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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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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也是中国思想独立性和文明内源性的体现，这很像中医，西医能解释也好，不能解释也好，中国人信这个东西，因为它管用。如果西医不能解释中医治病的效果，就像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模式的成功，这总体上不是中医不科学或者中国模式不科学的问题，而是西医和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解释中医效果和中国模式效果的水平。我们要做的不是削足适履，诋毁中医或中国模式以适应西方的理论，而是应该以中国人的成功实践为出发点，去修正西方的理论，去形成自己的理论。
同样，中医的实践也表明，一旦中医与西医较好地结合起来，其治疗效果往往好于单靠中医或西医，就像中国模式已经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华文明长于综合创新的特点。我们愿意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我们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华文明是一个主体文明，不是一个次生文明。日本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能保持自己的许多历史传承，更何况中国呢？
4。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这是一种“百国之和”的文化荟萃。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中国文化中，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样为一体。中国光是方言就有上万种，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在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上的差异不亚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之间的差异，还有56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都可以在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也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复兴时代。这种繁荣和复兴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也只有一个文化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才可能做到。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老子热、诵经热、书画热、茶道热、旧宅热、文物热、中医热、养生热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复兴。过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没有使多数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新的文化自觉。这是一种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情况下形成的文化自觉，其意义非同凡响。
外国许多好东西与中国文化碰撞后，不仅没有削弱中国文化，而且把中国文化呈现得精彩万分。网游来自西方，但在网上世界里，三国、西游、水浒、封神、山海经、侠客传记都可以大显神通；中国历史、典章与人物都可以成为当代青年快乐资源的一部分。与外界的大规模文化互动激活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意象和资源，激活了中国无数的文化创意产业，从Flash、视频、手机新功能到四格漫画、MV等新技术都是这样。
中国近年来影视产业发展迅速，各种作品令人目不暇接。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无数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为中国影视产业提供了用之不尽的素材。截下任何一个历史断面，都可以开发出无数的题材和故事。我们的近、现代史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些都是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影视文化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国电影人最终超越好莱坞应该不是梦，因为最大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最大的观众群体在中国，最大的投资群体最终也是在中国。
中国人本文化衍生出来的餐饮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比拟的。中国菜肴之丰富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法国都有丰富的饮食文化，但中国大的菜系有八个，其中任何一个菜系的丰富性都超过法国菜系。换言之，两者不是一个当量级的：一个是国别“文化级”的，一个是“百国之和”“文明级”的。中国任何地方的街头餐馆都能做出三四十种菜，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餐馆只有汉堡包加土豆条，能有三四个菜就不错了。欧洲餐馆的菜肴要丰富一些，但也很少超过七八个品种。中国的餐饮文化比西方餐饮文化丰富至少十倍，其实，许多其他文化领域内的差异也类似。惟有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才会有这份精彩，中国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的时代已经到来。
5。独特的语言
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汉语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把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纽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殖民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结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发展的困境甚至绝境：永远在那里邯郸学步，自己的传统早已丢了，而别人的东西怎么也学不会，结果整个国家就永远听人摆布，人民生活在动荡与贫困之中。
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我们的汉语也与时俱进，从文体修辞到语法词汇，都吸收了大量外国元素。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语言方面的创新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和推广。汉语能够翻译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完全兼容，并正在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优势，如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那种简洁度、极为丰富的形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字使中国人获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资源。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游客输出国而辐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汉语，就更容易谋取到一份工作，而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已经表明中国文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之一。
我们有些人总是担心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其实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世界历史的人就知道，人类历史上宗教冲突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光是基督教各个教派之间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就有上千年的历史，造成了无数生命遭杀戮的人间悲剧。这些冲突还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着。我们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见，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蕴藏在中国的文字中。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了中文，能够听说读写，能够使用一二百个成语，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往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勤俭持家、好学不倦、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等。当你走遍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国文化中的这些基本信条是多么的珍贵。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这么一些基本信条，结果是暴力犯罪猖獗，发展毫无起色，一个接一个地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文字和文化教育，把这些中国传统价值激发出来，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善。
6。独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很难想像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后中国迅速失控，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我曾遇到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不能产生合法性的。最后他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换言之，即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只是一种非常勉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倒是可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独特的政治还表现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们历史上有朝贡制度、藩属制度、将军都护府制度、改土归流制度、郡县制等等，这种制度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是难以想像的，但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中，各种制度可以相处得非常自然。中国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和区域自治制度，现在大陆已经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达成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生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方，这种思路在一般国家中是难以想像的，而在中国却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1大于2的巨大效应。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所以中国体制要比印度的体制更有活力。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发展模式就很不一样：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元结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因地而异，经济结构也差别很大。实际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奇迹的产生。
总之，我们学习了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整个世界都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政治智慧对人类未来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7。独特的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它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农业有关，在这种农业活动中，血缘纽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属于不同质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基础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家庭伦理还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又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的统一了起来：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百年中，这种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那种自然经济、社会流动性极低的社会已被一个高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取而代之。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转化的进程，并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不过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失落，这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和问题。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以为西方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将取代中国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也会走向西方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峙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化带来了许多中国传统价值的失落，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们对回归传统价值的向往，而且是在一个全新基础之上的回归向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间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就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对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写法延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比过去扩大了无数倍，但个人仍然愿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很多东西，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想像的。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个人权利并存，丝毫也不落伍。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他们今天也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基因看来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对峙冲突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互补模式。这个模式也能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凝聚力、竞争力与亲和力。
8。独特的经济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其最大特点是把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多数中国人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经济发展是为了百姓福祉，不是资本利润第一。因为有这种民本的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经济的口号是“以人为本”和“让老百姓满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终被人民推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和中国传统“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光讲市场经济，不讲人本经济，在中国恐怕行不通。反过来也一样，光讲人本经济，不讲市场经济，中国就竞争不过西方。把“市场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国模式，其激发出来的力量看来超过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中，一直比较重视“看得见的手”。中国国有部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官营”，甚至更早。后来的洋务运动也是政府推动的。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势政府来进行推动和组织，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经济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在整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把“数目字管理”和“宏观整合力”结合了起来，从而使中国经济变得很有竞争力。“数目字管理”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但是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宏观整合力”也非常重要。“数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长的，中国已经大致学会了，不少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而“宏观整合力”是中国擅长的，西方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要学。即使要学，在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里恐怕也很难做到。而我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全球性危机日益增多的世界上，仅仅具备“数目字管理”而不具备“宏观整合力”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两者兼具的国家。关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我下一章探讨中国模式时还会进一步阐述。
总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精彩万分的大世界。如前所述，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坦率地说，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
三、新的视角
“文明型国家”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文明型国家”意味着中国是一种特别类型的国家。中国更像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则更像一个小号手、小提琴手或者一个室内管弦乐队。人数不同，乐器不同，曲目不同，传承不同，指挥自然也不同，所以中国国家的治理方式也与众不同。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在中国模式的指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我们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由于“文明型国家”的特性，我们治理自己的国家绝不能套用西方的观念，我们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用中国人的眼光来取舍，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自我，不要失去自己的优势。比方说，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一定是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但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国今天的土地制度结合了土地公有制和个人土地使用权，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是中国模式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中国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怎么可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怎么可能使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名列世界前茅？当然，这个制度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不断改进，但总体前途看好，放弃它将是愚蠢的。
在广义和狭义上，中国和西方都可以在许多方面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数十年来也一直在这样做，受益匪浅。但是在深义上，真正民族性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它是长时间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构成一个民族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人硬要改变，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
一个民族的政治传统更要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逐步演变。政治浪漫主义代价极高，甚至可能葬送一个民族的伟大前程。其实，连历史远远短于中国的英国，数百年来都一直坚持自己政治传统的渐进演变，从未接受过席卷欧洲的法国民主模式。依我之见，不要说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也无法按照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模式来治理，也就是说无法实行多党制和民众直选欧盟首脑。如果欧盟这样做的话，欧盟轻则沦为一个无所作为的象征性的政治机构，丧失整合欧洲不同利益的权威和能力，重则导致整个欧盟分裂解体，尽管欧洲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的发源地。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这种智慧首先体现在我们的文字中：凡是与水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三点水”，如江、河、湖、海、洋；凡是与金属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金”字偏旁，如银、铜、铁、锡。对于所有不同的东西，我们都力求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求异”，每一样东西，都要专门创造一个词来进行表述，所以阅读西方的报刊一般需要两万个词汇，而阅读中文报刊，掌握了两三千个词汇就可以，但这两三千个词汇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组合，使中文成为世界上表达能力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文明型国家”的治理也是一个道理。沿着中国文化“求同”的思路来处理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效果就会比较好，国家就有希望，无论是地区间的矛盾，还是企业间的矛盾，还是官民矛盾，还是劳资双方的矛盾，只要把重点放在寻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一定比较好，因为中国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反之，如果放弃自己的传统，转而采用西方“求异”模式，则可能造成冲突、混乱和动荡，甚至内战。西方推动的“民主化”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动乱和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文明型国家”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比方说，用人均GDP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实际上作为不同质的国家，这种简约化的比较是靠不住的。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和一个小号手、一个小提琴手或一个室内管弦乐队怎么进行比较？如果硬要比较，恐怕先要在质和量方面作一个规范。按照名义人均GDP进行比较，瑞士比中国高很多，但中国至少有上千种瑞士没有的产业。瑞士这个小提琴手再好，也不能产生中国这个交响乐团给人带来的震撼。如果一定要把两者进行比较，恐怕更为合适的方法是把中国这个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手请出来和瑞士这个小提琴手比较一下。比方说，把800万人口的苏州与700万人的瑞士比一比，这样的比较才更有意义，更容易使人找到感觉。毕竟连举重比赛都不允许重量级和轻量级互相换位的，更何况比举重比赛复杂一万倍的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呢？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地理空间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差别都太大了。如前所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理论上，中国的各种问题比美国多四倍也应属于合理范围。其实美国的问题不少于中国，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监狱囚犯总数超过中国，尽管美国人口少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发达板块与美国的可比性很大，前面谈到的上海超越纽约就是这样的比较，中美两国居民家庭净资产的比较也属这一类比较。
再比方说，有人用出境人次的统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2009年，中国出境人次是6 000万，这已经是了个不起的成就，但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一国等于“百国之和”，你跨省旅游的距离和费用就超过中小国家的跨国旅游。你从奥地利经过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到捷克，大概就等于上海到南京，中间在苏州、无锡下来走走。如果要用出境人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那你至少要把中国国内坐飞机和坐高速火车的人数都算进去，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韩国2009年的出境人次为3 000万，但韩国国土面积狭小，一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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