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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生了什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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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ぜ疲�2010年浙江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19］。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2000美元是“经济起飞阶段”到“加速成长阶段”的转折点。
处于加速成长阶段的浙江，的确光辉灿烂。但美丽的数据，并不能遮蔽转轨时期的重重“黑点”。
贫富分化是中国的难题，也是浙江的难题。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21］。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逼近国际公认警戒线的的基尼系数。在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足13元。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状，给未来的民主改革，预留了难以逆料的麻烦。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0）
尽管纳税排行榜上的浙江私营企业主耀眼夺目，血汗工厂却没有分崩离析，当代“包身工”的故事，也从未绝迹。2004年11月30日，“200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重庆农妇熊德明，映射着总理的光环，被30余记者和律师簇拥着，去温州龙湾区，为家乡民工追讨矽肺病伤残补偿费。地方政府对这个因为总理而出名的农妇充满了敬畏，却未能擦干她痛苦的眼泪。她首先为伤残四级的表弟讨赔，终局是他们只得到国家规定的17万元中的3万元。而这已是她此行的最好成绩。
环境问题将在GDP越过2000美元界限时得到重视的国际经验，亦未阻止环境加速恶化的趋势。东阳农民反对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农民与政府非理性的冲突，律师化装成百姓躲避警察的秘密调查，都暗示浙江的民主，还不完全是庶民的胜利。
客观地说，浙江的民主，不过是中国渐进式民主道路中的阶段成果。摇货郎鼓的手，不仅将义乌小商品散发到全球，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义乌“321销售假药案”。暴风骤雨的经济民主改革，赶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却未将小农经济的思维从浙江人的思维中彻底删除。
宗族观念，族姓矛盾，官本位，所有我们不喜欢的旧思维，还在支配着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参与邻里纠纷并在大打出手中酿出命案的悲剧，浙江大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愤怒刺杀绍兴考官的悲情演出——不胜枚举的个案，折射出的民情，与我们鼓吹的公民社会背道而驰。
我们可以据此否定浙江的民主，且对民主的未来失望叹息吗？
不可以！正如我们不能仅凭美好的轮廓，虚饰浙江民主中的惨淡印记，我们也不可以用沮丧的个案，摧毁我们对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们需要的是对方向的肯定，对方法、技术和细节的改进。我们在夸耀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时候，须珍重法的精神，延请法治登场，制止市场经济变坏，防止它孕育出坏的民主，更不能让假民主成为官商勾结、瓜分大众财富的手段，变成寡头凌驾于平民头顶的托辞。
民主的生命在经验，而非逻辑
浙江民主最终倒向何方？保守的？激进的？渐进的？西方式的？亚洲式的？所有的追问，都仰赖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变迁。虽然劳动价值论这些挑战传统意识形态的调研从浙江开始，私营企业主入党也是从浙江破的题，但答案的揭晓，最终都要等待北京来宣布。某种意义上，浙江的民主创新，就像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方试验田。
尽管儒家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是近似于民主的敌人——专制的代名词，西方研究民主的自由学主义学者，还是在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中，注意到东亚民主自上而下的存在，并将之命名为“后儒家民主”。
1993年，西湖边由民间资本竖立的一个小佛像最终被推倒，亚洲国家领导人在泰国发布了一个“亚洲价值”的声明，宣称人权并不局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解。美国价值是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不能作为普适性的真理放之四海。尽管起源于新加坡老一辈政治家李光耀的这一思想，遭到了日本和菲律宾的反对，中国的执政者却对“亚洲价值”表示欢迎。［22］
11年以后，一度讳言人权的中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国的宪法。对这九个字进入宪法予以表决的，有楼忠福等数名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过去，楼的父亲因为被指控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被劳教。
我在浙江的见闻，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就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经验于不顾，盲目以西人为师，或以美国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现实，就会陷入悲观的不可知论的迷途，也难以给出中肯的评价。看温州人大联姻温州三家媒体，共同监督“一府两院”，以及私营企业主的案例，对照西方的媒体独立、议会主权，背诵杰弗逊总统宁要媒体不要政府的至理名言，我们对温州人大和温州媒体的评价就会非驴非马，对浙江民主的未来，也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同样，如果我们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得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变天，政治体制改革纹丝未动的结论。设若我们以此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政治稳定从不改革，中国民主的道路将曲折多变，甚至误入歧途。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假设，在我亲近浙江民主的日子里，不时耳闻前苏联失败就在于他们政治改革优先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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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1）
事实绝非如此。20年来中国民主政制已在不声不响中，走出很远的一段路，尽管它尚不符合一部分民主人士的预期。恰如俞可平所言：“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正确的。”［23］
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细节，察看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变迁，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乡村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逊位于经济权威的事实，上层建筑改革和理论创新落后于民主实践的亦步亦趋，知行不一的茫然，上气不接下气的局促，都显示我对浙江民主，乃至中国民主未来的谨慎乐观，并非教条主义的纸上谈兵。
当下，我们需要商讨的议题是如何推进法治。我们为悬崖边舞蹈的民主从磐石的缝隙中伸长而欢呼，我们鼓励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驱除民主的敌人，迎娶民主的普世价值。但，判断哪一种模式的民主，将成我们的未来，为时尚早。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说，浙江的民主，会把中国的民主过渡到美国的版本。尽管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全国最高，尽管资本的力量在浙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虽然说包括楼在内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促进浙江民主乃至中国进步的一支力量，但他们的推力究竟延伸多远，尚不得而知。
我对“后儒家民主”将成中国未来的假定，同样心存疑虑。我老觉得，“后儒家民主”是个和“亚洲价值”一样含混不清的说辞，你说，和睦家庭，尊重长辈，善待他人，热心公益这些有什么是亚洲独有的价值呢？
坦率地说，除了笃信民主会在更大范围内普遍到来外，我对浙江民主的考察，并未让我洞见中国未来的民主模式。如果我们信仰民主仰赖于“扩展的秩序”这一宗教，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建设性的姿态，认真地做，耐心地等。
【注释】
［1］参见《浙江概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至第6页。4600余万人口数，为2003年末统计数据。
［2］卓勇良：《番薯、战争与企业家精神——也谈温州模式的成因及其困境》，载2004年第3期《浙江社会科学》。
［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09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页。
［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14页。
［6］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5页。
［7］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企业家精神起源与最优的制度变迁路径》，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3页。
［8］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定居于永嘉城南水心村，今温州鹿城区水心街道，世称水心先生。叶适理论中最为后人侧目的是，倡导功利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82页。
［10］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8页；陈立旭：《务实精神与浙江经济发展》，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97页
［11］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12］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翻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13］同上，第13页。
［14］参见《浙江概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16］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企业家精神起源与最优的制度变迁路径》，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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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2）
［17］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页。
［18］2002年，浙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683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达到2034美元。参见《浙江概览》，2004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1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国内外经验比较及浙江发展趋势》，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董碧水：《浙江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载2005年2月22日《中国青年报》。
［21］张爱光、黄程、洪光豫：《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全国排老三》，载2005年1月25日《杭州日报》。
［22］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23］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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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1）
寮东村的民主斗争，常让人联想起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1999年，一位追随“反对派领袖”的年轻人，参与演出了中国第一场村民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大戏。在协助“反对派领袖”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自称被政敌陷害的他，进了监狱。出狱不久，仰赖于昔日的“反对派领袖”的助力，他把1999年被罢免的村委会主任投入了监狱。
没有任何悬念的终审裁定，稍稍宽慰了黄祝华的心。2005年3月15日，温州市中级法院终审裁定，判处中国第一个被村民罢免的村委会主任，瓯海区梧田镇寮东村原村委会主任潘义汉（化名）有罪。如果年过半百的潘不能像他的老对手，比他小一轮的黄祝华那样幸运地赢得减刑，就得在不自由的状态下生活到2008年1月3日。
六年前，身为理财小组组长的黄祝华，追随“反对派领袖”吴锡铭，在一场民主的盛宴中，罢免了村委会主任潘义汉。随后，吴锡铭由野入朝，当选这个“城中村”的村委会主任。
欢庆的酒杯尚未碰响，黄祝华便被公安带走，锒铛入狱，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先当选后辞职再当选的吴锡铭伤怀地说：“他是我的得力助手，也是我的替罪羊呀。”
2002年腊月二十六，黄被提前释放。过完年，黄领着一拨上访户，从民事官司打到行政官司再打到刑事官司。三年后的又一个腊月二十六，瓯海区法院一审判处潘义汉有期徒刑三年。
2005年4月30日，寮东村将在换届选举中推选出新一任主任。曾登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坛的吴锡铭，在错综复杂的乡村政治中业已筋疲力尽。这位决意归隐田园的“农民学者”肯定地说：不出意外，黄祝华一定会在海选中胜出。
一位研究民主和代表议制度的专家说，如果一切尽如吴锡铭所预料，寮东村三任村委会主任的故事，将是中国村社民主中一出绝佳的“样板戏”。
“倒阁”那一天：
1999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第一出“村民罢免村主任”的大戏，在寮东村鸣锣。
当天一早，黄祝华和有选举权的村民们陆续来到梧埏镇第二小学。为举行有史以来首次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村民大会，学校特地放假一天。在操场上，黄发现，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来了，邻近村庄的村民来了，新闻记者来了，镇、区、市、省的官员也来了。据悉，为了寮东村罢免案的有条不紊，官方破天荒地打造了一个由省、市、区、镇民政和人大组成的指导小组。现场气氛极为严肃，学校门口站着一排把关人，外村村民和没有工作证的官方人士一律不得入场。
上午9时许，梧埏镇第二小学的临时会场座无虚席。瓯海区人大一陈姓副主任表情凝重地走上主席台，代表工作指导组主持召开村民大会，并宣布会议纪律。他说，依据1998年11月4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履行第16条规定的有关罢免村委会成员的程序如下：一位村民代表在大会上宣读了符合法定人数的496名村民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潘义汉的意见书及罢免理由；被罢免人就罢免理由当场逐条申辩；1000多位村民投票表决罢免要求。
当年47岁的吴锡铭，以村民代表的身份，接受836位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村民委托，以温州话浓重的普通话，宣读罢免理由：“村委会主任潘义汉于1996年当选，在二年多任职期间，不依法办事，没有依法经营管理村级集体资产，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权侵占农民合法权益，使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财务管理失控，各项事业停滞发展，严重脱离群众关系，村民对此意见极大。”
吴锡铭据瓯海区“农村合作经济审计总结”称，寮东村存在财务管理混乱，支出凭证85％以上是白条子；吃喝支出达44万元，占总收入的％。
随后，身材瘦长的潘义汉扶了扶了鼻梁上的眼镜，上台为自己申辩。1952年出生的潘，是吴锡铭的小学同学，一个有初中文化的农家子弟。1970年代在村办沥灰厂干活，1980年代在温州全民经商的洪流中，搞过家庭作坊，加工剪刀等五金器材。干得不坏也不好的潘，1992年出任村农业经济合作社社长。四年后，潘经村民大会民主选举为“当家人”。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2）
潘颇感无奈地说，既然有这么多人要罢免我的职务，这是村民的合法权利，我表示理解。他自我剖析了几点不足，同时强调自己任村主任三年以来，也还是有政绩的，譬如：办起了一所镇办小学，配套修了一条700多米长的道路，还为50岁以上的老人分档办了保险并每月发放100元生活费等。
话毕，潘起身离座，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给了他礼貌的回应。
十时许，决定是否罢免的民主投票开始了。六个教室门口摆放了六只票箱，村民们在霏霏细雨中有秩序地排队投票。见证那次投票的人们，至今都感动于部分村民投完票不回家吃饭，坐在走廊里等待计票结果的场景。
下午2点30分，工作人员开始在主席台前的黑板上填写表决结果。男女老少把台下的操场挤了个水泄不通。工作人员每填写一个结果，就有人发出鼓掌声。据目击投票场景的人们回忆，当一个村民代表准备宣读表决结果时，他竟激动得拿不稳话筒，在村民的掌声中，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念道：“寮东村有选举权的选民1351人，参加投票表决的1295人，本次表决共发出表决票1295张，收回票数1241张，表决结果是赞成罢免1222票，反对罢免94票，弃权17票，废票8票。”
事实上，激动的村民代表出现了口误，赞成票应当是1122票。但这丝毫不影响最终的结果。由于报道是次罢免而赢得中国新闻奖的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手持话筒，站在学校门口现场解说：“至此，我省首例由村委会主持召开并经民政厅批准的罢免村委会主任活动圆满结束。散会后，很多村民还在写着表决结果的黑板前反复观看，村民们认为这次罢免充分体现了民意。”
黄祝华当即拨通了一个温州记者的电话，通报了罢免成功的消息。
政治智慧远高于一般农民的吴锡铭，在接受浙江电视台采访时，像个训练有素的官员：“我们能够顺利罢免村委会主任，是因为新的《村委会组织法》更加具体、更好操作。”
艰难的罢免
六年过去了，寮东村罢免案，已经成为见证中国村社民主的里程碑式事件，被各式各样的书报宣扬得伟大，光荣，激动人心。然而，撩开覆盖在罢免案上的并不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乡村民主创新的艰难和不易。
今天的寮东村，早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乡村村落。温州火车站，温州汽车新南站，都盘踞在寮东的土地上，八方商贾，不在空中飘落，就从这里聚散。地利上的近便，引得豪华的商务公寓酒店一个个拔地而起。一个原温州大学的讲师告诉我，1990年代初，他宁愿选择学校70平方米的旧房，也不愿意分到建在寮东的120平方米的新房。然而，仅仅十年，寮东每平方米的房价，变戏法似的成了前者的一倍。
吴锡铭说，寮东的房价贵了，是因为土地越来越稀少了。经过十年的开发，寮东原先700亩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土地在转让过程中的矛盾，是引爆罢免的导火线。
1994年，金温铁路行将竣工，温州火车站站场开工在即。黄祝华所在的第六村民小组，被征地亩。政府同意的补偿是每亩1万8千元，拗不过农民的争吵，每亩地的补偿又增补了4千元。考虑到村民失去土地后的再就业，地方政策规定，被征用土地依据百分之八的比例，返还给第六村民小组57户村民作宅基地。遗憾的是，政府没有及时兑现承诺。直到1997年，反复上访的村民们才在瓯海区土地局的文件上看到了亩的安置房用地。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据吴锡铭说，村委会一共盖了7300平方米的房子，但没有依据区土地局1997年63号文件所说的那样，由57户农民分享。而是给每户分了60平方米，剩余的3300平方米由村集体占有。村民和村委会的矛盾由此而起。
随着地价的不断飙升，农民的心理越发失衡。当他们得知政府以每亩250万元的价格，把他们的土地卖给东瓯大厦的开发商，他们抱怨自己得到的补偿太不合理。
争吵，上访——反复的较量，促使牵涉其中的温州市个体协会让步。1997年，个体协会决定补给村委会180万元，另有2200平方米的房子按照基本造价每平方米1700元的价格，卖给村委会。当时的市场价格是每平方米2000元。所有的利益大略有200多万元。第六村民组认为，利益应该由他们所有，而不是整个村集体。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3）
黄祝华兄弟较多，家族利益也相对较大。初中毕业的黄，算得上第六村民小组的知识分子，做过企业当过优秀厂长的他，很自然地成了矛盾一方的领军人物。吵闹，无休止的吵闹。1997年秋天，黄祝华还因为在施工现场领导村民吵闹，被关进了收容所。公愤于是扩散。
“寮东名士”吴锡铭“及时雨”一样出场了。他以黄的名义，去瓯海区法院打起了行政官司，认为对黄的收容，是不当行政。他说，黄既非流民，也非身份不明者，怎么能够对他进行收容？仰赖区政法委的干预，黄于第37天走出了收容所。
冲突中，第六村民小组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变成所有村民和村委会的矛盾。矛盾的焦点，也由征地延伸到村官们的不廉洁，不亲民。
1998年春天，村民们把村委会告到温州市中级法院，主张村委会返还温州个体协会的业主们给予的180万元的补偿费，以及2200平方米的房子。1998年10月下旬，温州市中级法院驳回了村民的诉讼请求。执著的村民们上诉到浙江省高级法院，得到的结果是：维持原裁定。
村民们虽然不懂法，但他们凭借“情理”，认定法院驳回他们的诉求是不公正的。他们开始上访。先是温州市府，再是浙江省府，既而是国务院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最终，他们在没有结果的上访中感到疲惫和懈怠。
此间，有气无处撒的村民们突然看到瓯海区农村合作经济审计总站的审计报告。1998年8月6日出笼的寮东村1993年至1996年的财务审计报告，让平日就对村官花钱存有疑虑的村民，瞪大了双眼。
审计报告开列的三个“主要问题”，就是村民眼中的三大“罪状”：
第一，制度观念淡薄，财务管理混乱，白条漫天飞。
会计凭证不规范，五分之四以上的现金支出都没有正式发票入账，且大多为自行填制的白条子，真实性很难查核，财务审批流于形式；
出纳管钱乱付钱，据1996年12月9日对出纳库存现金的盘点，应存现金余额高达76万余元，经清点账后未报结单据35万余元，白条抵库的暂支以及应收款多达40余万元；
第二，乱花钱，铺张浪费。
公款吃喝，请客送礼乱消费。从1993年到1996年，以会议费、招待费、请客送礼、公款吃喝等名义报销的支出，多达44万余元。换言之，这四年内，村里正常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被村官们的“大嘴”啃掉了。一个看上去很滑稽的吃喝报销项目是联防队点心支出，1995年村里招待联防队的点心费是12587元；
村官补贴名目多，工资奖金增长快，专控商业违章购置多，“耳朵边的腐败”和“屁股底下的腐败”都很严重。1993年村官们的总酬金是51211元，1996年则是104924元，翻了一番。1994年春天，5个村官和一个退休的支书一人公款配置了一个寻呼机。次年夏天，村长和书记各自公款配置了一部手机，在那个手机还是身份象征的年份，两人的手机花去村集体资金49000余元。1994年后连续三年，村官们花了10万元，买了三辆摩托车为胯下坐骑。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是买手机，还是买摩托车，既无审批手续，又没有正式单据，入账的全是白条子；
村官和党员公费旅游、公款保险。村官去深圳考察，全体党员去雁荡山开展党员活动，无不耗资颇丰。村官们不仅像正式编制的国家干部一样，为自己开列三项保险，还在1994年用村集体资金为自己的家属作定额人寿保险。
审计报告特别指出，旅游保险，村官报酬，以及“嘴边的腐败”“耳边的腐败”“屁股底下的腐败”，各项支出高达92万5千余元。看看寮东村这几年的收入，半壁江山就这样被糟蹋了。
审计还指出，铺张浪费远不止于此。在工程费用、土地征收、道路修理、集资联建等事务中，同样存在铺张浪费。
第三，部分村官存在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经济问题。村里安装电话，会计和出纳每人减免2000元。村长潘义汉一年的手机费就报销了11000余元。此外，公款私借现象也多次发生。
被激怒的村民们，愤慨于村官们的“腐败”，并将村官们假想为掠夺他们土地和利益的团体。1998年9月8日，800余村民在中国第一份由农民起草的罢免书上签了名。很快，梧田镇政府、瓯海区人大常委会和民政局都接到了罢免书。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4）
一段日子后，村民们没有听到任何官方回复。起草者吴锡铭去征询区民政局的态度，并声称罢免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民政局一官员答复说：“我说了不算，只有区委组织部和镇党委才能做主。”
无奈之下，吴锡铭跑到浙江省民政厅。敲开基层政权处的门，他终于听到了肯定的回答：“你们有权利罢免村委会主任，区民政局不同意，你们可以起诉他们不作为。”
1998年11月4日，《村委会组织法》开始施行，而非先前的试行，原先的24个条文也变成了30个条文，对照第19条、第20条，吴底气更足。
可是，法律条文似乎并不足以打动瓯海官方人士的心。四处碰壁的吴决定乘去北京大学看望女儿的机会，去趟民政部。
1998年底，颐和园的水已经结冰了。看过女儿，离开北京大学的吴，受到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刘喜堂的接待。吴担心国家部委的官员们对上访者不信任，特地将《温州日报》关于村民欲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报道，呈递给刘。
刘看到的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材料上，潘义汉的行为和一个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已经严重不相符：潘不顾村民重托，对村务财务未经村民同意，擅自超越职权自作主张，导致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譬如，对集体公益事业建设，暗箱操作，1996年村里建造三个厕所，未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造价未经公开投标，结算也不公开。
刘对他们的民主热情表示钦佩，并态度鲜明地支持他们的罢免案。
虽然有了国家部委官员的“口谕”，罢免案的启动依旧不那么顺畅。性格倔强的吴，不断给北京方面打电话。
不久，民政部要为《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开个全国性的会议，各个省民政厅和地级市民政局的官员被要求与会。会议组织者还特别留给梧田镇镇长一个特别的列席名额。
回忆刘喜堂对他描述过的会议的场景，吴黑黝黝的宽阔脸膛上，红彤彤的，光彩照人：“开完会后，刘处长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会议间隙发言，‘寮东的村民要罢免村委会主任，可是镇里却不同意，今天，我们把镇长邀请到现场，请他开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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