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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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20＇

当然，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比较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他们的观点随着欧洲地位的上升、中国和亚洲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我们今天回眸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兴起的过程：即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种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而黑格尔本人是一个忠于普鲁士皇帝的欧洲中心论者和集权主义者。他们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停滞不前，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终止的国家，以反衬西方的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后来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

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许多学者提出过质疑。李约瑟就指出：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21＇真实的情况是，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全面领先于欧洲。

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多数皇帝是敬畏“天命”的，而“天命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契约论”。荀子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就是“人心向背”，就是对皇帝的警训。学者赵鼎新认为“天命观”某种意义上就是“政绩合法性”：“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可以通过德行影响天的意愿，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时，它会通过自然灾害的形式对其发出警告”。当皇帝的“天命”被广泛地视为不复存在之时，中国的平民百姓有权揭竿而起，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这种“契约论”从提出到实践都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相比之下，欧洲大大小小君主代表的才是真正的绝对权力和绝对专制。＇22＇

其次，与中国“天命论”相联系的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强烈的民本思想。美国学者卡尔·宾格尔（Karl　Buneger）认为，“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所以“一个好皇帝就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治国安邦、抵御外敌、关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发展灌溉、修筑道路、赈济灾民。古代中国政府所承担的民生职责是大多数其他古代社会所不具备的”。＇23＇

第三，与中国这种“天命观”相联系的是选贤任能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如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多数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是绝对君主制，官员也都是贵族世袭的，直到19世纪欧洲才从中国借鉴了科举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

第四，中国古代社会人民的自由度也普遍高于欧洲古代社会，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中国的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买卖的，在欧洲土地则大都属于封建领主；中国当时是小农社会，而欧洲是农奴社会，小农的生活质量和自由度远超农奴。

那么欧洲后来为什么能超越中国呢？现在看来主要是四个原因：

首先是战争。欧洲从16世纪开始一直在打仗，从三四百个国家开始，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但坏事变好事，当然这个“好”是要打上引号的，欧洲国家本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死亡和破坏无以计数，但一些主要欧洲国家的军事发展起来了，然后它们就到处打别人，包括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夺别人的资源和财富，后来也打败了中国，并强迫中国支付天价的赔偿，为欧洲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中国自己则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西方的军事崛起还带来了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组织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高。

二是金融。从与东方贸易中发了财的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开始投资战争，发战争财，资助了欧洲内部的许多战争，这个传统后来又在荷兰、英国等国得到延续。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说，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是棉花，而棉花来源于美洲（奴隶主控制的农场），工业革命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洲和亚洲，而非英国本身。他说“英国1689—1815年间超过其国力数倍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筹借的，而1840年之后，资金的赤字则由中国的赔款所填充”。＇24＇中国被打败后，中国的战争赔款系统也是英国人控制的。

三，与第二点相关，尽管古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好，造成了整个国家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自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向中国出口白银，中国就患上了白银依赖症。中国没有充分意识到货币主权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国缺少全球视野，缺少处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眼光和经验。明清两朝，中国都没有解决好货币短缺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进口白银来平衡。明朝几位皇帝也尝试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货币信用，但均未成功（民国时期的法币也没有真正成功，中国的货币自主是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得到确立的）。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主导的货币体系由银本转向金本位，中国损失惨重，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等等，都是清王朝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25＇

当然，第四点是中国自己的原因。中国朝廷后来妄自尊大的心理、不思进取的心态、闭关锁国的政策等等，使中国对外界发生的巨变几近麻木无知，整个国家自然也无法与时俱进，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崛起所带来的血与火的挑战。

回望这段历史，英国和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不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换，而是以军事和金融的手段掠夺非洲、美洲和亚洲，并以军事侵略和金融扩张打败了当时的中国。时至今日，西方对世界的控制主要还是依赖这两个手段：军事和金融。美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并不时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挑起战争。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控制着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体系。

当然，中国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关键问题。在军事方面，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乾坤。1840年以来，西方第一次对侵略中国的选择感到了畏惧，1949年4月还在中国内河里上下游弋的西方军舰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我们获得了60多年的和平。某种意义上，中国执政党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缔造和培育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彻底终结了西方大国可以随意入侵中国的屈辱史，这使我们得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金融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并很快形成了统一的、独立的财政体系。这无疑是五百年来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环顾今天的世界，中国是世界上财政状况最好的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我们的人民币正在稳健地走出国门，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具有高度信誉的货币。中国也汲取了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全世界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而绝不盲从，整个国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震撼。

我们为有中华文明这么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传承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我们也为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找到了自信的源泉。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有识之士也高度认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定力。2013年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中国时表示：“我依然保持乐观。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存在了四千年以上，而且现在依然生机勃勃，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都已成过眼云烟，拉丁美洲文明也已经逝去——早已不再有印加人或者阿兹特克人——可是中国还在。中国从来没有过一种全国同一的宗教，但是他们有一位道德导师孔子，这或许就是他们的福气所在。”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如是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中国是一个“天降大任”的国家，它应该承担起自己对于人类和世界的责任，特别是与各国人民一起去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繁荣的世界新秩序。

二、放飞梦想：三种情怀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一个场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那年的5月19日，举国上下为罹难同胞默哀，但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大批民众在仪式结束后仍迟迟不愿离去，他们挥舞国旗，大声呼喊：“汶川，顶住！四川，挺住！中国，加油！”这种场景可能不会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它展现的是特殊的中国情怀。确切地说，是中国人那种“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和“天下情怀”。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梦”，我看也寄托了这样三种情怀：首先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可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怀，因为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而非个人为本位的。中国人重视亲情与和睦关系，中国人还把对家庭的感情和责任扩展至整个家国和天下。汉语中的“国家”一词就是由“国”和“家”组成，表达了中国人对“国家”的独特感悟和理解。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思维和生活方式，例如“舍己为家”、“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的儒家信念等。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可谓“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非常关注国运的昌盛，认为国家的安定富强与个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这种感受也是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国破家亡”悲剧后形成的集体历史记忆。可以说，“中国梦”是一种“国梦”和“家梦”的结合：国好，家才好；国糟，家也糟，“国”和“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种家国情怀，对西方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是一种超越。它使中国人的生活总体上比西方更加温馨，它使我们的社会总体上比西方社会更有活力和凝聚力，它在过去30多年中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从帮助下岗工人到生活救济，到上学、治病、养老、购房，到抗震救灾等。它使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具备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巨大能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家国情怀下的爱国主义，对于西方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超越。综观西方列强的发家史，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他们的“立国之本”，而绝非他们所谓的宪政民主制度。西方列强都是通过自己的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形成了民族国家，进而产生了所谓的宪政民主。他们的国家也大都脱胎于民族战争，西方列强的国家当时几乎都是战神的化身，而且这种民族主义往往通过自由主义得以放大，变成歇斯底里的民族帝国主义。西方通过民族主义发达起来之后，却采用自由主义来打击后发国家的爱国主义，以此来瓦解别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中国有些人也极力把“爱国”这个词在中国污名化，但这种努力最终将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中国文化中“家”与“国”的关系超越了西方话语的诠释力，中国人“国”的背后是视“国”为“大家”的无数“小家”。中国人“国家”的观念与西方不同之处还在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年而没有中断文明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文明型国家”。

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因此而远远超越了西方狭隘民族主义的解读。中国人爱国主义既是爱一个国家也是爱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长江、黄河、珠穆朗玛峰；是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屈原、岳飞、文天祥、毛泽东；是普通话、四川官话、广东粤语、上海方言；是万里长城、北京故宫、桂林山水、陕西兵马俑；是川菜、粤菜、鲁菜、淮扬菜；是西湖龙井、黄山毛峰、武夷岩茶、洞庭碧螺春；是《梅花三弄》《高山流水》《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是四合院、广东骑楼、徽派大院、江南民居；是昆剧、京剧、粤剧、黄梅戏；是南昌起义、平型关大战、台儿庄血战、抗美援朝；是两弹一星、北斗导航、神舟号飞船、高铁四纵四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等。这是一种包容性极大的、既有个人志趣又有人类情怀的爱国主义。

中国近百年最大的精神力量之一也是爱国主义。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只有与爱国主义结合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巨大能量。“五四”至今却有一批自称代表着“普世价值”的文人墨客极力抹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但他们只能代表少数人，代表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的某些外国势力。没有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不可能在1949年完成民族的建国大业；没有爱国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爱国主义，中国不可能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个爱国主义的逻辑将在中国崛起的未来岁月中继续不断得到展现。〖TXT小说下载：。。〗

二是“大国情怀”或者“大国梦”。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也是一个大国，大国都有自己的大国情怀，但中国人的大国情怀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曾领先世界上千年，后来内忧外患使中国跌入低谷，但通过中国人民长达百多年的奋斗和牺牲，中国又快步赶了上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这么近。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曾说过：中国渴望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什么不呢？他们再次觉醒的使命感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就是中国，而不是西方的一分子”。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崛起，实现民族复兴之梦，中国不会照搬西方模式，也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中国将以独特的方式影响世界的未来。

“大国情怀”也意味着中国梦的提出包含了中国自己的“大国意识”，这种“大国意识”还包括话语自信、价值观自信、发展模式自信等。我们应该向世界自信地介绍我们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我们还要打通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国近代史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打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确立中国作为新型全球大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定位。

三是“天下情怀”或者“天下梦”。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人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承；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如果不超越美国，“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也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天下情怀”。随着“中国梦”的不断实现，中国人要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世界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从贫困饥饿到气候变暖、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从金融危机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解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今国际秩序的各种困境呼唤中国人拿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中国人的“天下梦”应该包括这样的胸襟和关切：我们应该为国际治理中各种主要问题的解决、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创新、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公正与繁荣的世界，提出自己的主张，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历来有“王道”与“霸道”之辩。“王道”的核心是“仁政”，“霸道”的核心是强权政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迄今为止的逻辑都是“霸道”逻辑。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美国喜欢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其他国家往往不择手段，它可以政治上打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诱导、文化上渗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还保留直接军事干预的权利。中国历来主张“王道”，但它从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个道理：“王道”必须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实力，“王道”就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任人宰割的绵羊。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协和万邦，实行“王道”，履行一个大国应该履行的使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有所作为，更多地主持正义和公道，那将是一幅无比美好的未来图景。中国确实是最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实行“王道”的国家。从人类历史的大势来看，霸者可以气势汹汹于一时，但终将因为“霸道”而走向衰落，而实行“王道”者终将得道多助，赢得最为广阔的世界。

三、放飞梦想：三个维度

梦是一种升华。平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梦中实现，而平时已经初步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放飞梦想来展望未来。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我们不妨放飞梦想，使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探讨获得一种新的升华。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来展望一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光辉前景：

在政治领域内，通过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10—2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许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模式将为世界许多国家所关注、研究和学习；中国话语也将顺势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势话语，这一切将深刻影响世界秩序未来的变革。历史上，佛教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但中国也改变了佛教，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但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社会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讲中国所有改革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在百姓财富上，在社会保障上，在人民的满意度上，在其他中国人最关心的领域，大都超越美国时，我们就可以自信地说，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公正、更人道、更繁荣、更美好的社会。现在我们比较谦虚，我们使用的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特色”这几个字也许可以省略，世界上估计还会有“瑞典特色社会主义”，有“越南特色社会主义”，但多数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可能指的就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世界主流社会主义。邓小平过去说过，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最终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这个目标看来正在稳步实现之中。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创造的协商民主模式、新型民主集中制模式、“选拔＋选举”模式、比较强势而中立的政府治理模式、“选贤任能”和“人心向背”理念、“民意”与“民心”的理念等等，都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中国话语也将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地主张正义，更多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作出我们的贡献。我们将从中国话语的角度重新审视“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我们要指出：弱者要努力变成强者，但强者不能因为自己强就可以打人，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西方一直鼓吹的“民主与专制”范式将被“良政与劣政”范式替代，大多数国家将意识到，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的成功将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经济领域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都为世界之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将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学教科书将因中国模式的成功而改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结合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既发挥了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了社会主义原则下的普遍公平，它超越了西方的主流经济模式，也超越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诠释能力。它创造了世界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经济体，同时还有效地避免了西方国家所经历的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如果沿用上面所说的佛教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佛教的比方，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大部分都能实现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实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化。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把中国模式和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结合了起来。只要我们坚持这条道路，它就会继续产生巨大的人口和规模效应。以电子商务为例，网购在西方还是个人行为，而在中国，它已经成为数亿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未来几年内，中国最大的一两家公司的网购和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就可能超过整个美国的网购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样，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内，中国的人口效应将大大降低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成本，大大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从而使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领域行业内引领世界的能源革命。从地域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产生了“准发达国家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的高度良性互动。中西部地区正在重复沿海地区前20年的奇迹，估计15—20年后，我们的内地也将变成比较发达的地区，推动整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质量都走上更高的台阶。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的规划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许我们可以用“发展管理”（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能力。这可以与西方发明的“公共管理”相对应。中国的宏观调控以及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国的“宏观稳定、微观放活、社会托底”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中国“发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中国的大学应能开发出一整套“发展管理”的课程，就像今天大学开设的“公共管理”课程那样。中国今天的宏观调控也早已超出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范畴，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中国政府可以采用的手段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所讲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还拥有其他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一些“工具”，如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和战略资源、一大批表现不俗的大型国企等。它们使中国政府拥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一个挑战来自美国的金融霸权。中国金融业这些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抵御住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些成绩已经很了不起，我们要充分地加以肯定，但我们主动进攻似乎还不够。学者陈平曾建议利用中国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在上海建设一个亚洲美元债券市场。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有好的项目，需要发债筹资，可以到这个市场上来做。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实行定量宽松，不断转嫁自己的危机，美元总体上还在不断贬值，通过建设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我们也许可以形成某种中国人可以自己掌控的美元财富管理机制，我们不能老是让美国出牌，我们接牌，这样就太被动了。

如上所述，历史上西方打败中国主要靠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军事，一个是金融。欧洲从16世纪开始，从三四百个国家开始打仗，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结果军事发展起来了，然后它就欺负和征服别人，扩展殖民地，把中国也打败了。但是通过这60多年的努力，我们确实赶上来了，我们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事上已经没有国家敢侵略中国。但是在金融这一块，鸦片战争中英国打败中国之后，马上就要签署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后面的支撑体系是英国主导的金融体系。当年中国的战争赔款系统都是英国人控制的。到了今天，西方还是控制着世界的金融体系，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金融领域内我们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我们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人民币已经超过欧元和日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第二大的融资货币，人民币已开始大规模地走向境外，实际上今天世界上到处都可以换人民币，因为全世界都有这个需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资本市场开放也有严格的控制。是不是我们要在金融这一块也要试一试：能不能在这个领域，不说打败人家，但是至少是赶上或者说是达到一个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水平。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外汇储备，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做，恐怕也不行。现在上海自贸区已经开始这方面的试点，希望能够成功。如果最终证明这个做法不行，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法来做。也许我们就自己这样发展下去，人家迟早要来承认我们的货币，不必操之过急——我们是一个贸易大国，谁都需要人民币，甚至需要很多，最终全世界都会接受人民币。

我看过西方学者写的一些文章，例如，法国就有学者撰文，认为中国手中握有对付美国的“金融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