊在3％—3。5％（被讥讽为“印度教徒增长率”），结果社会公平正义等目标也没有很好地实现。

印度从1991年开始了经济改革，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吸引外资。这之后印度经济增长一直比较迅速，连续十来年保持了接近8％的增长率，在软件、信息、服务外包、制药等领域内里取得了长足进展，也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这些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所以印度社会始终未能解决广泛存在的贫困问题，印度人口中仍然有3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不相信在印度这么一个落后的地方能搞民主制度，但今天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印度不少学者说，如果印度没有现在这种民主制度，印度国家的统一都无法维持。这个制度使不同的民族、宗教、地区、社团等在政治上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利益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印度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又是不全面的，其最大的弱点在于印度政治制度虽然让各方表达了自己的利益，但却无力有效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结果成了无休止的“党争”和政治倾轧，无法形成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无法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导致印度现代化事业步履艰难。

在下列几个涉及印度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上，印度的政治制度没有大的作为。换言之，我认为正是印度政治制度的落后才导致了印度全面落后于中国。西方主流学者硬是说印度代表了先进的政治制度，这是有悖于常识的，也有悖于中国人“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就像皇帝的新装，不怀偏见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印度政治制度造成了哪些问题呢？

首先，它无力真正废除种姓制度。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轮回转世。印度教衍生出来的种姓制度包括了婆罗门（负责宗教祭祀）、刹帝利（负责国家行政管理）、吠舍（从事工、农、商等）和首陀罗（从事所谓污秽职业的人）四大种姓，在此之外还有地位最低的“贱民”，这几大种姓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出几千个亚种姓。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使得印度社会至今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之一，人从一出生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1947年确立的印度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更深的层面，特别是人的意识层面、信仰层面和实际生活层面，这种制度及其影响仍根深蒂固，严重束缚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种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教义的一部分，而印度民主制度无力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宗教改革或社会改良，也无力冲破高种姓人对这种改革的阻扰和抵制。更有甚者，随着印度特色民主体制的演变，民粹政治与种姓制度结合的趋势愈演愈烈，使印度民主的品质进一步恶化。

中国与印度的一个基本差别就是：虽然两国都存在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但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通过自己诚实的奋斗，可以改善自己的命运，而在印度就很难，低种姓者大都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印度独立都六十多年了，但是在印度农村的很多小学里：高种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课本念，有小石板写字；低种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没有课本，没有石板。虽然印度法律上早已废除了种姓制度，但这些学校里的校长、教员和学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会觉得这样做很自然，低种姓的孩子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印度教里，贱民信徒去寺庙里上香，只能逗留在印度教庙宇的外面，不能进入庙宇。

现代化首先就要求消除贫困，实现最起码的机会均等，但印度在这个方面的成绩与中国相差很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种姓的官员不热心解决低种姓人面临的疾苦和歧视。高种姓的人，包括大批的政府官员，从不与低种姓的人握手，怎么能指望他们为低种姓者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在乡村，政府发给穷人的一些补助票证，也会被当地其他种姓的人“截留”，低种姓人一般也不敢去问。低种姓人往往自己认命，认为自己的贫困就是因为祖上积德不够，所以也没有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那种进取意识。

印度的确有不少致力于废除种姓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做很多事情，如自己办学平等对待不同种姓的孩子，精神十分可嘉，但当整个印度政治体系都无法真正动员起来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印度政府为了消除种姓制度也做了不少事情。例如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都给低种姓的人保留了位子，申请政府机关和学校的职位，都要填上种姓，因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顾。但在实践中这些措施都改变不了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的事实。你可以随便问10个印度人，有没有可能在今后三十年内消除这种丑陋的制度，9个人会告诉你“做不到”。这么大一个贱民群体没有真正解放，印度怎么实现现代化？

其次，既然印度的政治体制无力推动消除种姓制度，自然也无力推动妇女的真正解放，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印度独立都六十多年了，但印度基本上还是一个父权社会，妇女的地位远远低于男子。从中国去印度访问，就会发现妇女可以从事的工作比中国少很多，虽然在大城市里白领阶层中女性有一定的比例，但在绝大多数的旅馆、餐厅、商店、银行里，女职员人数都大大低于男职员，女企业家、女商人更是凤毛麟角。农村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妇女的文盲率远远高于男人，就业率则远远低于男人。印度传统中，妇女出嫁要向男方支付昂贵的嫁妆，虽然当年甘地主张男女平等，但印度从来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妇女解放运动，每年因嫁妆不足而被活活烧死的妇女成千上万。时至今日，包办婚姻、童婚等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妇女地位低下，严重阻碍了印度妇女智慧和能力的发挥。虽然印度政坛有英吉拉·甘地、索尼亚·甘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但与巴基斯坦的贝·布托夫人一样，这不是说明这些国家妇女地位高，而恰恰说明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品质有问题：普通民众仍然对名人的配偶或后代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南亚地区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家族政治。

第三，它也无力推动真正的土地改革。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本人当年曾希望推动土地改革，但他所依赖的国大党代表的是控制印度土地资源的高种姓大地主阶层，这个阶层又左右了国大党庞大的农村票源，尼赫鲁最后也只能妥协，把土地改革这个问题交给了邦一级的政府和议会，而邦议会历来都是大地主阶层的囊中之物。印度各级议员中很大比例都是地主的代表，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这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在议会里很难获得通过。此外，英国人给印度留下的法律体系又包括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法律，这也使土地改革更加难以展开。

正因为如此，印度有大量的无地农民，约占印度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也进行了一些有限的土地改革，如政府把无主土地分给了部分农民，但得到土地的农民，往往由于家庭成员过多，分到的土地面积过小而无力进行规模经营，最后就把土地转卖了。按照印度的习俗，土地是传给儿子或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欢进城找报酬更高的工作，留在农村的妇女经常无力耕作，最后也把土地卖了，卖回的钱用来准备出嫁的嫁妆，这也是印度农民失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不解决土地改革问题就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印度访问，只要随意看一看当地的农田和庄稼，就知道印度的田间管理和水利建设的水平大大低于中国，印度粮食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它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西方政治理论一般认为靠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但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印度就是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印度学生对我说：

“和印度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庙宇拜神，你要学会做出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的动作，懂得什么时候要跪下、什么时候要趴下、什么时候要躺下、什么时候要念经。申请一个护照出国要经过十几个人，排几天的队。最后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去买通关系，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为什么印度采用多党竞争制度，腐败却有增无减呢？原因很简单：在一个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国家，政客用钱直接买票或间接买票（例如收买黑社会，然后控制票源）如家常便饭。孟买贫民窟里黑社会可以呼风唤雨，使贫民窟成为一大批腐败政客的稳定票仓。黑社会还与政客勾结，从事毒品买卖，不仅收买了很多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而且可以控制选票。印度议员受贿情况也非常严重，2005年12月12日印度《今日播报》电视台曾播放一组偷拍的画面，记录了11名印度议员与假扮成游说公司代表的记者进行“现金换质询”的交易，画面中有的议员正在把成卷的钱直接装进自己的口袋，有的则先把钱数点完，然后对“游说公司”代表的要求满口答应。2004年选出的印度议会中，近四分之一的当选议员居然都有犯罪记录，包括涉嫌强奸、杀人和纵火，有的候选人当选时还在监狱里服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4月27日报道，根据印度《社会观察》组织的统计：印度538个议员中有125个受到刑事犯罪指控，其中一半如果判刑的话，都会在五年以上。这又与印度司法制度有关，印度司法系统办案效率极低，而且是冠冕堂皇的“无罪推断”，这些嫌疑犯可以继续活跃在印度的政坛上，该报认为这个情况是印度政治体制中难以治愈的“癌症”。

三、印度民主综合症：“散、软、短、泛、粹”

了解印度这么一个与中国起点类似的国家很有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容易产生的一些典型问题。印度具有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切特征，如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一人一票，但这个制度的品质非常之低。其实，印度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有诸多缺陷的民主，从1947年独立到今天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印度国大党执政，而尼赫鲁家族几乎一直把持着国大党内的核心事务。从当年的尼赫鲁执政到今天的索尼亚·甘地“垂帘听政”，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家天下”，本身就反映了印度文化和历史给印度民主制度留下的烙印。不仅国大党这样，印度许多地方党派也是“子承父业”的家族政治，家族政治在印度乃至在整个南亚地区，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都很普遍。

印度民主品质可以用“散、软、短、泛、粹”五个字来概括：实际上这五个特点也是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产生的普遍问题。

第一是“散”。有民主而无集中，党争激烈，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派别、不同种姓都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政府无力整合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目标失范、国家一盘散沙的局面。印度民主的演变主要受到西方民主话语的影响，这种话语把民主本身视为目的，而非实现良政的手段，而民主又被简化为程序民主，正确的程序本身就能产生正义和良政。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印度政治的重点是放在大鸣大放，一人一票，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执政党的政策难以贯彻，结果连改造贫民窟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很难达成社会共识，即使达成共识，也很难执行：一个政党要“消除”贫民窟，另一个政党就找出各种理由来反对，或者抽象支持，具体否定，结果贫民窟越来越多。这种党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使印度人民的整体利益严重受损，前面提到的印度政府五年时间内才完成了孟买6　000套超低水平的贫民窟改造，就是一个例子。发达国家在实行一人一票之前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现在又比发展中国家享有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还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来维系社会稳定，所以它今天可以耐得住这种空耗，而对于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空耗意味着现代化目标遥遥无期，最后还是百姓遭殃。

第二个特点是“软”。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政府”，而印度则有一个目标无法集中的“软政府”。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在其名著《亚洲的戏剧》中使用了“软政府”这个概念，他指出：即便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制定了详尽的经济计划，其实施计划的能力也是非常弱的，因为它们的政府是“软政府”。比方说，印度早在1950年代便提出了要控制增长过快的人口，但时至今日仍未能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当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曾推动过比较强硬的人口政策，但国大党很快就在大选中失利。这之后，政客们就再也不敢提人口控制，谁提计划生育，就等于放弃选票，而人口增长控制不住，印度就很难解决广泛存在的赤贫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在1970年代末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便迅速得到了控制。

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一个比较中性强势的政府来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冲破各种“既得利益”的阻扰，确定各种任务的轻重缓急，就很难迈开现代化的步伐。中国道路的特点是在人口增长大致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把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作为硬道理，并有重点地在一些领域内先取得突破，最终带动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印度政府没有这种能力。

印度的《劳工法》也是这个情况。没有哪位政客敢碰《劳工法》，也没有哪个政府敢于关闭效率低下的工厂，这是印度吸引外资大大少于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又使人联想到法治的问题，一般说来，法治一定是好事，但在印度的特定环境下，这又构成了印度的某种包袱。因为印度有许多几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时宜，但要改动则非常困难。印度《劳工法》是一个体系，包括了40多项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年的工会法和1947年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公司要解雇工人非常困难。这样的法律看似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阻碍了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而这样的法律要修改的话，程序非常复杂。2008年孟买恐怖主义袭击也暴露出印度法治方面的问题，根据印度宪法，治安属于邦政府的管辖范围，中央政府不得干预，而反恐的精锐部队又属于中央政府管辖，这种复杂的关系是造成反恐斗争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个特点是“短”。由于印度民主体制品质不高，政府考虑的问题大都是短期的，以争取选票为最大考量，而印度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容易被牺牲掉。比方说，孟买是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但孟买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成了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改造孟买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可是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政府，其票源主要在该邦的农村地区，而非孟买（这个邦的人口近一亿，而孟买人口只占该邦的七分之一），它更愿意把有限的资金，作为赢得选票的资源，投向选民多的农村。像中国那样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出发，进行理性的、长远的布局，让条件比较好的沿海地区先走一步，把财富尽快地创造出来，然后中央再通过税收、对口援助、产业梯度转移等措施来帮助落后地区，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在印度就很难做到。据说印度总理辛格曾认为旁遮普邦的农民教育程度和耕作水平高于比哈尔邦的农民，应该优先帮助旁泽普邦农民发展起来，然后再来帮助比较贫困的比哈尔邦农民，但这样的建议在印度就很难通过，结果就是大家都耗着，继续各自的短期行为。

第四个特点是“泛”，这里主要指泛政治化。用中国话说，在印度很难“实事求是”地讨论和解决问题。以2008年孟买恐怖主义袭击为例，印度政坛两个大党（国大党和人民党）居然无法共同对敌，而是很快陷入党争。印度穆斯林一般是国大党的主要票源，所以国大党总是强调印度的穆斯林是温和的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无关，而人民党代表了印度教的主流，经常指责印度穆斯林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帮凶，总在批评国大党反恐乏力。这种党争使普通印度民众深感失望。印度遭受过很多恐怖主义的袭击，过去人们大都责怪巴基斯坦，但2008年的那次袭击使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印度自己政客的无能。不过从我实地访问的观察来看，这种对政客的批评主要还是局限在会讲英语的印度中产阶级，因为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但这些人占印度人口的比例还很小，他们在印度各种英语媒体上不停地批评印度政客，在电视上不停地辩论如何解决恐怖主义威胁，如何使印度的官员真正不再浑浑噩噩，但印度官员根本不参加这种辩论。我看印度中产阶级也很无奈，因为他们人数少，参加投票的也少，即使投了票，也影响不了政局，而政客还是照样可以继续忽悠广大底层的民众。

另外一个典型的泛政治化的例子就是2006年孟买火车爆炸案发生后的调查：印度的安全部门决定展开调查，但这个调查过程很快就被泛政治化了。调查组的一位官员这样抱怨：你去穆斯林居住区调查，这儿的人马上就动员起来，谴责这是针对穆斯林人的阴谋。你去印度教徒居住区调查，那里的人又马上组织起来，指责你搞针对印度教徒的阴谋。其实两个教派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搞恐怖主义活动，但由于泛政治化，使得政府的调查活动很难顺利进行，结果被牺牲掉的是孟买和印度的整体利益。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粹”，即民粹主义盛行。印度知名学者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在《作为理念的印度》一书中描绘过印度民主品质的演变，他说：尼赫鲁时期（1947—1975）印度民主还大致上维持了一种上层精英民主，政府还可以对国家的未来制定一些比较长期的规划。但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大党执政地位动摇，国大党为了扩大票源，越来越转向动员下层民众参加投票，结果带动了整个印度的民主体制朝着民粹主义方向发展。为了获得选票，政客们打族群牌、宗教牌、种姓牌、地区牌，使印度的政治日益宗教化、种姓化、地区化，这是一种可怕的趋势，导致族群、宗教、种姓、地区等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导致政府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锐减。宗教势力坐大，民粹主义嚣张，今天的印度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各种宗教、种姓、社群的冲突常年不断。印度本来就是宗教、民族、语言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印度政治制度不是去谋求大家的共性，而是强调大家的个性。结果是社会严重失序，其中尤以印度教派和穆斯林教派的冲突最大，双方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双方针对对方的恐怖主义行为也很多。

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粹政治，也导致印度底层的选民数量大增。西方民主假设每个人都是拥有独立意志的选民，可以作出独立的政治选择，但印度的情况不是这样（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情况也类似）。由于目不识丁的穷人众多，腐败政客只要稍施小恩小惠，就可以操纵选举结果。许多选民连政党和政客的名字都不认识，选举机构只好用各种易识的图案来代表，这些选民也是最容易被欺骗的。印度扫盲进展缓慢也与印度民主制度的特性有关，很多政客不热心扫盲，对他们来说，文盲越多，越容易被操纵。2004年大选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内政外交上都有一些成绩，但是被选了下去，那次选举的投票率只有55％，国大党走民粹主义路线，动员了底层民众，重新夺回了政权。底层选民往往对国家的整体利益了解很少，其手中的选票也基本上被地方有钱有势的人掌控，然后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票投给那些投机政客。

印度过去十来年经济发展还比较快。印度学者自己的解释是：如果中国是强势政府推动的现代化模式，印度模式就是尽量绕开政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印度学者开玩笑说：我们有两个行业发展最快，一个是电信产业，另一个是选美产业，为什么这两个产业发展得快？因为它们崛起的时候政府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等到政府来管了，它们大概也要完蛋了。印度一些产业能够绕过政府，绕过落后的基础设施，在体制薄弱的地方生长和发展，表明印度工商界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应对印度政治体制缺陷的办法。政府现在也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这些力量都会使印度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使其政治制度某些方面得到改进，毕竟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