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中国震撼三部曲-第4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庵止鄣愫鍪恿巳诵员旧淼奶氐悖喝诵灾屑扔猩频囊幻妫灿卸竦囊幻妫竦囊幻娌患右远糁沟幕埃突岣缁岽淳薮蟮钠苹怠２患咏谥频娜诵钥梢苑浅Ｌ袄罚⒏鍪澜绱丛帜选Ｎ鞣缴缁崞毡榈亩酒贩豪暮�2008年金融海啸，都是极端自由主义带给我们的教训。
历史上，人们对“自由与责任”、“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些问题的论述总体上还是辩证的。例如，《联合国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中对自由的论述是既强调自由，也强调责任的。从中国人的哲学来看，这些概念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才好。但在美国主导的话语中，讲自由、个人、权利等就是正确的，讲责任、集体、义务就是压制民主。这种政治观点实在是非常肤浅。自由与责任中，一味强调责任确实会被独裁者滥用，但反过来一味强调自由，也会被各种政客和犯罪分子滥用。
西方的一些大哲学家也是辩证地看待这些概念的。例如，康德是反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洛克认定独立的个体是社会契约的前提，但他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他不能接受“违背文明社会道德准则”的人。依我之观察，美国的个人主义理念与道德的分离，结果越来越多地损害了美国的整体利益。今天美国社会的毒品、枪支和暴力泛滥。美国还有哪个大城市的居民天黑以后可以平平安安地上街散步？美国人口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监狱囚犯人数却超过了中国。中国理念强调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有利于扭转当前西方世界过多强调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国家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你只要看看长期居住在西方的华人，绝大多数华人都不能接受把自由推到极端的那种论述。即使是那些高度欣赏自由主义的海外华人，他们真正喜欢的还是过去那种经典的、伦理化的自由主义论述，他们很难接受今天西方社会那种极端自由主义。华人在西方的相对成功与他们既长于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又能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
西方不少有识之士也对这类问题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如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作家理查德·科克（Richard Kirk）就撰文“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指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也指出美国社会已在走向“巴尔干化”，即极端个人主义使西方社会走向不断的分裂。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面向未来》一书中也指出：“今天广泛存在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谋求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导致连人究竟还有没有能力履行当父母所应有的任务和义务都成了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比方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迟早要落空。但只要你讲维持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是荒谬的。稳定可以是专制独裁的结果，但也可以是良政善治的结果，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良政，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定，不能由美国人来界定。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往往是自己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西方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来收拾残局。其实，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思考我们在自由的问题上如何比西方做得更好。
2009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邀请我介绍中国变革的理念与战略，其中一个核心话题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位学者问我中国新闻业以后会不会像西方一样开放。我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开放都有一个度。比方说，美国不允许播放本·拉登的讲话，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泰国不允许开国王的玩笑，所以在新闻自由的问题上，各国的差异主要是一个度的问题。也许中国媒体在某些方面开放度还不如你们，但总体上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开放度还会随着国家自信心增强而越来越大。但是面对未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否要以西方模式为标准，我认为不会。西方媒体有不少自己的长处，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似乎处理得并不理想，所以我们要超越西方模式。”
首先，西方媒体如何解决自己被商业利益过多控制的问题。西方的媒体几乎都被大公司掌控，结果产生了不少问题。比方说，美国的电视节目，甚至在播放精彩电影的时候，一刻钟就打断一次。我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在中国出现。另外还有涉及公益事业的报道，比方说，中国媒体以与报道奥运会几乎同样的篇幅来报道残奥会，这对于促进中国残疾人事业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但是这样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残奥会的商业价值远远低于奥运会。西方媒体报道中，残奥会几乎不存在，对它的报道大概连奥运会的万分之一都不到。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它大大促进了中国普通民众对残疾人事业的了解，也使更多的残疾人增加了自信心。在这类事情上，恐怕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问题。
其次，从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来看，我觉得西方媒体始终未能解决一个价值偏见的问题。以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台为例，凡提及中国的政治新闻，主持人总不忘提醒受众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或者“共产党国家”。坦率地说，这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报道西方的水平。那个时候新闻一提到西方，总要加上“资本主义”之类形容词，结果大大影响了受众对西方的真实了解。〖TXT小说下载：。。〗
我本人并不反对西方媒体着重报道中国的消极面。讲句公道话，西方媒体报道自己国内新闻时，也是以消极报道为主的。但我感到西方媒体报道本国消极面的时候，比较注意核对事实，而报道中国时，则显得粗糙得多，甚至忽视了一些起码的职业操守。比方说，西方媒体报道2008年的拉萨暴乱，都采用了尼泊尔警察殴打藏民的照片和画面，然后说中国军人在殴打藏人。为什么报道前不能多作一些核查呢？为什么报道错了之后，绝大部分媒体也未表示歉意呢？我觉得这里恐怕还有个文化傲慢的问题。
第三，我把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方法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是说你们对中国某一事件的报道和描述可能还算准确，但你们对中国各种报道综合起来给人的总体印象往往是谬误的，或者说与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差别极大。为什么你们的新闻自称是客观的和自由的，但最后造成的总体印象会如此荒谬呢？这里恐怕有个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人的哲学观总是从整体出发来看个体，西方哲学观一般只注重个体，结果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巨大差别。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和美国的电视观众作了调查，结果发现60％的观众认为中国人民是“受压迫的人民”。我真是挺可怜这些英国广播公司的受众，他们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客观与全面的资讯。我说亏得中国今天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否则美国就要派大兵来解放中国人民了。这个例子至少说明西方主流新闻报道的水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我建议，作为第一步，凡是派驻中国的记者一定要懂中文，否则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一个不同的文化？第二步，报道一定要既看到树木，也看到森林，特别是了解多数中国人对各种事情的感受，以避免误导西方受众。
第四，从新闻自由的理念来说，消极报道、批评性的报道似乎是西方推崇的新闻理念。但新闻的客观性应该体现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又好又坏的，就说又好又坏，为什么一定要偏向消极面呢？即使报道坏的新闻，为什么不能也报道光明的一面呢？这就像一个人生了重病，你可以从消极角度对他说，你可倒霉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从积极角度说，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康复。这也就是西方谚语所说的，当一个杯子里有半杯水的时候，乐观者看到有水的半杯，悲观者看到没水的半杯，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西方媒体给人感觉似乎心里有点阴暗，总喜欢强调没水的半杯（现在国内一些媒体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选择没水的半杯就是客观报道呢？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英国人脾气古怪者多，除了与英国太阳少有关，恐怕也和媒体“消极报道综合症”有关，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当然如果多数英国人都是这种价值偏好，我不持异议。但中国人一般喜欢阳光一点的性格，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乐观豁达的人，中国人看电影也大都喜欢给人以希望的结局，甚至大团圆的结局。这不是价值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历史形成的集体价值偏好。这也许是“文明型国家”的独特智慧，因为从历史大趋势来看，有乐观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来。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惟一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与这种集体性格有关。
第五，谈到新闻自由，我还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新闻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现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带有裸体女郎照片的小报《太阳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时政类的《参考消息》。就我个人而言，《参考消息》比《太阳报》质量高无数倍。一位比较了解中国的英国学者也对我说，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将竞争不过中国。实际上，早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就感叹过英国式自由主义带来的媒体低俗化问题。伏尔泰一方面高度赞赏英国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股票市场，他认为股票市场比许多国家的法庭起的作用还要好：不管是什么信仰的人，一到这里，大家就好像都信奉同一宗教（在他的故乡法国，宗教迫害当时还是一个大问题），但同时他多次表示自己很难接受英国媒体的低俗化。
第六，与媒体低俗化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媒体教育功能的否定。自由主义倾向于否定政府在价值教育方面的作用，尽管英国今天还是西方世界中为数不多的有自己国教的国家。自由主义假设任何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价值上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所以不能在一个社会强行地推行某一种价值观，而是要确保价值多元化。我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确实是社会多元化带来了价值多元化，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承，都有自己文化传统形成的关于良知的共识。政府也好，社会也好，父母也好，提倡这种传承和共识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也符合民主的精神。
俄罗斯大作家赫尔岑在19世纪后期曾对自由主义价值观作过颇为经典的评价。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是这样评论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赫尔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政府的干预越少，一个国家的言论和精神就越独立。他认为在英国，政府越不干预，民众就变得越不能容忍异己，社会偏见就越是顽固。他说：“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随时都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赫尔岑甚至挖苦说：“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赫尔岑这番见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在苏东剧变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种族歧视、民族偏见、极端主义都变得更加严重了。我可以想像在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时候，如果维吾尔族的媒体只替维吾尔族人讲话，汉语的媒体只替汉族人讲话，那么更激烈的民族冲突将难以避免。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媒体自由演变成了民族厮杀和国家解体的催化剂。此外，凡是在西方生活过的人，也都熟悉西方那种无处不在的“舆论的奴隶”，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往往都是媒体和舆论的顺民（conformists），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
台湾地区媒体自由化以后出现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严肃品位的报纸破产了，花边小道的《苹果新闻》畅销了。媒体在市场力量左右下的这种结局令人感到诧异。有人说，如果台湾过去是政治权威，现在是市场权威，那么市场权威比政治权威覆盖的面更广，台湾媒体也从“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了民主时代的疯狗”。实际上在整个东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大失落往往就是媒体的低俗化。不少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较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大的失望也是发现所谓民主国家的媒体原来是如此低俗。
西方所谓自由媒体对中国形成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我甚至认为无论中国人做什么努力都很难改变这种偏见，因为很多东西是历史形成的，比如，西方孩子从小学的课本中就读到：中国占领了西藏，尽管所有西方政府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见人士刘晓波无非又是这种偏见的一次表现，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不安和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话语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这还使我想起了2009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叙述的一件事：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上发一篇评论文章，介绍这本书。但报社的编辑告诉他，除非是中国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什么兴趣。这位汉学家很惊讶地说：可这些作家在中国有无数读者呀？那位编辑还是摇头，认为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鸣”，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关键是西方有没有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之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正因如此，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有4亿人学习英文，中国每年的出版物中20％为西方翻译作品，在西方国家这个比例不到2％，中国先后有160万青年学子去西方留学深造。
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情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自己继续蒙在鼓里吧，因为我们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学习了西方的很多长处，壮大了自己，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他们好像最近才突然发现中国的竞争力竟是如此强大。一位欧盟官员曾多次对我说过：我们与中国人接触时总发现，中国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从欧洲得到什么，而我们对能从中国得到什么从来都没有清晰的概念。
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在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媒体的偏见了。你该说的坏话都说过了，该造的谣都造过了，连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是监狱囚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没有救灾而是藏传喇嘛在救灾—这样的谣言都出现了，但中国没有被说倒，而是越来越强大了。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所以我们可以把理解中国的任务逐步交给西方，让西方人自己来做，我们可以潇洒一点。比方说，我认为没有必要派代表团去西方国家介绍西藏问题。英国人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北爱尔兰问题，法国也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科西嘉问题，美国也从来不派人来中国解释夏威夷群岛的归属问题。他想了解西藏，可以自己来中国做调研。西方媒体还会继续贬低中国，但我们对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后再看吧。如果十年还不够，那就二十年，最后后悔的不会是中国。
法国学者高大伟（David Gosset）2009年2月在《亚洲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地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转变。这一转变影响深远。……中国人对世界的浓厚兴趣并不意味着他们忘掉或者舍弃自己的传统。相反，对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的世界公民来说，对外国文化的开放旨在重新解读中国自己的传统。实际上，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回归中国传统和反思中国特性都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一、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谈中国崛起，总要有国际比较才好。我的基本结论是尽管中国仍然存有许多问题，但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两个方面的表现，明显好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好于过渡经济国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们需要进行国际比较。印度这些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也是大家谈论较多的国家，印度崛起的说法也不断出现在国内外媒体中。应该说，印度近年在软件业、制药业、外包业等方面，表现引人注目，取得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但依我之观察，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还相当大，我估计二十年后印度恐怕也难以达到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这里我可以谈谈我访问印度的感受和思考。
我最近一次访问印度是2008年12月。就在我抵达孟买的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1月26日夜，孟买经历了它自己的“9·11”。10名恐怖分子袭击了孟买10多个目标（包括了著名的泰姬陵饭店、孟买中央火车站、犹太教活动中心等），而印度特种部队姗姗来迟，花了4天才平定了这场袭击，击毙了9名恐怖主义分子，活捉1人。整个袭击造成了近200名无辜者死亡，近300人受伤。由于恐怖袭击的缘故，一时来孟买的人锐减，我坐的飞机上一半座位都空着。我过去抵达孟买都在夜间，对这个城市没有多少“空中印象”。这次我选择了白天抵达的航班，还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期待从空中一睹这个印度的传奇城市。上午11点20分，飞机徐徐下降。我眼睛紧紧地盯着地面，我看清了，也震惊了，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现代大都市的壮丽城廓，而是一望无边、密密麻麻的贫民窟。我早就知道这个1 400多万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还住在贫民窟，但从空中看到贫民窟如此巨大的规模，于我也是第一次，只能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
出了机场，四个汉子一起涌上来要帮我推行李，我让看上去比较面善的那位帮我推，随后给了他50卢比的小费，坐上了一辆没有空调、没有收音机的“大使牌”出租车。可我没想到，此时六只手同时敲打起出租车的玻璃窗，没有替我拿行李的那三个人也问我要小费。我的司机大声对我说“别理他们”，一踩油门就把车开走了。我从车窗往后一看，那三个汉子正抓住收我小费的那位不放，显然要从他那儿分出一杯羹来。印度的竞争看来真残酷呀。
坐上出租车，行驶在通往市中心的大道上，司机问我，过去来过印度吗？我说：“来过，二十年前。”他问：“你觉得印度变化大吗？”我往窗外一看，大道的两边还是贫民窟，客气地说：“有些变化，你们的机场正在扩建。”“一直说这条机场大道要拓宽，”他说，“但几年过去了还没有拓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两边的居民不同意。”我后来才了解到大路两边的贫民窟居民，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地动员了起来，坚决抵制道路扩建。
在旅馆安顿下来后，我马上赶去火车站。我乘坐了孟买那种无门的城轨列车，从市中心的第一站Churchgate上车，一直坐到孟买城北的终点站Borivali；纵贯整个大孟买城区；但我一路上看到的竟然还是大量的简陋屋和贫民窟，某些地段也有一些新建的楼房，象征了渴望崛起的印度，但它们大都被包围在汪洋大海般的陋宅之中。第二天，我约了印度朋友S君一起走访了一个叫达拉维（Dharavi）的贫民窟，据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100万人，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坦率地说，这里的居所哪能算是房子，它们是暗天无日的窝棚，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至3平方米，平均1 400多人一个厕所（另一说法是上万人一个厕所），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各种传染病频发。这个贫民窟还是孟买最大的废品处理场：我看到无数打工者（很多是童工和低种姓者），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废塑料、废电脑、废瓶子、废罐头、废纸箱一一加以分拣，重新处理，这些人没有手套、口罩等最起码的劳动保护用具，连焚化废锡铁皮的炉前工也不戴口罩和眼镜。S君告诉我这里大部分劳工每日工作12小时，日均收入不到1美元，周末也不休息，自己还要管吃。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部分是真心诚意地为贫民做好事，如办学、行医等，但另一部分则是黑社会组织，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甚至控制了供水（这个贫民窟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自来水供应）、供电（经常停电），他们还与政客勾结，使孟买的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
血汗劳动、童工奴隶、专横的黑社会，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印度的穷乡僻壤，而是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发生在“印度的上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个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里，人们对这类事情似乎已经麻木，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这类事情太多，数不胜数，法不责众，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二是这里的劳工大都属于低种姓，其他种姓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三是这里很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腐败成风，早被雇主收买了。
我问S君政府为解决贫民窟做了些什么？他告诉我，1995年政府制定了一个计划，五年内要改造孟买90万户贫民窟“住房”，但五年过去了，一共完成了6 000户的改造（户均5人，改造后的户均居住面积为21平方米）。我怕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他一下，他干脆用笔把这句话完整地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我曾写到自己过去访印的观感：“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次访印之后，我认为这些话一个字都不用改。
印度有一大批长于空谈的政客，他们在竞选时总是胡乱地向选民开空头支票，什么“五年后让世界忘掉上海，只谈论孟买”，以我对印度的观察，孟买二十年后也达不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坦率地说，在这个印度最发达的城市，今天一半居民的居住条件还不如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还不如我们汶川地震灾区的简易房，真不知道孟买怎么赶上上海，真不知道印度怎么赶上中国。印度这几年在软件、服务外包、制药等行业有长足的发展，说明了印度这个国家确实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某些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但这些行业迄今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印度的人口增长又快，印度也因此而无法解决长期困扰自己的赤贫问题。
国内一些人主张学习印度的民主，甚至学习印度的贫民窟，认为这是尊重人权，我真想建议这些人去印度发达地区的贫民窟小住一两天，亲身体验一下印度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了解一下什么叫“贱民”，什么叫“滚地龙”，什么叫“暗无天日”的生活，什么叫“儿童奴隶”，什么叫“黑社会民主”，什么叫“没有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权”。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往往就像一把铁尺，规范着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水准。印度如此低劣的发展水准，也是印度公民社会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
我知道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了印度，他们引用亚洲银行关于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印度的数字来说问题。中国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事实，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地处理，但印度的贫富差距确实远远大于中国。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基尼系数只计算人的收入差距，而不计算一个人是否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等，中国的农民工绝大部分在家乡都有自己或者亲人的土地和私宅。而印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从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旦流入城市，贫民窟就是他们的“天堂”。我希望中国有志于研究贫富差距问题的人，把土地、私宅这些资产也考虑进去，再来进行一些更有说服力的比较。
“贫民窟与孟买恐怖主义袭击有没有关系？”我问一位印度报社的资深编辑，他毫不迟疑地对我说：“当然有关系，我们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