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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世纪精选-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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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1892—1970）：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建筑师，以将国际建筑风格介绍到美国而闻名。琼斯先生在本宁顿学院校长任内，把一时俊彦都延揽到校——现代舞的玛莎·格雷厄姆、心理学家弗罗姆，建筑师诺伊特拉等。然而他最在意的并不是这些人的声誉，而是他们是不是会教，以及学生是否能学到东西。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就为学校募集了一流的师资，虽然人数不多，只有四十五个左右，但是几乎每一个都是相当有能力的老师；教得较差的，是无法在琼斯校长任内得到续聘的。其中有十几个老师都是大师级的水准，表现得叫人叹为观止，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优秀老师的比例之高可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老师对学生的冲击力之大，远超过学生所能吸收的。
世上的老师何其多，个个都不同。以弗罗姆为例，他在小组教学方面，实在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个别教学，却只是马马虎虎，若在大讲堂上课，效果就更差。建筑系的诺伊特拉后来也被换掉了——要是教学的对象是建筑师，他可说是最好的老师，然而就文理学院的建筑入门课程而言，他说的实在让人不知所云。过了几年，他满怀挫折地离开本宁顿学院，回去做建筑师。
还有一些虽不是“大师级的老师”，却能调教出“大师级的学生”。在学校的同仁中，我知道有好几位就颇能运用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最典型的，就是另一个“玛莎”——一样教现代舞的玛莎·希尔（Martha Hill）。和玛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她本身并非伟大的舞蹈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特质，也不像玛莎·格雷厄姆上起课来，全班学生为之震慑。她是那么不起眼，站在人群中，没有人能认出她，然而她的学生从她身上可以学到的，不会少于从玛莎·格雷厄姆那儿学来的，或许还更多呢。而且学生一致认为她作为老师的能力，比起“大师”玛莎·格雷厄姆毫不逊色。
玛莎·希尔所运用的，就是一种教学法，也就是四年级教我的埃尔莎小姐所做的。她花几天或几星期去观察学生的表现，思考每个学生的能力，他们该怎么做。她为每一个学生设计出一套课程，然后让学生各自发展，自己只在一旁观看。她还不断地催促学生在原来做得不错的地方力求突破。她总是和颜悦色，但不常称赞学生，当然学生若表现得不错，她还是会让他们知道。
还有一个人是本宁顿学院里学生公认最杰出的老师，他就是研究但丁的名家弗格森（Ｆrancis Ferguson），然而他也不能算是“教师”，而是学习课程的设计者。但是，学生一走出他的课堂，眼中无不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是为弗格森说的或做的，而是为他引导他们说出来或做出来的。另一位在教学法上卓然有成的陶艺家穆瑟西欧（Hertha Moselsio）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她是个高大的德国女人，坚持无懈可击的技艺，并要求学生不可因现在的成就而自满，一定要力图突破。
因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师：一种是天赋型的，另一种则为学生设计学习课程，以方法为主。教书是一种天赋才能，天生的老师可自我改进并成为更好的老师；以方法为主的老师则有一套几乎人人适用的学习法。事实上，天生的老师再运用一点教学法，就可以成为伟大的老师，也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名师，不管是在大讲堂上课、小组教学、教初学者或是指点已相当精进的学生都能愉快胜任。
第3章 怀恩师（13）
苏菲小姐就有天生老师的魅力，而埃尔莎小姐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苏菲小姐让学生豁然开悟，埃尔莎小姐则教给我们技能；苏菲小姐把梦想传达给我们，而埃尔莎小姐引导我们学习——苏菲小姐是教师，而埃尔莎小姐则是利用教学法的人。这种区分并不会使古希腊的先哲，如苏格拉底大为意外。传统上，苏格拉底亦被称为伟大的老师。对此称呼，他本人应该没什么意见。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是个老师，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利用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的人。
苏格拉底的方法并不是“教的方法”，而是“学的方式”，一种特别设计的学习法。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太强调教的一方，并认为老师教的是“学科”。苏格拉底则觉得这种看法没有意义，他以为：老师教的不是“学科”，而是“学习方法”，学生从而学到该学科的知识。“学”是有成果的，“教”则是虚假的。这种看法使他成为阿波罗神话中“希腊最有智慧的人”。
然而，过去两千年来，主张教学是可教的诡辩学派一直是主流。他们最后的大胜利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盲目的信条，认为博士学位或是对某一学科的深究就是教学的先决条件。还好，诡辩学派所能主导的，也只有西方。其他文化中的老师并不像西方诡辩学派所说的。印度文里的老师就是“宗师”，亦即灵性的导师。这些“宗师”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学成的；他的权威不是出自对某一个大学学科的研究，而是由精神而来。同样地，日本人所称的“先生”就有“大师”的意思，也不是单指老师。但在西方传统中，我们却把教书视为一种技巧而忘却苏格拉底的话：“教书”是天赋，“学习”则为一种技巧。
直到20世纪，我们才重新发现苏格拉底对“教”与“学”的定义。过去100年来，由于我们比以前更认真地研究“学习”这个课题，所以才能重新体认苏格拉底的话。我们发现，学习是深植于每一个人身上的，人类以及所有的生物都是照着一定方法学习的“学习体”。研究了一整个世纪后，我们对学习的认识，还是比不上埃尔莎小姐，但是我们很清楚，她的所知所行都是对的，而且适用于每一个人。
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至今，两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辩论“教”与“学”到底是属于“认知的”还是“行为的”范畴。这真是一场无谓的战争。其实，两者皆是，也是另一种东西，那就是热情。天生的老师一开始便满怀热情；而善于利用教学法的老师在学生有所领悟时，而获致热情。学生脸上那心领神会的微笑比起任何药物或麻醉品更令人上瘾。老师自己都教得烦闷无趣的话，教室有如被瘟疫肆虐一般，不管是教书或学习都会受到相当大的阻碍——这种病症，只有“热情”能够解救。教与学好比是柏拉图式的爱，也就是柏拉图《会饮篇》中谈到的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尊贵的柏拉图飞马，从教或学当中，才能找到伴侣。对天生的教师而言，热情就在他们身上；对利用教学法的老师来说，则可在学生的身上看到热情。但是，不管教与学，都是热情，一种是天生就有的热情者，另一种则是陶醉于热情而不可自拔者。
《会饮篇》（Symposium）为对话集中的一篇，和《斐德罗篇》、《理想国》和《普罗塔哥拉篇》并列为柏拉图第一时期尖峰之作。《会饮篇》的主题就是讨论“爱”的本质。天生的老师和利用教学法的老师又有一个相同点：他们都非常负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得知埃尔莎小姐还在人世，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于是，我给她寄了些日用品包裹，附上一封小心翼翼用打字机打好的信，只有签名的部分是我自己的笔迹。过了几个礼拜，我收到她的亲笔信，字体秀丽，是10岁时的我所仰慕不已的，那印象不管是岁月还是困厄都磨灭不去。
她写道：“你一定是同一个彼得·德鲁克。我教书多年，很少失败，然而你就是我教学失败的一个例子。你唯一必须从我这儿学习的，就是写好字，但是你依旧写不好。”
对真正的老师而言，没有所谓的坏学生、笨学生，或是懒学生之别，只有好老师和差劲的老师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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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推荐序（邵明路）
序
前言
致谢
第一部分社会基础
第一部分简介1
第1章从卢梭到希特勒3
第2章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11
第3章保守之路19
第二部分极权主义的兴起
第二部分简介21
第4章魔鬼的回归24第三部分政府的疾病
第三部分简介31
第5章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33
第6章政府的疾病49
第四部分新多元化社会
第四部分简介59
第7章新多元化社会61
第8章组织的理论69
第9章组织的社会82
第五部分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机构
第五部分简介97
第10章公司的治理99
第11章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107
第12章公司作为一个政治机构109
第六部分知识社会
第六部分简介115
第13章新的世界观117
第14章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124
第15章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134
第16章从信息到沟通143
第七部分下一个社会
第七部分简介155
第17章下一个社会156
译者后记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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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推荐序
A Functioning Society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难却，此外，作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我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中复原的艰难过程，他遇到的中国人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这一点令他惊讶不已。十年前我刚认识德鲁克先生时，他告诉我，世界在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后来全力支持我创办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原因。
德鲁克管理学院开办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建议我们走精英教育的路线，收昂贵的学费，德鲁克先生反对这么做。他对我说：“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90％的组织将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国最大的弱点是作为一个大国，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你们有一大批能干的人，这些人在实际磨练中学会了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取得了成效。他们可能只受过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别聪明和优秀，但却知道如何精巧地处理事情。这样的人可能有几百万，他们可以领导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组织，他们将建设一个发达的中国。”
这段话透露出德鲁克先生对肩负中国未来的管理者，特别是对中小型和地方性组织的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为其中的一员，每当我回忆起来都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而且这些变化影响所及，已经没有国家、种族、文化和行业的界限。这时德鲁克学说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显得重要。德鲁克先生主张以创新这类演进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剧变时期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他力图避免战争、革命和“运动”及其背后的强权与暴力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他一生致力于在延续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创新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变革手段，而延续的基础则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些普世价值观，包括同情与包容、诚实与正直，以及让个人享有自由与尊严并同时承担起责任。这些普世价值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它们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种代表人类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著述和咨询工作，示范一种他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观察与思考方式，这就是从理解全局或整体出发，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达到把握和解决个别问题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没有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理论说教，而是把这些“大道理”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演绎，朴实无华地表达出来。
我想上述贯穿在德鲁克学说中的精髓所在，可能正是人们总是称他的著作为“经典”的原因。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人们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不会代替你做出决策，制订方案，但是它会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它们的历史渊源。
序言（2）
迄今为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可能是在国内翻译出版德鲁克著作最多，也是最认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这给它们带来的经济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这给成千上万渴望学习和成长的管理者以及知识工作者所带来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由此华章的工作人员所获得的成就感。让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序
A Functioning Society
社区、社会、政体
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是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
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有关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一本是1964年的《成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数年后被称为“战略”，另一本是我在1985年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我其他所有的管理书籍都是探讨公司作为人类成就和社会组织的问题，我在1946年写的第一本关于公司的书《公司的概念》中两个主要部分的题目就是人类成就和社会组织（本书第五部分有该书的摘要）。
我对社区、社会和政体的关注和兴趣可以追溯到1927年和1928年。1927年时我在自己的出生地维也纳上完了高中，然后去了德国汉堡的一家出口公司做培训生，同时还在当地大学的法律系注册学习。我从上午7点工作到下午3点或3：30，这份工作既不是很有趣也不是很费劲，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发票一一登到账本上。大学在下午4点之后几乎都没课，我的学生证只能让我每周免费光顾一次市政剧院或歌剧院，所以，大多数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我都可以在藏有多种语言图书的公立图书馆里潜心阅读。
在汉堡的那十五六个月里——我于1929年初离开了汉堡——使我受到了真正的教育，我在那个公立图书馆里所学到的知识比我先前12年在学校里和后来在几所大学里学到的全部知识加起来都要多。
那时我狼吞虎咽地读了许多书，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方向，不过我逐渐对政治、社会理论及政策方面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段日子里我读了好几百本书，其中两本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两本书分别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于1790年撰写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和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撰写的德国社会学经典名著《社区与社会》（munity and Society）。
那时的德国，确切地说是整个欧洲大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来都处在革命动荡时期，我们这些年轻一点儿的人当时都知道这一点，只有那些在1914年之前就成人的人们才会以为一切还能恢复到战前的状况。因此，伯克的主题思想就是：政治学和政治家们在这样一个动荡时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寻持续和改变之间的平衡。在这本书问世140年之后，它引起了一位年仅18岁的读者的强烈共鸣。这种观点成为我本人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后来所有作品的核心。 。 想看书来
序言（3）
就是作者本人。——译者注腾尼斯的书对我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巨大。他在退休之后思维仍然很活跃（他死于1936年，享年81岁），但是他写的书出版只有40年。在书中腾尼斯希望能够挽救工业革命前的乡村社区，不过就连一个无知的18岁青年也知道乡村社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自己的有关社区和社会方面的著作也在不断演变，我对社区和社会的观点和腾尼斯根植于18世纪浪漫主义的工业革命前，或者说前资本主义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腾尼斯让我了解到一点，这也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点——社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社区里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人各有其功能。
几年后，在1931~1932年间，我成了法兰克福一家较大的日报社的资深作家。不过那时的我已经拿到了国际法和政治理论的博士学位，在国际法和法学研究班担任博士后助理的同时也在准备申请大学的讲师职位（不过是没有薪水的），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迈进欧洲大陆学术阶梯的第一步。事实上，那所大学的相关委员会已经通过了我提交的论文大纲，这篇论文探讨了法律治国的根源以及在1800~1850年创立了这个学说的三位德国政治思想家，及后来在该学说的基础上，俾斯麦（Bi*arck）于1871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制定了具有德国特色的宪法。这篇论文主要探究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观点，主题是那些成功地在持续和改变之间找到平衡的伟人们——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工业革命前的乡村社会与完全处于君主统治下的18世纪社会和政体以及由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城市化、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缔造的一个新世界之间找到了平衡，举例说，法国是在100年之后，在戴高乐（de Gaulle）的领导下才取得了这样一个平衡。
英国首相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犹太人。——译者注不过，我仅完成了这个研究课题的一个部分。我写了一篇短文，是有关那三位德国政治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个，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1804—1861）。我出版这一部分的原因是施塔尔身为普鲁士保守派领袖30年，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另一位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人，一个接受了洗礼的犹太人迪斯累里（Disraeli）不无相似之处。施塔尔是一位伟大的保守派人士，我写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要对纳粹分子进行正面的攻击，让我高兴的是那些纳粹分子对此好像也完全心领神会。1932年这篇文章写好后，当年的12月就被德国的一家以出版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律书籍最为知名的出版社Mohr出版社接受，并于1933年4月出版了——当时正值希特勒上台两个月。这篇文章被编入一套极具权威的系列丛书《过去和现在的法律和政府》（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之中，文章编号是100。不过这套丛书一经出版就遭纳粹查禁，所有订购的书都被销毁。
从那以后这篇文章没有再发表过，直到去年夏天，《社会》杂志2002年的7/8月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和历史发展的保守理论》（Conservative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的英文翻译文章。。 最好的txt下载网
序言（4）
纳粹当权的时候这样的文章当然没法再继续写下去，所以我没有再去理会那本书。
我转而开始着手写一本极权主义的书，这本书谈到了整个欧洲社会的彻底崩溃。这本书就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在英国，这本书是在1938年的年末几周出版的，在美国则是在1939年的年初几周出版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有该书的节选）。
《经济人的终结》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不管是纳粹主义，还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都必将遭到失败，而这个结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可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却促使我发出疑问：什么将取代腾尼斯提出的乡村社会的那种“有机”社区呢？什么可以再次把工业时代的个人、社区和社会融合在一起呢？这就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的主题。我在1940~1941年写这本书时，欧洲正处在战火之中（美国也硝烟弥漫，战争一触即发），该书于1942年出版（在前言部分和本书的第一部分有该书的摘要）。在写作这本书时，我开始意识到一种全新的、史无前例的社会组织正在快速地形成，在工业社会和国家中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权力中心。最开始，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公司的出现，它发明于1860年或者1870年，而在此之前绝无先例。我开始意识到管理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功能，而且管理也是这种新组织的普遍功能。由此，我写了第三本书《公司的概念》（1943~1944年完成，1946年初出版，几个月后，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有简短的摘要）。没过几年，我又意识到公司仅仅是这些新组织的萌芽状态，在工业社会里，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自治的权力中心，这样社会就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这正是本书第10章的题目）。
我也意识到每一个新组织与先前的权力中心都不尽相同，它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作为社会和经济的结果，它将很快演变成为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在这种社会里知识工作者将占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里可以找到关于这个话题的节选文章。完成《公司的概念》之后，在接下来的50年里，我所写的书基本是在社区、社会和政体以及管理这些话题之间转换。
在为这本《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摘选文章时，我以题目而不是时间为线索，摘选的文章在我看来都代表着一个基本的主题。我对摘录的文章做了删减，但是没有改动原文，也没有增加内容或更新其中的内容。每一个章节都清楚地注明了日期，这样读者就会知道如果某个章节原来出版的年代是1957年，那么当文中出现“3年前”这样的字眼时，就意味着是1954年。我在挑选文章时也力求其内容务必丰富翔实且易于理解，虽然这些文章读起来未必轻松愉快。
彼得·德鲁克
2002年夏
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蒙特市
前言
A Functioning Society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
（选自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作为社会和政治存在的人对于功能性社会的需要就如同他作为生物的存在对于空气的需要一样，然而，人需要功能性社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拥有这样的社会。没有人会把一群身处遇难船只中杂乱无序、惊惶失措、四处逃散的人称为“社会”，这个群体里虽然有人类，但不存在社会。事实上，人们的恐慌正是源于社会的崩溃，而且克服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要通过社会价值、社会准则、社会权力和社会组织来重建社会。
序言（5）
没有社会的存在，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运转；可以设想没有社会其实社会生活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转。过去25年的西方文明使我们无法说我们的社会生活运转良好，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功能性的社会的初步例证。
鲁滨逊·克鲁索是英国作家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星期五是救了鲁滨逊一命的年轻土著人。——译者注社会必然在它所处的物质实体基础上发展，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也许在完全属于另一种社会实体的价值、准则、理想、习俗和权力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物质实体的社会组织。就拿鲁滨逊·克鲁索和他的星期五举例来说吧，毫无疑问，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个社会。没有什么比那种认为鲁滨逊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主义的经济人的传统观点更可笑的了，他有自己的社会价值、习俗、禁忌和权力。他的社会不是依据在南太平洋那个亚热带孤岛上的种种需求建立发展起来的，而是依据在信仰加尔文教义的苏格兰人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岸上建立的。鲁滨逊·克鲁索令人称奇的地方不是他如何使自己适应了环境，而是他几乎没有去使自己适应什么。如果他属于另一个阶级，或者身处另一个时代，他肯定会衣冠楚楚地去赴晚餐。这个例子说明，成功的社会生活建立在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物质实体和问题的社会的价值和理念之上。
理念和信仰的发展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物质实体，而一个社会可以建立在这些理念和信仰之上。或者，社会完全建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就像鲁滨逊·克鲁索的社会环境对于圣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够在真正的现实中建立一种社会秩序。这个社会一定要主宰这个物质世界，使之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个体具有意义，并且可以理解，而且这个社会要建立社会法制和政治权力。
工业体系的实体实际上是源自于重商主义社会和市场之中，但是，从一开始，工业体系和重商主义社会的设想就相差甚远且格格不入。然而，在整个19世纪，重商主义社会成功地主宰、组织和容纳了不断成长的工业实体。但从19世纪早期开始，局势就已趋紧张。重商主义社会的设想和工业实体以及杰斐逊政策和汉密尔顿的主张，还有市场和工业生产之间存在的冲突大体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0年的社会历史。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重商主义社会的解体，而工业体制也在脱离重商主义社会的控制。不过，直到1918年后，也许应该说是1929年以后，重商主义社会才真正瓦解，而今，它已不复是一个功能性的社会。
定义社会和定义生命一样难以做到。首先我们与社会的距离太近了，以至于我们迷失在一堆令人困惑的复杂细节之中而见不到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而且，身为社会一分子的我们无法看到社会的全貌。最后，没有一条清晰的分水岭或一个点可以表明非生命向生命，或者非社会向社会的转化。不过，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活的躯体生命终止而成了一具尸体。我们也知道人体的心脏如果不再跳动，肺停止呼吸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有生命的躯体。只要心脏还在跳动或者一息尚存，那么仍是一具活着的躯体，否则，就只是一具死尸。与此类似，虽然我们无法给社会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除非一个社会可以给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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