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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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前景。

至于中国人均GDP等有关的统计和排名，我想只要引入两个因素，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第一个因素是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而不是官方汇率来进行计算。打个比方，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倍。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同样准备一顿饭，日本餐馆创造的GDP就比中国餐馆大10倍，以此类推，误差自然越来越大。一般认为，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结果更靠谱，所以国际学界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个方法来进行跨国比较，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作的研究。他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在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在2009年超过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12个老牌工业国经济总和，并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见2009年8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关于购买力平价，我在下一章中还要细谈。

其实，无论你是否采用购买力平价，美国中央情报局历来都是以购买力平价来预测中国的实力的。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要把中国“捧死”，而是大势所趋，他们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它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当然中国不愿意与美国一起去当世界警察，这样做只会四处树敌，也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事风格。

第二个因素是把中国人的房产算进去。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们也许可以采用家庭净资产来进行一些比较，因为家庭净资产比人均GDP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老百姓的真实家底。所谓家庭净资产指的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总值，即房产、储蓄、股票等减去所有债务之后的家庭资产。我手头没有日本的数据，只有比日本更发达的美国的数据。2010年3月23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在一篇题为“评估你的中产地位”的文章中，把典型的美国家庭净资产界定为8。4万美元（the　typical　household　has　a　　worth　of　84　000　dollars），并认为这是金融危机导致房产和股票缩水的结果。根据2010年3月美联储发表的统计，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家庭的总资产平均缩水25％，跌到了2004年的水平。这一年，美国家庭中位（median）净资产为9。3万美元。按照1美元等于6。7元人民币的汇率来折算，那么8。4万美元约等于56万人民币；9。3万美元约等于62万元人民币。即使在最高的2007年，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为15万美元左右，约为100万人民币，而中国现在家庭中位净资产达到56万和62万的有多少？达到100万元的有多少？我没有这方面的权威数据，但我估计中国家庭净资产为56万到62万的总有数千万户，也许上亿。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比。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但这也埋下了今天金融海啸的祸根。这对我们亦有启示：我们不应该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我想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以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至于1840年中国GDP世界第一却还挨打，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一盘散沙的传统大国，而英国已具备“现代国家”的形态，这使英国具有当时中国尚不具备的现代生产力、民族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假设在1840年的时候，中国哪怕有一个省能够接近当时的“现代国家”的水平。比方说，广东省先发展起来了，并接近了英国当时的工业和贸易水平，那么整个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因为这意味着至少你的这个省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政府能力、工业能力、外贸能力、防御能力、涉外交涉能力等，这一切足以阻吓当时的英国。今天中国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若论国防实力，早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一举全歼了“皇家苏格兰团”等英国最精锐的部队。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谈论中日比较，我们一定要了解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是怎么完成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国今天和平崛起的意义。当年中国在现代化的起点上落后了一步，中国便丧失了现代化的先发优势，最后落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地步。日本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成功后，立刻加入了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行列，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后，日本勒索赔款达2。3亿两白银。2。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这些中国的巨额赔偿投资教育、开办工厂、建设城市、扩军备战，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地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日本现代化原始积累和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榨取了中国人多少血汗、资金、资源？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真是罄竹难书呀！相比之下，随着外敌入侵，白银外流，国库空空，中国走向了衰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又被迫支付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从此成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综观中国近代史，甲午战争之前和“九一八事变”之前，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力呈上升态势的时期，但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突然夭折，经济倒退数十年，无数生灵涂炭。中国最后是从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走和平崛起之路，一步一步地赶了上来，并终于在现代经济和现代国防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经济规模上对日本的真正超越。2010年9月24日，日本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释放其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实力此长彼消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

四、GDP悖论

中国人有GDP情结，但又老是被GDP困扰，所以我们需要花点篇幅再谈谈这个问题。中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说中国崛起了，就说中国经济的总量和综合实力已达世界第二；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就用按官方汇率折算出来的人均GDP；那么中国还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低于阿尔巴尼亚云云。不过我五年前去过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和港口城市杜拉斯，其繁华程度不如中国沿海地区的任何一个地级市。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在人均GDP问题上应该给国人一个实事求是的解释。

让我先回忆一段与GDP有关的经历。2008年4月的一天，我去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讲学。在拉各斯的旅馆里碰到一位刚访问了赤道几内亚的中国商人，我们聊了起来。我问他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比较，哪个国家更好一些？“那当然是尼日利亚。”他很肯定地告诉我。我说：“怎么可能呢？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可是2万美元，而尼日利亚才2千美元。”他告诉我，“拉各斯不管多么破破烂烂，但至少有自来水，可赤道几内亚首都大部分地区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排水系统。最可怕的是疟疾，在赤道几内亚常驻的中国人，包括历任中国大使在内，没有不得疟疾的。”他接着跟我描述患非洲疟疾的恐怖：“高烧，浑身痛，脑袋像要爆炸，人都恍惚了，真想撞墙寻死。”以我自己的观察，拉各斯的市容比北京至少落后三十年。如果这位中国商人所述属实，我可以想像赤道几内亚的落后程度，但北京2009年的人均GDP才1万美元，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已是北京的两倍。

如何解释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其实原因并不复杂：1970年代中期，赤道几内亚突然发现了石油，但这些资源都控制在总统及其几个亲属的手中，接着外国公司来那里投资开发石油，所以这个贫穷的小国就突然有了人均GDP　2万美元的虚名。靠资源“一夜暴富”，但这种“富裕”没有给人民带来自来水，没有带来污水排水系统，没有带来就业和中产阶级，其国家的财富完全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人均GDP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打个比方：假设北京市现在人均GDP最高的区是朝阳区，最低的是延庆县，但某日延庆县突然发现了大金矿，之后又有大公司来投资，而延庆县的人口又比较少，其人均GDP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超过北京的朝阳区。所以当我们考察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时，一定要考虑多种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寿命等。相比之下，稍好一点的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因为它包括了一些社会指数，但这个指数也有自己的问题，例如，其中的人均GDP比重过高；未考虑住房和住房自有率，而住房是中国人最大的资产所在，所以用它来衡量中国也欠准确。

2009年夏天，我曾在日内瓦参加过一次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办公室（HDRO）召开的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编撰方法提出了批评。俄罗斯代表认为报告使用的数据必须更加公正，编写报告的过程应该有更大的透明度。摩洛哥代表认为现在的国家排名方法不科学。他认为应该按照可比程度把国家进行分类后，再来进行比较，比方说，资源稀少的穷国和资源富裕的富国放在一起比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伊朗代表认为应该设计出一种指标，把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燃料危机等，对一个国家造成的损害也融入发展指标体系。中国代表则认为应该“慎重引入不成熟的或有争议的指数和计算方法，重视吸收借用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丰富的发展知识和成功经验，更好地反映人类面临的各种发展挑战”。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的负责人最后也承认，这个指数系统确实存有争议，只能通过大家的努力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完善。换言之，即使对于国际组织的指标体系，我们也要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加以检验，并慎重地使用。在指标体系上，中国学者应该作出自己原创性的贡献。

此外，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计算GDP的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另外一种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们现在的统计还是沿用第一种方法，而我个人一直认为购买力平价法才能相对准确一些，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官方汇率低估了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用购买力平价法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实际状况。我前面已经举了在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倍的例子。我还可以拿欧洲的理发价格来作一个比较。欧洲一个男孩子简单理个发需花20欧元，在中国一线大城市，这样理个发大约20元。2009年初欧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是1欧元等于10元人民币，那么欧洲男孩子理发需人民币200元，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来计算，欧洲男孩子理发这一项活动所创造的GDP就是中国的10倍，所以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容易造成对各国实际经济规模的严重误读。

鉴于这个情况，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GDP，也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来计算出一个国家货币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然后在实际购买力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纠正汇率计算方法可能带来的扭曲。当然即使采用购买力平价，也不一定能保证准确地比较，比方说，所选的一揽子商品的质量差异就不容易比较。但总体上，购买力平价相对于官方汇率，似乎更为准确。也许中国以后可以同时公布用官方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GDP，这样有利于国人和外界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

我个人并不介意在某些场合继续使用官方汇率计算法，它也许有助于我们保持那份谦虚向上的精神。中国人习惯了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所以中国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对于自己的真实实力一定要有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既不夸张，也不缩小，从而给国人和外界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介绍。况且采用购买力平价有利于纠正现在统计中的一些偏差，从而避免中国自己的决策失误。比方说，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中国的外贸占GDP的比重达60％—70％。这个数据显然夸大了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事实，但我个人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和美元计算的，而中国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的比例自然被放大了许多。

采用购买力平价也有利于防止外国势力误判中国，有利于避免地缘政治危机。安格斯·麦迪森就谈过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当年误判了中国的实力，这可能导致了他后来与中国在香港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冲突。彭定康1997年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称“英国的GDP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中国的GDP大致等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合计”，而根据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计算，当时英国的GDP大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GDP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总和的6。5倍。

我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更为实事求是的购买力平价法将是国际统计界的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勇气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标体系，超越西方指标体系影响下产生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各种指数。我们要真正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地开发更为客观准确的指标体系，并从标准上来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比较。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如果要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融入两个因素，现在的许多评估和排名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二是房产。中国人房产一般占家庭净资产的60％左右，任何一种涉及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如果不能反映这个事实，就无法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果我们比较瑞士和上海，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上海为75％，相当多市民拥有的房产还不止一套。尽管瑞士名义GDP比上海高5倍，但吃饭和理发比上海贵10倍，住房自有率只有上海的一半，所以许多上海市民拥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明显高于瑞士的平均水平。

还有一项硬指标，那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都达到了80岁，超过纽约。根据我的观察，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的，一定是发达国家水准，全世界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要努力建立一套实事求是的指标体系，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状况，这将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

如果说GDP更多地反映了量的变化，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出现的许多质的变化。韩国《中央日报》2010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华为’现象”，对中国发展从量变到质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去年年底，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出一条让西方IT行业震惊的消息。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获得瑞典的第四代通讯网建设项目。以拥有世界最高通信技术水平自居的爱立信公司便位于瑞典。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公司击败全球技术水平第一的公司？业界自然会对此感到惊讶。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华为具备了不逊于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这一切才成为可能。中国还由此产生“华为现象”一词。不仅仅是IT，电动汽车业的比亚迪、去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脐带血库企业集团、太阳能产业的领头羊无锡尚德等正成长为世界级技术企业。去年开通的武广高速铁路中也出现“华为现象”。武广高铁平均时速达350公里，超过德、日、法等发达国家。透过高铁，我们似乎看到中国的技术开发速度。“不过十年时间，怎么能……”业界既感叹又称赞。

中国的超级跃升是有秘诀的。中国并不是单纯地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而是一下跨过技术开发过程的三四个阶段，一跃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飞跃。以市场换技术，再把尖端技术移植到中国企业。专家认为，中国在汽车、造船、钢铁、航空等大型产业实现了飞跃。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是国家领导力。过去十多年，研发投资年增长率达20％左右。此外政府还直接参与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工作。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正是国家和企业共同努力进行技术研发，才制造出“瑞典冲击”。在中国各个行业，都活跃着一个又一个“华为”。尽管如此，韩国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假冒伪劣国家”。只有改变对中国的认识，才能懂得真实的中国。

应该说这种量和质的共同进步才是中国震撼世界的力量所在。

五、迈向第一

安格斯·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法对世界经济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跨长度的比较研究，并得出了不少令人回味的结论。他认为早在1992年中国经济规模就已超过日本；到2009年又超过了西欧12个老牌发达国家的总和（英国、瑞士、瑞典、挪威、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地利）；到2015年将超过美国；到2030年，将是美国的1。13倍。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安格斯·麦迪森的这个评估正好验证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的预测。

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报告也预测，中国最早会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高盛公司2003年曾预测，中国GDP会在2041年之前与美国相当。然而，五年后的2008年，高盛公司又作了类似的预测，但把时间表提前到了2027年。对中国超越美国预测最乐观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他于2010年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文预测：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40年，中国GDP将达12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40％，为全球第一，远超只占14％的美国。福格尔预测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达8。5万美元，为欧盟的两倍多，也超过日本，但仍不及美国。福格尔说，“这是二三十年后的前景，但它正以超过我们想像的速度来临。”为什么福格尔作出如此乐观的预测呢？他的理由是做预测不仅要考虑量变，还要考虑质变。他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了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每个工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农业劳动者的5倍，这意味着从农村每转移出一个劳动力，就会创造出5倍的生产率。”现在还难以判断福格尔的预测是否靠得住，但他在1999年曾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达到1　000万辆，比当时所有经济学家都乐观，尽管1998年中国汽车的年产量才50万辆。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国到了2009年已经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当年销售了1　350万辆汽车。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2010年8月也预计到2015年，美国GDP将占全球的18。3％，而中国将占16。9％。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最迟在2018年超过美国。她的计算中预设了中美双方大致保持现在的增长率，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年升值5％，那么中国GDP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并在2021年超过美国一倍多。中国经济学家王建也指出：中国的工业净产值在2009年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也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历史上看，美国工业规模在1892年超过英国之后的二十年，美国便实现了对英国的全面超越。他预言中国股市在2020年将是美国的4倍。即使按照官方汇率，多数西方学者今天也认为中国经济大概在2030年左右可以超越美国。

由此看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安格斯·麦迪森还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是不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话，就显得很不专业。我自己亦认为：过去承认中国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承认中国的巨大进步也是实事求是。其实，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已经登上了，或者退一步说，已经被推上了世界“老二”的位子。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后我们还可能被推上“老大”的位置，我们当然应该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要因为外国人的乐观预测而得意忘形，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迅速发展而忘乎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很尖锐，但我们也应该做一些未雨绸缪的长线思考。如果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那时候中国应该怎样在世界上行事，应该如何影响世界未来的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与其老在那里谦虚推让，还不如早早做好软、硬实力上的准备。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大担当；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需要拒绝沙文主义；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章　中国的1＋1大于2

一、“准发达国家”板块

2009年，全国都在谈论房价上涨，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型城市房价涨幅为1。5％，结果引来无数媒体和网民的炮轰。“1。5％这个数字和大家实际感受的差距太大。”连统计局前局长也承认这一点。后来又出来一个国土部的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房价上涨了25。1％，这个增幅似乎比较靠谱，但这个统计称中国城镇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　474元。这个均价给人的感觉似乎也不太靠谱。问题出在哪里？统计方法自然有改进的余地，但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统计的是全国城镇的房价，而2009年房价高涨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地，中小城市涨幅相对较小。既然统计的是全国的平均数，那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地的涨幅就被拉平了，使人不容易从全国均价中找到感觉。这也说明中国发达地区的问题已经更容易成为影响中国全局的问题，所以才有国务院出台的一个接一个房价调控措施。

中国的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用全国平均数统计往往就面临这种尴尬。这很像天气预报，如果你预报的是新加坡的天气，你说新加坡今天平均气温是32摄氏度，谁都相信，因为新加坡从东到西最远才42公里，从南到北最远才23公里，全国面积为692。7平方公里，大约为北京市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但如果你预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平均气温为32摄氏度，那恐怕只有气象统计学上的意义了，对于生活在中国不同地方的居民几乎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横跨了从温带到热带的广袤大地，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同一季节，北国还是冰雪严寒，南国早已是鸟语花香了。从南到北，中国不同地方的冬季的温差可达40摄氏度以上。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人口规模超过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之和，这是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和”的结果。正因如此，当我们用“中国人均GDP”来研究中国国情时，就会遇到用“中国平均气温”研究中国气候一样的尴尬。在中国做天气预报，我们一定要有区域的概念，要对不同的区域进行预报，否则绝大多数国人很难找到感觉。就像讨论房价时，一个人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城市的房价还算贵？不就是每平方米4　000多元么。你说他对还是错？对于中国国情的判断也类似，中国国家太大，我们需要有“板块概念”和“板块关系概念”，才可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真实国情，才能使中国人和外国人找到较为准确的感觉。

2009年4月，新浪等网站上曾流传一则热帖“英国大学生在上海”。文章道出了普通英国大学生访问中国发达板块的观感：

来自英国35所大学的200多名大学生在上海逗留两周，体验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一到浦东国际机场，就发现这里比伦敦希思罗机场更大、更漂亮、更现代化。和伦敦希思罗机场相比，浦东机场简直是豪华的。他们到了南京路步行街，才发现这里步行街的规模是英国最繁华的伦敦牛津街的十多倍，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多彩的时尚让他们震惊——在英国的教科书上，中国是个没有电力、没有楼房的破烂国家。

一些寄宿中国家庭的英国学生对中国人家里的电器设施感到羡慕，一些则惊讶于英超联赛在中国的深入人心的免费电视转播；他们看到一户中国家庭的电视机竟然可以收看120个频道，因为在英国，大部分家庭能收到的电视频道只有6—7个，晚上几乎无事可做，“这大概是英国人特别喜欢泡酒吧的原因。”一个学生不无幽默地说。还有的学生对卡拉ok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有的学生还对中国人天天饮食都如此丰富表示了“由衷地仰慕”。

在浦东世纪公园、在虹桥枢纽工地、在新天地和城隍庙、在世博会的工地上，宏伟的公共建筑、高耸繁华的商业大厦、宽广壮阔的市政建设场面，都是这些英国孩子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在登临环球金融贸易大厦和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时候，随行的中方陪同人员看见他们的脚在颤抖，同学之间相对无言。上海地铁的干净、快捷，相比长期“trackwork”的伦敦地铁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作品；上海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张江科学城的宏伟气势和林林总总的现代社区，更是在每次大巴集合时，让一些大学生不愿意挪脚，总想再看看，再拍几张照片。很多时候，在晚饭的桌前，中国陪同人员都会听到青年们脱口而出的共鸣——中国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

我走访过世界上除冰岛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英国也去过多次，可以理解英国学生受到的震动，一是中国发达地区发展非常之快，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确实在许多方面都走到了发达国家前面；二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过于片面，造成了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诸多偏见和误解。记得有一次我乘飞机从柏林飞往北京，坐我边上的是两位自费到中国旅行的德国老妇人，她们一路不停地问我北京机场下来能不能换外汇，机场有没有出租车，旅馆是否容易找，但当飞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新候机楼的一瞬间，她们脸上的表情只能用“震惊”两字来形容。如此富丽堂皇的现代化机场，我想她们一辈子都没见到过，绝大多数西方人一辈子也没有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