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娱乐城-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作者自传1
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1991年11月19日下午，我给蒋大哥打电话就属于脸皮厚。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走投无路。当时身上还有钱。不算多，但足可以给自己找一家旅店或买一张回程车票。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有时候是一种感受，而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处境。
我是来深圳出差的。准确地说是来深圳开会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出版社就在武汉，再说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在武汉开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是，我想来深圳，所以，就鼓动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最后，谢厂长终于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我这样做不是想节省一趟路费，而是想得到一张 “边防证”。在当时，边防证还绝对神圣，如果没有边防证，我进不了深圳，而办理边防证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但如果不是开会，保卫处是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深圳，我策动了这次来深圳开会。
其实说来深圳开会并不确切，确切地说是到东莞开会，因为谢厂长的南方新型建材厂并不是在深圳，而是在东莞。但是，开完会之后，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去深圳参观“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能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来深圳参观，那么，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
既然开完会之后要到深圳参观，所以干脆就说是到深圳开会。这就是人们习惯的往大说。
往大说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但是为了“往大说”，院里硬是多次向上打报告要求更名为“冶金部华东钢铁设计研究院”，因为一旦改成“华东”，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不会想到马鞍山这样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说易，往大做难。事实上，直到目前，单位的名称并没有改变，况且，在我看来，即便名称改变了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每次出差，照样都是一大早出门，赶到南京买车票，然后晚上才能踏上真正旅途。说实话，如果我们设计院不是在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我就不会一天到晚想着离开那里了。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离开那里。当时，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于是，在单位年轻人当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国就是去深圳，只有实在没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单位。年轻人当中哪个愿意承认自己是“实在没有本事”的？而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去深圳就成为当时我们单位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凡是思想有些激进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想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作者自传2
我还不是思想最激进的。最激进的早已经来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地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当时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很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向中国学习美国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因为她首先就将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怀疑自己掉进了冰窟。竟然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章一民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还算是做事情比较心细的人，当初决定来深圳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在章一民这一棵树上吊死。我还留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郑康平。
我并不认识郑康平。不过，我的同事邓工认识。邓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相距并不遥远。邓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邓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那时候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邓工套近乎。邓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面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邓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重点宣扬了一番。捧着撒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邓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并不在墙外，而就在墙里。邓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邓工说，郑康平夫妇是他大学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吹了。邓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郑康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郑康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郑康平出任总经理，当老板了。成为老板的郑康平没有忘记邓工，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邓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邓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邓工拍了拍胸脯，说：别的人不敢说，但你老弟的事情我邓某人包了。话虽然这么说，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作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郑康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宣传，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我立刻充当二传手，借花献佛，拿去孝敬邓工。邓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邓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的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满志。
离开章一民，我去见郑康平。左手拿着敲门砖，右手握住尚方宝剑。但不知是郑康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我只好坐在小厅里面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了，原本斯文的我也拿出“耿直”的劲来，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
郑康平确实很忙，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
“郑总您好！”我说。
郑康平醒了，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
“马鞍山院的邓工让我来看看你。”我继续说。同时注意配上恭敬的表情。
“噢，好好。老邓呀，邓庆生。”
我很高兴，郑总果然记得邓工，说明邓工没吹牛。
“这是邓工让我带给你的信。”我双手递上那封信，并且又敬上一盒宜兴紫砂茶壶，说这也是邓工让我带给他的。
郑康平对茶壶似乎不感兴趣，接过去，嘴里说了声谢谢，随便摆在了一边。
他对茶壶是不是感兴趣我无所谓，关键是对信，郑康平对邓工的信也不感兴趣，连拆都没拆就丢到了旁边。我急了，说郑总您还是看看信吧。我只能这么说，我跟这个郑康平初次见面，不能自己吹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别人吹自己总好过自己吹自己。
郑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扫了几眼邓工花了大力气写的那封信，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说以后再看吧。
“您最好现在看。”我虽然强忍着气愤，但还是有点急了。
“为什么？”郑康平不解地问。
“因为这是一分关于我的推荐信。”
“推荐信？推荐什么？”
“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我说。
“到我这来工作？谁说我这里要人了？”
这下好了，既然是推荐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几乎就要发作了。心里想，我这么远赶来，等了几个小时，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连杯水都没喝，客气话都没说一句。
“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问。
“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
“那好，”我说，“把紫砂茶壶还给我，这不是邓工给你的，是我买的。”
“好好，”他说，“拿去，赶紧拿走。” 。 想看书来
作者自传3
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从郑康平那里出来。心里想：章一民郑康平，你们等着！
但是，悲愤没有用，赌狠也没有用，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找一个地方落脚，否则，就真要打道回俯了。我显然不甘心这么快就打道回俯的。这么快就打道回俯，不等于是承认自己确实是属于“实在没有本事”的那一类吗？我想再拼搏一下，实在拼搏不下去了，再考虑打道回俯也不迟。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到给蒋大哥打电话的。
我和蒋大哥是在飞机上认识的。去年我出差，从广州乘飞机回南京的时候，碰巧和蒋大哥坐在一起。飞机晚点，下半夜才到南京。蒋大哥当晚回不了老家盐城，和我一起住进了我们院在南京的招待所。第二天分手的时候，蒋大哥说了“欢迎来深圳”这样的话。难道就凭这句客气话，我就去找他？
我此时站在深南大道统建楼对面的马路边。由于这次来深圳就做好了打算不回去的准备，所以带了很多行李，明显行动不便，于是，看上去多少有些像傻瓜。
我决定先吃饭。就在路边买了份盒饭。一边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自己的行李，一边吃饭。边吃边想。等盒饭吃完了，我也想好了。想着既然火车上那位仁兄都算好了我在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不如就再试一下。
那天在来的火车上，我并没有睡好。刚刚开始迷糊，就被一阵叫卖声吵醒。
“哎，看了看了，请看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的自白。”
我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这个人，或者是一个与他差不多的人，也是这样喊：“哎，看了看了，看江青为什么自杀，看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我当时抵不住诱惑，买了一本，但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退杂志是不可能的，火车早跑几百里了。
“骗人的。”对铺的汉子说。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位同志你是工程师吧？”汉子继续说。
我本来并不打算和汉子多说话的，但是听对方这么一说，不免有些好奇。心想，他怎么一口就说我是工程师呢？而不说我是军人或警察？其实从外表上看，我更像军人或警察。
我没戴眼镜，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外在特征，想当年找对象时，就因为自己一点不像知识分子，还被一个崇拜陈景润的女孩当面拒绝过。我清楚地记得，女孩忿忿不平地对介绍人说：“哼！还说是知识分子呢，别骗我了，你以为我傻？他要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今天仍然没有戴眼镜，这位仁兄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师，并且不说我是医生或教师呢？神了。
“何以见得？”我问。
“跑得多了，看人总有个*不离十。”中年汉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体点？”我的好奇新被调动起来。
中年汉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说：“你应该是研究所的。”
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会看相，因为我确实是设计院的，并且我们设计院为了紧跟形势，去年已经正式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更名为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虽然只加了两个字，对我们个人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听起来大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位中年汉子说我是研究所的，与研究院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仔细一想，应该说中年汉子说的完全正确，我确实是研究所的。以前我们是设计院情报室，自从设计院改成设计研究院之后，情报室也水涨船高，从室升格为所，所以，我现在的完整身份应该是设计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点没错！
“你真会看相？”我问。态度也明显变地友好起来。
中年汉子笑了，没说会，也没说不会。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进一步要求道。其实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人在面临一个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宁可信一点，就当是参考一下吧，况且这位老兄能看得这么准。
“你要看什么呢？”汉子问。
“看看我这次出去运气怎么样？”我实话实说，就像是当时的病人对当时的医生。
中年汉子又认认真真看了看我，再让我伸出左手里外翻看了半天。中年汉子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引起上面几个铺位的旅客们的好奇，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纷纷用身体或眼神向中年汉子靠过来。中年汉子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卖力起来，仿佛正在做一项伟大的测试，而我就是实验品，但我是完全志愿的，没人强迫。
“你这次旅途很长啊。”中年汉子说。
“是，是，是很长。”我说。不完全是配合中年汉子，而是确实预感到这次旅行道路漫长。
“你运气不错，”中年汉子说，“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对，对，对。”我说。
“贵人相助”这句话我是听过的。前几年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就有这句话。从我已经走过的这些年来看，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确实有人帮我。就说这次南下吧，我人还没动，那边至少已经有两条半路子在等我了。除了前面说过的章一民和郑康平之外，另外的半条就是蒋大哥。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来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老婆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老婆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125元，老婆也是，加起来正好250。“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这么急着“下海”了。
作者自传4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45，后来涨到50，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都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3个月，每天7页稿纸，我写老婆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7页，老婆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2000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听了这最后一番话，我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而我现在的“路”就是蒋大哥这半条路。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蒋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想着反正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我暗示自己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帮我的，祈祷着奇迹发生，祈祷蒋大哥不要像章一民和郑康平那样不加掩饰地一口拒绝我。
谢天谢地，蒋大哥还真接了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坐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
蒋大哥的态度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蒋大哥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颠簸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
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他的蒋大哥时，已经五点多。蒋大哥当时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说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起码比住旅馆温暖。我将从郑康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蒋大哥，并且向蒋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蒋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蒋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
那天我从蒋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我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
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对方面露喜色，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赖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赖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赖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赖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地进来的，脸上笑嘻嘻的，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张，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戒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赖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人工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人工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
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连续吃几个月咸萝卜樱子还差？也未必不可能。这里是资本家的工厂。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想起天津三条石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就当是了解生活丰富阅历也行。我说没关系，我吃得苦。赖老板笑了，笑得比刚才更灿烂。他笑着抓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仍然对我笑，也像我刚才那样傻笑，笑得蛮天真，使我怀疑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赖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我为“先生”，由于我的姓名一共只有两个极简单的字，所以熟人对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单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从来没被称为“先生”的。我看看赖老板，意思是说赖老板是不是一起去。虽然没说话，赖老板还是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着示意让我自己去。
副经理将我领到楼下，来到主厂房的旁边的一个临时性建筑食堂，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个带活动把子的不锈钢饭盒，递给我，说：“那边有水龙头，洗洗，从后面排队就行了。”我问：“不用饭票？”他笑笑，说不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作者自传5
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食堂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30多人，而这里面挤了少说也有300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挤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得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她们一起放声大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地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才真正体现工人（厨工）当家作主。
“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赖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赖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