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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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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国家，印度也好，乌克兰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巴西也好，埃及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的腐败都比中国严重。“透明国际”的评估也是这样的结果。
关于腐败问题，还可以和亚洲的“四小龙”进行比较：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它们初步实现现代化以后，台湾和韩国转向了西方民主制度，香港和新加坡基本保留了原来的制度，但从腐败情况来看的话，香港和新加坡比台湾和韩国要好得多。国际上所有研究腐败的，认为亚洲腐败最少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特别是香港，20世纪60年代腐败还非常严重，后来通过建立廉政公署等方法，也就是说相对比较独立的反腐体制解决的。所以说西方民主制度能够解决腐败问题，这个说法我觉得不成立，至少在非西方国家是这样。我们可以看看国际上的腐败指数。绝大部分人口五千万以上的非西方民主国家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台湾地区“民主化”以后更严重，否则就不会有陈水扁关在监狱了。韩国选出来的几个总统都有腐败的问题，但是没有采用一人一票的香港、新加坡，通过自己的制度创新，把腐败程度降得比较低了。
我把中国看做“百国之和”，就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这样的国家没法搞西方的制度。看中国同样要分板块。我们的发达板块腐败相对较少。我在意大利做过访问学者，我觉得上海的腐败一定比意大利少，也比希腊少，这是肯定的。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化了。我20多年前去希腊这个国家，就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现在就破产了，要靠中国援助。我跟希腊朋友坦率地讲：我20年前到你们国家的时候，你们总理叫帕潘德利欧，现在还是叫帕潘德利欧，都是家族政治。社会方面，高福利永远下不来，最后国家都破产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可以从中国派一个团队帮你们治理国家。
所以我就想到民主制度的问题。这个观点我自己还没有写出来，我正好和您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不是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而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这个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为什么这样说，往前推2 500年左右，当时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后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两千多年“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了一人一票这样的民主制度。
这种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有几个大的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一是它基本没有了“人才”观念，就是谁来治国都可以，只要是选上来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承担不起，小布什一弄就是八年，这样的损失是很大的问题。二是福利永远只能往上走，永远下不来。像中国这样进行银行改革、国企改革是不可能的。三是社会越来越难以整合，过去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整合，大家用票决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赢。但美国的社会现在也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投票输的一方不认输，继续为难（赢的一方）。第四个问题，我称之为“低智商的民粹主义”（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考虑，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今天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
所以我想起了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他的特使到中国来想要进行贸易，但我们当时的乾隆皇帝非常傲慢，他觉得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绝对是最好的，是十全十美的国家，不要向人家学习任何东西，是“历史的终结”。结果我们就一下子落后下来。我现在觉得西方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心态。这些人最好到中国来看看，观察一下中国怎样在30多年里面如何不停地进行改革，有些改革虽然很小，但是不停地进行。
西方觉得它的制度还是最好的，实际上这个制度问题越来越多，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已经破产了，英国的财政债务占GDP的90％，也接近破产了。所以今天我们总理正好访问英国，准备投资，英国人就非常高兴。关于美国，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数：“9·11”事件损失了1万亿，两场不聪明的战争损失3万亿，金融危机损失了8万亿。美国现在的债务是10万亿到20万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元国际货币垄断地位的话——这个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国这个国家也已经破产了。
中国崛起是一个大势，一个大国全面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规模绝对不是一个小国家可以比的。西方的制度总体上在走下坡路，今天一些中国人还是开口闭口美国怎么样，至少对我们这样经常去美国的或者在欧洲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人来说有点贻笑大方。我们应该平等地看待西方，哪些地方比我们好，哪些地方不如我们，哪些需要学习，哪些需要警醒，这种心态我觉得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
您刚才提到，要从长期的角度来评价短期的情况。我1985年作为翻译陪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去访问，见到基辛格先生，中国领导人请他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你们太客气了，你们是来自有数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还是你们先谈吧。当然他讲的是客气话，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整体实力也好，制度也好，我们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的多数时间里确实是领先的，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我觉得您有一点很了不起，您和许多西方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比如看到中国创造了现代国家制度，即一种通过考试产生的相对比较中立的文官制度。
我们在过去两三百年中落后了，现在是真的赶上来了，特别是我们的发达板块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来了。我自己觉得西方恐怕有一点自满，他们还是没有真的用开放的心态来看世界。我个人觉得中国很多做法西方真是可以借鉴，奥巴马总统倒是看到了这一点，最近多次讲过美国应该建高铁，应该重视基础教育，应该减少财政赤字、多储蓄，应该发展制造业，应该推动出口，他反复说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二，他感到了中国崛起对他的压力。今天中国所有的邻国或多或少都在学习借鉴中国模式，从俄罗斯到中亚五国，到印度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等都是这样。
您提到了现代化导致文化趋同的问题，这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观点。但从经验角度来分析的话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国为例，比如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都在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前两年出现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觉，这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歌，美国人是不会这样唱的。中国人传统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国人为家庭会付出不知道比美国人大多少倍的牺牲。换句话说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了，特别像中国这样一种强势文化，怎么改变得了？一个是麦当劳文化，一个是八大菜系文化，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办法收编它，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我很欣赏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他一贯的观点是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
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的背后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我们今天的知识比起过去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我们今天小学生的知识可能都超过了孔子，超过了苏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没有增长多少。我有一个善意的建议，但估计福山教授不会接受，您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智慧”。比如说我观察美国，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智慧的问题。越南战争是这样，阿富汗战争是这样，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战争，所以我觉得恐怕要更多地强调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国讲课，一个德国经济学家跟我讲了一段故事，说最近默克尔总理问他，为什么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国的经济学家说，总理呀，您不要担心，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不会有一流的经济了。换句话说是经济学出了问题，出了很大的问题。在西方产生的社会科学中，我自己觉得经济学可能是相对而言更接近一点真理的科学，因为它最接近自然科学，什么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来表示。坦率地讲，我觉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跟经济学相比恐怕离真理更远，所以我们要大胆地探索话语的创新，这点我跟您是一样的，您也在冲破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的范围，从您这本新书就可以看到，您是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等综合地来探讨。
我觉得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当然我自己也好，我认识的朋友也好，我们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远一点，我们确实是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现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消除贫困问题，到文明冲突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病等等新的问题。西方的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的智慧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1＇Hillary Clinton；“American’s Pacifi c Century”；Foreign Policy；October 11；2011。
＇2＇Christina Larson；“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Foreign Policy；July 8；2011。
＇3＇张维为：“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光明日报》，2014年3月24日。
＇4＇Richard Gowan and Franziska Brantner：“The EU and Human Rights at the UN 2010 Review”；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这场辩论的视频和记录，可见优酷视频网站、观察者网等。
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一、从“埃及之春”说起
2011年1月底埃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浪潮，2月11日，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西方媒体把这场运动渲染成了民主推翻专制的“埃及之春”和“中东之春”，预示着整个阿拉伯地区迈向了民主化。但我对这个地区做过多次的实地考察，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我与福山辩论时所说，“中东之春”会变成“中东之冬”，时间证明我的预测是准确的。邓小平说过，一个听过枪声的士兵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就是不一样，实地考察过一个地方和没有考察过也是不一样的。做学问，特别是政治学，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读懂社会这本书。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四次访问过埃及，对这个国家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最北，我走到亚历山大市，最南走到阿斯旺水坝，最东横穿西奈半岛走到与以色列交界的红海小镇塔巴。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多次访问埃及的印象，这个词大概就是“爆炸”，特别是开罗，给人感觉是嘈杂（据说是世界上分贝最高的城市）、拥挤（到处车挨车人挤人）、脏乱（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从来没人打扫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埃及虽然到处乱糟糟，但给人感觉社会仍有活力，大部分人忙于谋生无暇他顾。近十年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政治化，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便会燃烧爆炸。突尼斯的动乱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这场动荡与革命。但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后的问题将更复杂，因为埃及许多深层次问题看来难以解决。
首先是人口爆炸问题。我第一次访问埃及是1986年，当时埃及的人口是4 000多万，今天已经翻了一倍多。当时埃及也有一个“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但由于宗教传统和教育落后等因素，这个计划难以执行，埃及人口还是直线上升，导致了各种资源严重短缺。埃及的国土面积大约为100多万平方公里，但全国95％的领土是沙漠，9 000多万人口“蜗居”在5％的国土上。我曾坐飞机从开罗沿着尼罗河一路往南飞到阿斯旺。放眼望去，尼罗河两岸狭长绿洲之外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使我真实地感到了埃及生存环境的恶劣，感到了“尼罗河是埃及生命线”的真正含义。人口爆炸意味着埃及人口过于年轻，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岁，青年失业率超过30％。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我也去过突尼斯、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情况也类似）。这些绝望的年轻人成了这次推翻穆巴拉克运动的主力军。
还有就是贫困问题。我仔细观察过负责中国大使馆警卫工作的埃及警察，他们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纪，纪律涣散，衣冠不整。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老向使馆工作人员要吃喝的东西，往往自己吃了后还要往家里拿。为了谋生许多埃及人现在都不得不打两份工。近来埃及物价全面上涨，埃及民众餐桌上的主食，如面包、西红柿、牛羊肉，价格都在成倍地增长。我的埃及学生告诉我，一公斤西红柿半年前是2埃镑一公斤，现在是12埃镑（约2美元）一公斤，一头羊过去是300埃镑，现在至少要1 000埃镑，也就是说，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吃西红柿和羊肉都成了奢侈。对于埃及人口中40％每日收入不到2美元的贫困人口，只能是度日如年了。这种局面下，老百姓怎能不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呢。
人口爆炸蚕食了埃及这3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突出体现在住房的严重短缺上。埃及城市面貌普遍简陋，开罗成千上万的住房没有外墙装饰，只有千人一面的混凝土外墙。无数的屋顶上竖着密密麻麻的钢筋，给人感觉房子尚未完工，但下面已经住满了人家。我的埃及朋友说这是开罗市民的“智慧”，因为埃及的法律规定建完的房屋就要交不动产税，而“半拉子”工程可以“免税”，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埃及奇观。另一个埃及奇观是“死人城”。受古埃及文化的影响，有钱的穆斯林会为死者建造带有小庭院的墓室，这些墓室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死人城”，里面有街名和门牌号。但是“死人城”今天却住满了从农村涌入开罗谋生的穷人，他们拖家带口，以墓地为家，与尸骨为伴，在这里安营扎寨。“死人城”里，垃圾成堆，尘土飞扬，疾病流行，犯罪猖獗。据估计，开罗有上百万人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这一切的背后是极端畸形的埃及经济结构。埃及整体上还很穷，但贫富差距巨大，国家经济也早就成了大量依赖进口的消费型经济。埃及没有足够的出口创汇能力，所以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后果是债台高筑。我1986年随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埃及，双方会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埃及由于经济困难，要求推迟偿还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埃及当时一年进口的消费品达90亿美元，而外汇收入只有70亿美元，其中侨汇占了一半，其他靠的是石油出口、苏伊士运河收入和旅游业收入。今天埃及经济结构有所改善，旅游业收入占了大头，但整个国家仍然入不敷出，进出口失衡的状况更为严重。穆巴拉克执政了近30年，进行了一些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产业链。除了一些纺织和食品企业外，没有多少现代制造业，因此难于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从粮食到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赖进口。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等因素导致埃镑迅速贬值，百姓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在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腐败也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埃及办事情要付各种各样的“小费”。餐馆里明明是16％的服务费，但客人一般还要付额外的“小费”。凡是要排队的事情，例如办驾照、参观繁忙的旅游景点，总会有人（包括警察）与你搭讪，愿意帮你做一些事情来换取你的“小费”。一次一位埃及朋友与我出去吃午饭，回来后发现他的车因停车不当轮子被铁链锁住了。他对我说，不要急，附近一定有警察等着。果然从树丛里走出一位朝我们招手的警察，这位朋友塞给他一点钱，就解决了问题。这些都是在埃及司空见惯的小腐败。坊间早就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政府高官腐败，特别是穆巴拉克家族的贪腐，一般人相信他的家族在海外拥有上百亿美金的赃款，这使穆巴拉克在埃及日益失去人心。
埃及曾经被法国和英国殖民，所以继承了不少殖民时代留下的传统，如政府上层官员大都在欧美受过教育，但这些人与自己国家的民情往往脱节得厉害，导致了国家治理水平的低下。1987年我随时任副总理的李鹏去考察阿斯旺水坝，埃及电力能源部一位副部长全程陪同，他曾留学英国，讲一口漂亮的英文。但当李鹏问他，开罗居民一度电要多少钱的时候，副部长竟茫然不知，忙着问他的下属，下属又忙着问另一个人，最后才给出了答复。李鹏见此状轻声地对我感叹：“真官僚呀，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其实这种“上下脱节”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上层精英大都出身豪门，受过西方教育，但与本国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体贴民间疾苦的“民本”文化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传统确实是极为宝贵的政治资源，也是中国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埃及爆发的“革命”也将了西方一军。如果西方真认为它那个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过去几十年都不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沙特阿拉伯这些“专制”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呢？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的“独裁”领导人几乎都是西方的铁杆盟友呢？其实西方的逻辑非常清晰：只要西方认为你是他的敌人或对手，他就要用所谓的“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把你搞乱搞垮；而对于西方眼中的盟友，专制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西方这种双重标准的“普世价值”在中东地区表现得一览无遗。这一点值得国内那些西方模式的崇拜者好好反思反思。
当然，西方今天也开始意识到埃及动荡对自己带来的威胁，因为这场动荡直接危及西方的三大核心议题：
第一是反恐。西方担心伊斯兰极端势力会伴随着伊斯兰民主运动而迅速壮大，毕竟“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组织系统最严密的反对派势力，也是蛰伏于阿拉伯世界各派伊斯兰势力的鼻祖，它与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Hamas）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等激进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阿拉伯世界的西方铁杆盟友们在这场伊斯兰民主浪潮中纷纷倒台的话，最感到恐慌的应该是美国，最感到高兴的应该是“基地”组织和伊朗。
第二是石油。苏伊士运河是维系西方石油供应的生命线，如果这条运河关闭，供应欧洲的油船将被迫绕道一万多公里，欧洲石油消费大国将难以承受这种负担。
第三是以色列。穆巴拉克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这也是穆巴拉克本人在国内逐渐失去人心的一个原因，现在穆巴拉克下台了，埃以关系恐添变数。
鉴于此，西方处理埃及问题的战略可以用“既要面子又要里子”来概括。他们一方面口头上表示支持埃及民主运动，但另一方面则希望埃及军方稳住局面，使埃及能够“平稳过渡”到另一个亲西方政权上台。美国手中仍然有两张牌可以打：一是美国长期对埃及军队的渗透而形成的影响力；二是埃及经济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但事情的发展可能不会那么简单。西方式“大众民主”的潘多拉盒子一旦真的打开，政治参与的爆炸就不可避免，其结果绝不是美国或任何一方可以轻易掌控的，这也是美国今天如坐针毡的原因所在。
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来看，阿拉伯国家，只要搞真正普选，上台的一定是伊斯兰势力，而不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势力。果然，2012年5月至6月的大选中，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之后，埃及马上就陷入了伊斯兰派与世俗派不停的争议中。选举政治使然，这两大派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都不妥协，结果是国家动荡，资本外逃，企业关闭，物价飞涨，犯罪飙升。2013年7月，军队又罢免了民选出来的穆尔西总统，这导致了新的混乱和动荡，世俗派和伊斯兰派的争议愈演愈烈，大规模流血冲突已经爆发，埃及的前景不容乐观。
一些西方人士从埃及动荡联想到中国。埃及动荡愈演愈烈的那两天，我正好在荷兰参议院介绍中国发展模式。有位荷兰议员问我：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埃及？我建议他查阅一下西方机构在中国所做的各种民调。不管中国今天存有多少问题，但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中国不是下一个埃及，而是下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过去30年中，中国紧紧抓住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根主轴，使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使多数人觉得生活有奔头。相比之下，埃及浪费了整整30年，民生每况愈下，人民感到绝望，这就是中埃两个国家的最大差别，也是我四次走访埃及见证到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大致摸索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埃及恐怕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
埃及的问题根本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但实际上埃及深层次的问题，如人口爆炸、贫穷问题、住房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西方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甚至还会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埃及能有什么启发的话，我想，对于埃及来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摆脱外来干预，尽早建立社会秩序，并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埃及很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动荡期。
放眼整个西亚北非的所谓“民主浪潮”，也就是西方许多人欢呼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所谓“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三年过去了，利比亚已四分五裂，各个部落拥兵自重，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的失控状态，连美国大使也被“民主”后的民众杀死。突尼斯虽然没有解体，但国家的经济已遭受重创，原来的世俗政权迅速地伊斯兰化。也门更是动荡不止，一个人口数量和中国一线城市差不多的国家（2 360万）同时经历了三场战争：部落间的战争、教派间（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战争、政府军与“基地”组织的战争，不排斥还可能爆发也门南部的独立战争。埃及自身的形势已经复杂化，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埃及还面临着美国、以色列、欧洲、伊朗以及各种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广泛介入和干预，国家已经陷入全面危机。埃及看来正在陷入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模式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恶性循环，即普选产生民粹主义领袖，但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这真是埃及的不幸。
埃及也好，其他中东国家也好，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最终要靠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探索。这些经历了“阿拉伯之冬”的人民最终也许会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但这个探索过程可能是异常艰难曲折的。
二、“颜色革命”的结局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寄托着一些西方势力扳倒中国的期望，那么“颜色革命”则更是西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政体的样板。经历了“颜色革命”的三个国家（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国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势力还是打错了算盘，“颜色革命”失败得如此之快，连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脸上无光。
让我们先从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说起吧。这场所谓的“革命”充满了戏剧性：先是西方主导的民调挑战了乌克兰大选的官方统计，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潮，亲西方的候选人“白马王子”尤先科据说又遭到了投毒，他俊朗的脸庞迅速变丑，肤色发黑，脸上布满了疙瘩。“毒药事件”无疑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最终，打着和平抗争旗号的“颜色革命”中，尤先科赢得了选举，西方为此欢欣鼓舞。之后不久，尤先科的脸也奇迹般恢复到“白马王子”时代（确实有人怀疑阴谋论）。
这场“颜色革命”成功的背后是欧美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反政府的所谓“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以选举公正的名义，迫使当时的政府不能对示威民众动粗，内务部派出的军队后来也被召回，军队的将领纷纷倒向反对派，政府终于妥协，宪法法院裁定大选无效，重新大选。第二轮大选，“我们的乌克兰”联盟主席及总统候选人尤先科以近52％的支持率，战胜“地区党”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白马王子”尤先科和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形成了“双头政治”组合，分享了胜利，尤先科坐上总统宝座，季莫申科获得总理之位。但他们的团结是权宜之计，两人不久就爆发了激烈冲突，昔日盟友如同陌路。
随着内斗加剧，经济凋敝，腐败激增，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也从“希望”转为“失望”：“橙色革命”五年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货币贬值了一半，国家债务缠身，甚至面临破产。到2010年，即“颜色革命”后的第一次大选时，当初获得52％支持率的尤先科只获得了5％的支持率，在18名总统候选人中，名列第五，远远落在昔日死对头亚努科维奇之后。美国皮尤中心2009年在乌克兰所做的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时低了整整42个百分点。
2014年西方支持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又导致了新的动乱，对立双方爆发暴力冲突，基辅成了血腥的战场。美国与欧盟直接干预乌克兰局势，美国不满欧盟相对保守的政策，直接策划乌克兰新政府的组阁，结果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这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讽刺有多大！俄罗斯强势反击，出兵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公民也投票要求加入俄罗斯，俄罗斯随之接受了这个要求。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迅速走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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