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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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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必要以中国标准来评价一下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好，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三个方面乌克兰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从“橙色革命”后，乌克兰就一直内斗不断，乱象难绝。尤先科上台后不是抓民生，而是搞“阶级斗争”，忙于清算历史，紧抓“大饥荒”、乌克兰起义军等历史问题，并跟美国一道，搞危险的加入“北约”游戏，结果弄得个国库空空。前总理季莫申科由于腐败指控被投入了监狱，国家陷入深度内斗，各种示威游行冲突常年不断。
乌克兰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加分裂了。乌克兰民众大致分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也就是所谓亲西方的西部地区与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双方都为了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上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一半黄色一半蓝色的乌克兰国旗好像正好象征了东、西乌克兰人的经济和政治归属，无论哪个人当总统，总有几乎一半的国民不高兴，而西方普选模式则在不断地加剧这种分歧。2006年年中，我曾访问过乌克兰，与独立广场安营扎寨的大学生聊过天，他们挥舞的是欧盟和美国的旗帜，心中充满着对西方世界的憧憬。其实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的立场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反对俄罗斯的影响，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乌克兰拉一派打一派，不断地挑拨和强化所谓“亲西方”族群和“亲俄罗斯”族群的矛盾，结果弄得乌克兰国无宁日，乌克兰恢复团结的前景已经非常渺茫。
乌克兰生产力的发展也遭受重创。去过乌克兰访问的人都会感叹：一个大国（从领土面积看，乌克兰是欧洲第二大国），有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有原苏联留下的深厚的工业基础（当年苏联“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安东诺夫飞机、T80坦克、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和“天顶”号运载火箭都是乌克兰制造的），今天经济却一蹶不振。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货币贬值，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乌克兰是原苏联的一个富裕的共和国，1991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四倍，而今只有中国的一半。乌克兰有“欧洲粮仓”的美称，其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也非常发达。1991年独立后的乌克兰拥抱了西方制度，许多人曾非常看好乌克兰的前景。但事实是，20多年后的结局却是凄凄惨惨，其中有多少令人深思的教训啊！
再来看看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独立，前总统阿卡耶夫顺势掌权，他十分崇拜西方民主模式，按西方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自食了西方民主的苦果。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推翻总统阿卡耶夫的所谓“郁金香革命”，统治吉尔吉斯斯坦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政权顷刻倒台。巴基耶夫担任最高领导人。美国政界和媒体一度对这场革命欢欣鼓舞，声称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革命”带来的也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内斗，吉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革命爆发后，吉国的事态发展与西方的预期大不一致，新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比与西方的关系更为融洽。
五年不到，又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当年“郁金香革命”的民主英雄巴基耶夫，并引发了暴力冲突，中国不得不从吉国大规模撤出侨民。这些动荡对吉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持续至今。我2006年曾去过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给我的感觉就像中国1980年代的一个县城，从表面上看，比当时的乌鲁木齐落后至少20年。西方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模式，所谓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模式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复演绎，而国家治理毫无章法，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至于格鲁吉亚，情况也很惨淡。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亲美的萨卡什维利赶走了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为了表彰小萨这位“民主英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专门造访了这个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赞誉它为欧亚地区的“民主明灯”。我在电视上多次看过萨卡什维利的英文演讲，他的英文很好，满口都是美国人最喜欢听的话，这一定是他赢得美国人喜欢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极端敌视俄罗斯。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小萨竟天真地以为他可决策而挑起格—俄战争，并得到美国的支持，结果普京总统强烈反制，使格鲁吉亚完全失去了对两个共和国的控制。这场战争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格鲁吉亚经济遭受重创，虽然经济近年有所复苏，但格鲁吉亚经济脆弱性显著，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因为“颜色革命”而改善，全国一半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如果我们用上述的邓小平评价政治制度质量的三个标准来衡量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话（这也适用于所有的“阿拉伯之春”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这些国家的政局不是更稳定了，而是更动荡了；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因为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
总之，“颜色革命”的结果，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凄凄惨惨”。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多数民众的亲身感受，也是许多西方政府和人士的感受。今天的中国可以自信地审视所谓的“普世价值”给“颜色革命”国家、给“阿拉伯之春”国家带来的深刻危机，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坚定地走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迈向更大的辉煌。
三、台湾民主：从希望到失望
谈“阿拉伯之春”也好，谈“颜色革命”也好，本质上都是非西方国家和社会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带来的“水土不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台湾。我先后八次访问过台湾地区，对台湾的民主还是有一些切身体会的。一次台湾朋友问我对台湾民主的看法，我说这使我想起了1976年大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人家对邓小平说，现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邓小平说，很好，继续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来。如果台湾愿意，它可以继续沿着美国民主模式走下去，或者说继续碰下去，直至某一天大彻大悟，悟出真理来，再来建设真正的优质民主。
台湾的民主质量确实不敢恭维。20多年的民主路一路走来，首先是经济严重滑坡——台湾经济已经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最末，现在需要中国大陆的经济输血。20多年前，中国大陆提出两岸建立“三通”时，台湾还不屑一顾，后来是台湾更需要“三通”了。民选上来的李登辉搞“戒急用忍”，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的发展良机。民选上来的陈水扁，8年换了7个“行政院长”，搞权术平衡，不是搞经济建设，连续8年公共投资负数，经济急剧走衰。马英九上台后执政乏力，民调支持率已低于陈水扁当年的水平，但他有一点是对的：承认“九二共识”，稳定了两岸关系，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融合，这也是台湾经济的唯一出路。
台湾民主化这20来年，正好是大陆和台湾实力发生根本变化的20来年。台湾民主化看来办成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台独”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台湾已经成了对大陆依赖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台独”即意味台湾经济的立刻崩溃。台湾人口比上海还少，才2 300万，但今天至少有150万台湾人在大陆工作、生活或学习，这大概也算一种“用脚投票”吧。不少台湾人现在说，大陆有点像“蒋经国时代”，即一心一意搞建设，而台湾是处在“文革”时代，政治内斗不止。
台湾民主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台湾选举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台湾领导人选举是第一轮简单多数就决定结果，如果像法国那样，第一轮候选人得票低于50％的话，需进行第二轮投票，也许可以更公正些，但有关的法律修改很难推进，因为程序要求太高，这也是前面所说的“程序万能论”带来的困境。此外，民主制度成熟的一个标志是辩论公共政策，而不是辩论意识形态。台湾迄今为止还未能解决所谓的“国家认同”问题，所以选举总是成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对抗。苏联当年也是国家内部的认同出了问题，所以一搞西方民主，苏联就解体了；南斯拉夫这样搞，最后也是分裂和内战。中国如果采用西方制度的话，拒绝“国家认同”的西藏、新疆分裂主义势力就会兴起，最终整个国家都会四分五裂。
台湾的腐败问题也比过去更严重了，黑金渗入了选举政治。亚洲政经风险公司2009年报告认为台湾地区的腐败程度超过大陆，马英九为此痛心疾首，本想让台湾成为照亮大陆前进的灯塔，但现在台湾自己有点迷失了方向，方方面面都要靠大陆的支持才行，好在“台独”的势头已遭重创。台湾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台湾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特别是前领导人陈水扁八年贪婪敛财，令人发指。台湾媒体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媒体在两蒋时代被叫做“哈巴狗”，现在被叫做“疯狗”，族群矛盾被故意挑起，什么“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丧失对社会的整合能力。
有人说，即使台湾民主问题这么多，但多数台湾人也不愿意回到20年前。谈到东欧民主质量差的时候，一些人也会表示类似的观点。其实，这样说太笼统了，历史倒退20年，大部分人当然不愿意，但原因很复杂，比方说，20年前还鲜有手机，多数人当然不愿意回到没有手机的时代。世界上最愿意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大概只有索马里，我1985年去过那个国家，当时那里的医院、学校、邮局等还能提供服务，后来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连这些服务都没有了。还有一个是东欧的匈牙利，民调显示多数人还是觉得20多年前最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时期比现在好。匈牙利政治巨变20年前后我都去过，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问问题，比方说，不要问是否愿意回到20年前，而是问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演绎一次，你是否愿意经历这样的变革，我估计大部人台湾人和东欧人都会选择不同方式的变革。
台湾对大陆的软实力也全面衰退，我2013年去台湾时发现大陆的电视剧《甄嬛传》火遍台湾，大陆的娱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甚至引起全台人民的论战，大陆的淘宝网购广受台湾民众的欢迎。台湾民进党政客认为大陆正在给台湾人洗脑。想着二三十年前整个大陆都在听邓丽君、看琼瑶剧，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所以大陆现在比较自信，台湾希望接待多少大陆游客，大陆就可以送去多少游客，今天整个台湾的旅游业主要靠大陆游客来支撑了。
有台湾学者问我，台湾民主的前景如何？我说，我自己对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民主作过一个评判：基本上是两种结局，要么是从希望到失望，要么是从希望到绝望。就台湾而言，民主化迄今为止的经历可以概括为“从希望到失望”，下一阶段应该是“从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大概还不至于绝望。为什么不至于绝望？这是因为：第一，台湾通过东亚模式早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产阶级比重还比较大。
如果当初就采用今天的模式，台湾的现代化也不会实现。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一直没有中断，这意味着只要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稳定，老百姓吃苦耐劳，辛勤工作，整个经济不至于崩溃。第三，中国模式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模式拯救了台湾。经济上，中国模式带来了大陆的迅速崛起，这为台湾和台湾同胞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政治上，中国模式通过选贤任能机制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比台湾民粹主义产生的领导人更为成熟和理性。2008年西方挑起西藏暴乱，马英九在民进党的压力下也大声呼吁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但大陆领导人权衡利弊，没有计较马英九的表现，而是着眼于两岸人民的长远利益，避免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如果双方都是民粹主义选出来的领导人，两岸关系恐怕就要陷入剧烈动荡了。
为什么台湾民主的未来可能是“更大的失望”呢？因为台湾民主困境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首先，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国家认同”，而台湾做不到这一点。当一个社会的主流还是为“爱国”还是“卖国”而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个社会容易剧烈对抗。当民众对国家认同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政客很容易打民粹牌，通过煽动族群对立来获取选票。第二，台湾法律制度没有足够的公信力。比方说，人们不满高等法院对两颗子弹带来的陈水扁当选的裁定，“红衫军”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等，这反映了人民对在现有司法体制内和民主体制内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台湾的司法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超越党派政治分歧的公信力。第三，“公民文化”严重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特点是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换言之，台湾仅仅实现了选举民主，但“公民文化”仍然严重缺位，弥漫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气氛。“台湾人”、“爱台湾”成为一种民粹符号，政治对手的一切主张都可以被妖魔化。“抹黑”、“抹红”、“抹黄”的手段，把人性中很多黑暗的东西调动出来。2014年春天，台湾大学生又蔑视法治，占领了“立法院”，冲击了“行政院”，抗议总体上对台湾有利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这一乱象的背后是台湾政党恶斗与台湾经济和社会整体的沉沦。坦率地说，大陆社会的“公民文化”更加缺乏，从网上大量的语言暴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大陆如果搞西方式民主，情况会比台湾地区还要糟糕。第四，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过度影响。在台湾，美国势力的渗透无处不在，这影响了台湾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国模式本身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资本力量对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俘获以及“民主游戏化”等问题。
从台湾民主发展的教训中我们可以引出几点思考：
第一，我们一定要突破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话语范式，即认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种制度。这种范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二分法来看世界上的制度，世界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nment）和劣政（bad government）。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和非西方的制度。
第二，台湾在“两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没有中断，台湾民间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社会，特别是和大陆相比，大陆“文革”的时候把中国文化传统破坏得太多了，现在大陆已拨乱反正，大力弘扬中国文化。我想如果当时台湾没有照搬美国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发展下去，并吸收西方制度的合理元素，台湾也许可以发展出一种高质量的协商式民主，而不是对抗性的美式民主；一种高度务实的民主，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西方民主。但台湾可能已经永远失去这种机会了，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机会。
第三，以台湾地区作为参照，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20多年前，台湾感觉良好，而大陆经济才刚开始起飞，台湾方面已经先走了一步，在蒋经国时期初步完成了现代化。2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模式推动下，大陆与台湾的实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迅速崛起，台湾迅速走衰。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政策，中国一系列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而台湾“民主化”之后，就丧失了中长期规划的能力。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模式讲一人一票，中国模式讲选贤任能，两者可以竞争。今天是新媒体时代，民主变得越来越民粹，越来越游戏化，结果很难产生优秀的领导人。就领导人的素质而言，台湾媒体评论说陈水扁是“法棍”，知法犯法，自己拼命敛财；马英九则是“法匠”，从不粘锅，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什么都做不了。我真是觉得，台湾领导人的能力比不上上海的区委书记，所以中国模式真是厉害，不害怕竞争。两岸实力的此长彼消已不可逆转。台湾20来年的民主化过程也正是两岸实力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过程，两岸走向某种形式的政治安排，并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的大势将不可逆转。
四、“颜色革命”为什么失败？
2013年春节前夕，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法律事务顾问瑞纳·穆勒森（Rein Mullerson）教授给我发来了一份邮件，说读完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后，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并给我传来了他的新著（Regime Change：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很快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出版社翻译出版。
穆勒森教授的经历很独特：在苏联大变动的关键年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资深顾问，苏联解体后又出任过新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副外长。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任国际法教授，现在是爱沙尼亚最高学府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由穆勒森教授这样一位政权更迭的亲历者和资深学人来评判“颜色革命”，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关于“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和平（即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观点，然后又结合自己参与苏联改革的失败经历，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进行了全面质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们看到这些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在“颜色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穆勒森和我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我们都认为国家是一个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颜色革命”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而另外两个层面则难以改变，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非常之慢。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形态迥异：早在西方社会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会。相比而言，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至今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话，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被选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大选结局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西方的“普世价值”模式根本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深层次的问题——既解决不了原苏联国家的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经济危机，也解决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问题、贫穷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推动“颜色革命”模式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动荡，使原本就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使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更加扩大化、复杂化、持久化。
穆勒森教授还花了相当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有一些很到位的见解。他认为西方国家自己问题重重，没有资格强迫别人接受其独特文化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他说西方与其“关爱中国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如关爱自己国家内部的批评者”。他认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的话说，“美国梦”包含的所谓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美国的社会固化几乎成为常态。美国今天实行的已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差别，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比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离接触过邓小平，也实地观察过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后的苏联，穆勒森教授对这两位领导人评价是准确的。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文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对中国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称西方”、严重脱离国情的学者和机构误导。
穆勒森还评述了西方的人权话语，与我的认知也高度一致。对于西方提倡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理论，他认为关键是谁来界定“人权”，谁来界定什么是“普世价值”，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来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评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认为这个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个理论界定的民主国家只限于战后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放到从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长历史中来检验，那么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论”难以成立。另外，这个理论已经成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甚至发动战争的借口，导致了西方大国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战争倾向，这个理论也支撑了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以北约干预利比亚为例，指出：那些说不出利比亚四个城市名字的人却可以说出攻打利比亚的四个理由，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美国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穆勒森在书中还提出了其他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西方在许多方面要向东方学习，向中国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傲慢是中、俄与西方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西方媒体在“颜色革命”中奉行了双重标准；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西方的表现相当虚伪；西方在非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终让西方失望的人等。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看，“颜色革命”国家和“阿拉伯之春”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和资本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制于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美国、欧洲、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对“颜色革命”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欧盟、美国和俄罗斯。这些外部势力对这些国家的渗透和干预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美国国务院官员直接指定乌克兰新政府的总理人选。这些外部势力互相角逐，特别是欧、美势力与俄罗斯势力的角逐，以及欧、美势力之间的分歧等，导致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不断。乌克兰东、西部被撕裂，克里米亚加入了俄罗斯，格鲁吉亚失去了南奥塞两个州，吉尔吉斯斯坦事实上的南北分裂，埃及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分裂和对抗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政治、社会、资本力量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可以避免“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局面。中国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势和中立，不受制于任何外国势力，可以确保中国走自己认定的路。虽然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也受到西方势力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渗透，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强大独立性，也有能力引领和规范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也决定了，即使在中国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内部，“中国本位”、“中国传统”、“中国利益”的影响仍然巨大，甚至还占主流，这也是西方难于撼动中国的主要原因。
国际关系的实践已经表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成功，其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凝聚本国国民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尽可能地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摆脱外来势力的各种干预，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如果无法这样做，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化”上，寄托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上，这种国家成功的概率大概为零。这种单向度的政治变革只会使社会力量极端躁动，期望值越来越高，而政治力量永远满足不了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就会转化为失望，而且是破坏力巨大的失望，社会从此陷入动荡，经济走向凋敝，甚至整个国家都走向解体，最后只能靠西方大国来收拾残局，这恐怕也是这些西方国家到处干涉别国内政的目的所在。他们会继续以支持“普世价值”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斗，最终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国家则可能在混乱中完成自己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整合，包括对这些国家资源和资产的占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已经站住了，这是不容易的。西方一些势力一直希望扳倒中国，消灭自己的对手，让西方资本的利益主导这个世界，让不受制约的资本力量吞噬中国的一切，吞噬整个世界，但中国模式成功地阻止了这种企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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