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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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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第三世界民主经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穷人拥戴的领袖被选上台，但这种领袖往往无法整合社会力量，也无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军队就借机发动政变，但军政府也往往治国无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布托夫人死亡后3天，非洲的肯尼亚大选结果又引起了争议、冲突和厮杀。我对肯尼亚情况还算了解，因为我前后去过肯尼亚4次，最后一次是2007年4月。我与肯尼亚非洲经济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讨论中国与非洲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兴趣。讨论中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模式与肯尼亚政治，当时肯尼亚的大选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一位学者问我，如何看肯尼亚即将举行的大选？我笑着问他，您是要听外交辞令呢？还是朋友的诤言？他说当然要诤言。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据我的观察，非洲国家大选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个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这样一来，你们选举的结果可能会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还会导致社会动荡。”我说：“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纷争的话，很难产生积极的结果。”
肯尼亚人口才3 000多万，却分属40多个不同的部族，其中人口较多的是基库尤族和卢奥两个部族，选举中竞争的两个政党分别代表了这两个部族，而部族成员对自己部族的认同大都超过对肯尼亚的认同。我问下榻饭店的经理，你准备投谁的票，他说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选人。非洲大部分国家还远远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这位饭店经理是卢奥族人，他对我说：“我首先是卢奥族人，然后才是肯尼亚人。”这就像在中国，如果大部分人都强调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要维持国家统一和团结就会非常困难。非洲现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来一人一票的普选，结果使许多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和动荡。
另一位学者问我，如果采用中国模式，您觉得肯尼亚应该怎么做呢？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不推销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你们听完后就可以把它忘掉，他们笑了。我说：“你们一共有7个省和一个省级特区，这当中有没有大家公认的干得比较好的省长？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通过合适的程序推选他来担任国家首脑，这叫做政绩合法性。”我还说：“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政绩合法性与选举合法性的结合，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只谈选举合法性，不谈政绩合法性，结果不理想。”会议主席说：“我们中国朋友的建议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亚已经很难这样做了。”我点头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亚大选，出现了对选举结果的质疑，接踵而来的就是族群冲突和厮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伤者无数，30多万人流离失所，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创，至今尚未喘过气来。其实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任何一个相信“实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亚呆个三天，作一点调研，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抵达肯尼亚的当天，电视里就报道，肯尼亚两个主要部落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不祥的征兆已经出现，连给我开车的司机都告诉我，12月大选的时候治安可能会有问题。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2月22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肯尼亚大选的评论，题目是《虽有不足，但（肯尼亚）还是别国的榜样》，称在非洲这个动荡不安的大地上，总算有这么一个进行和平普选的民主绿洲，它可以成为别国的榜样云云。我读了文章哑然失笑，心想，这类文章的作者真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什么叫做“实事求是”。
当然作者可能并无恶意，毕竟肯尼亚当时的情况比其邻国要好。肯尼亚北面的苏丹，从1956年独立以来的50多年里，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余时间都在战乱中度过。东面的索马里也处于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不远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前些年经历过“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有500万人丧生，边上的乌干达也不安宁，乌干达北部一直处在战争状态。
半个月之后的2008年1月5日，《经济学人》杂志又刊登了一篇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和抢劫，（肯尼亚）种族清洗可能演变成内战》的文章，还配了部族厮杀、烈火冲天的图片。这么一份西方的权威杂志，对别国政治进行分析的时候，怎么可以如此漫不经心呢？两个星期之内，就把一个国家从“别国的榜样”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又不向别人交代自己这个弯子怎么转的？我有时真是很佩服西方媒体的勇气，对别人的事情预测老是出错，但鲜有认错的。
过去30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预测更是谬误百出，但也从来没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对西藏骚乱的报道也是这样，失掉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例如，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把尼泊尔军警殴打藏人的图像解说成中国武警殴打藏人，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西方媒体的深层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作怪，总认为他们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们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管别人遇到什么问题，西方从政客到媒体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开出的都是多党制和普选这一帖药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残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开药方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西方关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认为形式本身就会产生正义，但正如肯尼亚出生的英国记者艾丹·哈特利（Aidan Hartley）对一些非洲国家的选举发表的坦率评论：“选票无非是给那些贪官污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百姓5年，这个周期一结束，下一个同样的周期又开始了。”他还说，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语讲话时，讲的都是人话，一旦转为自己方言讲话时，讲的都是鬼话。这些政客坐着直升机到民众集会的地方，用英语讲一番民主人权，这是说给西方记者听的，一般老百姓也听不懂，但转用方言讲话时，就充满了对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谩骂。
非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是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部族之间的厮杀是谁在主导？是村里的长老和巫医。政客和这些人勾结，他们一发话，下面的不少民众对其他部族的人就开始打砸抢杀。非洲有句谚语：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国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赢者得到一切，输者失去一切。选举的结果又几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区分的，同一个部落的人，永远选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远选自己宗教的人，结果是选举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剧一次，直到格斗、动乱、内战。而这一切又和政府机构从上到下的腐败结合在一起，因为政府的位置都是肥缺，给个人带来大量的好处，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不惜一切手段来保护这种权力。据我的观察，在非洲这么多穷国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亚和加纳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义的怪圈，但即使这样，坦桑尼亚和加纳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光是看它们相对繁华的城市，如阿鲁沙和阿克拉，给人感觉也像是30年前的中国县城。
我们可以从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挫折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选择权，结果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导致了危机不断，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因此而困难重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是个大国，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可以拒绝外国势力假借任何名义来主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除了巴基斯坦和肯尼亚出现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蒙古、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均很频繁，社会动荡不止。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没有带来人民所企盼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呢？它们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不妨了解一点西方哲人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师就是大师，经过多少岁月沧桑，他们的观点还是令人感慨万千。西方不少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政治先哲关于民主提出的许多忠告，也许我们要提醒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观点，也有益于帮助我们弄清发展中国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点，并使我们能更好地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谈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因为那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当时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通过公民大会来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思想”之罪，被这种制度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暴民”统治。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贤一贯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
这个问题代表了柏拉图的精英主义政治理念，长期影响了欧洲政治的发展。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柏拉图的精英意识也许过强、民众意识过弱，雅典民主制度虽有各种缺陷，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尝试，功不可没。但同样，柏拉图的观点虽有不足之处，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是良好设计的产物，选举公正，舆论自由，宪政民主。但纳粹党，通过良好的基层组织系统，利用人们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而在1933年更是获得了44％的选票，比另外三个政党的票数之和还多，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年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
我们不应该学习西方推崇的那种竞选程序决定一切的民主。竞选程序决定一切就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则反而是无所谓的。你选个演员，选个美女来当政，毫无政绩可言，也是合法的。台湾陈水扁就是个典型，当了8年“总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考试”都不及格，还贪污腐败，但按照西方的程序决定论，他可以赖在位置上，不算反民主。我们民主政治的设计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仅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
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本来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国的传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出发，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全面监督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大概也是柏拉图当年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民主建设的启示。
有人说，只要制度好，领导人的素质好坏无所谓。瑞士就是个例子，7个联邦委员，每人轮流担任一年联邦主席，瑞士很多国民不知道自己国家元首是谁，因为换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运转得挺好吗？但瑞士是一个超级小国，其独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经过了长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国模仿不了，美国、法国也模仿不了，也没有必要模仿。因为各国的传统和条件差别太大，就像瑞士几乎家家都有枪支，中国能学吗？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法治建设尚未完成，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领导人的素质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比方说，没有邓小平，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令人不敢恭维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结果领导无方，美国国运便直线下降，世界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美国《新闻周刊》总编Fareed Zakaria 2008年5月语）。
这里还要提及古希腊的另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对什么是优良政体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倾向稳定，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他认为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极可能成为独裁和暴君。
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率极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说，肯尼亚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恶斗和厮杀。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努力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的多数，这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谈民主是不能忘记法国激进思想家卢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志士，但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出了一个今天似乎被人们遗忘的深刻问题。他假设一个国家有1万公民，那么每个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权就是万分之一。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是10万人，那么他的主权就是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手中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小了10倍。他由此而推论，国家越大，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卢梭本人对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是小国家、小政府，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对抗。在我们这么一个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里实践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和回答卢梭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
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生灵涂炭，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急剧下跌，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也感叹：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糟。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样，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成功的，成为失败国家的倒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创新之路。我们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拒绝烂民主，实践好民主，逐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谐、民主的伟大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也会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2008年3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西班牙前外长皮克（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
“当我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新书《中国幻象》（The China Fantasy）所描述的那样。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
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像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地区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做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做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Jean…Benoit Nadeau）和巴尔洛（Julie Barlow）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 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还少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 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结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
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
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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