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生了什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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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2日，在村社民主的道路上蹒跚了一年的罢免大会召开了。440名有选举权的村民到会355人。350张有效票数，以超过半数以上的法定票数，合法地罢免了村委会主任等四名村官。
　　又2个月，“反对派领袖”董志平毫无悬念地当选新的村委会主任，组成了新的“内阁”。
　　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董说他真的厌倦了。和村支部的矛盾，使得他的工作举步维艰。他每年领取36000元的工资，相当于自己补贴上去的数字。
　　现在，他最头疼的是，村民一早就堵住他的家门，以娶媳妇办公司为由，要求分得属于他的那一份集体资产。据悉，水心村现在的集体资产有好几个亿。
　　董说，摆平水心村的矛盾，已让他心力交瘁，除了躲避，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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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高一尺，“道”也高一尺
当肇始于义乌的新富阶层走向乡村政治前台，成为民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防止新富参政“为政不仁”的协议村官制度，在瑞安诞生。当一个城镇的居民被“贿选”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委托选举公证。它们的出现非但是民主之魔与民主之道的赛跑，也将村社民主的制度创新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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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1）
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既然新贵参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考量，那么，如何保证有着经济人本性的“新贵”执政后不滥用政令，不搞权钱交易，不损公肥私？
　　“我是‘协议村官’。”不善辞令的王献桃说起话来开门见山。40岁上下的王献桃，是新当选的“村官”，一个多月前，经由村民民主选举这个似乎新颖的乡村政治活动，由商入仕的他，被选票拥戴为浙江瑞安市莘塍镇红光村村委会主任。
　　2002年8月7日，在王献桃略显宽敞的办公室，他用短小的手指掀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取出一纸《协议书》，递给记者看：“呶！我是乙方，名字签在这儿。”红光村党支部书记何小林，则作为全体村民的代表，以甲方身份签字。
　　这个40天前签订的协议书，将村官有可能“违法行政”的11个层面一一列出：村集体建设项目的确定和发包；土地规划和宅基地的分配、使用；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方案；集体资产出租和其他收益的管理与使用；建设资金筹集、管理与使用；违反规定报销、公款私存或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等行为。
　　王献桃说，尽管协议烦琐，约法十一章，但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如果就任村官后，不搞阳光政治，暗箱操作，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他将承担赔偿责任。
　　据悉，王献桃的协议不是独创，自今年5月瑞安市推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以来，逾千名村官持有王献桃手中的协议书，“协议村官”出现在瑞安1/3的村政舞台上。
　　当下，在浙江富裕地区的村政舞台上，活跃着一批私产甚丰的村官，由于其完成了从乡村经济精英到村政核心人物的转变，有研究者尝试着称之为乡村“新贵”。从事房屋中介生意的王献桃，只是众多从乡村新富阶层中涌现的“新贵”之一。
　　“协议村官”的出现之所以能够引起各界的关注，与众多“新贵”通过捐资参选，走向村政舞台的背景有极大的关联。在一些受访者看来，“协议村官”能够最大限度地防范新贵为“政”不仁，以“政”谋私。
　　“新贵”捐资参政
　　2002年5月31日，记者在浙江义乌，一个私企业主云集的富裕的县级市，对乡村新富走向政治前台，作了从个案到一般的考察。我们惊异地发现，代表乡村新富阶层的农村私营企业主通过捐资参政，走上政治前台，已不是个别现象。在浙江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那里的社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那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的强烈需求，激发了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渴望。
　　2002年5月31日下午3时许，我们在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主任杨保伟家，见到了这个“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握手，让座，敬茶，38岁皮肤白皙的杨，举首投足间尽显浙江民营企业家精明豪爽大方之形象。两个多月前，杨捐资10万人民币，竞选上村委会主任，成为上杨村村政的核心人物。从他身上，既感受不到传统社会底层农民的习气，也闻不到旧式村官惯有的小官场气息。尽管，他在3月的民主竞选中获得的村官身份，是农民加“官”的集合体。
　　他的名片还是用于商务：杨力制笔厂厂长。1997年，在义乌小商品行销世界的潮流中，杨裹进了制笔业。如今，上杨村的制笔作坊，已经为中国提供了一半以上的中低档铅笔。杨始终屹立在上杨村制笔业的潮头。由此完成了他由一个有钱的义乌人到富有的义乌老板的转变。
　　2002年初，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在即，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三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在经济上有影响力，但始终远离乡村政治舞台的杨，如同一匹“黑马”，闯入了选举人的视线。在义乌市民政局主管乡村选举的官员看来，杨为其他村民交纳农业税的宣传是不合适的，因为交纳农业税是每个农民应该承担的义务。但出钱参选是不应该被禁止的。
　　

“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2）
于是，10万元成了为杨助选的“利器”。
　　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杨，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成一村之长，当上了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官，但事实上并不在国家官员序列的名义上的“村官”。
　　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量
　　10万元，在中国乡村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义乌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市府五六个局长级公务员一年的薪水。
　　10万元，对杨而言，也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数字。杨坦言，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这笔钱，他能为10个工人发放一年的工资。因而，他掏出这笔钱的时候，不像外界说的“不在乎”。
　　那么，杨为什么舍得10万元捐资参政？有所舍，就应该有所得，那么杨能得到什么？
　　在谈论村政的过去时，杨在表达他不满意的态度的同时，提到他捐资参政的原因。
　　上杨村临近市区，差不多寸土寸金，800余户的村庄宅基地异常吃紧，有钱也没地方盖房子，村里130户人家做制笔生意，厂房和民用住房混合在一起。杨虽然有一栋三层的小楼，父母却不得不寄宿在叔父家中，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回家，连个窝都不容易安排。
　　在此情况下，有村民提出另外规划新村，整体搬迁到别处。但是，个别在村政中拥有话语权的村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同意新村规划的建议。
　　杨感到，“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力，才能为自己和多数人谋取合法权益。”
　　仅仅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促动杨拿出10万元。
　　杨是上杨村铅笔制造业的排头兵，由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的产品的创新没有好的办法加以保护，被克隆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的损失在这个方面很大，克隆他的人也挣不了大钱。可是他没有好的办法阻止这一切。他想到，要是当了村长，有了发言权，他就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技术创新，一起致富挣大钱。
　　一名制笔的村民说：“假如这个想法实施了，他一年多挣的钱可能就有10万元。”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杨还有政治上的需求。
　　于他，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被承认。
　　杨的父辈祖父辈都是农村的木匠，忙时务农，闲时做工。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乡绅治理下的农村，和乡镇政府管理下的农村，出人头地过。而村长，在乡村，绝对是有头脸的人物。
　　杨说，他不是冲着这个虚荣来的，但他不否认他渴望这样的光荣。“我当村长，还是想为整个村子谋取利益，我的政治抱负在整个上杨村。”
　　道德权威让位经济能人
　　村民的选票是否冲着10万元的捐赠？
　　在上杨这个年销售额将近一个亿的村庄，受访的村民一般都以蔑视的表情否定了记者的疑问。
　　据称，上杨村从1997年大规模制笔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穷的人家也有四五万的存款。只要劳动，就没有过不好日子的。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杨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反响就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大了。
　　一个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选票，关键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干，村里发展会快起来。”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上杨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怀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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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3）
其实，早在三年前，义乌的一个乡镇就有一个私营企业主捐资参政。
　　蒋说：“以前我们没有在意，今年较为普遍地出现，我们就必须有态度了。我们请示了市委，最后一致认为不是贿选，所以，我们持两不态度：不提倡，不反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说，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
　　据悉，经济能人在竞选村官中战胜道德权威的例子在中国的一些乡村随处可见。
　　新富参政是必然趋势
　　“老板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反复强调他的这个认识。
　　他说，新富参政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一生，留个好名声，过过村官瘾，让家乡热土变变样。比较而言，通过当村官捞一把的人很少。
　　在他个人看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站出来竞选村官，至少应当看到这些老板有能力的一面，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成为“领头羊”，只要选举程序合法，且他们在当选后能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应当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路。
　　一些学者认为，乡村新富阶层渴望参与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以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乡村社会动员运动。这场运动的经济内涵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广，而政治内涵则是乡村民主自治选举的实行。
　　在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是通过上一级政府的任命而确立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法性获得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党国英说，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最强烈。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
　　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
　　有官方背景的学者进一步论述道，让乡村新富阶层走上政治前台，不仅有利于农村增收现实，而且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有利于社会稳定。理由是：他们是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当“新贵”为“政”不仁
　　然而，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既然新贵参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考量，那么如何保证有着经济人本性的“新贵”执政后不滥用政令，不搞权钱交易，不损公肥私？
　　瑞安是温州一个发达的县级市，全市村集体资产超过100万元的村数以百计，有的村光银行存款就达几千万元。村民反映一些村干部在财务管理、工程发包、土地转让等方面的问题，成了瑞安市的信访“热点”。
　　据瑞安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实上，有不少“村官”在村务管理、决策中存在明显的故意过错行为，给村集体造成很大损失，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个中原因，主要是村委会不是政府部门，行政监察用不上；如果村干部不是党员，那么党纪监督也对其行不通；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收受贿赂、非法占有集体资产、贪污的犯罪行为，也难以适用刑事处罚。
　　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当新富阶层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愿望时，担心他们“执政”后“为政不仁”的顾虑，就在情理之中了。
　　“富人政治偶尔会出现一些不良现象，”著名学者党国英，较早研究乡村新富阶层政治诉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研究论文中说，“这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怎样的“政策”才能“调整得当”？
　　研究者认为，瑞安市“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度”这样的“政策”就比较“得当”。起码，瑞安农村的民众是欢迎的。
　　在首个试点村安阳镇北隅村，新当选的村委会副主任刘德龙说，他们签《协议书》时，“在场的村民都鼓掌了”。谈起对“协议村官”的看法，有的村民反问记者：“如果村干部没有私心杂念，他为什么不敢承诺呢？为什么不敢签协议呢？”
　　

“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4）
北隅村试点的消息很快传开。随后，包括邻近县市在内的许多村，纷纷派人前来取经，有的要求乡镇政府帮助他们尽快建立这项制度。
　　根据这项制度的要求，当“村官”还是候选人时，就得首先填写一份《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承诺书》，张贴在村委会公告栏。承诺的便是协议书中规定的有关条款。
　　“候选人做出承诺”、“当选后须签订协议书”，这些条款写进了由瑞安市司法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订的《村民自治章程》。
　　如此一来，起诉违规“村官”就有了法律依据。瑞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戴贤信说：“推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后，村民如果根据《协议书》或者《村民自治章程》的规定，提起侵权之诉或者合同之诉的，法院将依法受理。”
　　用合同的方式约束村干部，或者说走向村政前台的乡村新贵，在法律上是否妥当？专家们认为，村主任违反财务规定，乱开支和乱报销，或者在村务管理决策上胡来，本身就属于侵犯集体权益的行为，完全可以适用于民法。“村官”与村民之间的协议方式，是对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化。
　　这项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瑞安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国民认为，近年来，农村村委会选举中，有的候选人摆酒请客、贿选，甚至采取暴力介入手段，就是因为心术不正，看中了村级资产。而这些资产在处置过程中往往缺乏监督。
　　“毫无疑问，民主监督不力，导致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形同虚设；如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到位，民主监督落到实处，想‘捞一把’的人就会打退堂鼓。”浙江省民政厅助理巡视员何志权说。这位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此举实际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它起到了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作用，可以依法规范村委会选举，刹住一些地方村干部选举中的不正常现象。
　　浙江大学法学院赵世义博士认为，“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把因经济问题引发的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纳入法律诉讼程序，改变了动不动就“上访”的习惯，有利于培养法治精神，有助于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当然，这一制度也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它会不会形成事实上的村干部候选人财产资格限制？公务管理究竟应当依靠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群众？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尚不够成熟的制度，是实行农村民主自治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1）
被“贿选”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温州市沙城镇，在刚刚结束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创造性地提出委托选举公证的指导意见。他们说，堪称“全国首创”的民主的制度创新，委实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至于是否能在中国乡村大地开花结果四处繁衍，他们也不晓得。
　　2005年4月5日，寂寂无名的温州农民孔令训的名字，登上了《中山日报》。不同于赫赫有名的温州富翁，在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做小生意的孔，还是第一次享受见报的殊荣，且与中国村社民主的制度创新联系在一起。
　　孔是温州市瓯海区沙城镇永阜村村民。3月下旬，他收到一纸来自千里之外的老家的通知书，落款是永阜村委会选举委员会。通知称，永阜村新一届村委会班底的选举将于4月8日掀开帷幕，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亲自回去参加投票，另一种是委托投票，但需要办理有关法律手续。同时收到参选通知书的还有孙菊玉小姐等8人。
　　由于生意不容许他们悉数返回老家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他们选择最后一种方式。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每位选民可以接受3个人的委托。依此，8人合议后决定，留下六个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其余两个人返回永阜村参加民主投票，并接受留下六人的委托，代他们每个人投上神圣一票。
　　3月31日，孔等8人一行去中山市菊城公证处，共同申请办理委托选举公证。从身份证看到委托书，该公证处的公证员们一一审核他们携带的材料。虽然从未接受过这样的请托，略显惊讶的公证员们，还是在法定范围内爽快地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当日，菊城公证处收取了他们500元的公证费，为他们出具了两份委托选举公证书。拿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2名回家参加选举的受委托者，几天后就返回到故乡温州，去那个早已城市化涂改过的村庄，代表委托者的意愿选举他们真正属意的村官。
　　沙城镇人大主席团项主席对我说，委托选举并不止步于永阜村，4月上旬以来，已有百余名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的沙城镇农民，通过公证的方式，委托在家的亲朋行使自己的民主意志。
　　4月6日出版的中共温州市委机关报《温州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载了这一消息，并认定沙城村民办理委托选举公证书系国内首创。《中山日报》也宣称，菊城公证处所遇到的委托选举“村官”公证案，是全国首宗。一个长期致力于中国基层民主研究的专家对《南风窗》说，2005年是中国部分省、市（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年，沙城镇的这一创举，为在外经商、务工的村民行使选举权，提供了一个范本。
　　温州市人大研究室主任胡经琨说，他很快慰于这样的民主制度创新，虽然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委托选举一定要公证，就龙湾区沙城镇村委会选举的实践而言，这样的公证无疑是符合实际的。
　　不得不的选择
　　“沙城镇搞委托选举公证，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创新。”温州市龙湾区人###律工作委员会一负责人说：“上一届沙城镇所辖各个村庄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把国家民政部的调查人员都引来了，说是贿选成风。我认为，委托选举公证，是抵挡贿选的不得不的选择。”
　　我对该人大常委会官员所叙述的背景并不陌生。2002年夏天，“海选”村官这个中国乡村最大的民主政治，同时在沙城镇15个行政村启动。经历过第一轮“海选”的选民们，对选举村官已不像三年前那么陌生，新鲜的是他们的选票还可以和希图走向村政舞台核心的新富们“交易”。投票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收到了候选人送来的礼品。于是，温州人的“常用词典”中多了“贿选”这个词。尽管严格界定贿选，是个异常复杂的事情，但乡村村社阶层的一般民众，还是将“新富”们用香烟酒席钞票推动的选举，笼统称之为“贿选”，并将广泛存在的贿选现象，描述为“贿选风”。
　　2002年10月16日，我和一位新华社记者一同来到据称“重灾区”的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彼时，区镇两级联合成立的“贿选调查组”还没有撤离。在官方结论尚未作出的前夕，经由民间人士之口，我对这场被称为“温州历史上最为罕见”的贿选风，有了“如是耳闻”。
　　

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2）
在人均年收入逾万元的沙城镇，礼品首选35元一盒的中华香烟。沙城镇民政办公室一位公务员说候选人给选民们送几盒中华烟是平常事。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言：选举期间，有老板候选人用面包车装载一箱箱中华烟，挨家挨户送。或含蓄地暗示，或直接赤裸裸地要求对方一定要将选票投给谁。
　　而用香烟做礼品只是第一轮预选前的准备动作，用来“热身”的。预选开始的时候，礼品由香烟变成了请柬。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喜欢套用毛主席关于“革命”的说法来调侃选举：选举不是……，选举不是……选举就是请客吃饭。沙城镇的“九五酒楼”在那段时间内时常爆满，十几桌的“贿选宴”热闹非凡。一位村民曾在“拉票酒席”中吃了27顿免费的午餐。一名茶楼酒肆的老板甚至期盼村官选举年年搞！
　　第二轮正式###，是村官海选的关键时刻。此时礼品迅速演化为真金白银。“一箱箱中华烟”传闻之外，是难以考证的“一捆捆钞票”流言：有候选人雇佣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100元的钞票！
　　据称，沙城镇部分村庄“贿选”结束后，11个村的落选候选人联合起来到有关部门告状，揭发“贿选”。接待他们的一位官员恼火地对他们说：“难道你们都是干干净净的，你说，你们哪个竞选没有花钱？”这拨落选者见告状无门，就找一个官方通讯社的记者投诉。该记者调查后发了一个内参，受到中国高层领导的关注。不久，民政部派员前来沙城镇调查。龙湾区人大常委会、中共龙湾区委组织部等部门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挨家挨户地调查核实。
　　一位在沙城镇驻扎将近百日的调查组成员说：“我们调查了三个多月。几乎对每个村民都进行了访谈。确实，很多候选人花费了钱财，有的花了十数万，有的花了二十多万，但是很难断定某某人的行为就是贿选。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候选人把钱送给了有选举权的村民。他们花掉的钱，大多是竞选的费用，比如助选班底的人员，住在宾馆的吃喝。温州人抽烟都是中华烟，他们有时候一人一包甚至一条中华烟，花个十数万，并不困难。”
　　事实上，描绘所谓“贿选现象”，远没有取证困难。今年，为避免再度发生看不见的用钞票拉选票的现象，沙城镇努力确保每一张选票的公正。这就是委托选举公证的背景和由来。
　　约束候选人，也约束选举人
　　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委托选举公证的目的，一是防止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在激烈的“选战”中把目光投向人在外地的选民，利用他们远在外地信息不对称的劣势造假，二是防止不珍惜自己民主权利的村民任意投票，过去就有人在外地的选民，谁给他打个电话都答应投谁的票，多头委托。
　　也就是说，委托选举公证，不仅约束候选人，也约束选举人。
　　与其说约束候选人，不如说约束候选人的“竞选班底”。在温州，村官候选人一般是私营企业主，沙城也不例外。送礼品发请柬给钞票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生意忙碌业务缠身的老板们所能做得了的。再者，带有“黑金政治”色彩的拉票，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亲自上阵容易给竞争对手以口舌，授人以柄。所以，在“竞选风潮”中，人们总能见到一个个活跃的“竞选班底”。
　　“竞选班底”的核心成员多为老板候选人的亲戚朋友。据说，三年前的换届选举中，一位信奉“钱财通神”的候选人，以5包中华烟加20张“老人头”的筹码，试图招募选区内几十个生产队长，组阁成庞大的贿选班底。“竞选班底”的日常性工作是游说选民，负责派送钱物，以及监票。投票的时候，贿选班底的成员分头盯梢选民，监督投票，查看投票结果。在选民将选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选票上的名字，而后目睹选票入箱。
　　如此激烈的选战，自然不会放弃人在外地的选民。据不完全统计，沙城镇常年在外经商务工者占全镇人口10％，大略3000多人。候选人们的“竞选班底”，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些外地选民的争夺。过去，利用传真字迹模糊的特点，一些竞选班底竟然玩起了造假的把戏。
　　约束选举人，指的不单单是约束委托人，还要约束受委托人。委托人重复委托，受委托人不尊重委托人意愿的事情，时有发生。三年前的竞选事实表明，富裕使得选举人对谁当选村官并不在乎。沙城镇的农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镇中心，距离大湾区政府中心很近，到温州市乘车不到半个小时，去机场驱车10分钟。占据地利的沙城镇农民，经商很容易。沙城镇本身又是机械设备、阀门和电器的生产地。农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领头人。如此一来，经济落后地区希望通过选举村官改变落后面貌的选民心态，在沙城镇几乎没有。沙城镇人大主席团主席说，“选民对自己的选票就无所谓，觉得选谁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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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3）
人大：公证，只是指导意见
　　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对我说：“我们并没有硬性要求各个行政村在选举村委会时一定要搞委托选举公证，只是根据区民政局的意见建议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考虑用这种方式对选举加以规范而已。”
　　沙城镇人大主席团项主席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