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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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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和善举。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针对国人不排队等陋习，展开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纠正行动，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我希望我们全社会都能行动起来，激活我们民族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纠正我们自己的陋习；只要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成效，最终我们的国家一定能以一种文明、和谐、理性、民主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也希望在我们推动市民文化和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妨采用打分这种方法来进行一些横向比较。可以考虑建立一批比较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对我们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表现，让公众来打打印象分，然后进行横向比较，这也是一种市民监督和民主建设。比方说，哪个城市排队状况最好？哪个城市市民待人最友善？哪个地方的人最有教养？哪个地方最尊重残疾人？哪个地方公共设施最完善？哪个地方的政府办事最有效率？哪个地方的腐败最严重？每年公布一些印象排行榜。这样可以激励各个地方的干部和市民更多地关心本地区、本部门的集体形象，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持之以恒地这样做，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温馨、和谐、文明。
第六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话语，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其实，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政治软实力崛起的担忧，因为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的分量举足轻重，好戏还在后头。
实际上，只要走出欧洲和北美，到处都有中国模式给人带来的触动：几乎中国周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非洲很多国家和古巴等拉美国家也在关注中国的经验，西方有识之士也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软实力。中国的政治软实力是中国成功崛起的关键。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孔子学院等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话语、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对于解决世界的问题都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话语、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担心和疑虑，因为随着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崛起，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作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话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实事求是
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来中国访问，想了解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9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我担任翻译。那段时间邓公的心情很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邓小平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探索一种前人从未走过的路，经过7年的艰辛探索，现在指导这个实验的最高领导人说“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走出了一条既不沿袭苏联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当罗林斯当面恳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小平还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确实，邓小平对特区建设的关注，很能体现他倡导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年1月，邓小平就专门去深圳特区视察，他一开始就和当地领导打招呼：“我暂不发表意见，主要是看和听。”当时国内对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很有争议。果真，邓在视察过程中很少发表评论，而且没有为深圳题词，几天后，邓小平抵达广州，对自己在深圳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然后他才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访问深圳后邓又去视察厦门特区，他还是以看和听为主，离开厦门后才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并一言九鼎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我后来去加纳访问过两次，对罗林斯访华后根据自己国情推动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认识，这些改革增加了加纳经济的活力。
回忆这些往事无非想说明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的理念，而且这个理念的意义超出中国的国界。“实事求是”是个很中国的概念，最早见《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又把它解释为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律和法则，英文翻译成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后来毛泽东主席又把它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把这个概念再次提出，认为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这个理念，邓小平还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式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由于有了这么一个“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使得中国可以以罕见的勇气、广泛地借鉴别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从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保险业到股票市场，从科技研发到商业物流，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大胆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
这个概念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奔向现代化的觉醒，很像欧洲经历过的启蒙运动，中国人也经历了一个从“文革”时相信神到相信实践和理性的过程，中国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这就是双方都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且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实事求是”毕竟是中国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摆脱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惟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需要由社会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
西方的理性主义，在创造了伟大工业文明的同时，也曾带来过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恶果。中国的实践表明，与西方大国在其理性主义指导下的崛起不一样，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更多的和平和发展机遇。
实际上，中国今天是真正坚持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怀疑精神与理性主义，不断地反省和批判未经中国自己实践检验过的概念和信仰，不断地探索和寻求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新思路。相比之下，我觉得西方则故步自封甚至思想僵化了。比方说，西方总认为在发展模式方面，他们已经穷尽了真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代表的就是这种观点。而实际上，世界文化之丰富、历史之凝重、文明之精彩，真理和各种发展模式的探索正未有穷期。从哲学视角来看，“实事求是”的理念比“历史终结论”不知高明多少倍。（W//RS/HU）
中国人有谦虚好学的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建立学习型社会是我们今天的口号，这些都很好，可以使中国永远力争上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世界上走的地方多了，经常看到一些无知、偏见，甚至傲慢，有时也忍不住要谈谈中国人的智慧，而“实事求是”就是这样的智慧。我想，如果当初美国的布什政府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犯入侵伊拉克，推动中东美式民主化的大错。多少人在布什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告诫美国政府，美国可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治理不了这个由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组成的非民族国家，但美国听不进去。我走过十来个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和它周边接壤的所有国家，深感中东问题的繁难和棘手，因为其冲突源于民族、政治、宗教、文化、语言、经济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哪是天真的美国人靠“民主化”一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其实，如果美国喜欢，它尽可以继续推动其“中东民主化”计划，但结果一定很滑稽：巴勒斯坦已经选出了一个令美国头疼的哈马斯政府，埃及也会选出同样令美国头疼的“穆斯林兄弟会”执政。现在一些西方人欢呼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而我估计“阿拉伯之春”不久就会变成“阿拉伯之冬”，西方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害更大。
同样，如果俄罗斯领导人当初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采用美国人帮它设计的“休克疗法”，而且不经过小规模的实验，就在整个国家推行这种激进的转变，结果加速了经济的崩溃。至今普京的助手还在感叹当初为什么没有学一点中国人的智慧。同样，如果我们一些亚洲邻邦当初也能有那么一点“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在条件远未成熟时就轻信美国的建议，贸然全面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结果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发展倒退了20年。
实际上智慧是不分国界的。我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较：中国这种实践第一的观点似乎比较接近英国政治变革中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也是一种智慧。历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双元革命”。我们国内长期的教育中，对法国大革命总是赞扬得多。这种激进的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也影响了中国，从“文革”中我们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要在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按照一个崇高的理想，去改造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在西方，许多思想家对法国政治变革模式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很多人认为其代价太大。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正是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经济远远领先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从而使英国避免了法国血风腥雨的革命。
法国的理想主义道路，现在看来代价确实过高。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先是20多年的拿破仑战争，后是30年衰退期，然后是1848年革命，后来又有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到了1946年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一直到了1962年的第五共和国时期，确立了总统制，国家政体才真正稳定下来。但法国经验中有一点值得中国注意，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他们认为英美文化总是强调弱政府，但法国人从不讳言：弱政府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强政府。
中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无休止的战乱和动荡，最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从1979年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使我们避免前苏联经历的那种“休克革命”，并通过自己的工业革命使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使中国现代化事业顺利起飞，并形成了国人对“实事求是”和渐进改革的共识。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不少问题，今后也会遇到新的挑战，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只要这样，我们可以逐步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我曾在伦敦参观过丘吉尔纪念馆，讲解员对我说，丘吉尔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起草了《大西洋宪章》，只有一页纸，但却影响了战后整个国际关系的演变。我告诉他还有一位中国人，叫邓小平，他只用了四个字就改变了13亿人的中国，并正在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这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作为中国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实事求是”理念也会逐渐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来源。
二、和谐中道
“和谐中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概念。早在儒家文明创生之前的《周易》，就提出了“中道”的思想，一般认为，“和谐”概念由“中道”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也不是被动的中间道路，而是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这种精神得到了真正体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反“左”，亦防“右”，走一条积极稳健的中间道路，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国家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我们的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和谐文化，特别是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深处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巨变，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少了，人的内心冲突多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大了。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某种意义上就是呼唤回归传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三种和谐。当一个社会经历翻天覆地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候，出现不和谐现象恐怕在所难免，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时期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如何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层次上建设和谐社会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但是中国有着“和谐中道”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为我们回归和谐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一个中国人，只要懂中文，能读能写，“和谐”、“中道”、“与人为善”这些文化因子就会永远溶化在他的血液中。这种文化底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社会普遍渴望和谐，这是一种庞大的社会“需求”。今天的国学热、中国文化热、慈善事业热、回归自然热，实际上折射出了我们人民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渴望人内心的和谐，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这种文化底蕴，一旦被激活，就会成为我们民族走向和谐的巨大精神力量。汶川抗震救灾就一下子激活了蕴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文化底蕴，我们的人民展现了跨越职业、地位、收入的大善、大爱和血浓于水的中
国亲情。这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供应”。有需求，有供应，“供”“需”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使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重新找回中国人的心灵家园，最终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人道和温馨。
中国社会需要和谐，国际社会也需要和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问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协商来妥善处理。但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国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其他国家，否则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战后流行两种理论，一个叫做“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发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领世界各国走西方之路。
在这两种理论影响下，美国推行着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谐。美国先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入侵伊拉克，然后又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还在整个第三世界推动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乱成一团，成了美国反恐失控的心头之痛；格鲁吉亚的政治乱局尚未结束。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我都访问过：乌克兰选举情况表明，亲俄罗斯的人和亲西方的人势力旗鼓相当，结果纷争不断，国无宁日，整个社会无法和谐。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社会整合乏力，经济停滞不前，整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新疆地区。至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更是导致了很多国家政局动荡，种族和民族冲突激化，民生更加艰难。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糟糕。
我有时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就绝对不愿意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呢？我前后去过美国不下十次，而且大都是从欧洲出发去的，得到这么一种感觉：美国与欧洲的一个很大差别就是宗教势力的影响更大。特别是“9·1l”以后，美国的宗教情绪越来越浓，礼拜天教堂人满为患，由此而产生的就是一种更加强化了的美国“传教士精神”，认定美国是上帝的“特选之国”，而且是“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加上前面说的“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美国把民主也宗教化，力求在全世界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只要这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心态不变，世界和谐恐难实现。
但是综观人类历史，“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方式曾经导致了欧洲上千年的宗教和其他战争，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欧洲人总算从中汲取了一些教训，但很多欧洲人至今还是不愿意放弃所谓的“颜色革命”。美国则似乎还没有汲取多少教训。其实，任何一种宗教和理论，包括民主模式，一旦走向惟一和极端，就容易变成原教旨主义，如果还要把它强加给另外一个民族，就最容易引起反感和反抗，因为它往往损害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尊严，特别是如果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西方的欺辱，对西方有某种不甚愉快的屈辱记忆的话。
我们与人为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实践已经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声誉。近年一系列国际民意调查都表明，中国的国际形象好于美国，英国广播公司2005年上半年就中国、美国和俄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问题，在22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肯定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为48％，而肯定美国的只有38％，肯定俄罗斯的只有36％。同一年美国大型民调机构皮尤中心在欧洲调查欧洲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印象，结果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里，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均好于对美国的印象。对于一个如此迅速崛起的国家，大部分国家不感到是威胁，反而觉得是好事，这已不易。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中国软实力的肯定。当然，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因为民调结果由于种种原因会经常变化，2008年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后，西方关于中国民调的结果就出现了变化。美国近年来挑拨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关系也使这些国家的民调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地壮大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们无须为国际上民调结果的起伏所左右，而应该谋长远，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
“和谐世界”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沦。我们在和西方交往的时候，可以据此而指出他们极端主义倾向的不智。比方说，西方要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我们就可以好言相劝，你这个方法太极端了，效果不会好，说不定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你真的关心人家的民主，建议你分三步走，先帮人家发展经济和教育，再帮人家建设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最后人家产生了对你们这种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你再帮助别人，也不迟么。要人家一步到位，怎么可能？你自己民主化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你要让别人向你学习，最好让人家采用中国提倡的“和谐中道”的方法来学，其结果一定比你们现在的方法好。实际上，在西方moderation（温和）也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和我们的“中道”观念相通，只是他们一旦自我感觉好，就忘了这些，我们可以提醒他们。最终也只有当中国、西方和世界各国都携起手来，取长补短，真诚合作，才能共同对付整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建设一个较为和谐的世界。
三、消除贫困应该成为普世价值
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非洲外交官给我讲了个笑话：联合国开会讨论如何在世界各国消除贫困，结果无法达成共识，会议无果而终。记者问会议主席为什么是这种结局？会议主席双手一摊，遗憾地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不理解‘世界各国’这个概念、欧洲人不理解‘消除贫困’这个概念。”这个夸张了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在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看法：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惟我独尊，意识形态挂帅，到处推销和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对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没有足够的热情。倒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看得更远，他重金行善，从印度的贫民窟到非洲的难民营，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也改善了微软的国际竞争环境。我想如果美国政府能从比尔·盖茨的行善中悟出点道理，也许会认识到如果美国从自己一年约7 0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帮助世界穷人的话，对维护美国形象和安全所创造的价值，会远远大于把这笔钱用于军备。
欧洲虽然奉行多边主义，但在解决世界贫困的问题上，政策乏力。欧盟国家高额补助欧洲农业，使得欧洲许多的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非洲，非洲国家怎么竞争？“今天欧洲的牛都可以拿到这么多补贴，比我们非洲的人还富有”，非洲很多人如是说。西方总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来进行改革，但自己却不这样做，欧美对自己农业的巨额补贴，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欧洲也未能提出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思路和措施，其对外援助大都附加诸如民主化这样的政治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化成功的不多，陷入内耗甚至内战的不少，结果民生更为艰难。欧洲援外项目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文牍主义严重、总体效率不高。各种项目都经过繁琐的手续，从可行性报告到各个阶段的进度和审查，很多活动都必须由欧洲“专家”来做，结果往往一半以上的援助资金又回到欧洲人自己的腰包。坦桑尼亚工业部一位官员，指着阿鲁沙当地的一所老校舍对我说，“过去西方传教士来这里建了不少学校，没有这么多手续，不是也把事情办成了么？”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曾略带夸张地对我讲：“我们和欧洲人一个项目尚未谈判完，中国人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三个项目。”
美国的“9·11”悲剧造成了约3 000人死亡，令人痛心，但这不是一切。世界上每天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儿童估计有18 000人，也就是说每天都有相当于6个“9·11”死亡人数的儿童死去。2007年10月，英国等西方主要媒体将一个英国小女孩在葡萄牙失踪一事作为头条新闻，并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也无妨，因为此事有其新闻价值，但我们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每天在发展中国家有18 000个儿童死去？联合国前粮食署执行干事莫里斯先生是个很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他曾这样说过：“如果明天所有媒体都打出头条新闻：‘今天共有45架波音747客机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而且遇难者全部为儿童’，那这个世界还能无动于衷吗？”莫里斯用这种形象的语言告诉世界：全球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有多么严重。
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估计，世界65亿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接近10亿，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约26亿。换言之，目前世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还生活在极端贫困或相当贫困之中。如果说用美元来计算世界各国的贫困程度不一定准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约有l/6（近10亿）的人属于赤贫、常年挨饿、食不果腹；约有1/5（约13亿）人，没有安全饮水；超过l/3的人（26亿）没有基本卫生设施，总共有30多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在想为什么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没有把消除贫困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为人权提出来。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对这些启蒙思想家来说，极端贫困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他们代表的是新兴的有产阶级，而且在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虽然欧洲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但极端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当时欧洲白人中贫穷落魄的人，也有较多的补偿机会，比方说，他们可以去殖民地冒险发财，去非洲和美洲拥有自己的农场和牧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以提倡人权著称的法国为例：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产生的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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