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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世纪精选-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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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些部长，而是皇帝自己。于是这个老皇帝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赫姆。这封信赫姆曾给我父亲看过，后来就被怒发冲冠的赫姆焚毁了，上面写道：施瓦兹瓦尔德博士：
寡人从未独断地决定任何一个臣民的信仰，也尊重各种宗教。但登基时，已宣誓吾国将继续基督教国家之法统。对汝等而言，此举可能过于迂腐，但寡人还是希望在吾国任公职者，皆能信仰基督。寡人虚长多岁，看在年纪的分上，或许卿愿意稍做退让。但赫姆还是坚决不肯妥协。就这样僵持了6个月后，赫姆终于成功，晋升成为枢密顾问官，那“受洗仪式”也悄悄地废除了。之后，赫姆却提出正式声明，请即将成为高官的犹太人皆能先除去其犹太精神！
总之，赫姆成就非凡，事实上他是奥地利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职人员。“为什么呢？”在我十四五岁，第一次注意到所谓的“赫姆·施瓦兹瓦尔德现象”时，请父亲为我解释。
“因为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父亲答道，“有时，我们碰到一些极为棘手、难以处理的事情，必须找一个毫无惧色的人来处理的时候，就会想到赫姆；或是事情复杂到没有人能理解时，也只有赫姆可以解决。他具有直指核心的洞察力，并愿意去面对最艰难的任务。”
“你还记得吗，”父亲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在你差不多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是带你去亚得里亚海岸度假吗？”
我点点头，隐隐约约还记得沙滩、海浪以及和妈妈一起堆沙堡的情景。当时，妈妈穿着一件非常奇怪的泳衣。
“你是不是还记得，那次我们没玩儿多久就回家了？”当然，我对停留的时间已无印象了。
于是，他继续说：“就在那年夏天，战争爆发了。之前，我们为这次的旅行已经计划了很久。有好几年，我一天假都舍不得请，就等着日后带你妈妈、你，还有你弟弟去玩儿一整个夏天。我们一到海滩，就听到奥地利王位的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消息。当然，这件事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但是没有太难过。我们心想，下一个外交危机该是什么呢？当时坐镇在办公室的老板拍了封电报给我，要我先别回来。但是赫姆马上预料到，这事件不只是个危机，奥地利军方一定会设法加入战争。特别是大公死了，他们随时都可能失去权势。赫姆也了解，军方想要和塞尔维亚速战速决是不可能的，战事一定会升级。于是，赫姆传唤我以及其他几位资深官员回去——我们都是所谓的‘自由派’或是主和者，赫姆希望我们能一起有计划地阻挡这次的军事行动。我们各自去游说各个部会首长，劝说所有的政治人物，设法突破多位老侍臣所形成的重围以见年迈的奥皇一面，联络主教、商人、工会代表以及报界，甚至还去动员已被大公‘鹰爪’驱逐的退休老将军。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包括我自己在内，赫姆的同僚也是，一开始没有人把他的警告当真。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赫姆真是已经预见到大难即将来临。他说的果然没错——他总是对的。不过，明知会惨遭失败，他还是全力以赴。”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8）
不管如何，赫姆的确有所建树。他是奥地利史上第一个平民枢密大臣，在此之前只有贵族血统的王储才有这份荣耀。一般而言，伯爵或是王子必须等到40岁过了之后，才能担任枢密顾问官，平民更是要等到50岁以后才有希望，赫姆却在35岁之时就已得到这个殊荣，那时他已转调到原本遭“嫌弃”的财政部，掌管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更立刻晋升为副国务卿，全国的货币与财政都操控在他一人之手。
当时的奥匈帝国已是四分五裂，内部冲突严重，境内约有“一打”不同的种族相互敌对。就财政而言，没有外汇储备，也没有黄金，只有一小块工业区，其余都是落后的农耕地。政治或是军事的领导力都很薄弱——当时的奥皇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若是作战，奥国顶多只能撑上四年。当时国家的支柱就是赫姆·施瓦兹瓦尔德：他稳固奥国在战时的财政状况，以发行自愿公债来筹措奥地利的战争经费，以避免加税；在他掌权的那几年，奥地利的货币不论在国内或是海外都还保持一定的水准；此外，反对以黄金为本位的他，居然还设计增加奥地利的黄金储备。
赫姆最大的成功，最后还是成了最可怕的失败。奥地利一战败，他就离开财政部，打算为伤残士兵的复健工作尽一份心力，这个机构就是现在所谓的退伍军人协会。此时，币值却一直下滑，战后通货膨胀的脚步已经临近。1921年夏天，赫姆又被奥地利政府召回，重新掌管财政部。这次的权力比先前更大，然而他还是一败涂地，也许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奥地利的财政已经无回天之术了。就政治方面而言，媒体的报道无法控制，使得原本严重的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赫姆开的药方就是加快印制钱币，并刺激民众的购买力。他终究是前凯恩斯派的，6个月后，奥国原本通行的货币克朗跌到战前的千分之一，赫姆也就丢了官。
熊彼得（Schumpeter，1883—1950）：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提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特征的“创新理论”，著有《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Ｃapitali*，Sociali* and Democracy）（1946）等。他的继任者熊彼得一样遭到挫败，尽管这位是全奥，不，该说是全欧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赫姆不同的是，他知道如何对症下药。然而，当时的他虽是财政部长，还是无法力挽狂澜。当时的奥国政治仍是国家主义派当权，拒绝缩减公共支出。一年之后，熊彼得只好黯然下台。之后，他先到德国的波恩大学任教，并在1929年到了哈佛。他在1922年离开维也纳时，通货膨胀已经恶化到75万克朗才能买1914年一个克朗所能买到的东西。不过，大体而言，在1918年春，钱币还是能买到一点东西。熊彼得认为通货膨胀已是一种政治问题，和经济的理论与政策无关，于是辞职，并且强烈怀疑——这样的自由社会是否愿意采取必要的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这本经典之作中，熊彼得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由于无法制止通货膨胀，加上政治意志力薄弱，*最后还是会沦丧。比起1946年成书之时，这种预言在现在看来，更为正确。他的醒悟是一种痛苦的体验，是他1922年在赫姆之后继任财政部长时学到的惨痛的一课。熊彼得果真说中了。后来奥地利通货膨胀的问题之所以能解决，是靠一个反动派的政治家牧师赛佩尔——这个人完全不懂经济，只是敢冒险，他不怕失业率再度攀升，断然地缩减军费。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9）
那时，赫姆又遭到了另一次挫败，也是最后一次了。他曾是奥地利最高金融主管，这回则当上了维也纳最大一家银行，也就是英奥银行的总裁。赫姆唯一的好友就曾经领导过这家银行，也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那位非常传统的犹太银行家。这个人后来自杀了，有人说，他就是赌赫姆可以解决奥地利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使这家银行到了毁灭的边缘。又传说，赫姆就是为了这位好友，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家银行起死回生才这么做的。然而，此举已注定失败。当时的维也纳，银行可说是多得出奇，有12家或15家银行的总部设在这里，原来是为人口6000万的旧奥匈帝国服务的，现在却只剩下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人口只有600万的小共和国。就在几年内，这些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倒闭，到了30年代初期，只剩两家了，其中的一家还是因为破产而由政府接管。但是，在这场银行倒闭风暴中，英奥银行——一家有实力的老银行，却是第一个倒的。赫姆接手这家银行还不到一年呢，因此令人相当震惊。正如银行名称所示，这家银行是英资的，许多伦敦的大银行都是背后的大股东。最后英格兰银行宣布接手，并保证所有的主管和职员，包括赫姆在内都可以拿到退休金，但是英格兰银行又引进一大堆自己人来清理债务，抢救财物。当时的赫姆还不到60岁，见状只好退休，从此销声匿迹。
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曾经说过的话只是：如果说他不该为通货膨胀或是英奥银行的倒闭负责的话，也不必赞扬他使奥地利有能力作战，毕竟那是一场不该打的仗。外表虽然还算平静的他，已是个历尽大风大浪的人了。他通常都待在家里下棋，或是一个人沉思棋术，也打台球，听古典音乐。他所收集的早期录音作品多得相当惊人，都是他钟爱的作品，不过已刮痕累累，听得快坏了。他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一开口就尖酸恶毒，实在是标准的刀子嘴。
如果说赫姆长得有棱有角，他的夫人吉妮亚则是圆滚滚的。虽然有点*，却不算是肥胖，她只是圆圆的。印象中的赫姆像只老乌龟，而吉妮亚则总是让我联想到红色的松鼠。
吉妮亚略矮。有这样的身体组合，可谓相当不幸——一个大头接在奇短无比的颈子上；身躯很大，脚却很短，所以看起来比实际浑圆。还有，她的长相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过，吉妮亚本人不在意的话，那就没什么关系了。
她的眼睛却出奇的迷人，那种眼神像是一个认真的孩子，各种情绪——惊讶、爱意或是伤痛，都在她的眼底浮现。那双眼就像一对磁石，让观者欲罢不能。然而，她却故意把眼部的妆画得浓烈无比，叫人望而生畏。同样地，她有一头秀发，栗色中闪耀着红色，并有着自然的波浪，但从学生时代开始，她就把头发剪得不能再短了，更显出五官的粗糙。她的衣服都很昂贵，却不适合她——像是为芭蕾舞演员那样身材修长的人设计的。显然地，她希望自己生成那样的身材，不过穿上那种衣服，只有更突出她那像公牛般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臀部以及萝卜腿。毋庸置疑的是，假如能生为古典美人，吉妮亚一定愿意放弃一切表现、成功以及过人的才智。
吉妮亚年纪越大，外表的缺点就越明显，但是赫姆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吉妮亚的梳妆台上摆着一张赫姆20岁大学毕业时照的相片，这一生他再也没有拍过第二张了。４5年后，在他晚年时，看起来还是跟照片上的他一模一样。但是吉妮亚却老得很快，而且很难看。她一生滴酒不沾，然而在40岁前鼻子和脸颊都已浮现扩张的红蓝色静脉，皮肤更是不曾健康红润过，看来蜡黄松垂，而且有很多皱纹。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10）
吉妮亚这个人老是矫枉过正。比方说，她涂的那一大堆不适合的化妆品只有让她看起来更老、更憔悴。她的情人也是——交了一大堆，都只是昙花一现，每个都比她年轻，却是娘娘腔又没有什么用的男人。然而，这些短暂的恋情还是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公众谈论的焦点。每一次桃色事件结束后，吉妮亚总是会帮那个男人找个老婆，通常是找嫁不出去的老秘书或是行政助理来养她过去的情人。
这种种都显示出吉妮亚把事情越搞越糟的“天赋”。她的鉴赏力不足，歌喉又欠佳，完全没有音乐修养，连最简单的曲子都会被她唱得荒腔走调，但是她却喜欢带领大家唱歌，而且总是最俗不可耐的歌曲。然而，她又刻意隐藏自己绘画的天分，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儿童和动物在她的画笔下栩栩如生。有一回人家问她，为什么只有老朋友和十分亲密的朋友才能看到她的画作，她答道：“光做得好还不成，一定要不断地突破。”这句话也许就是她个性的最佳写照。
是的，有些地方吉妮亚不但做得不错，而且无人可比。从许多方面来看，她的成就甚至胜过赫姆，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并展现更惊人的想象力。
吉妮亚和赫姆一样，出生于奥属波兰和苏俄相当接近的边界地带。她的父亲是当地的木材商人，赫姆的老爹则一文不名。听说，吉妮亚是私生女，也就是他父亲和波兰女仆一度春风后的结晶。不过，吉妮亚的父亲在死前还是正式娶了这个女仆，为的就是给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一个名分。从吉妮亚的口音听来，这样的传说多少有点可信，吉妮亚所说的维也纳德文中确实带着些微的波兰腔——语调中有轻柔的抑扬顿挫，而我小时候在维也纳听到波兰或俄国犹太人说意第绪语都有非常浓浊的喉音。赫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维也纳住了40年，那种口音还是很重。吉妮亚的容貌也相当具有斯拉夫民族的特色，特别是她那高耸的颧骨、阔嘴、狮鼻和弓眉。不管有关吉妮亚身世的传闻是否为真，在还是少女时，她就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而且得以过着自由独立的生活，之后立刻跑到苏黎世。在世纪交替之时，只有苏黎世有招收女学生而以德文为主要语言的大学。过了几年，大概是在1903年或1904年吧，吉妮亚取得了德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她才20出头，便立志到维也纳，拆除当时奥地利大学体系对女子设下的藩篱。 从法律上来看，奥地利并没有禁止女学生上大学，只要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就可以自由选择一所大学就读。事实上，女学生一向被排斥在外。这种阻力通常是来自家庭，一般所谓的“世家之女”都被家人阻挡，因此无法入学。就以我母亲为例，她比吉妮亚小几岁，因此当吉妮亚出现在维也纳时，她正是上大学的年龄。当然她已表达过强烈的意愿，要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母亲的双亲皆已过世，生活起居是由监护人照顾的。这位监护人就帮她请来一位梵文教授做她的家教，并宣称这样她就没有好抱怨的了，因为他并没有阻碍她得到学习的机会，然而这位教授教的却完全无助于她的大学入学考试。
“你将来又不当老师，”这位监护人对母亲说，“用不着上大学吧。你既美丽，又有钱，要是再拿个大学学位，包管会把所有合格的年轻人吓跑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11）
但是，母亲不是泛泛之辈，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自由派，成绩又是绝顶的好，同时还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因此家中亲戚都曾坚决反对这个人来做母亲的监护人。
那些想要克服家庭障碍、通过考试的女孩，常常会受到恐吓。然而，在纳粹入侵的二三十年前，维也纳却出现了一位女性小儿科权威医师，也就是我们敬爱的“特鲁迪（格特鲁德的昵称）阿姨”。她和我们家族没有血缘关系，而是和父亲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我小时候，特鲁迪阿姨是欧洲唯一的女医师，并在大医院担任主任等要职。然而，在奥地利各大医院的主任中，只有她没有得到那令人羡慕的名衔——“教授”。一般只要是主任就应顺理成章成为“教授”，唯独她没有。
当年，她一心一意进医学院，没有人能阻挡或说服她放弃。然而，校方却叫她坐在最后一排，绝不可提出任何问题或是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在上学、当实习医师那几年的穿着打扮一定要和其他男学生一样，亦即穿衬衫、打领带，加上长裤、夹克等，才不至于“惹人注目”。即使特鲁迪阿姨容貌出众，美丽动人，而且人家并不会搞错她的性别，她还是规规矩矩地打扮成标准的男士。她的医学学位证书更是写着格特鲁德·比思“先生”。制定这些陋规的人不是个反女性主义者，就是个专讲歪理的官僚，然而这个人却是她自己的伯父——那所医学院首屈一指的解剖学教授。他在特鲁迪阿姨还小的时候，就鼓励她研究医学，特鲁迪阿姨的数学和物理学都是他亲自教导的。通常女生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几乎没有人准备这两个科目。
精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为已受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进入社交界做准备的一种私立学校，内授音乐等课程。女生进大学最大的障碍还在于，没有一所女学生可以就读的大学考试预备学校。女生虽然可以进中学，但是却少了两年大学入试准备课程。16岁，也就是中学毕业时，女学生通常进私立“精修学校”，修习以文化和礼节为主的课程。当然，这些女校不会教大学考试的主要科目，她们只研读现代语言、文学、音乐、艺术，还有一点点植物学，而拉丁文、希腊文、数学、物理以及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是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如果教育体系一直是如此，女学生就没有通过大学考试的希望了。不管是“明智”的*门，还是“开明”的社会大众都认为应当如此。
因此，吉妮亚计划创办一所专为女子而设的大学预备学校，执意向当前的教育系统挑战，而且绝不含糊。就像所有的激进分子一般，她也是古爱尔兰定义中的“爱好和平者”：先把对手打倒再说，然后才愿意好好地听人解释。她在最繁华的地段租了一大栋公寓，然后准备请老师来授课。不消几天，她就发掘了一些热心教育的老师。他们都年轻、充满热诚，且是在政府机关任职的自由派。她先在他们那儿登记上课，上了几堂课，就决定请这些老师到自己的学校任教。她认为这些老师不但教得好，不专制，而且鼓励学生发表意见。
我父亲就是她请来的第一个老师，赫姆则是第二个。有一次我问父亲：“吉妮亚到底是怎么说服您的？”
“你应该很了解她。她不是说服我，而是‘命令’我去的。有一天，我在办公，听到有位‘努斯鲍姆博士’来访。我看到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剪个小男孩发型，身穿鲜艳的苏格兰花呢装，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劈头便问：‘你愿意教星期一、三晚上，还是二、四晚上？’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星期一晚上通常都有事，吉妮亚就说：‘好吧，那你就教二、四晚6点半到9点吧。我们会帮你准备晚餐的。’”这就是吉妮亚，她这种作风我自己也领教过。 。。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12）
然而，大家还是对她开设学校不以为然。学生从哪儿来呢？由于家人反对，那些女生的学费恐怕没有着落。吉妮亚于是在维也纳报纸上登了全版广告，宣布招生事宜以及为大学考试所教授的科目，而且男女兼收。广告下方还有一行小字：“无须在意学费，收费标准可商榷。”
我母亲上完一节讨厌的梵文课后，刚好看到这则广告，于是立刻取出她那不值几文钱的珠宝，打破了存钱的小猪扑满，匆匆忙忙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往广告上登的地址跑。母亲当晚就开始上课了，吉妮亚还到我家里要求与监护人一谈。他当然拒绝付学费，不过吉妮亚很富有，愿意帮母亲预付学费，等母亲拿到了继承的财产再说。即使是身无分文的女孩，吉妮亚也可以帮她找到奖学金。
据说，开学的前两周，报名者已有300人之多，其中有100个是男生。不过，吉妮亚却告诉这些男生，他们还有其他学校可以念，所以就婉拒了他们的入学。在这申请入学的200个女生中，得到入学许可的有五六十个。两年后，有30人顺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而且名列前茅。为了庆祝这个空前的胜利，吉妮亚嫁给了赫姆。过了两年，吉妮亚的学校已经得到教育当局的认可，成为奥地利第一所真正的女子大学预校。就在几年前，德国才刚成立这样的学校。吉妮亚在奥地利创办的女子预校也比法国要早10年以上。在吉妮亚学校成立的翌年，奥地利出现了第一所男女生兼收的小学。到了1910年，吉妮亚的学生已有600人之多，并准备迁校，搬到维也纳第一栋四层楼高的办公大楼。这种大胆的作风又让维也纳人吃了一惊。在我印象中，只有这所学校没有尿骚味或是地板蜡的味道。
当时，吉妮亚才刚过而立之年。
这所施瓦兹瓦尔德学校日益蓬勃，直到希特勒侵占维也纳，令这所学校关门为止。不过在建校成功之后，吉妮亚却慢慢淡出了。虽然如此，她仍不想完全放弃教书这件令她满足的事，当有老师缺席、生病或是请假时，她就充当代课老师，一星期总会上几堂课。
她实在是个非常有魅力的老师。这么多年来，在我看过的人当中，只有舞蹈大师玛莎·格雷厄姆可与之比拟，散发出同样的魔力，让学生目不转睛。但据我所知，玛莎·格雷厄姆除了现代舞之外，没教过别的。吉妮亚却是任何科目、任何程度的课程，从一年级到最高深的十三年级，都可一手包办。我中学并不是在施瓦兹瓦尔德学校就读的，因为这所学校只收女生，但我常往那儿跑，因为有好几年，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那些女生，爱慕的对象一次还不少于三个，而且过几个星期又爱上其他几个，就这样老是陷入没有结果的单恋中。但我若听到吉妮亚要代课的话，就把那些女孩抛到九霄云外，偷偷地跑到吉妮亚那儿去了。
她不讲笑话，不说故事，只是下令，就有本事让三年级的学童着了迷一般练习乘法表。她说：“你可以做得更好。”或是，“你必须在7的倍数上多多加油。”她追求完美的个性深深地影响了这些8岁大的孩子。我也听过她对18岁的学生朗诵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波斯人》（The Persians），作为准备入学考试的语文课程。吉妮亚坚持他们要逐字翻译，因为这就是大学考试将采取的方式。下课前15分钟则停止练习，她以平和而带点沙哑的声调念着历经沧桑的薛西斯一世和合唱队之间最后的对话，把那种悲伤、哀凉表露无遗。突然间，课堂上的每一个人都被静穆震慑住了，久久不能动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13）
薛西斯一世（Xerxes，约公元前519—公元前465）：波斯国王，曾*埃及叛乱，率大军入侵希腊，洗劫雅典，在萨拉米斯大海战中惨败，晚年深居简出，为宫廷的阴谋者杀害。因此，除了偶尔代课教个几小时，吉妮亚已经慢慢淡出这个自己一手创办的学校。她成立了一个信托委员会来管理学校（我父亲一直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直到希特勒入侵为止），并为学校聘请专业的行政主管，自己则辞去所有的职务，根本不向学校领取分文。严格说来，她对办教育的兴趣不很浓厚，更别提管理学校了。她之所以兴学，是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女性将永远被摒弃在大学的门外。一旦目标达成，她的兴趣也就转移了。
之后，她努力为各种社会活动奔走，以解决或缓和某些问题。比方说，为了帮助在前线作战军人的妻儿，使他们不致终日活在忧虑的阴影下，吉妮亚在1915年成立了“家庭营”。在大战结束前，吉妮亚曾经一口气办了十来个家庭营。俄国战败投降时，还有数十万的战俘滞留在奥国，这些人处处可见，简直快收容不下了。在奥地利还有许许多多中上阶层的太太们，因先生上战场，天天在等待与忧虑的煎熬中度日。于是吉妮亚不顾那些将军的大声斥责，把这些妇女集合起来，成立了一支义工大队，为俄国的战俘提供人道援助。接下来，还组成“儿童营”呢，这在欧洲可是创举，这是为了那些父亲战死的孩童组织的公益团体。１９１７年，饥荒侵袭时，吉妮亚便办了“合作餐厅”，每个家庭只要付一点钱，就可以到这儿享受一顿简单但富营养的午餐。1919年，正值饥荒严重肆虐，维也纳就有15～20个这样的餐厅。１９２３年初，奥地利的货币终于稳定下来，德国却突然遭受通货膨胀的大难，吉妮亚的合作餐厅也就越过国界，在柏林生根。
在危机解除、大功告成后，吉妮亚结束了柏林的合作餐厅。这会儿，她的“公益活动”又转向了，摇身一变成为小老百姓的“包青天”——没有任何官方头衔，也无任何酬劳，却代表个人四处奔走，与繁文缛节以及冷酷无情的官僚体系作战。就在这几年当中，“文件”开始变得重要。现在实在很难想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护照、身份证、工作许可证和驾驶执照等都不存在，没有人需要这些东西，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突然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就不足以为人了，而且还得将各种文件小心地收藏好。维也纳到处都是没有文件的人：因为俄国大革命涌来的难民就有好几千人，布达佩斯也有很多人往维也纳跑，沦为难民；在这之后，所谓的白色“反恐怖”又产生另一批难民；还有不能回家的战俘、没有退伍令的返乡士兵，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这些可怜无助的人可说是20世纪初战乱、变动的受难者，最后都到了吉妮亚学校里那间拥挤不堪的小办公室。那儿有四部电话，成天响个不停。吉妮亚接了电话后，先仔细聆听，问几个问题，然后再请一个秘书打几通电话去查证来电者所言是否属实。她很厉害，可以大概听出哪些人是存心诈骗，哪些人才是真正受到命运捉弄的。不过，她也知道，自己一定要搞清楚真实情况，才能为人交涉。
“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看我哪一天被一个冒牌艺术家骗了。这样，就认为我完了。”她说。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14）
秘书在核对的时候，她就在一旁闭着眼睛思考，拟出一套策略，之后又变得生龙活虎，到处打电话。当时，她已经相当出名了。政府机关、专业组织和企业界等上层社会很少有人不知道她的大名。这些要人娶的多半是吉妮亚教出来的女学生，或者自己的女儿或侄女就在吉妮亚的学校就读。吉妮亚办事时，总是直接找最高负责人，不管认不认识。然而，除非知道要做什么，否则她绝不会打电话过去。她的至理名言就是：“不要问一个人该怎么办，直接告诉他怎么做就可以了。”她又说道：“如果这么做不行，或是有更好的方法，那人自然会回来告诉你。但是，你不告诉他们怎么做的话，他们就什么也不做，只会‘研究研究’而已。”还有，吉妮亚不会求助于人。她只是借着“施惠于人”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如何解决难缠的问题。
“您不是为了某件事担心吗？我已经找到问题的答案了。”这是她的开场白，然后才说，“我想您最近可能很忙，没有时间回某某女士的电话。还记得她吧？年纪轻轻的，丈夫就战死了，三个儿子还在上中学呢。这些孩子应该可以得到学费减免吧。她的丈夫在俄国成了战俘，在俄国发生革命和内战之后下落不明。据他的战友带回来的消息，他已经死了。当然，这样是无从拿到死亡证明的。我晓得您的立场很为难。不过，想想看吧，假如这位战士可以生还、回家，提出申请的话，这些孩子因为是退役士兵的子女，不是也可以得到学费减免吗？如果有死亡证明，他们的母亲一样可以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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