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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血企业-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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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血企业中，有过军旅生涯的企业家们很容易通过简单的命令去解决企业问题，企业总裁作为“总司令”对于企业大有“军令如山倒”的绝对领导气势，企业内部则是绝对服从。这种绝对服从、绝对执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与企业文化在创业初期、拯救企业以及企业改造时期十分有效，但到了企业稳定发展的时期，高度集权的文化很容易被异化，官僚化、享乐化、甚至个人崇拜随之而生，最终形成执行力低下的官僚文化。
还有就是一些蓝血企业家有着浓厚的权力情结。学者周其仁有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家的精彩论断：缺乏产权激励的中国企业家，同样可能有足够的激励，那就是“控制权激励”。这种控制权激励导致了绝大多数企业家的“权力情结”，使得企业畸形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是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发展到高峰时，沿用的仍是原始的企业制度、管理模式，没有激励和约束，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全都围绕董事长转。二是决策机制失灵。对事关企业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问题，往往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或者是最高领导独断专行，个人意志代替科学决策。三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盛行。领导者的“权力情结”，会弥漫至公司的各个层面，全都学着“圈地”、割据，增加科室，最终是部门林立，干部成堆，人员无所事事。四是管理结构越来越官僚化。无所事事的干部和管理人员，把精力放在结党营私上，以小团体利益对抗公司的整体利益，以既得利益牺牲公司的长远发展。这种“权力情结”的泛滥，使企业的各个阶层都会出现严重的接班人危机，企业短命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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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企业文化的异化（1）
在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东西的时候，在核心精神变成组织、结构、纪律的时候，企业文化就逐渐损失了其核心精神，成为徒具形式的东西。组织中产生的新的子组织时常都有异化整个组织意志的倾向，这是很多企业逐渐僵化、企业文化逐渐走向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
下面有一则传遍计算机行业的笑话，那里的员工仅仅记住了纪律与制度，却忘记了使命。
一架小型飞机的驾驶员在亚特兰大上空的雾中迷失了方向。飞机的雷达被闪电摧毁。驾驶员摸索着飞出了迷雾，终于看见了一个人站在一幢高楼的窗前。
“我在哪儿？”驾驶员喊道。
那个人回答：“你在飞机里。”
驾驶员倾斜飞行，很快将飞机降落到了机场。
一个乘客不解地问：“我们能安全降落真是个奇迹，可窗前的那个人到底怎样帮助了你？”
“哦，那很容易，”驾驶员笑道，“他刚才说的完全正确，而且和我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他的回答，所以我知道那一定是IBM大楼。”
这则笑话是在讽刺上世纪80年代的IBM。空军出生的小沃森在承袭老沃森清教文化的基础上，巩固和加强了IBM的企业文化，使得IBM同时具有凝聚力与进攻性，从而成就了IBM的霸主地位。然而，当这种文化走完它的成熟、鼎盛时期，遗留下的则是那个迟迟做不出决策或自满到瘫痪的IBM。IBM的一位高级负责人说：“我们的文化非常随意，随意得让人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你走进会议室时，一切都井井有条，布置得体。一群人围坐着愉快地交谈。结果也许是好的，这时人们会说，‘非常感谢你。’假如结果很糟糕，人们仍然会说，‘非常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尽力了。’”显然，这种随意性与沃森父子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1993年郭士纳（L·uis V。 Gerstner）接手“蓝色巨人”时，IBM亏损高达80亿美元。郭士纳面临两大敌人：一是竞争对手，二是IBM传统企业文化。为对付前者，郭士纳力排众议，阻止了解体IBM的主张，精简机构，取消终身制。员工由40万人减到24万人，工厂由40家减为30家，公司竞争力迅速增强。1994年，郭氏上任第二年便实现扭亏为盈。
至于后者，郭士纳意识到，变形、扭曲了原意的企业文化正在使IBM每况愈下，所有IBM人都太执著于自己的世界观、太官僚了。正是制度异化了企业的核心价值。就是说，在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东西的时候，在核心精神变成组织、结构、纪律的时候，企业文化就逐渐损失了其核心精神，成为徒具形式的东西。组织中产生的新的子组织时常都有异化整个组织意志的倾向，这是很多企业逐渐僵化、企业执行型文化逐渐走向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作为执行文化的监控者必须时刻警惕这种倾向的出现。
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IBM的员工着装规范。整个商界都知道IBM的着装准则里事无巨细地做了规定，黑色正装和白色衬衫，它所要发出的信息就是：尊重客户。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客户们已经改变了他们工作时的着装，而沃森时代的着装规范，一种制度化的着装规范却被一直持续下来，真正关于着装规范的根本内涵却被遗忘了：尊重客户，根据时间和场合以及你要会见的人来决定你的着装。
尊重个人——是沃森时代最重要的经营原则之一，其目的是创造一种家的文化，永不解雇员工，从而获得员工对公司的忠诚。但是，可能就是这一项传统的公司文化成为IBM在90年代早期债台高筑的一个原因。一个人的位置比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还重要。不开除任何人，不管这个人是否为公司产生效益，不管公司的经营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不解雇员工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项传统的公司文化和着装规范一样，已经远离精神本身，被形式化、极端化，成为IBM转型的巨大障碍。
永不裁员使得官僚机构在IBM四处萌生。上世纪60年代，IBM因为要制造360系统家庭电脑需要新建五家工厂，这个任务使得公司出现混乱局面，为了结束混乱，IBM添加了一个又一个雇员，虽然销售量因此上升了约97％，但公司的雇员总数也增长了大约130％，在随后的20年里，尽管360系统已经开发完成，公司不再需要这么多的雇员，但是，因为永不裁员的传统文化，公司仍然必须雇佣这数以万计的员工，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人浮于事的官僚作风在IBM肆意横行。IBM就像一个超重的拳击手在场上弹跳不灵，公司头重脚轻的官僚机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电脑业里显现出了明显的力不从心。一个顾客评论道，要使IBM的员工有所行动，就像在沼泽地跋涉一样艰难。因为人浮于事， IBM的局内人卷入了宫廷政治和帮派之争，各个部门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互相倾轧、互相隐瞒以及互相争夺地盘等。IBM管理层不是去帮助各个部门间实现协调，而是操纵着各个部门间的纷争和保护各自的势力范围。
第二节 企业文化的异化（2）
当年刚刚接手IBM的郭士纳敏锐地发现，公司提倡的“尊重个人”已经演化成另外一种含义，它培育了一种理所应当的津贴式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个人”不需要做任何事就可以获得尊重；他仅仅因为受聘为公司工作，就可以想当然地获得丰厚的福利和终生的工作职位。“尊重个人”也逐渐意味着，一个IBM的员工可以在广义的公共关系和法律范围之内做任何一件他想做的事情而几乎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假如你是一个业绩不佳的人，IBM因此而解聘你，那么从IBM文化上来说，就是没有尊重你个人。“尊重个人”的文化本质已经变味。
官僚主义让IBM变得迟缓、自我陶醉、对客户反应迟钝，甚至颠倒了主次轻重，使整个企业转向窝里斗，却忽视了客户。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经验所得，既是对成功之处的总结，也是对失败之处的规避。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绝对好的企业文化，只有不断进步的企业文化；没有绝对坏的企业文化，只有不断蜕化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本身就是自身经验的提纯，应该是好的，当然也不排除生硬模仿以及经验中的偏执成分。但企业文化总有偏执的成分，否则就不能成为富有特色、有独特竞争力的文化。即便是有些偏执的文化，只要引领适当，完全可能走向一个文化强、制度软，让企业永续发展的价值体系。但是，最可怕的事情是企业经营中文化的异化。文化被利益和制度所俘虏，失去了其核心价值，徒剩制度的躯壳，成为虚假的文化。蓝血企业创业时期的激情和斗志经过创业期的磨砺之后，日渐呈现出战斗的疲态和守住现有成功业绩以求稳步发展的保守心态。企业的组织机构走向了保守、僵化和不敢冒险的轨道，或者完全走向一种被私利控制的道路。
“沟通、尊重、诚信、卓越”曾经是一家跨国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这家公司曾被誉为美国新经济的楷模，而且常常炫耀自己的企业文化。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逐渐变得唯利是图，采取欺诈的手段牟取暴利，根本没有诚信可言，并最终导致公司破产。这家公司就是赫赫有名的安然公司。安然公司超常规发展带有一种传奇色彩，由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性企业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集团。它的经营理念是为获得成功不择手段，对内部员工采取残酷的优胜劣汰制度，即“压力锅”文化。前安然公司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部门负责人福里斯特·霍格伦（F·rrest H·rngrer）说：“驱动力是一种非凡的形象，并且使其业绩记录不断上升。”这种“只能成功”的格言在这种环境下，使偷窃他人成果变成很平常的事情。一位安然公司的员工心有余悸地描述道，“在公司中处处感受到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下班时不但要把文件资料锁在柜子里，还要仔细地检查一遍，以免被同事窃取，使自己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在安然，失败者总是中途出局，获胜者会留下来，做成最大交易的那些人可以得到数百万美元的奖金。
这是安然公司的“赢者获得一切”的文化缩影。该公司的雇员说，必须保持安然股价持续上升的压力，诱使高级管理者在投资和会计程序方面冒更大的风险。他们说，其结果就是虚报收入和隐瞒越来越多的债务，从而造成了“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子”，必然的结果是树倒猢狲散。是安然公司恶劣畸形的企业文化把自己放置在火山口上，毁灭倒闭也不足为奇。
精神不断变成物质，变成的物质不断背离这种精神，此时就需要精神打破物质，在新的物质之上建立精神的载体。有着五年军旅生涯的柳传志带出了联想的“斯巴达方阵”，而少帅杨元庆几乎是在接过帅印的同时开始向联想的“大企业病”和“体内病毒”开火。新联想试图营造一种严格文化、亲情文化、推门文化……杨元庆刚上台时普通员工要到达他那里需要经过11层，杨将中间环节砍到只有四层，但是，改变联想的官僚主义文化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据说，在联想有一个很经典的官僚主义故事：有一位经销商要退换一个电脑包装箱，他按照一般程序走下来，不记得经过了多少人多少关，当最后终于搞定时，他发现，箱子已经磨烂了。一位网友对联想的官僚主义做了另外的描述：在联想工作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做一件事太难！”这个难并不是难在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沟通，而是难在内部的沟通上，难在已经异化的斯巴达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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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组织变革与利益集团（1）
任何人都有越过组织利益实现自我意志的潜在倾向，从而成为制度的潜在破坏者。创立者的意志一旦变成现实的制度，必然会被制度本身的意志所物化，创立者必须经常贯注新的因素、设立新的制度来战胜异化制度的敌人。
文化不可没有制度来保证，但是用来保证文化得以实现的制度一旦产生，就有向另外一个方向演化的趋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执行的主体有着自己的利益与意志。哲学家叔本华认为，牙齿是客体化的饥饿，生殖器是客体化的性欲，猛兽的利爪是客体化的生存意志。同样，组织、组织产物也是个人成就梦想的意志的产物。一个新的机构产生之后，这个机构中的人需要进步、升迁和成就感。因此，这个机构一方面在创立者赋予这个机构的使命的关照下运行，另一方面又在自我的意志的推动下前进。当这种意志与使命在运行过程中完全背离的时候，这个机构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充满毒瘤的机构。
东厂、西厂设立的初衷是监督官员，但是最后发展到迫害忠良、把持朝政却是设立者始料未及的。两厂的使命是督导官员，但其意志却是实现扩展、升迁和自我膨胀。要实现自己的意志、实现使命下的所谓业绩，在无法绕过专制体制、裙带关系种种障碍之时，只能进一步向软弱但清白的官员伸手，由此达到进一步控制朝纲的目的。
在企业中设立制度也是如此，任何人都有越过组织利益实现自我意志的潜在倾向，从而成为制度的潜在破坏者。创立者的意志一旦变成现实的制度，必然会被制度本身的意志所物化，创立者必须经常贯注新的因素、设立新的制度来战胜异化制度的敌人。
我们从西点军校的荣誉制度可以看出一点变迁的规律。西点的荣誉制度无疑是培育精英人才的重要手段，但是它的维持建立在所有的违规行为基本上能得到举报并受到惩罚的基础上。如果出现犯规者之间的合谋，那么这种制度就遇到巨大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合谋几乎不断地出现在荣誉制度的历史上，1951年发生的事件是比较重大的一起。
1951 年秋天，西点制度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挑战。这次挑战我们可以看作是西点校训的一种异化。这一年，西点的橄榄球运动员集体作弊，因为他们想在橄榄球比赛中为西点赢得荣誉，花了大量的时间训练，临到考试的时候，不得不选择作弊。风波起于西点官方收到的一封举报信，信中检举90 名西点学员在考试中作弊。这些学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橄榄球队员。调查之后发现确有其事，学校最后决定开除所有作弊学员。以前，对这种事情，一般都是西点荣誉委员会处理之后就行了。但是，这次涉及面非常大。很多学员叫冤，认为运动员是在为学校争光，而且运动员考试作弊在西点绝对不止他们这些人，有些人还写文章登在报纸上，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这支橄榄球队的教练厄尔·布莱克（Earle Blake）就此还在纽约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他的儿子也是这次作弊的橄榄球队员。布莱克承认学员作弊是错误的，但是认为他们情有可原。因为繁重的训练和铁的教学计划使学员学习压力非常大。队员们希望在比赛中取得胜利，这就促使他们把全队的胜利置于学员的荣誉之上。而这都是为了“西点军校的荣誉”，为了通过体育运动这种形式来建立西点军校的高大形象。
西点的荣誉制度的确具有严酷性、绝对性和僵化性，从而促使某些学员不得不密切配合，想方设法避免惩罚。在这个案例中，西点的荣誉与荣誉制度之间并没有激烈的矛盾，作为一个球队是要争取学校的荣誉，同时也要遵守学校的规定。但是，球队的产生，其本身就有赢得比赛的内在意志，这种内在意志异化了西点的校训，使之向着加紧训练谋取胜利同时在考试中集体作弊的方向前进。西点橄榄球队教练的辩解实际上并没有触到组织异化的痛处。
企业经营中也是如此，大企业病就是典型的企业小集团利益压倒企业利益、对抗变革的表现。三株的总裁吴炳新将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于市场营销，在全国设东北、华北、西北、华南四大“战区”，四区设立“战区经理”，由总部协调指挥。并创造了一系列的战术，如迅速抢占市场的闪电战术；先打周边，锻炼队伍，取得经验后再打中心城市的战术；启动市场，广告宣传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人员使用上的“扩大民兵预备役”战术等。这个方略最初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三株在全国迅速扩张，但是，这同时也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第三节 组织变革与利益集团（2）
三株集团创建伊始，子公司的定位就是集团的外派职能部门，而非利润中心，管理采用高度中央集权，子公司不必自己找市场，不用考虑价格，集团总部统一计划，划拨广告费和产品。这种经营模式的好处是保证了集团公司利益最大化，资金快速周转。但随着集团的急剧发展，因为子公司对经营不负全部责任，子公司内不讲效率不问效益盲目投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1997年7月，三株不得不实行转轨，把子公司由执行者变成经营者，进行独立核算。但习惯听命于集团指令性计划的子公司却像笼中鸟，被关的时间长了以后失去了飞的能力，无法适应市场要求。在管理上，已经成为大企业的三株，同时染上了可怕的“恐龙症”——机构臃肿，部门林立，等级森严，程序复杂，官僚主义，对市场信号反应严重迟钝。各个部门之间画地为牢，形成壁垒，原来不足200人的集团公司机关一下子增至2000人，子公司如法炮制。对此，吴炳新说：“1997年底，各个办事处也成了小机关，办事处主任养得白白胖胖，没人干工作，整个三株公司的销售工作由业务主办和临时工来干，执行经理以上的人员基本上不搞直接销售。由于管理不善，损失了很多，最终出现了全面亏损。这个关键的机构不改革，就要拖死我们，企业不赚钱，还能支持多久？”“典型的企业官僚症：干的不如坐的，坐的不如躺的，躺的不如睡大觉的；干部终身制盛行，能上不能下等在三株体现得淋漓尽致。”
组织有组织的目的，否则不能成为组织。组织中的组织，也有自己的目的，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目的，这就成为谁能统辖谁、支配谁并且各方利益能否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上去非常复杂，实际上又很简单。我们解决这个悖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利益？除了一部分非常明确的利益之外，还有很多利益是由组织文化决定的。在西点，橄榄球队获得荣誉是很大的利益，但是在三株，赢得荣誉可不如赚更多钱的利益大。
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大批投降的国民党士兵加入解放军，他们带来了各种旧军队的习气，军队需要整顿、强化信念。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开展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新式的整军运动”。本书第一章提到柳传志上军校时参加的忆苦思甜活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样的运动，目的就在于让战士爱打仗，让战士知道如何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一种用文化改变个人利益观念的典型案例。
开展诉苦，在当时条件下是最联系实际并最为有效的阶级教育。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国统区的兵役制度由募兵改为“征兵”。实际上，在极其腐败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国家那种全民义务性的征兵，国民党政府征兵的实质就是抓壮丁。有钱人行贿则可逃役，穷苦人才被捆绑押送到军队，靠官长的阶级压迫及枪毙逃兵的威胁强令其在营打仗。这些国民党兵绝大多数也是苦大仇深，一经共产党进行阶级教育，让他们联系受苦的实际，控诉国民党的阶级压迫，很快就使他们明白了谁是自己的敌人，应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对当时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的士兵来说，不需要多少高深的道理，一场《白毛女》，一场《血泪仇》，就能使大多数人声泪俱下，举枪高呼“打老蒋”。在各解放区都有这样的事，演出《白毛女》时，部队要事先收起子弹，免得许多人因临场激动而开枪，使扮演黄世仁的演员有性命之虑。通过诉苦，同样一个人，昨天在国民党军队中怕死保命，今天在解放军中却一下子就能变成无畏的勇士。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可以很快改造这些不久前战场上的对手，达到西方一些人当年惊叹为“洗脑”的效果。
徐焰《军事家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肯定不是蒋介石部队的利益。但是，经过教育、文化改造之后，打倒蒋介石，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投诚士兵们的利益。这种利益与分田地等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就成为一种非常坚强的信念。这种信念一旦被个人真正接受，就是摧垮企业中利益集团的最主要的力量。
第三节 组织变革与利益集团（3）
通用电气公司（GE）铲除官僚主义的措施
GE的管理者时刻采取一系列措施警示每一名员工，协助他们杜绝“官僚主义”作风，免受“官僚主义”“癌症”的侵蚀！为了将官僚主义在GE这个庞大的机体中彻底铲除，从杰克·韦尔奇开始，GE上下齐心，共同来打赢这场战斗。
“免疫”——思想培训
首先，GE充分利用公司强大的价值观与培训体系，非常重视在员工培训过程中，向员工灌输反官僚主义的思想，让每一名员工具备官僚主义的“免疫能力”，营造反官僚主义的氛围。
扁平化
从组织结构上，GE果断裁撤冗长的级别，采取扁平式管理，过去层层的级别已经被杰克·韦尔奇大刀阔斧地砍得非常扁平，减少层次与级别。在GE中国，比如公共关系总监李国威、人力资源总监王晓军，他们到全球CE·杰夫·伊梅尔特之间，只隔了中国CE·孙礼达这一级别。这种管理体制下，没有官僚主义的土壤。
铲除条条框框
在GE拥有长达十年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的GE中国人力资源总监王晓军认为，剔除对岗位的工作范围的条条框框，对于在实际工作中杜绝官僚主义也非常重要。从工作范围的界定上，GE不会将某个职位用各种条条框框去圈起来，告诉员工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不会去很详细地界定工作范围。
GE首先会告诉员工公司的战略目标、年度目标以及上一级的任务，让员工自己去分析，应该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开展工作，为公司实现目标发挥本职的作用。新员工入职后的一周里，人力资源部会告诉员工需要合作的各部门同事，让新员工自己去与他们交流。上司与同事是员工的“内部客户”，内部客户的期望值就是员工工作的标准。新员工根据这个标准，得出自己的结论，应该如何开展工作，如何给同事支持、提供服务。这显然就避免了因书面化的描述而缺乏沟通与思考所带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发散性地思考问题并进行及时沟通，而不是囿于条框之中，这是GE沟通、用人的特点。GE鼓励员工去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广阔的工作空间。
业绩考核
从价值观与绩效考核的角度上讲，GE对员工的考核一切以业绩为标准。在崇尚业绩的GE，“说得比唱得好听”，“只说不练”，而业绩不好的人，没有任何发言权。在GE，说某个员工出色，必须拿出事实与根据，用业绩来说明其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才能让人信服。
GE注重业绩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官僚主义在GE根本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官僚者在GE根本无法生存。
推行简单而有效的工作方法
GE不主张做10年到20年很长时间的业务规划，一般最多只做三年的业务规划。曾经有一位员工做了一份GE未来20年的销售预测，韦尔奇问他，你计划在毛里求斯销售多少，你知道毛里求斯在什么地方吗？
同时，公司也反对做那些冗长的计划、报告，或去做一个美丽的封面。GE中国公共关系总监李国威介绍说，GE主张简单、有效的工作方法，反对太多的程序导致官僚主义。
第一节 斯巴达与雅典：两个创业故事（1）
斯巴达与雅典在今天看来像两个创业故事，一个是强调纪律的企业，一个是强调员工自主精神的企业。这两个企业由于各自的系统走向成功，然后又走向失败。
古希腊有两百多个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它们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这两个城邦为代表的社会精神被学术界认为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之一。
斯巴达以军事立国。斯巴达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不断地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夺取大量的土地，把被征服者们变成奴隶或其他形式的被压迫者。斯巴达的面积在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大，这就是对它如此执著于军事事业的回报。斯巴达俨然是一座军营，这个城邦的教育系统以及文化系统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公民与战士。
在斯巴达，国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教育和私生活。斯巴达人虽然享有统治者的殊荣，但他们本人属于国家所有，是国家的工具。他们必须学会为国牺牲，成为国家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抛弃一切的私人利益、感情、志趣和享乐，终生过着严酷的军营生活。
斯巴达的儿童属于国家。婴儿出生后，先由长老进行检查，体格健壮者留下抚养，体弱者则弃之山野。自七岁起即离开家庭，由政府负责教育训练。儿童早期教育要训练他们能够忍受痛苦、贫困，这一阶段注重发展他们平等的感情、友爱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被迫忍受缺衣少食的痛苦，学会抢夺、追捕，甚至偷窃。常遭鞭打和其他残酷惩罚、做苦工等，以锻炼其韧性、毅力。从18岁起，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经常伏击奴隶，作为战争演习。到20岁，青年要向国家宣誓，开始服兵役，直到60岁。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斯巴人适应环境的产物，斯巴达地区依靠农业，而农业需要大量的奴隶来工作，当时斯巴达境内的奴隶主要是被斯巴达人压迫的希洛人。为了不断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人成为专事战争的军事集团。这种制度在实现公民内部统一和培养优秀的军人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消灭了内部的党争，减少了内耗，实现了几百年的政治稳定，也锤炼出了一支强大、精锐的军队。在希腊世界的竞争中斯巴达也曾经赢得辉煌的胜利，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最终挫败了雅典联军，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
但是，这种胜利并不长久，斯巴达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体系的腐朽与衰败。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斯巴达实质性的虚弱。斯巴达的军事力量是以牺牲公民的个人幸福、欢乐与自由为代价的。为了保证公民士兵般的生活方式不受到其他享乐性生活方式的感染，斯巴达曾经禁止公民与异邦接触。在斯巴达成为霸主之后，这种接触不可避免，于是直接导致公民精神的溃散。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同时以公民之间的平等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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