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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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4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从初中时起，班级教室后面的“生活园地”，还有教室外面墙上的黑板报就被我承包了，成了我耕耘的责任田。到了高中，我的承保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除了班级的黑板报，学校的好多块黑版报也纳入我的势力范围了。

板报组的成员很风光，因为你有才，彩色的粉笔经过你在黝黑底色上的涂鸦后，会吸引很多的眼球，我也为自己的奉献精神自我陶醉过。但是，换来的确是李老师对我的责难与罪过。

我喜欢绘画与书法，虽然没有很深的造诣。初中的时候我是图画课代表，教图画的老师齐增发，几乎天天在课后领着我们各班级的课代表到街上去写标语画宣传画。记得初二的课代表有杨焕忠（病故），初一的有孟庆贵、陈云贵等所有的图画课代表，组成一个“白灰班子”。20世纪初，孟庆贵当上了沈阳市东陵区的区委书记，他的名字就改为“孟庆桂”了。这倒不是他当了官，就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形象而改名字，而是我也觉得他早就该改了。

自从我认识他，我就没听过有人叫他“孟庆贵”的，“孟庆贵”的后面总带个儿化韵，就成了“孟庆贵儿”。好多带“贵”的人名，我们那都是这个叫法，无论年老年少。改成了“桂”，音同字不同，“桂”的后面是没有人习惯给“儿化韵”的。一儿化韵，“贵儿”和“棍儿”同音，我们常常取笑他，让他去抬水，因为他是“棍儿”

写字画画这活很辛苦，抬着水桶和白灰，走街串巷，写“人民公社好”、“总路线万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腿遛酸了，胳膊写酸了，眼睛瞪酸了，衣服成了迷彩服，人人都是大花脸，我们就落个“白灰班子”的雅号。

我就是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了一技之长，却也成了我遭到李老师“误会”的一个原由。

写板报都是牺牲个人的自习时间来笔耕的，而且每个星期都要更换一次新的内容，这样黑板报才能日新月异茁壮成长。一个星期下来，至少要奉献出四节自习课，还得忍受酷暑严寒对你的考验与蹂躏。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是，“荒芜了课业，去搞副业”。到了高二，学习更紧张了，几个板报组的成员商定，利用星期六下午大扫除的时间写黑板报。

我们的一厢情愿得到好多班主任的爱心回应，唯独李老师看不见我们的秋波。他见我不在大扫除的现场，便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了定论：逃避劳动，并在全班面前给予我严肃的批评！虽然他后来知道我在写黑板报了，但我还是不能由“坏”变“好”，继续坚持“既定方针”——利用课余时间写黑板报，不能变相脱离集体活动！

什么是课余时间？早起晚睡，违反就寝制度，不行；不上课去写，相当于逃学，不可；饭后进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不能；劳动时间来完成，此路已经不通……思来想去，只有自习时间可以委屈自己，才不违师意。

农民说时间就是粮食，商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医生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说，时间就是知识。没有知识哪来的粮食、金钱、生命？至少会减产、破财、损寿吧。怎么才会弥补我损失的时间？我常在班会、校会、报告会、联欢会的时间里偷偷地看书，看俄语单词……李老师发现后就给我戴上一顶顶大帽子，什么“不求进步”、“不问政治”、“白专道路”、“自我奋斗”，说我影响极坏……这就是我被学校定位“个别生”，他心中“坏学生”的资本。

我不怨恨世道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只怪我没摊上一个将心比心，向善博爱，理解他人的老师，才因福得祸。

本来在板报组可以凭我的表现与“精神”一显身手，可以赢得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好感与青睐，进入“好”的领地。可惜的是，再好的机遇，再好的东风，一到我这不是变味就是走形，就逆转。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没打住狐狸还惹了一屁股臊。事到如今，我不信命也信了。从我初二时“暑假放牛不讨好”，到“写板报有功也是过”，我就是那“噘嘴骡子”，从来都是驴价钱。

到了高三，学校终于有了恻隐之心，不再让我担任板报组的成员了，但不幸绝不会因此而止步。

他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位老师，刘文孝。刘老师很年轻，中文系毕业，文静加白皙，乳白色的眼镜加少言寡语构成一个和数——白面书生。南方的口音与矜持的神情，让你很难洞悉他内心深处的世界究竟都有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难以掩饰的，刘老师积极要求进步。

我们班的王莲芝是我新民六中3年4班的同学，也是班级里为数不多的团员之一，她透露说：“刘老师一个学期要写十几篇入团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他以要求进步青年的名义，和我们班里的每个团员都谈过话……”他真诚地表示：“要很好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同自己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早日加入团组织，干一番革命事业……”

韩安梅，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副书记，后来的共产党员，是一面鲜亮的政治旗子。在刘老师的眼睛里，她就是他要求进步能否成为现实的关键人物。你想，学校团委能不听取她的意见吗？可以说，对于刘老师，韩安梅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相反，刘老师得处处看韩安梅的眼色行事，时时刻刻在猜度韩安梅的心思心事，以博得她的欢心。

韩安梅所“担心”的就是我。我耿直，爱“直罗锅”，所以她对我小心翼翼又如鲠在喉。我学习好，夺去了许多对她的“偏爱”，淡化了她的色彩……于是，刘老师对韩安梅亦步亦趋，极尽讨好之能事。

韩安梅入党后不久，就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学雷锋活动，去县城的各个街道修路。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才收工，好多同学回到教室就趴在书桌上睡着了。我触景生情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了“生活园地”里。主观上是提醒大家学雷锋和学习两不误才好，客观上这就闯了大祸，给人以口实。刘老师、韩安梅一唱一和，其实是一拍即合，我的毕业鉴定才有了那“反对学雷锋”的一条，为我高考亮起了红牌！

就在我放弃高考的不久，刘老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接班人。对此，与其说是韩安梅对与她合作的回报，不如说是我的牺牲献给他的厚礼。这，就叫荣辱与共吗？反正都在其中。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老矣，才不敢再有什么遗憾了，只是有个谜团恐怕今生今世都无法得到开释。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刘老师了，他和他的前妻离婚了，回到了云南，不知他落脚何处。

我在想，毕业鉴定中，“打击进步”、“不靠近团组织”、“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些你还可以维持原判，其中那“对参加农业生产没有认识”你还要坚持吗？那么，最终的鉴定又是怎样的呢？

带着让我不能安心的疑问，“文革”前后我几次回到学校找有关的领导和老师“探讨”，结果一无所获，反而更加叫我迷雾重重。

张祖明老师没有教过我任何课程，但我和全校师生一样很敬重他。他是语文组的组长，党员。1964年张老师把他漂亮的妻妹介绍给刘老师为妻，他们成了实实在在的亲戚，也是那个年代“猫与老鼠”和平相处的典型，看来张老师失去了政治立场，刘老师得到了政治靠山。不然，即使有韩安梅为他摇旗呐喊，也难过张老师这道关，张老师可是响当当政治中坚，学科的骨干啊！

“文革”后的刘老师，再也用不着张老师这杆大旗为他遮风挡雨了，有了自己坚硬的翅膀可以扶摇直上。张老师“郎才女貌”的“自作多情”，难以抗拒“政治剪刀差”的切力，平衡终于被打破了，剪断了老实人办老实事的传统观念，隐隐作痛，悔之晚矣。

12年的寒窗苦读，受益匪浅，但所有教过我的30多位老师没有一个教我怎样去生活，更没有人告诉我怎样去当个农民。我心仪的无缘实现，没有想到的却向你款款而来，就好比刘老师的婚姻。

　第三章　我的身份　1　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

第三章我的身份1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

行文中，我曾对这个题目“三易其稿”。开始叫“我的职业”，思来想去认为不妥。虽然有人开过这个先河，把“农民”也称为一种职业，但多少这有点幽默了吧，对农民和我自己这种“抬举”有贬损的嫌疑。接着改为“我的事业”，可又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事业”不是与我这等人为伍的，这会让人贻笑大方，只好作罢。还是用“我的身份”吧，原滋原味，朴实的自我。

1964年8月1日，我走进了生产队的大门，成为一名正式的农民了，没有考试就被正式录取了。

生产队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包括城里的、乡下的、男的女的，各个阶级、各种成份兼蓄并纳。我们生产队就有两户城里人落户了，被人家撵下乡来的，他们都是有“问题”的，被城市开除。后来的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城里遣返到农村的各类人士更多了，这就证明了生产队的容量是多么的宽宏博大，不像党团的大门，也不像大专院校的大门那样的挑剔，容不下异己。

那时的农村只有大队部有手摇式电话，谁想和我联系就给我写信，只要写：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地址，我就收到了。这就是外界和我的联系方式，唯一的渠道。

8队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因为我常年不在家，所以很多父老乡亲我都不熟悉，陌生得很，更何况我们是后搬到这来的。没上班之前，就有好多人风言风语说我的书白念了，听后叫我很难为情，有点伤了自尊。说这话的人，有善意的惋惜，也有无意间的讥讽，讥讽我也讥讽那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他们对于我也是“只听其人，不见其形”，听说我今天真的要来上班了，一个个都端着架势要看看庐山真面目，其间自然少不了三三五五的一番议论。这议论，绝不比“辩论”容易接受，它会叫你无地自容，汗颜得很……

还好，我的堂哥哥李巨元走在前，我在其后，来到8队。他分散了众多注目者对我的视线，也遮挡了一些犀利的目光，但我还是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熬。不管怎么说，也就是几分钟的过程吧，我必须接受这个洗礼。等到队长分配完劳动任务，各就各位去干活就好了，我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时，有人开始和我搭话，大家边干活边聊天，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劳动和大家对我接触的考验，这比考试还要紧张。

这一年，新民县乃至整个辽河、柳河流域，雨水频频洪灾泛滥，辽河滩里的庄稼无不浸泡在水里。到了秋收，侥幸死里逃生的庄稼或被水围困着，或满地都是积水。8队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在河滩，去那里秋收，社员们天天都要趟冰凉的水过去。天长日久好多人都得了皮肤病，腿上裂出了口子，流血流脓奇痒无比。我没有休息一天，咬着牙挺着。我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上帝对我的安排。

尽人皆知，农事劳动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人人都凭体力挣工分，凭拼体力生活。从学生到社员之间的变位，没有过渡的适应，我是在超越体力强度中踏上劳动这条路的。所以，无论干什么活，我总是最后一个到头，别人到地头休息了，我还没有干完。好不容易到头了，“打头的”歇好了又起来干活，我只好连续作战。一天下来，我几乎没有歇气的时间。

我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可谁又有时间帮助我啊？大家所以急三火四地完成自己活计，图的就是挤出点时间打几捆柴禾，晚上好背回家去。那年月，最困扰人的就是两个字——“吃”和“烧”。为了“吃”，就得天天“拿人身子当地种”了，不能无故旷工。为了“烧”，生产队分到的柴禾不够用，就得天天地往家背。每天里我也不能空手回家，只好下班后割些柴禾，到家总比别人晚至少半个小时。天不等人，日头早就下山了。

晚上躺在炕上，浑身上下没有不酸痛的地方。刚刚入睡，四五点钟又骨碌出去，脸不洗，饭不吃，去应付新一天的劳动。母亲劝我请一天病假，歇歇乏，我摇摇头。我不甘心让人家说我“就会念书，干什么也不行”这句最难听的话。那年秋天到初冬，我没歇一个工，也从来没迟到过。进这个门，就得挺过这顿“杀威棒”。

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耽误一天的劳动。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很有章法，无故旷工，旷一罚一。每个月干够规定的劳动日数，还有满勤奖，奖励你全月10％的工分；超勤奖，超一天奖励半天，鼓励你天天出勤。这些土政策，队长说了算，社员无条件执行。有时候队长见上班的人少了，又是农忙季节，随时就加分，最多时干1天等于以前干5天。想一想，有谁愿意错过加分的机会，只好把自己买给生产队了。

庄稼上场了，上下班的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一天，下班前打头的告诉大家说晚上开会，也没说开什么会。

上班没有人敢迟到，开会就不同了，不计工分，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人还没有到齐。队长说“不等了”，就宣布开会的内容——给新社员平工分。

新社员一共有两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社员的发言，比开会迟到还要迟到，队长的话说过半个小时了，也没有人表态，怕得罪人。一是怕得罪我们新社员，二是怕得罪其他人吧，给多给少都是得罪人，所以没有人吱声吧，我在想。队长一点也不着急，和社员一样叭嗒叭嗒地抽旱烟。也许队长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你不说，我就说，他终于开口了。

“他们俩干得不错，就记7分吧。”说完，会就结束了，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就成了“7分”社员。

7分就7分吧，权当我是预备社员，还没有转正。会上我什么也没有说，可心里犯琢磨：为什么一样的劳动，一点也没少干，队长还说我干得不错，怎么只给7成的工分呢？慢慢地，我明白了，这个“规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

庄稼一进场，就标志着秋收结束了，又一轮农事活动又开始了，那就是兴修水利工程。有的人背着行李去很远的地方“出工”，去干全县统一的水利工程，不管你那个地方受益不受益，年年都是如此，“全国一盘棋”嘛。社员们“出工”也出力，就是没有多大的防洪抗旱的效益可言。

家里的人也不闲着，在本地挖沟挖渠，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得红旗招展，口号漫天。社员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磨坊的驴——“听喝”。上上下下也都心知肚明，这样的水利工程就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生产队损失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级领导得到了表扬赞扬，外加对这种精神的弘扬。所以，干多干少有时候队长也睁只眼闭只眼，和这样的形式主义对抗，我们就有轻松轻松的机会，就有“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闲聊胡侃。因为我对“7分”还是心有不甘，闲谈中就请教，就问那些开会不吱声的人，“你们开始干活也挣7分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旧社会，给人家当长工的级别有三六九等。“整人”就是整劳力、大半拉子的工钱是“整人”的7成，小半拉子是“整人”的一半。这个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因为我的年龄相对大了，才没有履行“小半拉子”的程序，“7分”就是大半拉子，算是破格了的。由此看来，我很幸运了，也是队长对我的法外开恩了。

我们的队长也姓李，同性不同族，也叫“一姓隔户”。李队长，贫农，是大队三个党员中的一员。原来做大队会计，为了培养他做接班人，回我们队当了队长到基层锻炼，后来他真的当书记了。

有这种身份，他说的话就永远代表贫下中农，这个理大家公认。他说给谁多少工分，是代表阶级利益的，一言九鼎，绝无异议。贫下中农听他的，就是听党的，剩下的社员就是地主富农的成份，没有他们说话的份。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上中农，大约占全队社员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即便说了也白说，干脆不说，所以给我评工分那天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各有各的道理啊。

从新民高中刚回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具有“革命”的色彩，会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后来我清楚了，我的身份根本不像石维书记说的那样“革命”，我仅仅是个“7分”农民，上中农子弟！再后来的一天，我阴差阳错的“革命”了。

初冬时节，大地开始结冻，生产队不再“水利”了，又投入“脱粒送交”的紧张繁忙之中来。这天晚上，又是一个社员大会，我被队长“选为”记工员，在生产队也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身份有了质的飞跃。

记工员的职责，就是记录张三李四某某社员出勤情况和干了什么活计，一天记一次，月末张榜公布。记工员本来是有偿劳动的，生产队一天多给你记半分。这半分我没有得到，但我不再是“7分”了，以“转正”为整劳力，来平衡那半分的“失衡”，会上还是以无声的形式通过的。

一个生产队有几十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记工员的要求“不仅要有淡墨星，更要有好记性”，否则队长不会选择我。

以前的记工员由会计兼任，时常因为记错了工分被纠缠得焦头烂额。队长一咬牙，就豁出去那个“半分”的代价任用了我，反正我早晚也得挣10分。这么算起来，生产队还便宜了“半分”，何乐而不为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每个人的出勤情况我必须做到心中有账又有数。有人说我“记错了”，你必须指出他某月某日你因为什么矿工，甚至去哪了都得说得清清楚楚，对答如流。最为关键的是，队长、会计等上层人物的工分账更要精细，有人问你他们干什么了，你务必了如指掌，不能随意勾画。社员对他们的工分账，别看有时候嘴上不说什么，眼睛上使的劲但能把记工员的心看透，看看你是什么货色。

俗话说，“大小是个头，强于蹲岗楼”。记工员这个“头”，没头没脸，处处在接受别人的监督中做事，时时倍加小心才可以胜任，尤其是给自己记工分，更得准确无误。为了这个，我从来不敢耽误一个工，月月满勤。

随着“脱粒送交”接近尾声，社员的口粮分配也开始了，尽人关注。一粒粮食不仅仅是血汗换来的，每个人都把它视为生命，担心帐目的混乱也就理所当然了。

原来的会计是队长的亲堂弟，哥俩个一个是队长，一个当会计，社员更加不放心。李会计小学文化，几年来的帐目都是“豆腐账”，稀里糊涂一锅粥。作为党员的李队长，他本身又是会计出身，对于这一点，他很清醒也很理智。不久，他把他堂弟安排到大队的粮米加工厂去了，我做了上产队的会计。

一个上中农当生产队的会计，全公社只有我。在那时，一切权利都归贫下中农所有！我没有想过我会是生产队的会计。

我走马上任一个月干了3年的工作，替原来的会计干的。社员与生产队的往来帐犹如一团乱麻，谁家欠生产队的，生产队欠谁家的，谁挣多少工分……都得一丝一缕地梳理，纷乱繁杂。

好不容易理清了陈年旧账，1964年的秋收分配迫在眉睫。那可是涉及政策和民生大计的工程，是不可运算失误的方程，这里没有多个“解”，只有一个“根”，一个上下满意的结果，包括自己和家人。

我喜欢民间文学，记得住那个时期流传于民间的一则顺口溜。按顺口溜对号入座，我是四等人，懂得做会计的责任，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生怕有什么闪失。那顺口溜里就有“闪失”啊！闪失，就是共产党的“秋后算账”，我担心。

一等人党支书，贵重礼物送到屋；

二等人党支委，孩子老婆一起美；

三等人当队长，喝完这场喝那场；

四等人打算盘，抽烟喝酒公家钱；

五等人管现钱，花多花少没人拦；

六等人保管员，铧铁绳头换零钱；

七等人赶大车，种子马料换酒喝；

八等人掏大粪，干多干少没人问；

九等人遛垄沟，跑着干活撵着扣；

十等人是四类，大声说话也犯罪。

“打算盘”就是会计，给人的印象向来不好，腐化堕落的代名词。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精明人，掌管生产队的财经大权，会做账，吃吃喝喝队长拿他都没有办法。“打算盘”是美差，人人想干，赶不上的就看你的小脚，鼓捣你，让你身败名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上台巴掌响”，拥护你，想从你那里得到些实惠。得不到，就揭发你，落个“下台绳子绑”的下场。

从我当会计的那天起，我不喝酒也不吸烟，没有胡乱地花生产队的一分钱，无论大事小事都请示队长作主。我不是那“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本质决定的。我也知道，我的脑瓜皮儿比别人的薄，经不住敲打。再说了，上中农的成份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怎敢给自己挖个陷阱呢？奶奶和父亲对我更是耳提面命，提醒我好好做人做事儿。我当会计的时候，连一支钢笔都没有，用的是“蘸水钢笔”和圆珠笔。奶奶不止一次对我说：“别人当会计，有个一差二错的遮遮掩掩就算了，轮到你身上，谁替你遮掩……”

尽管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但依然遮掩不住我当会计的现实，灭顶之灾一步步向我逼近。

　1　地道的农民（艰难潜行）（2）

1地道的农民（艰难潜行）（2）

我当会计的风，不知道是怎么吹进一位公社领导的耳朵里，他的大脑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就像他的位子被我霸占了一样，对我耿耿于怀不可一世。他没有多想，立即下了诛除异己的决定，不然就会有“阶级敌人的复辟”的危险，害怕我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全公社蔓延开来，夺无产阶级的权。

其实，我当会计是经过李队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生仁研究后决定的，有关的公社领导也默许了，只是公社党委没有立会讨论通过，他才不知道。

事到如今骑虎难下，一个坚持留用，一个坚持清除，我无能为力，只好坐观其变。

后来，经过大队与公社的一番沟通，又考虑李队长“我们生产队确实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实际情况，最后给我的结论如下：“改造使用，监督利用”的“八字宪法”。

“改造”，我不反对，上山下乡就是来改造世界观的，石维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都表了态。但是，“监督”让我难以理解。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董加耕邢燕子，放弃高考，到广阔天地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也是个革命青年，怎么还要监督我？这就是石维书记曾经说过的，对我们要“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吗？

我们这批新民县最原始的知识青年，唯独我遭到了冷遇，叫我心寒。我不晓得我的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我的前途“路在何方”？

和我同样回新兴公社务农的同学还有苗雨新，我和他的境遇实在是天壤之别。苗雨新从学校回来后就去了公社“报到”，不久就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成为后备干部，到法库县农村锻炼。

我和他脚前脚后也去了公社“报到”，这是石维书记告诉我们的，以引起公社党委对我们的重视。来到公社，是一个党委委员接待的我，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只记得他对我说的话——

“报到不报到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回家干活嘛。”

说过，他就被另一个公社干部叫走了。他没有和我告别，我呆呆地发愣。

我们的个人档案，毕业后由学校转到公社，档案中所有的“秘密”，那个接待我的公社干部再糊涂也得看几眼吧。人家所以“不重视”我，而轻视我，还是我的家庭出身与个人表现，决定了他对我的态度。而苗雨新和我就截然不同了，在学校他就是班级里的干部，共青团员，贫农成份……他的人生之路，步步春风得意，处处凯歌高奏。我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时，他早就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了。

我丝毫没有当官的欲望，只是想解除压抑在心中的阴影，才不懈地去努力、探寻、追求，去追逐阳光，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是会计，名义上的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所以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也有我参加的资格。但我总是直不起腰板，总有一种阶级敌人混进革命队伍的感觉，总有一种被人监督的恐慌而随时都会被清除的危机感，像做贼，也像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1965年初春，也许那就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日子吧。大队党支部责成李队长同我正式谈话，也就是公社团委委托大队党支部和我谈话，我被正式批准为共青团员。

一个青年入团，由党的组织和你谈话，而不是团的组织，高级别的背景还是我的家庭成份问题使然。超常的谈话，给你不寻常的感受，你要接受对你超常的要求，和不寻常时期的不寻常表现。

说实话，我的不寻常表现，就是我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其他的没有。我所以能够入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赶上了一个不寻常的时期。

大概是1964年年末，周总理去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看望上海知识青年时，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讲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于别人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对于我，这个讲话就是阳光，驱散了我心中经久不散的阴霾。

我就是落实“讲话”的受益者，也是有关领导落实“讲话”树立的典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这样的定位，是不为过的。

“讲话”过后，“重在政治表现”的空气浓烈于全国，很多地主富农的子弟都入了团。辽宁日报也刊出了女青年孙云杰，同地主家庭的父母决裂，光荣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我打算看它三遍，但看了一遍过后，我的心情就十分的矛盾了。

看标题，我为她感到高兴，那是她一生的幸运，因为我入团都是那么的艰难，何况她能入党啊。当我看到她入党的经历时又感到万分的酸楚，最后不忍心再看那篇报道，把报纸烧了。然而，烧不掉情节难以化为灰烬叫我遗忘。

为了入党，和父母决裂，孙云杰搬出了家门，甚至不管她的父亲叫爸爸。在生产队的大会小会上，孙云杰毫不留情地揭发她父亲的“罪恶”……以这种革命的行为换取一个党员的称号，写在“文革”时期的小说里还可以，把它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令人惊骇。

我没有像孙云杰那样背叛家庭，那是我的祖父祖母没有什么罪恶需要我来忏悔，我心安理得，没有一点的精神上的压力。

我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