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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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两字来形容。如此富丽堂皇的现代化机场，我想她们一辈子都没见到过，绝大多数西方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其实，柏林现有的机场仍相当落后，甚至比不上中国多数省会的机场。柏林已斥资34亿美元要建造一个新机场，从十四年前就开始建设了，至今尚未建成；各种常年不断的官司和政府财政赤字影响了工程的进度。持平地说，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很多地方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西方国家长久以来故步自封得厉害，总以为自己代表了世界的最好水平，历史到了西方的水平就终结了。而事实上，崛起的中国不仅在追赶西方，而且在追赶的过程中，正在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涵义。

中国大中型城市几乎都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人拥抱现代化事业的热情和势头，都是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超级商厦、城市地铁、电动汽车等，过去都是西方的专利，而今天西方突然发现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几乎全面领先，而且中国人往往做得更快、更多、更好、更新、更时尚、更低碳。难怪当新闻报道了武汉到广州的高速列车2009年12月26日开通后，英国《每日邮报》很快就用了共有17个英文单词的超长标题和5张巨幅照片进行报道，对这趟世界上最快的高速列车仅用4年就建成表示惊叹。文章刊登后，英国网民迅速跟帖表达了他们的“不可思议”之感。一位网民说：“请把中国工程师请到苏格兰爱丁堡来吧。一条12英里的铁路，最高时速仅70公里，已经拖了3年了，要到2011年才能完工。”另一位美国的网民说：“跟我们的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形成了鲜明对比，八年过去了，现在还是个大土坑。”另一个人说：“看看我们波士顿的工程项目，由于贪婪的工会吸血鬼，预算超支350％，还得延期二十年以上才能完成。”还有一个网民写道：“瞧瞧，一个国家专心办事情，那会发生什么？中国，干得不错。”

当然，光看鲜亮的城市是不够的。我们的城乡差距还是很大，城市内部也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的发达国家。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一个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内，解决城乡差距，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这何尝不是中国的潜力和机遇所在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我估计今后三十年，世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还是中国，不断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意味着今后三十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上发展机遇最多的国家。

中国城乡差别固然大，但从全球范围看，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过去三十年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是规模不如城市。我们一些人由于不满国内的城乡差距，称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显然夸张了，他们一定没有去过非洲，可能欧洲也走得不多。欧洲远没有中国发达板块所展示出的那种活力，不少地方，如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等城市给人感觉暮气沉沉，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已明显落后于中国的一线城市，而非洲的绝大部分城市还达不到中国农村的平均水平：非洲人均寿命才50岁左右，中国农村人均寿命为70岁左右。中国农村彩电都开始普及了，大多数人住的是砖房，甚至是楼房，而非洲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人住的是贫民窟，没有电力供应，而农村居民则大都住茅草房，往往连窗都没有。按照联合国的最新统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89％的农村人口没有电力，也就是说农村的10人中9个人用不上电。发展中国家平均41％的农村人口没有电，我们现在相对较落后的西藏自治区的电力覆盖率也已超过70％，超过了印度的整体水平。我从电视画面上注意到甘肃舟曲被泥石流冲垮的公寓楼上均装有空调，这显然超过了印度孟买的水平。我们村村通公路的工程都快完成了，这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思议的。看中国农村，我们还要考虑到中国农村土地的潜在价值。例如，不久前开始的重庆农村土地流转试验中，重庆远郊的宅基地挂牌拍卖，1亩地拍得10万元，而中国发达板块的农村地价早已是这个价值的无数倍了。我想随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农村土地资产的适当盘活可以为广大农民创造巨大的财富，为新农村建设带来大量的资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制度为实现这种前景奠定了基础。这也是采用西方土地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当然，要把中国农村真正建设到今天发达国家农村的水平，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概需要等到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才能达到。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这对读懂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个人以为，为了避免类似“中国平均气温”的尴尬，我们需要细读中国，至少可以把中国分成两大板块来理解和把握（如必要的话还可以细分），我们除了要看到两个板块各自的特点，还要看到两个板块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今天的中国，并给国人和世界一个更为信服的解释。以我之见，中国的两大板块，一个是“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另一个是“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互补的良性互动，这也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并将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当然我这里只是提出概念，详细论证还需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我说的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唐都市圈，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估计这个板块的人口至少3亿。这个板块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头羊。我之所以称这个板块为“准发达国家”板块，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特征，如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5—80岁；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纽约；基础设施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商业繁华程度和生活方便程度也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GDP，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达到1。5万到2。5万美元左右；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实力强于一般发达国家；住房自有率超过了发达国家，居民的住房平均面积和质量均超过日本和中国香港的水平（这也是中国GDP超越日本的意义之一）；如果实地观察，你可以感到这个板块内城市的总体水平已不低于南欧发达国家，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的多数城镇等。这个板块内大城市的总体水平超过发达国家的许多都市，如罗马、雅典、里斯本、马赛、热那亚、那不勒斯等。我之所以还保留了“准”字，是因为这个板块的某些方面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比方说环境指标、公民文化素质等。所以我们还是要谦虚谨慎，认真努力，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争取后来居上。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2009年3月的计算，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已经从1978年的4。4倍缩小到了2006年的1。17倍。考虑到中国的城乡差别大于美国，那么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群与美国纽约的差距应该大大小于1。17倍。所以今天很多中国人从中国的一线城市抵达纽约时，确实会有弗里德曼前面叙述的那种“究竟谁是第三世界”的感觉。我自己去纽约也有这种感觉。至于纽约的人均GDP高于北京、上海5倍的结论，我想除了统计方法有问题外，也与多数人实地访问感受相差甚远，我对这种结论是敬而远之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也可大致印证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的实力：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的GDP已超过了G20部分国家。200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在G20各国中可排到第16位。上海、北京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广东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浙江、江苏、山东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从人均GDP来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也超过了G20的部分国家，其中上海可排在第12位。长三角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韩国和印度，而这些评估采用的都是官方汇率，如果改为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这个排名还会提高很多。

二、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大？

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发达板块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具有一个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产阶层成长的黄金期，中产阶层估计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3％，也就是3亿左右，而且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一般认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应该属于中产。中产阶层如何定义很有争议，全世界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对印度自称有3亿中产阶层一直比较好奇，因为我多次访问印度的直觉告诉我印度的中产阶级的人数不会超过中国的三分之一。后来我请教了一位资深的印度经济学家，印度这个中产阶级人数是怎么算出来的，他说那是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的一个研究计算出来的。我就去查了马丁·拉瓦雷的研究，发现他用了一个非常宽泛的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均收入为2美元至13美元的人，都算中产阶级，他认为一旦超过2美元，一个人就算脱贫了，用这个标准可以更好地衡量新兴经济体国民走向富裕的情况。我又查了他用这个标准对中国和印度作的比较：按照2005年的标准，处于这个收入段的中国人为8亿，印度人为2。64亿。这个标准显然低了一些，说中国有8亿中产阶级，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信的，但马丁·拉瓦雷的研究证明了我的判断，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比中国小得多（见英国《经济学人》2009年2月12日关于新兴经济体中产阶级情况的研究报告）。

2010年亚洲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它采用的指标和马丁·拉瓦雷差异不大，即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亚行把这部分中产阶级又划分为“底层”、“中层”和“高层”三类。报告认为中国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阶级，另外5亿属于中、高层的中产阶级。中国人对自己的要求总是比较高，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目前还是少数。在印度，你入住任何一个饭店，帮你搬行李的服务生，他可能住在贫民窟，会说几句英语，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你到北京和上海的星巴克，问在那里喝咖啡的小白领，你算不算中产阶级？他说，我算什么中产阶级，我只有一套房子。

其实，即使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公民来说，一生奋斗下来的最大的物质财富也就是一套产权房。所以结合中国的情况，仅考虑经济因素的话，我比较倾向于把拥有一套房产和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作为中产阶层的一个大致标准。这个标准不低，而且也不是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定做的，因为仅从房子自有率来看，法国为55％，日本为60％，美国为60％，大致反映了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规模（瑞士为36％，但瑞士属于一个特殊类型）。中产阶层也包括所谓“房奴”，因为西方在55岁前付清房贷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相当长时间内都是“房奴”，欧洲人一般认为能拿到银行房贷本身就是银行对你中产地位的一种确认。

中国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上述国家。这无疑是中国过去六十年发展，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的结果。如果这样进行评估的话，我估计中国中产阶层人数早就超过了日本的总人口（1。3亿），其规模可能在四个法国的人口（2。6亿）与美国的人口（3亿）之间，也可能略微超过美国总人口。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中国中产阶层规模成长的速度正在加快，到2020年有望达到7亿人。他使用的是年收入1。18—1。77万美元的经济标准（约8万到12万人民币之间）。

一些消费数据也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中产阶层的大致规模：早在2003年，中国出境游达到2　020万人次，首次超过了日本。中国游客2009年在法国的平均购物消费超过了日本游客；2009年，中国成了世界轿车产销第一大国，表明一个上亿人的巨大汽车消费群正在形成。到2009年底，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超过了美国，为世界第二，约占世界的25％。越来越多的西方品牌公司不再使用代理商，转向直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的表现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谓一枝独秀。瑞士手表出口中国大陆已从2000年占瑞士手表出口总额的0。2％跃升到了2009年的5。3％，超过日本，尽管中国对名牌手表征收很高的关税。如果把中国大陆和香港算在一起的话，那么两地2009年从瑞士进口的手表接近瑞士当年手表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而香港进口手表的主要购买者是大陆游客。如果我们搁置关于名牌消费是好是坏的价值争论，只进行事实分析，那么这些信息可以表明中国的消费能力已经不是如一些人所称的仅限于少数巨富，而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已经形成。

我们甚至可以与美国作个比较。我前面提到的中美家庭净资产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家庭净资产远比人均GDP更加能体现出老百姓的真实家底。如前所述，美国去年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大约在8。4万美元与9。3万美元之间，也就是56万人民币与62万人民币之间。我估计中国大概有上亿的家庭净资产已达到或超过这个水平。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房产的升值，其中不排除有泡沫的成分，毕竟当年日本房产泡沫的时候，日本人的资产也一下子超过了美国人。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到人民币币值可能被低估以及美国家庭平均人口多于中国等情况。

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城镇家庭净财富的一个调查大致可以印证我的判断。该中心2008年的调研（抽样样本定位在15个城市，收集了约2　100个样本数据）发现我国2008年城镇家庭净财富平均为60。7万元。在我国家庭资产构成中，房产是最主要的资产，占比62。72％，而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超过15％（见2009年9月27日“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教育调研报告发布”，搜狐理财频道）。这个调查虽然不是家庭中位净资产评估，但足以说明我们城镇居民的家底不薄。而且这还是2008年的调查，2008年之后，中国城镇家庭净财富还在增加。无疑，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仅此一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许多定居美国的华人今天也坦承，如果过去十年没有在祖国购买房产的话，今天想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这些年中国进步得快，美国退步得也快，一进一退，中国的发达板块与美国差距就大大缩小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似乎并不是很大，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却长期保持世界第一，这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首先是中位统计把美国的富豪群体给略掉了。还是以2004年为例，这一年美国有750万个家庭的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他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高消费群体。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借贷消费的习惯。特别是过去这二十年，美国借贷消费的习惯被推到了极端：今日花明日的钱，自己花别人的钱才算本事。中国人赚100块花70块，叫大手大脚，赚100块花100块，叫败家子。美国人赚100块花100块是不正常，赚100块花300、500块才算好汉。如能及时行乐，见上帝时留下一屁股债，那就是英雄了。美国国家行为也是中国人说的“寅吃卯粮”。整个美国经济都是以超前贷款消费来刺激发展的。长达二十年的超规模信贷消费自然造就了一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不过这种做法也是导致这次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但美国似乎还是有办法，因为世界经济和金融目前还主要是以美元为交换手段，美国仍然可以靠印钞票、发行国债来实现某种平衡。美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来压制别国货币升值以平衡自己的亏损，如当年逼日元升值那样。

中国已经悟出了问题的要害，正在逐渐把人民币与一揽子货币挂起钩来，并力争使人民币较快地国际化，最终强势出牌。但美国是不会轻易接受人民币国际化对它带来的挑战的。一个欧元已经给它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再来一个人民币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它会感到吃不消，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一定要防止美国诱发的金融危机。这种危机一旦发生，中国经济将受重创，甚至倒退数十年并引发政治动荡。但换一个角度看，美国的做法对我们也有启示。我们不应该像美国人那样过度地依赖信贷消费，但我们也要考虑如何盘活中国家庭的资产，适度地扩大信贷消费，从而释放百姓的消费能力。在美国没有贷款记录的人一般被认为是没有信用的人。在瑞士房贷还清的人要被征高额的财富税，因为你被看作是富人。中国不必照搬西方的做法，但适度扩大信贷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对于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很重要，对于我们把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转为以内需驱动为主也很重要。

三、“新兴经济体”板块

除了上述巨大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外，中国还有另一板块，即一个超大型“新兴经济体”板块。“新兴经济体”概念在国际上一般是指蓬勃发展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以区别于大多数停滞不前的后发国家。我用这个概念是因为只有这个概念才能概括中国后发地区的特点。这个板块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如果说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是赤贫多、文盲多、疾病多、经济毫无活力、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板块，通过过去数十年的努力，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了。这个板块的特点是：赤贫已基本消除，初中教育基本普及，主要传染性疾病已被控制住，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这个板块的人民勤劳智慧，虽总体上不算富裕，但绝大部分的人有房有地。如果把这些资产算进去，他们的净资产大大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第二，这个板块本身充满了活力。中国中西部地区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十分引人注目，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中国的发达板块。以2009年为例，内蒙古、重庆、四川、湖南、陕西、湖北、安徽等13个省市的全年GDP增长均超过10％。其中内蒙古以17％的增长率高居全国GDP增速的榜首，而且是连续七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安徽省的总产值也超过了1万亿元，成为中国第14个迈入GDP“万亿元俱乐部”行列的省份。2009年中国西交会在成都举行，会上达成的投资和贸易协议总额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这些现象都在传达着一个信息：中国中西部大发展的势头已经来临。

第三，这个板块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自然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它向中国的发达地区输送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同时也接受发达板块在人才、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辐射。正因为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个板块本身也开始成为越来越大的消费市场。这个板块除了与沿海地区的良性互动外，也大力吸引外资，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四，中国两大板块良性互动的格局已经形成。随着中国发达板块不断地进入以产业升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越来越多的产业成规模地转向新兴板块。最近，国家又把一系列中西部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这些地区已经迎来了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机遇。

第五，这个板块内部也形成了自己的增长极。虽然整体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不如东部地区，但中西部也有不少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圈和城市群效应，这些经济圈在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它们在开发内需市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甚至走在了沿海地区的前面。中国内地惟一的直辖市重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2010年3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这样叙述重庆的发展：

重庆的目标是争取在2020年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经济中心城市，以及中国西部开发的领头羊、增长极。重庆是中国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地区，将争取用10年时间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的直辖市。近些年在西部开发政策的推动下，以及去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支持下，重庆发展迅速，2009年经济增长14。9％，位居全国第三位。2010年的情况可能会更好，预计将达到16％。重庆尽管地处内陆，但一直注重与国际接轨，加快开放的步骤。在利用外资方面，2007年只有10亿美元，2008、2009两年取得了翻两番的成绩，到去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40亿美元。今年预计利用外资将达到60亿美元。

黄奇帆还谈到：

重庆51％的常住人口是城镇人口，49％是农村人口。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镇人口将增加到70％。重庆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有几条措施。其中，城市是按照城市群的模式发展的，重庆主城未来将是1　000平方公里、1　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它周围有30个中等城市，将积聚起600万到700万的人口，另外还有100多个中心镇。未来重庆的城市将是“一个特大城市＋30个中等城市＋100多个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为了推动这个城市群发展，重庆推进了“五个重庆”建设，让这个城市群处在森林中，是畅通的、宜居的、平安的、健康的。另外，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对农村地区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善。第一，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信、能源等，让农民在农村享受的基础设施水平能与城市一体化。第二，改善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让农民在农村享受像城市一样比较好的教育、医疗和文化设施。第三，让农村的农民像城里人一样，有养老、医疗等保险，有社会保障。第四，在农民大量进城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他们有工作之后就定居在城市，不再返回农村，使其成为城市居民。

此外，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已经形成，高速铁路网正在迅速形成，这也大大推动了中国这两大板块的良性互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力流动和物资流动的国家。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范围内，过去那种“自成一体”的产业分工格局已被打破，地区间产业分工趋向合理。全国范围内的产业链整合迅速推进，高效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正在形成之中。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和中国这两个板块的互利互动，中国的区域发展会逐步变得更加平衡，地区差别也会逐步缩小，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发达板块会不断壮大，新兴板块会逐步缩小，直至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四、为什么中国的1＋1大于2？

中国人自己看中国也好，外国人看中国也好，都有个“盲人摸象”的问题，因为中国太大了。如果你无法摸到大象的全身，只能摸到一部分，就容易把大象说成了一根绳子、一根柱子、一堵墙、一把扇子，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常用的GDP的总量非常大，但人均GDP仍然很低的说法，也无法把问题说清楚，因为它还是没有解决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所以不容易使人找到感觉。究竟如何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并预测中国的未来，我倾向于采用“板块概念”和“板块关系概念”来分析。

我想这首先是为了理顺量和质的关系。如果只是泛泛谈中国经济总量比较大或者中国人均收入比较低，那我们讨论的还只是一个量的概念，而不是质的区别，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不只是一个量的差别，而更是质的差别，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是现代国家和非现代国家的差别。

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超大型的“新兴经济体”板块。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点是现代经济、现代管理、现代研发、现代服务业，那么后者的主要特点就是巨大的规模效应和成本效应，两者的结合某种意义上就是质和量的结合。这种结合便产生了1＋1大于2的中国效应。正是这种结合使得中国崛起得如此之快。根据学者胡鞍钢的计算，互联网用户，1993年美国大约是中国的3　000倍，2008年中国已经是美国的1。2倍了。手机用户，1987年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达到了1　760倍，但现在美国的用户只相当于中国的40％。宽带发展，2000年美国是中国的300倍，但到了2008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我们本来以为2020年中国才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结果在2009年就做到了。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之所以成为全世界的热门话题，不是中国人自己想谈这个话题，中国人不想谈，我们想低调做人，想韬光养晦，而是外部世界不断地感受到来自中国1＋1大于2的冲击波，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

第二，“板块”的概念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中国平均气温”思维方式对国人、对外界带来的困惑和尴尬。说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天已很难说服人。凡是了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情况的人都很难接受。我们在许多方面，包括农村大部分地区，都比他们做得好。同样，如果光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会使人忽视中国还有不发达的一面。所以当你把中国两个板块及其互动关系说清楚时，人家对中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和前景就比较清楚了。瑞士一些钟表企业受了“中国平均气温”思维的影响，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所以不看好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他们坚持把销售重点继续放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如TAG　Heuer），结果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两年的销售额大幅下降，而那些有板块意识的公司（如OMEGA），早就立足于开发中国市场，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内部光是发达板块的实际消费能力就可能超过了日本，甚至可能超过美国。这些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近年直线上升。可以说，中国的发达板块在2009年拯救了瑞士的钟表业。

对中国人自己也一样，“板块”的概念是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估自己，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发展自己。我们不能老是用“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借口，来原谅自己的不足。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其多数的参照系就应该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就是要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