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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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我看过西方学者写的一些文章，例如，法国就有学者撰文，认为中国手中握有对付美国的“金融原子弹”，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私下问过澳大利亚当时的总理陆克文：中国今天已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才能对中国强硬呢？换言之，西方一些人早就看到了，一旦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就能对美国产生巨大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影响力。但我们国内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好像还不多，今天的中国需要鼓励这种前瞻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我们要把金融领域的问题思考透，我们的格局要更大一些，看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最终在金融领域内强势出牌，把我们的资产盘活，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即使一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这样的研究和探讨也要抓紧进行，其成果一定会产生震撼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战略和外交都有积极意义。

我们要有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思路，建设中国的亚洲美元债券市场就是这样的一种大思路，能不能做到，还需要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发展国防科技的经验。中国国防科技当时的直接领导人是聂荣臻元帅，聂帅的特点是走一步，看三步，积极防御，进攻性地防御。他有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对科学技术也有相当的知识。他采用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1964年试验成功的，但聂荣臻早在1961年就向毛主席提议要搞洲际导弹，防空导弹将来要向反导弹系统发展，还要考虑通过搞探空火箭，为将来向星际航行开辟道路。我们在金融业内能不能好好研究一下聂荣臻当年领导中国国防科技的战略思想？在金融这个领域内，我们今天就要有超越美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眼光和思路，使我们的金融业和我们的金融创新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科技发展、新能源发展等。我们的金融业需要一个聂荣臻，最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离不开中国金融创新和超越。

在社会领域内，我们将创造一个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我们已经形成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奋发向上的社会，我们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和中产阶层；我们将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社会；我们将拒绝西方的“社会—国家”对抗模式而选择中国文化本位的“社会—国家”互动模式。中国社会变革的规模和速度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中国人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可能超过西方人两三代人所经历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是最充满活力和变革的社会，虽然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中国社会总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这与西方社会总体下行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普通人的国家，一个普通人感到比较自由自在的社会。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国家是贵族、富人、有产者创建的国家，而中国是无产者和普通人创建的国家。西方有产者创建了自己的国家，然后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社会，建立起富人主导下的法治社会，规范所有人的社会行为，然后通过上百年的努力，逐步使更多的人群也进入中产阶层。这种富人建立的社会有其长处，它比较井然有序，比较按部就班，什么都有章可循，还有一点贵族的雅气和傲气；但这种社会也有自己的弱点，社会利益集团严重固化，社会缺少活力而停滞不前，穷人和普通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凝聚力日益走低，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犯罪率普遍走高，现在又难以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中国这种普通人社会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平民主义文化，它体现在两千多年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中，也体现在“人人皆可成尧舜”的古训中。中国人较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理念也和这种平民主义文化传承有关，因为社会主义注重平等。中国平民主义社会最终形成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宋朝，因为从中唐到五代数百年战乱毁掉了汉代传到唐代的所有世家大族，整个社会阶层重新洗牌。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到宋代走向成熟，科举制度虽然形成于隋唐，但当时的权贵的一些特权还是受到了保护，最有名的就是“门荫制度”，允许对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阶，当时的中举者也大都是士族。但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真正成了入仕的最主要通道，其他功名利禄的途径均被关闭。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至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26＇

中国属于平民社会，这大概是中、西方社会的最显著区别。在英国，一个人看哪一类报纸大致就可以代表你的阶级身份，如果你是上层，你读的应该是《泰晤士报》之类的报纸，如果你是平民百姓，你看的应该是《太阳报》这样的报纸，大家各就各位，心安理得，井水不犯河水。在中国，从出租车司机到共和国的部长，大家都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平民社会的利弊都很清楚：从利的方面看，它充满机遇和活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彩万分；从弊的方面看，它真是有点乱，有点失序，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快的速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看，中国任何一种耐用消费品，从空调、彩电、电冰箱到车子、房子（如果也能算耐用消费品的话）几乎都在十年之内普及了，背后是绝大多数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行动，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和从众心理，你有的，我也要有，差距不能太大。

最近出现的“大妈”现象给全世界来了个措手不及。中国一个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大妈管着全家的钱财（社会主义制度解放了妇女），50来岁已经退休，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投入了市场经济（中国世俗文化的表现），购房产，炒股票，抄底西方黄金市场，还加入了世界大串联——从港澳台境外游到欧美自由行。这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民众经济”现象。中国“大妈”不懂西方经济学的深奥理论，但从常识判断出发，就敢全身心地投入战斗，说出手就出手，开弓没有回头箭，虽然失手不少，但还是矢志不渝，甚至还屡屡得手，当然被套住的也不在少数。国际黄金市场上，中国“大妈”与华尔街金融大鳄对局，好一番棋逢对手，dama一词也随之迅速地融入了英语金融词典。

一个平民社会的最大看点就是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化复杂为简单，把一切“高端大气上档次”变成下里巴人，于是西方的宫廷舞变成中国的广场舞，西方的古典音乐变成了中国的通俗音乐，西方的五线谱变成了中国的简谱，还有中国式过马路——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城市，我怕谁。西方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为你点评政治局最新会议及人事变动。一个平民社会少一点贵族气，多一点土气和市井气，缺一点优雅，但不乏精彩；看上去乱一些，但乱中有序。感觉好的人觉得这种社会“爽”；感觉一般的人觉得这种社会有点“乱”，但机会还真“多”；感觉差的人也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圈子，自娱自乐，不跟你掺和。

当然中国人有伟大的抱负，我们不满足只是一个“活力社会”，还要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用这样的标准，中国社会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从乱穿马路到排队加塞，从诚信缺失到道德滑坡，我们要正视并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像抓酒驾和“计划生育”那样认真地去做，那我们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悲观，很多问题世界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13亿中国人一下子都被带进了市场经济，七八亿农民一下子被卷入了城市化，这样迅速变动的社会难免出现种种不适应、不到位、不规范，甚至不健康的现象。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上，没有国家能避免这种情况。好在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我们普通百姓身上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好好理解和感激，如勤劳、向上、平和等品质。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总是在劳作、在忙碌、在充电，在力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勤劳向上的基因所致，这也是中国经济为什么可以如此迅速地发展、人民生活可以如此之快地改善的关键原因。我们的民风总体上平和，这也是中国社会最宝贵的一个特质。我多次说过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晚上上海（或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巴黎、纽约同时停电的话，我估计巴黎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一到两倍，纽约的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三到五倍。这本质上是民风决定的。在中国，你可以把车开进任何一个小镇，任何一个村庄，你有安全感，而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这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我们的社会还缺少一些优雅，缺少一些秩序，缺少一些温馨，缺少一些温良恭俭让，尽管我们的文明中一直含有这些元素，但长期的贫困、资源短缺、战争赔款、政治运动、过度的市场化倾向等等，造成了我们的问题：一个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就被迫赔偿日本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败中国，我们又赔偿4。5亿两白银。至此，整个国家和人民都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地步，贫穷又带来了更多的饥荒、战乱和民风败坏。我们政治运动中歌颂无产者的文化也曾经走火入魔，“文革”中，优雅、秩序、温馨遭到全面批判，连一天刷两次牙都被看做是资产阶级。我们今天所有的城镇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第一次做城里人，总体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和学会市民生活应有的规范。

建设“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需要时间。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起来了，但一些好习惯还没养成，这些习惯需要教育，需要驯化，需要熏陶，需要时间和投入。好在一个“美好家园”的建设，首先体现在人民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乐观。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的明天会变得更加美好，中国人的积极乐观精神在一个又一个民调中得到了体现。美国皮尤中心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和英国，这个比例分别为31％和25％。英国的WW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我想这里的“理想国度”应该就是“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三者之和。

我把中国社会的建设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雪中送炭”，第二步是“锦上添花”。我们改革开放的前30年完成了“雪中送炭”，整个社会实现了相当高水平的温饱；现在进入了“锦上添花”阶段，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社会建成一个“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将逐步成为主流价值，“温良恭俭让”将逐步成为社会风气，“真、善、美”将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坐标：“真”就是真诚；“善”就是与人为善；“美”就是秩序和优雅，就是良好的市民文化，就是宜居的生态文明。我们把西方两三百年走过的路，浓缩到30来年之中，但当我们的硬件全面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时候（这本身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的软件建设也要迎头赶上，甚至超越。我们的眼光一定要远大。如果说过去30多年，我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雪中送炭”的工作，建起了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经济，创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层，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锦上添花”，就是让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走向完善、精致乃至完美，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成为一个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四、超越：思路与经验

过去60多年，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赶超”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特别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的教训，正因为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教训，过去30多年，中国“赶超”的步子比较稳健和扎实，展示了很强的定力，用西方政治评论家的话说就是“这次是真的”。这种定力背后主要是三大元素的有机结合：中华文明的底蕴、中国的红色传统、西方的有益经验。这三大元素的有机结合使我们深化了对“超越”规律的认识，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思路和经验。我这里总结出四条思路和经验，这样的思路和经验还有不少，但我认为把握好这四条，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达到“超越”西方的目的。这四条思路和经验是：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首先是民本主义。这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经验。民本主义的理念和西方的许多理念相比强在哪里？它强在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相联系。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古人执政的“天命观”本质上是民本主义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人民看做国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做“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理念还强在它与中国的红色传统相吻合。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讲的“实现小康”、“为人民服务”、“体察民间疾苦”、“群众路线”、“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等等，本质上也都是民本主义的体现。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这种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最大奇迹，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使我们已经把人均寿命提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切都给外部世界带来了强烈震撼。

这个理念还强在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它指的不仅是国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也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安排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在与西方理念和模式的比较中，它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一次接一次地失败，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导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显著下降。西方政坛今天也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问题出在经济！）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我多次讲述过一个观点，西方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范式来评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为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什么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问题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大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类。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西方国家也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最烂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

那么什么算是“良政”呢？本质上，这应该由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界定，不需要西方国家越俎代庖。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似乎都把民生改善看做良政第一要义，这也就是中国民本主义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它不仅接中国的地气，也接世界的地气。民本主义源于中国，汲取了中国和其他文化的长处，也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这种理念充满了生命力，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它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本主义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种改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义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民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中“民生为大”的特点，以及中国基于民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已经表明：它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个主要思路和经验。

如果说有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国民生模式”在竞争的话，那么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模式已经胜出。今天西方民主话语似乎还占有某种话语和道德上的优势，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实实在在的体现，它远比空洞的民主说教更为坚定有力，时间和历史一定在民本主义这一边，全世界最终都会朝这个方向走，西方民主制度也得朝这个方向演变。难怪连《经济学人》杂志文章也感叹：中国每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国崛起最快的时候，要三十年才翻一番。中国“用（西方）民主制度可能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的方式去应对国家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只用了两年就将其养老金的覆盖面又增加了2。4亿农村人口，仅这个数字就远远多于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看来民本主义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潮流，展现了中国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的一个核心理念和成功实践。

第二，组织起来。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邓小平曾多次说过：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指的就是中国“地广人多”。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文明型国家”也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极大，稍微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华文明自己形成的治国传统。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美国18世纪下半叶建国的时候，人口为300万左右，到1848年美国打败墨西哥、吞并加利福尼亚时，美国人口才2　000来万，而当时中国人口已达4亿，约为美国的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里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那么当时的美国，家家都是大地主，大地主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于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紧运行，资源的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中国人更多地谈“孔融让梨”，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这些白人大地主，当初在欧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权的迫害，到了美国后，对政府还是处处设防。美国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恶”观念大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和井水资源的分配而打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立的政府来协调和保证各方的利益，来确保“国泰民安”，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怕乱的集体心理，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不可三日无君”。当然，中国人均资源紧运行也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还无他国可比，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的大量餐饮创新和革命。

过去，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这也和人均资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竞争有关，鸦片战争后的大量战争赔款，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破坏，等等，导致了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人均占有资源更少。此外，中国广大农村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分散、孤立、封闭，多数农民仅关心自己“一亩三分田”，社会形态薄弱，自组织能力匮乏。虽然儒家提倡“家国情怀”，但旧时的中国还是缺少把“家”与“国”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举步维艰，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中国整个国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真正改变，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中国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了。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一个甲子，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经验已经证明，一旦政府没有担当，一旦“组织”形态缺乏，中国还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西方势力也一直盼望这种局面出现，他们鼓动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他们企图搞乱中国。当然，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现代国家之一，搞乱中国的企图将以失败告终。2010年上海举办了盛大的世博会，我去参观了三次，发现了两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一个细节是世博会厕所之干净令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是晚上打车状况之混乱令人感到失望。尽管每天参观世博会的观众达数十万，但世博会的厕所始终保持得干干净净，我看比纽约三大机场的厕所都干净，考虑到如此巨大的人流，这种保洁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但晚上9点从世博会出来打车，大概是管理出租车的人员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虽然只有二三十个人等车，但就是没人排队，一辆车过来，大家就涌过去，再过来一辆，大家又涌过去，都抢着上车。车不算少，但混乱局面一直持续着。前一个例子说明：只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中国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竞争并可能胜出，世博会的保洁工作做到了高水准的数字管理和网格化管理。后一个例子说明：一旦缺少某种形式的组织和规范，我们社会往往会重归“一盘散沙”和“内斗四起”的局面。

当然，我这里说的“组织起来”，不只是指政府组织民众，而是指任何一种可以形成秩序和规范的作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可以是部分人自发组织的，也可以是全体国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确立基本秩序和规范（这就是我说的“组织起来”），大家既可以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也可以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各显神通，任何人间奇迹，中国人都能创造出来。

我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就越觉得世界上各个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相对长处与短处，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这两个概念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阐述国际贸易理论时提出来的，即每个国家都有相对而言可以做得比较好的产品，它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种贸易活动能使双方都获得更大的利益。我这里无意评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这种假设，而只是借用“比较优势”、“比较劣势”这些概念来说明：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民族似乎也有一些自己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如果想要超越我们的对手，我们就应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总体上看，以我自己的观察，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组织”能力较强，他们喜欢自己组织起来做事情，哪怕只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往往就会自发地组织各种协会，进行选举，实现某种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组织能力似乎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普遍喜欢由较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来确立和维护某种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中国城市住宅小区普遍聘用物业公司来管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国外，普通居民小区的管理许多情况下是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为主，而非依赖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在政治领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选举，也更善于搞选举；中国人似乎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与考核。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如何进行选举，我估计100年之后我们可能还是竞争不过他们，我们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已经试验了20多年，但总体效果令人难以乐观，贿选情况极为普遍，家族影响处处可见。台湾地区的选举年复一年，但黑金政治仍是棘手的问题。但与英、美比“选贤任能”，我们现在做的就比他们好，而且好很多。

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借鉴别人之长，但我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