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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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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书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书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书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结果。
又是果然，李书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会低于其他大队！
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于老师名声狼籍他彻底地领悟了，和他沆瀣一气等于向世人宣称他们是一丘之貉，此其一。其二，他的二女儿就要来学校上班了，优惠政策怎么也得有个提前量吧……
于老师自讨没趣，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就去了别的学校。
新来的学校领导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家父，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干到离休为止。
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刻意离开教育部门去公社上班做气象员，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成了我有那么多上司的历史背景。
3 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3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1976年8月1日到1998年9月初，在这22年的时间里，公社变成了乡政府，机关官邸由原来的平房拔高为楼房，我也从青年过渡到头发渐渐花白的岁月中来。那年我还不满55岁，但领导我的上司何止55位啊，堪称多如牛毛！
在农科站搞气象时，有阎站长史副站长两位领导领导我。张柏春虽然是站员，但他是国家的正式干部，领导不在，我就听他的，他是我实实在在的领导。站级的领导之上，还有分工负责的部门领导，部门主管的领导之上，还有党政一把手的领导。除此之外，县里气象、农口系统的各级头头们也是我的领导。下乡蹲点，我要接受“片”（几个大队、行政村为一个片）、“点”（一个生产大队、行政村为点）领导的领导。加上我工作部门“频繁”的调动，加之领导走马灯似的迁升调换，领导“繁衍”几乎成几何级数的增长，难以计数了。
刚到公社，直接领导我的，也是和我首次谈话的，是农科站的史贵华站长，公社党委委员。
史站长出身贫寒，一身正气，在机关里“没门没派”，没亲没疏。在许多公社干部的眼里，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属于“独立派”，或“游离派”，不会搞小动作。解放初，老史是农会干部，讲惯了原则，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淳朴实在得很。他没念几天书，但由于肯学和工作环境的关系，自己的工作计划和总结从来不责成他人代笔，这在领导中少有。
老史下乡蹲点喜欢带上我，他说可以向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在他身上受益匪浅。蹲点的时候，他不会找借口回家看看，我们年轻人就陪他吃住在村上，只有星期天才回家换换衣服，农忙时，几个星期也不回家。
社员们看他穿戴很简朴，就和他无话不说。有些村干部就不同了，他们认为老史不够派头，是个大老组，就像对待农民那样对他“不恭”。老史讨厌以衣帽取人，当然也对这些人另眼相待。史站长的“跟头”就栽在这帮人的身上了，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
他们可以小瞧你，但你绝可小瞧他们！这是他后来的感慨。
村干部往正道上走，是群众的带头人，龙头；往邪路上迈，那就是一条地头蛇，毒害一方水土。有的连党委书记对地头蛇都惧怕三分，和他们称兄道弟，这是后话。
1977年秋末冬初，老史和我去一个很“不错”的大队抓秋粮征购工作，在“不错”的大队铸成了“大错”，老史中计又“中毒”。
这个大队迟迟不组织个生产队送交征购粮，受到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大队书记不做自我检查，反倒说“冤枉啊，郭书记啊，是老史不让我们交的……”大队书记信口雌黄，党委郭书记不问青红皂白，老史李代桃僵，受到不白之冤。虽然后来弄清了来龙去脉，但“后来”是多长的时间啊？半年后！这对老史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只落个悔之晚矣，又有什么值得可以弥补的呢？
在老史的建议下，公社“撤消”了这位阳奉阴违的书记。没过多久，老史被调到别的大队蹲点，那位书记又直溜溜地站起来了。
对这件事的处理，我对郭书记很有看法，就凭那位大队书记的几把眼泪，怎么就抹掉了自己的是非呢？
老史所以“中毒”，是那书记领着一帮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大吃大喝被老史抓个现行。书记眼珠一转，当即就请老史上座同干共饮。老史“不识抬举”，一股怒气，转身走了。
老史走有走的道理，他看不惯吃吃喝喝那套，骨子里觉得恶心。再说了，你为什么不先请老史啊？抓到你了，你才想起来“让座”啊，心里没有人，眼睛里小瞧人＇奇。书＇，这是我的感觉，不是老史的初衷。
我和老史回到蹲点的住处，刚到屋里大队的通信员就送来好几斤肉，说是书记的“关心”。老史拒收，书记闹个“卖不了的烧鸡——窝脖回来了”。书记觉得这事不好，决心和不识抬举的老史较劲，于是，恶人先告状，告到郭书记那，倒打一耙“反客为主”先下手为强……
郭书记个子不高，也是老早年的农会干部。他到这个公社当一把手有两年了。他的信条，无一不在工作作风上，和外部表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权独揽，唯我独尊。
他在机关里有个外号——“寡妇脸”。整天一脸的哀怨，如丧考妣，且与杀气腾腾的神色混杂在一起，人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他不骂人不说话，不骂人就觉得自己没有尽职尽责，就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头似的。
我是比芝麻官还渺小的官，工作上接触不上他，所以没有受到他的伤害，官小也有优势了吧。老史则不然了，是他的属下，冷言恶语司空见惯。有时候忍了，他说“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人家是一把手嘛。但是，对于那次的不白之冤，老史也是耿耿于怀。
1977年夏锄时节，郭书记到老史蹲点的大队检查生产进度，就碰了一鼻子灰。
郭书记见进度很快，质量也很好，没说什么就想走。老史笑了笑，说：“郭书记，还有什么指示吗？”他回头啐了一口：“指示个屁！”
“那我以后还听你的吗？”
“随便！”
“你可以随便，我不敢。”
“那我就听你的了。”
“你听过我的吗？”
郭书记哑口无言，老史也不留他吃饭，满心不快地走了。从来也没有人敢顶撞他，今天是猫遇上“急眼”的老鼠了。
老史有些“古板”，他懂得变通，但从来舍不得使用。我也“古板”，臭味相投，只有我算是他知心的朋友，我们之间可以随心所欲地交流，毫无忌讳可言。
为了走的更远，我学会了河里的石头把自己“磨圆”。老史在我的搓揉下，也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游刃了许多。在我的劝导下，他试探着主动汇报自己的工作成绩，加上那次他对郭书记的“敲打”，郭书记对他的成见也渐渐地“磨和”了，说话也变得“推敲”了。
老史出身好，历史清白，工作踏实上进，“文革”中就成为公社机关当然的革命派首脑人物之一了。新兴公社和全国一样，在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中，一共造成11名“反动派”被含冤打死！累累血债得以昭雪之日，老史的领导责任在数难逃，难辞其咎。“文革”后，县委解除了他党委委员的职务，成为一名一般的机关工作人员。1995年，他退休了。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执行的都是上级的指示，怎么没有人为我负责呢？党犯了错误，怎么让我来承担呢……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老史的确是苦大仇深，是共产党新中国使他翻身得解放，并成为一名革命干部。朴素的阶级感情，让他对一切不正之风深恶痛绝，这就是他“古板”人格的内在因素。他不随波逐流，体现了他的“古板”，但他又“随波逐流”，卷进“文革”的黑色漩涡，淹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悲的是，至今他也不明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症结所在。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症结，见仁见智吧。
我同他一起工作了四年，我很感激他。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一心培养我入党的人，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他的想法。当他想向组织建议的时候，他已经是历史的“罪人”了，有人会听他的吗？说话还有分量吗？
他一直在考验着我，我成熟了，他也“瓜熟蒂落”了。对这件事，他很失意，觉得对不起我，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
我很感激他！来到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机关世界，政治势力派系纷争的官场，没有“古板”的原则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啊？没有他的影响与榜样作用，我会留丢自己的“古板”，变得不伦不类，成为真正的“圆石头”，失去了可贵的人格个性。
世界上至今还存在“古板”这个词汇，足以证明有他生存的空间和环境。“文革”就是想把所有人的头脑清洗干净，然后输入统一的思想软件，结果人人中黑客的病毒，几乎致使整个社会机器瘫痪。我觉得，是“古板”拯救了濒临绝望的系统，从死机中把社会拉回光明。
那么，郭书记的“古板”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4 如毛的上司（自毁前程）（2）
4如毛的上司（自毁前程）（2）
郭书记的“古板”，有些固执己见的味道，“霸权主义”的色彩，山大王形象的脸谱。党委会，是他发表重要指示的平台，是他发号施令于党委班子的帅帐，有时候也是他发泄旺盛威严的角斗场。
“文革”前后，农民最讨厌的就是“兴修水利”，郭书记则乐此不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本来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可到了他的手里，就成了“弊在当代，祸在千秋”了。
郭书记的水利工程，不分地块旱涝，不管地势高低，全都搞“条田”，跟小学生的小楷的方格一模一样，也像豆腐块。这是最早的“豆腐渣”工程，农民把它叫做“豆腐工程”，不结实，不顶用。条田的沟，秋天挖出来了，春天种地不方便，又填回去了。有了这些沟沟，高地块的水把低地块淹得更严重了。高地块本来就缺水，现在倒好，有点雨水半点都留不住，不然农民怎么会“秋挖春填”啊。他们不傻，有人傻，傻得不讲理。
大凡文过饰非的人，老天爷在他的面前就会变傻了。全公社12万亩土地，怎么也得有得益于“条田”的典型吧，百里挑一不难找到。一俊遮百丑，郭书记便大做文章，以此作为新一轮大兴水利的理论与实践，变本加厉地推行“条田工程”，群众称为他是“老一套”。“老一套”是什么呢？大概和“古板”一脉相承，同宗同族吧。
1978年，中断多年的高考在全国恢复了，天大的喜事！有见识的父母，无不把眼睛聚焦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老史、郭书记……都是明眼人，岂有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道理啊？他们听说我能辅导学生，哪能错过这个免费的老师（那时候也不讲有偿服务）和难得的机会呀？除非傻子吧。
都说郭书记不会笑，那是他傻。我看他不仅会笑，而且一笑竟然没了“古板”的面孔，笑得我很快进入“犬子家父”的角色。
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我绝不能以自己的好恶，而落个“误人子弟”的恶名，那不是我的为人。
几个月过去了，其子学业毫无建树。郭书记自认他愚不可及，谢了我一片诚心，我对他也无话可说。他哪里知道，不是他儿子愚钝，是他自己的“古板”铸成了儿子终生的遗憾。
我第一次辅导他儿子时，就已经断定“大势去矣”，就因为他的一句话，叫我回天无力。
没等我开口讲课，郭书记先给儿子上了一课，他说：
“他妈的，好好学，呵呵，学不好你就当兵去……”
当兵？孩子们羡慕的就是当兵了！爸爸是党委书记，他要想当兵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自然乐不可支。小小年纪，“升学”与“当兵”孰轻孰重，他有那个筛选的能力吗？倒是他的老子，为他指出了一条可以通达理想的阳光大道，他还会专心致志的寒窗苦读吗？
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放弃，就启发激励他立志奋发。他笑了，说：
“爸爸说……说我狗屁不是，不是念书的……”
一个人对自己没了信心，还会有勇气吗？没过几年，我辅导的孩子都先后升学了，他果然走进了军营。我再看见他的时候，他转业了，在新民客运站当内部“警察”，那时候不叫保安。
老史则不然，他对孩子的口头禅是，“我没有能力叫你去当兵，何况你还是个女孩子，要饭比当兵清闲，你要饭去吧。”
老史向我求教秘笈，我也实话实说。首先是家长要有信心，态度要坚决，不给孩子留有余地；切记“欲速则不达”，过分的约束和不必要的鞭策往往事与愿违……老史很快地消除了同孩子针锋相对式的谈话，“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1983年，老史的孩子考上了新民重点高中，和我的孩子是同班的学友。1986年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
一师之徒两种结局，谁之责任，谁之功过？父母有，为师也有！那么，我有什么责任？
如是说，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开导老史，甚至可以教育他，命令他，“骂”他，直到他接受我的观点为止。对郭书记我会吗？他可是土皇上，一言九鼎的君主。而我人微言轻，纵然“忠心耿耿”，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人啊，不要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自绝于人情。官啊，位置再高，你也高不过人，人性是最崇高的，最值得珍惜的……
1979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给“古板”的农村带来一片生机，充满了活力。而对于很“古板”的郭书记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和随之而来的新名词，令他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他谈新形势作报告时经常说走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引起哄堂大笑。他很尴尬，骂自己，“他妈了个八子的，惯了，下次注意了，哈哈”。这正是——旧的车下轨了，新的轮子他还蹬不习惯。
1980年，郭书记走了，到县委纪检委员会任副书记，官升一级，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他走了，是个划时代的符号，农会干部退出了农村的历史舞台。他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党委书记，安步当车，起早贪黑走田间穿街巷地深入基层。他走了，也结束了一个“古板”的年代。他走了，上上下下都在猜测接任者……
4 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4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新来的党委书记姓冯，冯贵清。匀称的身材、白皙的脸庞、一副白边的近视镜……若是他出现在高等院校，你会认定他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所以他到来罗家房乡政府不久就有了雅号，人称“冯眼镜”。
他就任之前，乡里的一些同志对他就很“熟悉”了，那是在县里开会认识他的。1981年，县里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三级干部会议（县乡村三级），冯书记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介绍那时他所在的大柳屯乡搞“责任制”的试点经验。正是这个会议，才掀起了新民县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序幕，吹响了农村经济大变化、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此时此刻，冯书记的仕途也达到了巅峰。一年后，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发生了——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险些落个“上台巴掌响，下台绳子绑”的悲惨结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农村怎么改革？”没有定论，中央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没有任何红头文件可以执行，绝对没有的。1980年的1号文件说的很准确——联产承包，适用于“老少边穷”和“三靠”地区。所谓“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也就是说，后来的“分田到户”责任制，中央是反对的，起码不赞成。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中央思想还没有解放，还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上上下下人人清楚，所以县里的会也没有明晰的说法，但肯定了一点——不许“单干”！否则，就是走回头路，就是“拉马抬槽”，拆社会主义的台，挖集体经济的墙角！
不需单干，那要怎么干？
在这个时候，安徽凤阳已经实现了“分田到户”，那里属于“三靠”地区。除此而外，报纸上介绍了许许多多实行“责任制”的典型，很适合我们乡村。于是，我们乡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强烈要求实行“以大化小”。
所谓“强烈”，是农民不堪忍受“大帮哄”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生长队百八十号男女劳动力，真正到地里干活的人不足一半，只有九等人和十等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栉风沐雨。有背景有能力的人，都去了公社、大队谋个离土不离乡的差事。什么“农田水利”“公社养鱼池”“综合厂”“机修厂”“拖拉机站”“人保组”……他们都挣生产队的工分，却不给生产队挣钱。一个干活的农民，养活一个吃“闲饭”的游民，还有劳动的积极性吗？他们没有办法摆脱不公，只好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民怨四起。
这样的生产形式和形势还能维持下去吗？然而，没有红头文件，不维持也得维持。怎么维持？县里和公社派出大批的干部到生产队蹲点，实际上就是“监督”社员劳动，施以高压政治。“路线分析会”、“批判会”应运而生，你不老实就对你实行“专政”，扣你的工分。至此，社会矛盾、干群矛盾日趋激化。
农民的嗅觉是异常灵敏的。他们得知有的地方都“分田到户”了，我们“以大化小”还不行吗？于是，就强烈要求大队公社为他们做主。刚开始，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为没有政策，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对于我们地区，那时候上级唯一的政策是，“包工包干”。比如说，种一亩地给你四个人一天的工分，你们半天就干完了，剩下的半天由你自己支配。农民不吃这一套，归根到底没有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连在一起，还是“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他们的负担没有丝毫地减轻。
农民不甘心，就自己开会“以大化小”，一个生产队一分为二，变成两个生产队，或是一分为三、为四……对此，后来公社认账了，全公社的生产队得到迅速的分蘖，生产队由原来的108个增加到140多个。
刚开始时，新生的小集体都是“人合心，马合套”自愿组成的，一时热情升高。没过多久，新生的和旧有的同化了，队长会计……应有尽有，不然不符合上级的要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层人物”比原来还多了，社员的负担更加深重。“五脏俱全”的队长会计保管员一干人，也“五毒俱全”，吃喝贪占懒无一不能。社员“出工不出力”又旧病复发，“以大化小”成了“换汤不换药”，农村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人怕逼，马怕骑”。到了忍无可忍，生死攸关的地步，农民的胆子比天都大，真的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老少边穷”，什么“三靠”，全都不在话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地区和“老少边穷”“三靠”还有区别吗？不到一年的功夫，“三定型”的生产队彻底土崩瓦解。后来，我的小说《草根轶事》（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写的就是这段历史。
所谓三定型，就是生产队实行“定生产人员、定生产任务、定生产消费”。较大的生长队所以敢一分为二，就是以这个“三定”为理论根据的。到了农民手里，就成了“三分天下”，一个大汉朝驾崩，魏蜀吴三国鼎立。
既然“三定”名存实亡，干脆就拉马抬槽各自为政。新的党委书记冯贵清驾到，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受命于“天”的，“天”就是农民，社员。
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其实就是介绍“三定”的经验。面对眼前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运动，“分田单干”的局面他将如何地应对？全乡的干部群众都在拭目以待。
他对新兴的“分田单干”不冷也不热，不否定也不肯定，而是深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他每次下乡都要我陪同，大概因为我是乡里的舆论中心与党委的喉舌吧，我是广播站的记者与编辑。
我们住在村里，白天晚上都要搞调查，与干部农民交流，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心声。他十分谨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也让农民体会到他是支持他们自发的改革的，但绝不是上级的指示精神。农民很理解他，同情这位大员的处境：
“冯书记，你放心，有事我们担着，这是我们的主意。”
是的，的确是他们的主意，冯书记支持而已，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
罗家房乡的“分田单干”，在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完善着。
不到半年的时间，上级终于有了正式文件。文件中说：“如果农民愿意，可实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
我觉得，中央是在顺应农村现实的形势做出这个“意见”的。“如果”，就是商榷，商量，不是决策，而是意见、建议。“可……”模棱两可，并不坚决。可后来，官方对“分田到户”说成是中央的英明决策，有点与事实不相符合。责任制是农民的首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顺应，不可抗拒！再后来，又把责任制公认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农村的改革取得辉煌的的成就”。但我也赞成对责任制“专利”最初的定位——“农民自己的发明”，所有的媒体如是说。
冯书记在领导和指导罗家房乡，农村生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的大变革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最大的功绩，是没有坚持自己已取得的“三定”经验，硬往罗家房农民的脖子上套，束缚农民的手脚。相反，他不固执己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给农民壮胆撑腰。这就使得农民在解放自己的路途中少走弯路，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付出。农村的改革，罗家房乡走在全县的前列，第一个冲刺到终点，生产力得到空前的释放。
我记得，一次在张马夫村和村干部的谈话中，他说：“农民怎么干，你不用管，只要能打出粮食来，先交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是后来文件中说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最高原则。最时尚的话，叫做“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为指导和推进全县的责任制的全面铺开，冯书记再次在全县的大会上，介绍了罗家房的经验。他的两个经验，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人气、运气一路飙升，成为下一届县长的候选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厄运慢慢地向他靠拢过来，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如毛的上司（政权真空）（4）
4如毛的上司（政权真空）（4）
他自己知道什么呢？那是罪过，罪恶，发生在十多年前……
现在的他是红人，所有人的眼睛看他都是这个颜色的，包括食堂的师傅老毕头。老毕头60多岁了，老实巴交的，就会写自己的名字，在发工资签字的时候用上了。他是乡政府大院中的“十等人”，“十等人”那句顺口溜中的最后一句属于他的，整个内容如下：
一等人是党委，什么奖金都得给；（委员以上的干部，哪个部门的奖金都有他们的份）
二等人是乡长，喝光饭店喝酒厂；（乡长成了酒香之长，香长）
三等人武装部，征兵一到有收入；（想当兵，拿钱来）
四等人管财政，近水楼台花钱冲；（还用解释吗）
五等人管民政，实权在握腰杆硬；（要救济，得找我，小鬼见上帝，有人直腰，有人屈膝弯腰）
六等人管土地，审批大权随我意；（不想意思意思，你还有意思吗）
七等人管生育，堕胎好比狗放屁；（生杀大权如同儿戏那般轻松，要命还是要钱，自己掂量）
八等人农田水，一场出工就够本；（一有水利工程，就肥得流油）
九等人几大站，工资奖金自己赚；（文化站、广播站等，财政不全额拨款，奖金工资自己想办法解决，难）
十等人临时工，领导吃饭他剥葱。（你就老老实实的伺候着吧）
十等人的老毕头在冯书记出事后特感奋：“不能，不能犯错误，准是整差了，哪能呢，好人还能……”他一百个不相信，不理解。
老毕头在公社、乡政府当炊事员可有年头了，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干部”，也是级别最低的“干部”。在农民的眼睛里，能到这个大院混个差事干干，那是相当的高尚了，荣耀了，自然也拿他当“干部”看待。荣耀什么？能在领导左右伺候着还不荣耀吗？等于草民进了皇宫。但可是，在大帮的乡政府干部的心中，他就是个“剥葱”的奴隶，战战兢兢的奴隶！哪个党委书记、乡长能真正从心里拿他当人看待了？唯有冯书记。
老毕头不止一次说过，冯书记在食堂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也就是说，其他的大官从来就没消停过，在这个“后院”一不高兴就训人，就发威，他就战战兢兢。
冯书记一来就叫他“大叔”，叫得老毕头好高尚了，好荣耀了。老毕头不敢“䞍受”这份荣耀，冯书记叫他心安理得，说：“我父亲就是厨师出身，你就是比我大一岁，也是叔叔辈。”
老毕头能不高兴嘛，满脸的褶子笑得像一团扇贝。乡政府有这样的一把手，能不和谐吗？农民有了责任制，全乡一片欣欣向荣……
老毕头怎么也想不到，那天中午过后，党委副书记告诉他和其他炊事员暂时回避一下，县里来人要在食堂开会。打这以后，老毕头这个大好形势，自觉不会再来，
开什么会？在食堂？怎么不在会议室？
县组织部来了两位大员，他们先找冯书记秘密谈话，时间很短就结束了。随后，召集所有机关党员到食堂集结，都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到这里来。这和老毕头的三个问号保持了一致性，神秘得很啊。那时候我不是党员，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也有老毕头那三个问号在脑袋里翻来覆去。后来明白了，食堂在办公楼较远的后院，很僻静，就是为了减小对党的形象的影响。
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从食堂里出来的人，个个脸色有些阴沉，戚戚喳喳地边走边悄声议论，惋惜之情尽数流露。
当天，几乎全乡的乡村干部都知道了，冯书记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错误的性质基本与老史相类同。经县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免除冯书记的党委书记职务，取消县长候选人的资格，调离乡政府机关，到县林业局做一般工作人员。
冯书记走了，老毕头好不黯然，直到现在他也弄不明白：怎么可能呢？
他笑得虽然没有冯书记时代那么开心了，但依然在笑。有冯书记对他的尊重，后来的接任者哪能就那么快收回对他的“荣耀”啊。
“大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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