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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世纪精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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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美元的贬值应该使日本商品在美国的价格有所提高。但是相反，日本公司的做法前所未闻，非常新鲜，他们为了维持在美国的原有市场份额，主动削减了50％的利润。为了弥补在美国的利润损失，日本公司大幅度提高了产品的国内价格。此举非但没有引起经济衰退，日本反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消费热潮。这大概是因为日本婴儿潮时期的那一代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在消费上不断攀比西方的同龄人，这与传统的理论观点（高价格会抑制消费，增加储蓄）也有出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它证明微观经济——众多个人与企业的决策——颠覆了主权国家可以控制宏观经济的传统观点，现在仆人控制了主人。
比如，凯恩斯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个人花钱的快慢——会长期保持不变，它是一种社会习惯。但是，每当我们用现实检验这一理论假定时，它都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个人控制消费速度的能力——而不是政府的控制能力——可以解释卡特总统政策失误的原因。消费者不会按照书本上教的那样去消费和就业，相反，他们把钱存了起来。在里根时期，美国消费者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转变，开始增加消费，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巨额贸易逆差的情况下，里根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仍然发挥了效用。
类似地，日本公司的行为也不利于贸易平衡，因为它们追求的是“市场份额最大化”，而不是“短期利润最大化”，这与当前经济理论对其行为的“合理”预测有很大差异。在全球经济中，经济合理性的含义与它在国家经济中的含义有所不同。正如日本人所理解的，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是对长期投资的回报，重要的是在整个投资生命周期中的总回报，而这种动态化的回报取决于对市场份额的垄断程度。
当然，现代经济理论还没有开始考虑科技与创新问题。但是，创业、创造和创新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经济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因此，个人和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行为击败了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因为各个国家已不再拥有主权国家的全面控制经济的能力。新的经济现实宣告了凯恩斯理论的破产。
凯恩斯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经济思想集大成者。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新的综合，提出新的模型，解释“四种经济形态”如何相互作用造就了新的经济现状，那么，经济理论可能就走到了尽头。没有经济理论就没有经济政策——政府对经济周期和经济环境的调控就失去了根基。
未来任何有价值的经济理论都必须把以货币、信用和利率为主的宏观经济，与以企业、个人如何投资与消费为主的微观经济融为一体。这样的理论还必须考虑创业和创新的动态变化影响。
在英文中，天气指短期，气候指长期。参见下文。——译者注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新的经济现实意味着我们已经无法再控制经济的衰退和繁荣周期、失业率、储蓄率和消费比例等经济“天气”，而只能控制“经济气候”——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增加受教育的劳动人口，以此促进知识社会发展。总而言之，对于经济发展，有效的将是预防性药物，而不是短期的胡乱尝试。［1989］第一部分Managing for the Future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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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触手可及的未来（1）
触手可及的未来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环境的5个重要领域以及企业的战略、架构和管理将会出现深刻的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将会变得与商人、政治家、经济学家心目中想当然的那个世界经济显著不同。互惠（reciprocity）将成为国际经济整合的核心原则，这一趋势目前已经难以逆转了，无论你喜欢与否（我就不喜欢）。
经济关系将越来越多地体现为贸易集团之间的关系，而非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实如此，十年之内，围绕日本松散组织起来的东亚集团、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美经济体很有可能会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行为将表现为这三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或三边关系。
互惠政策很容易蜕变成最为恶劣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就是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并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和企业家能够勇于行动并且富于想象力，互惠也能够成为扩大贸易和投资的有力工具。无论如何，互惠可能已经是大势所趋了。这是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国家——日本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的反应。
过去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经济大国，随后就会出现新的经济整合形式（例如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跨国公司，就是对美国、德国两个经济大国崛起的反应，这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有很大差异，到1913年为止，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产量已经和现在一样多了，甚至可能比现在还要多一些）。无论好坏，互惠政策都是把现代而高傲的非西方国家（例如日本），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方式。
即文化侵略，用西方文化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译者注
主要是指在技术专利上，双方都允许对方在授权范围内使用自己的专利。——译者注西方再也不会容忍日本近几十年来的敌对性贸易方式——即在本国市场筑起壁垒来保护其社会结构和传统，同时坚决支持少数几类日本产业走出去占领世界统治地位。然而，西方的模式是一种自由竞争、自由价格的经济制度，经济合理性是其最终评判标准，这与儒家社会格格不入，反而被其视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通过互惠政策，有可能在文化迥然不同的社会之间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
加入联盟
第二，企业会通过联盟的方式将自己融入世界经济：参股、合资、共同研发与营销、子公司或特定项目的合作、交叉授权（crosslicensing）等。合作伙伴不仅包括其他企业，也包括像大学、健康保健机构、地方政府这样的非营利组织。无论如何，传统的经济融合方式——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还会继续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在迅速转向联盟关系：它的基础既不是贸易关系中的商品，也不是跨国公司对权力的掌控。
以下原因可以解释这种迅速发展的趋势：
很多中型企业甚至是小型企业，必然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为了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中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企业越来越需要在全球所有发达国家的同类市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中小企业很少拥有足够的财力或管理能力去建立海外子公司或并购海外企业。
从财力上说，只有日本人还有能力建立跨国公司。它们的资本成本大概是5％左右。相反，欧洲或者美国的公司则需要付出高达20％的资本成本。无论是通过企业自身的有机增长或是兼并收购，很少有投资项目能够得到如此高的回报（除非是汉森（Lord Hanson）或巴菲特（Warren Buffet）这类管理专家进行的并购，他们知道如何找到基本健康却又管理不善的企业，并使之咸鱼翻身）。对于跨国投资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还要面对汇率波动以及不熟悉外国投资环境的风险。从财务上看，近期欧洲公司在美国进行的并购大部分是不合理的。如果说理由是现在美元疲软，因此这些并购很“便宜”，那么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毕竟并购过来的这些公司在经营中挣的也是美元。只有非常大并且拥有充足现金的公司，才能够在今天走跨国公司这条路。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章 触手可及的未来（2）
不过，联盟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技术和市场。在过去，技术很少重叠。做电子的人不需要知道太多的电气工程或者材料方面的知识；造纸商只需要知道造纸机械和造纸化工即可；电信产业过去是自成一家的；投资银行也是这样。然而，今天这种情况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即便是大公司也无法只通过自己的实验室而获取自己所需的全部或大部分技术。相反，现在一个优秀实验室的研发领域往往非常广泛，可以超过任何一家大型多元化公司的经营范围。因此，制药公司需要与基因专家联手；商业银行要与保险公司结盟；像IBM这样的硬件开发商要与小型软件公司合作。一项技术发展得越快，对这类联盟的需求就越大。
同样，各种市场也在飞速地变动、合并、交错、重叠，它们也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了。
联盟虽然是必要的，但绝非易事，需要企业对合作目标、策略、政策、关系以及人员等方面前所未有地极其清楚，还要求对于联盟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有一个事先的协定。因为联盟越成功，就越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最好分析并不是在管理学著作里，而是丘吉尔在其自传中关于其祖先马尔波罗（Marlborough）第一公爵的描述。
此人为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祖先，擅长合作，一路高升至第一公爵，在对法战争中，得到了多个城市及多家大企业的财力支持，最终获胜，成为一代名将。——译者注公司重组
第三，自从现代公司于20世纪20年代实际形成以来，与其他时期相比，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界将经历数量最多的、最为彻底的公司重组，仅仅在5年之前，当我指出以信息为基础的企业较之传统企业将设置更少的管理层级时，还被视为很轰动的新闻。到现在为止，相当一批或者说大多数美国大公司，都已经削减了1/3甚至更多的管理层级。但是，大中型企业的公司重组（最终还将包括小型企业）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企业将遵守两条法则：第一条，将工作移往人们居住的地方，而不是把人们移到工作的地方；第二条，把那些不能提供高级管理职位和专业职位晋升机会的工作（如文秘工作、后勤工作、经纪公司的“后台”工作、大型建筑公司的制图工作、医院里的实验室）分离出来给外部承包商去做。用股票市场的术语来说，公司是在进行分解（unbundled）。
也有人译为分离或松绑。——译者注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我们已经掌握了低成本地快速传输思想和信息的能力。与此同时，19世纪的伟大成就——运载人的能力，其缺点已经超过了其优点。证据就是：在大多数大城市中，每天的上下班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越来越拥挤的交通要道上空总是弥漫着一片久久不散的烟雾。把工作转移到人们聚集的地方已经成为一种热潮。很少有美国银行或者保险公司仍然在中心商业区的写字楼里做文书工作，大多已经转往城市郊区的卫星城或者更远的地方，纽约一家保险公司就每天晚上把它的索赔单据空运到爱尔兰去处理。目前，几乎没有哪家航空公司在其总部甚至机场内提供订票服务。
要使这种潮流变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可能我们还需要再经历一次能源危机。但是，大多数既不涉及决策又不需要与客户进行面对面接触的工作（这意味着所有的文书工作）将在10年内被转移出大城市，至少在西方国家是这样，我估计东京和大阪要多花一点儿时间。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1章 触手可及的未来（3）
（顺便说一下，这对于19世纪交通革命的产物——大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巴黎、纽约、东京、法兰克福——已成功地在20世纪从制造中心转型成为办公中心。它们还能再次成功转型吗？新的转型是什么呢？世界范围内始于18世纪伦敦的大城市房地产热潮已经走到了尽头吗？）
“外包”的趋势也正在顺利发展，甚至连日本也是这样。现在，多数日本大医院的保洁工作是由服务于美国医院的同一家承包公司的日本分支机构承担的。隐藏在这种趋势背后的是对服务工作生产率日益增加的需求，而这种服务工作主要由文化或技术水平不高的员工所承担。这几乎肯定要求企业将此类工作外包给独立的、自身有职业晋升阶梯的外部公司。否则，这类工作将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进而人们在质量、培训、工作效率研究、工作流程和工具方面将不会尽心尽力。
最后，在20世纪末期，公司规模将会成为一种战略性决策。“大的更好”或者“小的更美”的说法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无论是大象、老鼠还是蝴蝶，从它们自身的角度来看，没有哪个是更好或者更美的。这正如苏格兰生物学家达西·汤普森（DArcy Wentworth Thompson）在其1917年的著作《生长和形态》（On Growth and Form）中所说的：生物体形的大小是由其功能决定的。
其中译本2003年出版，袁丽琴译，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也有人译为马莎百货。——译者注跨国汽车公司，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必须规模庞大。但是劳斯莱斯这类针对细小利基（niche）市场的小型汽车公司也有其生存空间。另外，几十年来全球最成功的零售商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一直是一家规模适中的企业而非大公司。东京的伊藤洋华堂（ItoYokado）也是如此——它被认为是过去十年间最成功的零售商。成功的高科技工程公司通常也是中型企业。相反，在另外一些行业中，中型企业并不成功，例如，成功的医药公司要么规模特别大，要么特别小。由于管理和信息现在变得非常容易获得，大规模的优势就不再明显了；由于要进行全球性思考甚至是全球性运营，小规模的优势也被抵消了。管理人员越来越需要选择合适的企业规模，这种规模必须要适合企业的技术、战略和市场。这是一个艰难的风险性决策，而且正确的企业规模往往与能够满足管理层心理需求的规模是不一致的。
管理层面临的挑战
第四，公司治理方面也存在问题。形势分析师可能犯的最大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错误——就是太过于超前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1976年出版的《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在那本书中我分析了大型上市公司的所有权转给了公司雇员群体的代表——即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这是所有权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它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公司治理方面。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大公司职业经理层学说遭到了挑战；其次，大公司管理层的责任与合法地位也遭到了新的质疑。
《看不见的革命》可能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但是其中的观点太超前了，以至于没有人关注它。5年之后，敌意并购开始出现。之所以能够出现敌意并购，主要是因为在法律责任、利益以及心态等方面，养老基金是“投资者”而非“所有者”。而且敌意并购确实对公司管理层的职能、角色与合法地位提出了挑战。
第1章 触手可及的未来（4）
公司并购者声称：企业管理层必须对公司绩效负责，而不是追求自身利益。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将绩效界定为股东的短期收益却是大错特错了。这将迫使公司所有其他成员——特别是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只是去满足仅仅关注短期收益的人群的要求。
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通过法院进行调整：逐渐把此类员工的工作视为一种“财产权利”。同时，美国一些大的养老基金（尤其服务于公职人员的那些规模最大的基金），开始从长期角度考虑自己对所投资企业的义务，即从所有者的角度考虑自己的义务。
但是，并购者们的错误还体现为这些短期股东利益并不能实现财富创造最大化，众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要求在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之间取得平衡，而这也正是管理层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我们向他们支付薪水的原因。而且，我们知道如何建立和保持这种平衡。
到目前为止，公司治理主要还是英语国家的重大问题，但它有可能很快成为日本和西德的重要问题。到目前为止，在这两个国家中，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之间的平衡是由控制着公司的大银行确定的。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大公司正在逐渐脱离银行的束缚。而且，与美国一样，退休基金在日本大公司股权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很快就会达到与美国一样高的水平，并且它们同样只注重短期的股市收益。换句话说，公司治理很可能会成为所有发达国家的重大问题。
也有人译为本益比，指公司股价与每股收益的比率。——译者注同样，大多数人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实际上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正确答案了。哈佛商学院的詹森教授（Michael CJansen）最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大公司，尤其是美国的大公司，正在逐渐“私有化”。它们的股权逐渐由少数几个大股东控制，这样，股份持有者就会将目光放在长期价值而非短期股市收益上。实际上，只是在日本，因为它有非常高的市盈率（price/earnings ratio），公开发行股票依然是大公司最佳的融资方法。
通过分解实现公司成本结构的灵活变动（从而能够让它维持短期收益和长期投资）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再次显示了它独到的方式。为了实现短期收益（以及工人的就业保障）和长期投资的均衡，日本的制造业大公司采用了“分包”（outsourcing）制度。与西方同行的常规做法相比，它们从外部分包商那里采购的零部件要多得多。这样，在必要的时候，它们就可以通过将市场短期波动转嫁给外部供应商，快速且大幅度地降低成本。
关于公司管理层的职能、责任与合法地位的基本决策（无论是由公司、市场、律师/法庭、或者立法来确定），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公司资本主义失败了，而是因为它取得了成功，但这些问题使其更加充满争议。
政治至上
第五，主导20世纪最后10年的将是国际政治和政策的迅速变化，而不是国内经济。因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自由世界一直奉行的是牵制苏联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已经过时了，因为它已经取得了成功。最近几十年的另外一项基本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恢复市场经济，也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是，对于这些成功引发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这些问题包括：苏联不可逆转的解体等。
另外，还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新挑战：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第三世界融入全球经济、控制与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控制全球军备竞赛所造成的污染。这些都需要步调一致的跨国行动，这方面已经有少量成功的先例了（我们能想到的有：打击贩卖奴隶、立法禁止盗版活动，红十字会的出现）。
过去的40年尽管存在对抗与危机，整体而言是政治稳定的40年。未来的10年将会是政治动荡的10年。如果不考虑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失误，从1945年以来，美国的政治生活主要是由国内经济问题主导的，比如失业率、通货膨胀、国有化/私有化等。这些问题并不会消失，但是，国际政治问题和跨国政治问题将会逐步凌驾于国内问题之上。
有什么影响呢
我上面描述的问题并不是一种预言（预言对于我没有用，我也不喜欢它），而是一种结论。所有在此讨论的问题都已经发生了，只是它们的全部影响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罢了。我希望大部分读者能够有共鸣，并且点头说：“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怀疑，很少会有人扪心自问：“这些变化对我的工作和我所在的企业会有什么影响呢？”
［1989］
第2章 经济学的缺陷（1）
经济学的缺陷是什么创造了财富？过去450年以来，经济学家要么忽略了这个问题，要么只想寻求简单的答案，或者轻视以前的看法。无论如何，我们从每种诠释中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第一代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即购买力。其目的是通过积累黄金及实现贸易盈余来增加货币财富。另一种理论认为：财富不是人类创造的，而是大自然创造的——即土地创造财富。
还有一派经济学家将财富和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财富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把财富与人类创造联系了起来。但是，这种观点也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因为我们无法用它来预测或分析事情。
100多年前，经济学一分为二。主流经济学索性放弃寻找创造财富问题的答案，成为纯分析性的理论，不再将经济学和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于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研究商品的学科。分析能力是当代经济学的一种强大力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时也使人民大众普遍对这门学科望而却步。由于经济学缺少财富与价值方面的基础，所以无法对大家解释什么。
两难选择
*创造劳动价值论时，就认识到了纯分析性经济学的缺陷。“*主义经济学”这个词本身是矛盾的，它既不能进行分析也不能进行预测，但是它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正是因为它的基础是价值理论，它将财富的创造定义为人和劳动。
因此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我们面临着一项选择：一方面是一套具有强大分析能力，却没有价值基础的经济学；另一方面是一套根本不是经济学，而是一套以人为基础的体系。今天，我们终于明白：这个两难问题是可以化解的，并且我们已经开始采用正确的方法，即便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如今我们知道，财富的来源是某种人类独有的东西，也就是知识。假如将知识应用到我们已熟知的工作上，则称为“生产率”；假如将知识应用在新的工作上，则称之为创新。只有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两项目标。
劳动传统
但这并不总是正确的。两百多年前，当亚当·斯密撰写有关“劳动传统”的文章时，引用的例子是住在今日德国中部的人们，当时由于冬天漫长，经常下雪，那里的人们学会了做木匠活、制造钟表和小提琴。亚当·斯密说，除了少数案例之外，当逃难者或移民将手艺带到某一地区时，需要200年的时间才能成为当地人掌握的手艺。
当美国赢得独立时，情形的确如此。当时，每位美国领事的手边都有一笔数额不限的“行贿基金”（可能是180美元），以便邀请英国技术工人，并为他们伪造文件，然后让他们赴美国传授如何制造纺织机和印染机的技术。这段历史发生在1810年左右，这也是新英格兰崛起、成为工业重镇的原因所在。
然而在19世纪，德国人发明的学徒制将200年缩短为5年；在20世纪，美国人发明的培训制度，又将5年缩短为6个月甚至3个月。美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了培训方式，是因为美国没有劳动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发明传播到了全世界，这也是各个国家无法再依靠劳动传统进行竞争的原因之一。
学习和知识
就在不久以前，任何一位住在发达国家的人，过体面生活的捷径就是成为掌握一些技术的机器操作工。工作6周以后，他的收入也许比副教授的收入还高，更甭提教学助理了。可惜这都过去了，如今只有通过学习和掌握知识，才有望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2章 经济学的缺陷（2）
试想在30年前，整个韩国找不出一个掌握某项技术或工艺的人，这只是因为50年来，日本不允许这个邻国掌握任何技能。如今受培训的影响，韩国几乎可以完成发达国家能做的任何事情。
当然，认识到知识是财富的源泉会对经济学造成重大影响，而经济学现在正处于困境之中。在过去，经济学是一门令人喜爱的学科，因为它并不重要。要是有人在1925年请教经济学家一个问题，得到的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答案：“我不知道”（至少是个谦虚的答案）。接着他会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少干预，然后祈祷。尽可能地减税，少消费，然后祈祷。”
新哲学
然而现在，跟我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变得骄傲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文职官员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异表现。从军方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低潮期，然而文职官员的表现却很惊人。各个国家在1914年12月前实际上都破产了，根据传统的游戏规则，战争应该停止了，但是各国又继续战斗了4年，这是因为文职官员的能力极强，这种能力改变了局势，给予众人以伟大的假象。
1929年大萧条后，突然出现一种奇怪的观念，即认为政府应该能为经济做一些事情。这种信念在过去是前所未闻的，但在当时却成了一种流行，其逻辑类似如下观点：“你都能够把一个人送上月球，为什么不能对艾滋病想想办法？”于是，一种“知道各种答案”的经济学开始发展起来。
凯恩斯提供了答案：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只要创造更多的购买力就行了。另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中活着的最后一位大师）修正了凯恩斯的说法：“你甚至无须如此费事，只要确保货币供给增长即可。”对于供给学派来说，答案甚至更加简单：只要减税即可。还会有什么答案比这更美好、更吸引人呢？快乐时代的终结
在19世纪，人们习惯称经济学为“悲观的科学”，因为经济学总是逼迫我们作选择，而我们不得不放弃某些东西。突然间，在过去的50年中，经济学成了一门乐观的科学。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经济学开始行不通。每当我们应用经济学时，它总是不灵验。更关键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假设：主权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独立生存，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假如各个主要的工业国愿意将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交给一位沙皇、一位高官或是一个公共机构的话，经济理论是可以行得通的，然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小。两相比较，在拉斯韦加斯玩老虎机赢取100万美元的机会要更大一些。
多数经济学家也都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是一种社会习惯，是一个常数，但所有证据都证明这是错误的。当美国在1935年首次测试这个理论，给美国人更多收入时，人们并未去消费，而是把钱存起来。结果美国经济在第二年崩溃了，比1930年或1931年的情形还要糟糕，因为美国大众使这项经济政策失效了。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卡特总统及里根总统执政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就像青少年时装一样变化无常，甚至更难预测。站不住脚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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