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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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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相关的问题，为中国全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更多更好的思路和建言。
关于中国崛起，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这个“文明型国家”有八个特征，亦可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其中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势头和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人类和世界的未来，并可能给整个世界带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了读懂中国崛起，我建议从三个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一是采用“板块”及“板块互动”的概念。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口与美国相当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更大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所在。二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中国经济的规模，因为它比官方汇率计算法更接近真实的中国。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应当在一至五年内超越美国。但即使用官方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也将超越美国。三是用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净资产”来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过去20多年里，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意义上的“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精彩，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多数中国人的财富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而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不增反减。如果我们采用以上三个方法，或者将以上三个方法考虑进去，并重新计算有关的数据，那么世界上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崛起需要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自己估计：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就的总和，也超过了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就的总和。在不少方面，我们的成就也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包括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但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并得出一些审慎而全面的结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说清楚，最终也都有解。
关于中国模式，我提到邓小平本人曾多次使用这个概念。在狭义上，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在广义上，它与中国道路的概念相通，指的是中国一整套做法、经验、理念和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在改革领域内，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改革模式，比较其他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中国的模式属于“稳健型”；原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属于“激进型”；古巴的模式属于“保守型”，相比之下，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也有不小的代价，但总体效果最好。
中国模式这些特点的背后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切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要跳出中国模式框架，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一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西方国家本身也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后走向更大的辉煌。
中国模式使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所有特征——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离不开中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概括为“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这个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它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文明型国家”的执政党不可能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立刻陷入混乱和分裂。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包括在决策领域内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基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机结合后形成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些制度安排也将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总的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虽然还在不断改进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政治制度进行竞争，我们欢迎世界范围内政治制度的相互借鉴和相互竞争。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我们要防止出现像美国那样的资本力量压倒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格局，这是“美国梦”风光不再的主要原因。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光明和精彩。
关于中国话语，我三本书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探讨中国话语建构的。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伴有自己话语的崛起。失去话语，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已经取得的成就。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终都应该体现在话语自信上。我主张建设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也主张推动民间的、学术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我总结了中国崛起背后的八个理念，即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W//RS/HU）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我也总结了中国超越西方的四条思路和经验，即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我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话语观点和概念，如“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应该代替西方主张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因为前者更能解释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于天”，“民心”等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整体与长远的利益，治国要把“民心”和“民意”结合起来，但一定要确保“民心”治国的主导地位；中国的“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模式高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称为“最不坏的制度”，我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大致上只有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等等。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我三本书中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建构中国话语的尝试。
在阐述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过程中，我也对西方现状、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们不再仰视西方，当然也不俯视西方，西方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西方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平视不是傲慢，平视才能看得清楚，看得准确，看出名堂来，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关于西方现状，我强调西方内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第三世界，西方民众对西方民主模式出现了持续的失望。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这三种力量关系的失衡，资本力量独大，导致今天的美国民主越来越像“钱主”。我认为西方民主模式运作中的三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似乎已经变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
我建议可以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话语来评述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其主要的弊端。这些弊端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我也认为我们可以用中国标准，如邓小平关于政治制度质量的三条标准，来评判各国政治制度的质量，来确定为什么“颜色革命”会失败，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为什么西方制度也一路走衰。
至于西方的人权观，它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间缺少一种平衡，西方过多地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二是西方一般认为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权问题才算人权，而从政治方面推进和捍卫人权应该同样重要；三是西方人权观始终无法解决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矛盾。
西方长期以来一直误判中国，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特别是“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和“历史终结论”）。为了釜底抽薪地解构西方话语，我概述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首先，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领先西方；其次，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动力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源于中国，所以“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超越，主要是指中国超越美国和美国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它也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本书探讨了中国在六个领域内对美国的超越，即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在百姓资产上的超越，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超越，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超越，在政治制度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也能超越美国。
坦率地说，以“选举”为主的社会将竞争不过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社会。以“民意”治国的国家将竞争不过把“民意”和“民心”结合起来的国家。以市场经济一条腿走路的社会，将竞争不过“市场”和“计划”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以“政体”为导向的制度模式将竞争不过把“政道”和“政体”结合起来的制度模式。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将竞争不过能够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社会。所以我更看好中国模式，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有伟大的历史传承，有辉煌的崛起业绩，我们对此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获得了自信。我们有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天下情怀，我们有“天降大任”的担当，我们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我们愿意放飞自己的梦想：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越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变革，中国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继续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但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作出弥足珍贵的贡献。
“中国从哪里来，中国走什么路，中国往何处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回答这些大问题。回答对了，我们的国家将迈向第一，前途无比灿烂；回答错了，我们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前功尽弃。我们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在至少3/4的时间内是领先西方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国自己的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这种制度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背后的哲学观截然不同。“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观是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地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演变的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而“文明型国家”的哲学观则认为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复合的，各种发展模式从来都是百花竞放的，他们可以互相竞争，也可以互相借鉴，甚至你追我赶，超越对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路演变和发展过来的，只要人类存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进程便不会终结。
正如本书引言中所说，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们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我们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我们从自己的文明中走来，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
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说到底，这不也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逻辑吗？我们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我们一定拥有伟大的未来！
后记
本书成书过程中需要感谢的人是无以计数的，一一列出来恐怕是一份很长的名单，即使列出来了也会挂一漏万，但我还是想特别感谢一些朋友。
我十分感谢复旦大学的秦绍德、朱之文、林尚立、吴心伯等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战、潘世伟、黄仁伟等教授，感谢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我热诚感谢我的学者朋友李世默、金仲伟、史正富、陈平、苏长和、吴新文、寒竹、潘维、王绍光、胡鞍钢、房宁、韩毓海、杨发喜、王文、宋鲁郑、玛雅、刘涛、Martin Jacques、Robert Kuhn、Rana Mitter等，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使我受益良多。也真诚感谢季平、孙海燕、孔丹、李琪、季桂保、沙烨等朋友的热心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总裁、施宏俊副总裁和世纪文景公司的王蕾、蔡欣、袁晓琳等，他们是出版《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和这本书的功臣。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先后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光明日报》、《环球时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过，谨向这些报刊表达诚挚谢意。还要特别感谢观察者网，它总是第一时间刊发我的文章。
真诚感谢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上海春秋发展研究院、观察者网等机构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特别是萧思健、陈康令、王小华、陶恚浮⒂嗔痢⒀铌祥蟆⑨儆睢⑼跽鸬热说娜瘸习镏�
我也深深感谢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对我的理解和协助。
本书的部分研究和写作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梦专题研究》项目、上海市中国梦研究创新基地、上海社科院中国模式研究创新工程的支持，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张维为
2014年7月6日于淀山湖畔
《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作者：张维为
★《中国震撼》姐妹篇，邓小平资深翻译、著名外交学者张维为教授手记百国经验，用中国话语解读世界中的中国。
★谈中国崛起，有国际比较才有说服力。
★30年，106个国家和地区，从欧洲到美国，从东亚到拉美——用亲眼见过的东西，思考中国发展模式。
★作者亲自配图十余幅，还原作者走访现场，亲历百国现实。
内容简介：
《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30年来，张维为教授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1980年代第一次出国感受到的震惊，到今天在海外随处可见的“中国热”；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翻译陪同国事访问，到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者参加国际交流，作者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来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避。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已普遍接受了这个中国的崛起这个无处不在的事实。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检验，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论述，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
作者简介：
张维为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中国震撼》等著作，以中英文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其中《中国震撼》一书曾获上海图书奖一等奖等许多奖项，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序言
《中国触动全球》是我走访百国后写的第一本书，于2008年出版，读者的积极反应鼓舞了我，促使我写了走访百国后的第二本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于2011年出版，读者的反响非常热烈。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对姐妹，前者讲的是中国触动，后者讲的是中国震撼；前者更感性一些，后者更理性一点；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但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
我很高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同意以《中国触动》的名字来出版《中国触动全球》的修订版，使这本脱销已久的书得以再生。《中国触动》的名字更加言简意赅，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符合我写作此书的本意之一，即触动更多的国人以一种全新的国际视野来看待自己国家的崛起、问题和前景。
我把全书又看了一遍，书中的主要论点没有改动，我想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书的结构作了一些调整，从原来的七章变成了现在的六章，我把原来专门谈国际比较的“环球同此凉热”一章拆开，分别融入了现在的第一章和第四章，从而更加突出这些章节里国际比较的内容。修订版还在不少地方充实了新的内容，如在“与世界比较，中国打几分”一节中，增加了治安问题的国际比较；在讨论软实力的最后一章中，增加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内容。此外，还更新了一些数字，纠正了一些笔误，增加了更多的图片。
我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以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有生命力。”这还是我今天的观点，真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加入中国话语崛起的潮流，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不必跟在西方话语后面亦步亦趋，那是没有出息的。
谨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陈昕总裁和施宏俊副总裁以及文景公司的蔡欣和袁晓琳编辑，感谢他们为此书修订版的出版所做的许多工作。我也再次感谢许多学者和朋友的不断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李世默、金仲伟、史正富、陈平、黄仁伟、姜义华、张文木、王文、萧思建、罗伯特·库恩等。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我还感谢了许多人。
不久前，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自己如何产生了“世界向东方倾斜”的命题。他追忆到：可能是在2005年首次于上海外滩散步的时候，可能是后来在重庆听当地干部描绘未来中国西部金融中心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从中国这三个地方的巨变中悟出了一个大命题：世界正在见证“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在此书修订的二个月内，我正好也有机会在这三个城市逗留，再加上自己过去走访百国的经历，我得出的结论和弗格森教授是一样的：世界在向东方倾斜，在向中国倾斜。本书就是这种结论的证明。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愿我们能把握方向，抓住机遇，扫除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所设置的障碍，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道大胆前行，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实现中华文明的辉煌复兴。
张维为
2012年2月22日于沪上
引言
我是个幸运的人。
1983年4月15日上午9点30分，我由北京首都机场搭乘中国民航973号班机经广州飞往泰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23年后的2006年7月17日清晨8点50分，我乘乌克兰航空公司218号班机由索菲亚起飞，经贝尔格莱德飞往乌克兰，走进了我的第100个国家。如果加上曾去过的香港、澳门、台湾等特殊地区，那么迄今为止，我已走访了106个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又有幸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担任过英文翻译，亲身感受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略和气度，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和性格；随后我又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感受到他的智慧对于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挑战所具有的意义。
我的世界大串联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国事访问”。我80年代做翻译的时候，有机会陪同不少中国领导人走访了亚、非、欧、美许多国家。回想起来，常会感慨万千。
第二类是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我后来去国际组织工作，做翻译，搞研究，参加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会议，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会餐，受益匪浅。
第三类是学术访问。中国的崛起触动了世界，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各国同行探讨、交流，甚至辩论各种与中国崛起有关的问题，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和思想。
最后一类就是纯粹的旅游，让心情自由飞翔，感受不同文明的风采和魅力。
细细想来，这样分类也无必要，因为“国事访问”并不都是“国事”，放松的时候就是游客。学术访问也并非总是学术，会议之后便是旅人。一路走来，最终的一切都化为自己的感受、回忆和思考，当然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所见所闻，都会联想到自己的国家，并因此而获得某种感悟和认知。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理念不知影响了古今多少人士，我今天也大胆地充当其中一员，做学问的同时，也走遍天涯海角，自然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作为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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