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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生了什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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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浙江发生了什么》（1）
母亲是幸运的。她看到的西湖，是一个从豪门权贵手中抢回来的完整的西湖。
两年前的初冬时节，我陪向往人间天堂半个世纪的母亲游西湖。不消半天光景，她就倦怠疲乏得迈不动腿，抱怨中含着惊喜地问我，西湖为什么这么大？
2002年春天之前的西湖，远没有她看到的那么大。“一半西湖一半笆，筑笆都是官宦家。”南岸5千米长的湖滨景观，被高墙耸立的官字号人家，切割得支离破碎。1980年代初，一个自杭州市府出发的临时性组织，还没叩响权势人物的宅门，就在我们想象的叹息和气馁声中铩羽而归。仰仗于后儒家民主的威仪，那些沾满遗老遗少气息的宅邸，终究没有脱过世纪门槛，从西湖堤岸的视野中消失了。
未能捕捉到西湖公共资源民间化的细节，是“新闻眼”的憾事。我始终以为，那些宅邸的消逝，远比鲁迅先生眼中雷峰塔的倒掉更具价值。想象中工人挥舞器具砸毁官家砖瓦的身影，是浙江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影像。
写一本记录2000年前后浙江民主的书，就这样伴随着遗憾和对弥补遗憾的心绪，慢慢滋生。
我不否认还湖与民是政府这个“守夜人”的功德，可我坚信，浙江民主创新的活力，源自一个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一个裹挟在GDP当中缓缓绽放的市民社会。所以，叙述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民主生活，便是本书的意旨所在。当金钱的影响开始及于国务，商业成为跻身权力之门的新阶梯，这个新兴阶层的民主生活，就不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我的叙事，也就不仅仅是羽翼渐丰的私营企业主们如何染指民主政治的个体叙事，而必然包含着剪不断的公民社会的人和事，间或还有些许人民伦理的国家叙事。
国家的事也好，民主的事也罢，这些“大词”看上去庄重严肃的刻板面孔，几乎都不是事情发生时的原貌。正如我母亲那日看到的西湖南部堤岸，绿草茵茵，花木扶疏，遥想往昔墙垣杂陈，宅邸密布，其间变化殊非要员讲话和红头文件那般大义凛然，国土庄严。黄仁宇说，发生在我国朝廷之上的若干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和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所以，我循着新闻记者历史观的一贯思路，从一个个人物、故事和细节，翻开我的浙江民主报告。
回到我母亲游湖时歇脚的华侨宾馆。过去，它是名义上“全民所有”的宾馆，当下，它是“广厦”董事局主席楼忠福治下的一处产业。就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2003年，楼以全国人大代表的手指，以我们的名义，触摸了选举国家主席的电子设备。20年前，当胡主席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楼忠福还在距西湖百余公里的一个乡镇企业争做泥瓦匠的领头人。
非独楼，问问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富豪们，被唤作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中###代表的他们，过去有多少不是皮匠，货郎，裁缝，村支书，工人，或者集体小企业的带路人。
华侨宾馆右前方一幢傍水的别墅庭院，有个颇有西湖特色的雅号“湖畔居”，它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昂贵的茶社。很少有人注意到，湖畔居还有一块牌匾：企业家俱乐部。新闻人称它为资本家俱乐部，牌匾是现今的中国电监会主席柴松岳在浙江省长任上题写的。
据说，绿城集团董事局主席宋卫平曾在这里和一班足球记者喝茶。这个最喜欢令狐冲的历史系毕业生，于2000年后的足坛扫黑运动中，向球迷们展示了民主的足球敢与体育总局官员公开叫板的新生活。
为宋助阵的，还有民间资本介入的杭州媒体。我好多次坐在湖畔居，听浙江民间资本染指传媒的故事。资本的介入，没有掀起意识形态领域的颜色革命，却篡改了浙江的文化制作方式。传说中，传媒大亨默多克为推托他国领袖早餐会而发愁的戏说，常常叫那些试图进军媒体的浙江老板们猛然张开的嘴巴，过好一会儿才能慢慢合上。艳羡归艳羡，他们认真费心思去做的，不过搞个影视基地，拍部电视剧，开一个书城而已。
几乎所有的私营企业主都在努力厘清“参”执政党之“政”的边界。搞清楚这一切，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他们参与政事的深浅和场面。过去的经验，早已说明，是否参政，怎样参政，与拥有财富的多少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生活像唐僧一样单调的徐冠巨，跻身于浙江省领导的班底时的财富，即便在他老家萧山那个弹丸之地，连个探花都捞不上。
自序：《浙江发生了什么》（2）
虽然浙江富豪们在国有机构被禁止到西湖开会的时候，已将集团年会谋划到了澳洲，他们的文化和精神背景依然是本地的，浙江的，中国的。我母亲不认字，却知道去西湖要看岳王庙，看看奸相秦桧跪了千年的狼狈相。我不能确切地知道，《说岳全传》 对忠奸的传统道德宣示，究竟在浙江富豪们识字不多的心灵世界，刻制了怎样的印痕，但我时常感受到《三国演义》这些前儒家文化中的善恶权谋，以及中共在50年内对待剥削阶级起伏不定的态度，均在无声地规约着他们的言行，是他们呈现在商业世界里的知识、道义和经验储备。
走进私营企业主这个既被人蔑视又受人逢迎的权势阶层，我们发现他们身上流淌的并非十五世纪威尼斯商人的资本主义的血，至少不完全是。从冯更生对胡雪岩的敬仰，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红顶商人的智慧，他们对民主的认知，可能并不比数百年前逼迫国王减税的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高明。
真的没有必要美言或者担心他们的民主欲求。别忘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半个世纪以来连最平常的人类本能、个人进取心以及企业家精神都不时遭到压制的社会。尽管伴随西方自由市场经济而来的民主潮流，拍击商业世界不下20年，旧的文化价值谱系、旧的民主政治观念，纵使明确护佑他们权益的宪法修正案，也未将之轻轻抹去。
观察浙江私营企业主咸与政治的民主生活，我觉得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最多只是介入到民主政治领域的绅士。横店集团董事局主席徐文荣没读过多少书，却被中共中央纪委请到杭州培训中心，讲授共同富裕的道理。他们似乎天生就知道，谋取政治权威和乡村道德权威的双重承认，才有可能让自己的路，走得更远。“绅”的味道，是我们把他们参与的民主生活，诠释成财绅民主的大部分理由。尽管，将他们视为“绅”，怎么看都像是对绅的别解。
事实上，还没有走出乡村社会的新富阶层，对海选村官的竞逐，又何尝逃离财绅民主的圈圈。如果真的要区别开来，那我们只能说，城里的大资本家玩大民主，乡下的新富耍小民主。当乡村道德权威逊位经济能人，我们发现了一个在富裕中的初步生成的公民社会。
故而，我对西湖真正还湖与民的第二年，《寡头》和《世纪大拍卖》在中国引致的恐慌，有些不以为然。确如作者之一在致中国读者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急切地希望从1990年代俄罗斯向资本主义的疯狂进军中得到某些普遍适用的政治和经济结论，还为时尚早。尽管富人用金钱耍弄民主的狰狞，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寡头，有着诸多皮相上的相似。
浙江私营企业主的民主生活，很多时候是为生活中的利益而争。黄岩人在撤市为区的愤怒中斗争9年的执著，并非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即使罢免了人大常委会主任，终极追求依然是经济和生活的盘算。我是欣赏这样的多元利益表达的。想想，没有对生活民主锲而不舍的追寻，政治文明将是何等的轻佻和虚妄？
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民主会让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影响到政治。承认民主，就应该容忍并接受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执政党政权非常巩固的中国，罕见试图破坏现有秩序的私营企业主。浙江私营企业主的人大代表工作室，看起来像个西方的议员工作室，骨子里还是帮忙不添乱的周旋心态。那些参政的私营企业主，对地方官长们的戒心，并不逊于穷人对富人的警惕。所以，我从不害怕浙江村社民主舞台上的重重黑幕，我真正觉得紧张的，是法治规约的缺席。
2005年初，我偶然看到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上报道浙江乡村民主的故事。我始终怀疑美国记者藏不住的倾向性，使他们不能很好地传达他们在浙江乡村的民主见闻。或许，他真心希望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26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全世界传播《论美国的民主》一样。我在电脑上敲打评述浙江民主的文字时，一再以托克维尔的话警醒自己：要让观点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硬要事实迁就观点。
拟定写作提纲之前，我曾在西湖边的一个茶社里，与致力公法研究的人们，讨论过我在表达观点之前必须回答的几个问题：浙江的民主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征？浙江的民主和浙江经济的发展，有着怎么样的因与果？浙江的民主是不是中国民主的未来？从浙江的民主看中国民主的未来，会不会再现俄罗斯式民主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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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浙江发生了什么》（3）
我在书中要言不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它们分散在绪论和“三问”中。从“村社民主”到“财绅民主”到“谁的民主”，我在三个部分设计了三章“三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他们会变成俄罗斯式的寡头么？民主，浙江有机会吗？我在这些自问自答中，毫无保留地兜售了个人的体认和判断。余下的十二章，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客观记述。新闻记者忠于事实的品操守则，迫使我记述民主故事的时候，从不敢像报告文学作家那样合理想象。何况，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本身，远比小说精彩。
一个徜徉在民主理论中的人，总痴想着在发现一个新世界的同时，发现新的理论。很遗憾，我没有做到。过去的一年里，我翻阅过大量讲述民主理论的书，从西方学者集体写就的《民主的历程》，到本土学人，时常去西湖边散步的浙江大学博导河清著于法国的《民主的乌托邦》。看的越多，心思越乱。我无法由过去和现在的民主体制的历史对比分析，创制出新的理论，也不可能援引古希腊城邦共和时期的罗马民主史，去阐明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融入民主生活的历程，即便是和中国同样国土辽阔民众贫穷的印度民主史，也难以与浙江的民主作恰如其分的比拟。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相信，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当代的民主原则大概只能从当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中发现。倘若以三权分立和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民主原则，衡量浙江民主中的革故鼎新，我们对为人类经验所检验过的真理的感受，将是五味杂陈，譬如，以新闻的编辑独立原则，考量温州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合谋，就难以用欢迎的姿态，迎接这个既有利于人大代表履职，又受到底层民众普遍赞誉的民主新事物。
的确，浙江的民主，还在半路上。但我执著地相信，民主将在全中国范围内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来到。虽此，我不停地告诫写作中的我，避免被美好的期待遮蔽发现黑暗的眼睛。通读的人们将会发现，我写的不是一篇颂词，尽管我格外欣慰于财富引来的浙江民主的变革。半年前，我拜会自东瀛归隐于西湖畔的林来梵教授，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浙江大学宪政研究所，恳切地说：我们在由近及远的民主观察中，可以充满喜悦地期待，但不能放弃戒备。
当多元民主势力闪现在我的眼前，我对财富民主的警惕心态，稍稍变得松弛。我见过一个在西湖边长大的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坚持以劳工代言人自居，不懈地为那些已丧失主人公感觉的工农大众代言。我还见过为一个桌子上摆着《契约论》的温州官员，曾为竞选村官的新富们设计过一个旋即被市府废除的制度紧箍咒。他们是财富民主的拥趸，却不肯包庇财绅民主的黑与灰。他们期待西湖不仅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
以今天的情态观察之，西湖既是穷人的，又不是穷人的。旧时代西湖南岸被官商权贵分割蚕食的景象，已被执政党的民本思维所摧毁。我跟做了一辈子寻常百姓还在做百姓的母亲说，自南宋建都杭州千年来，沿湖而居一直是特权者的身份的象征。听说身边就是国民党高官私家别墅的旧址，母亲觉得做了一辈子寻常百姓还在做百姓的她，好幸运。
旧式权贵和他们的后人迁走了，不知在西湖附近居住了多少代的穷人，也被“拆”字撵走了。住在均价每平方米万元以上的新房子的主人们，推开窗户就可以对着西湖吟咏“浓妆淡抹总相宜”。前些日子，母亲对去年秋天去杭州工作的堂妹说，你可要找个有钱的婆家，要不，西湖再好，你也待不住呀。
母亲不懂得民主的道理，一辈子也没有投过一次票。可她知道，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设若我为之关注的浙江的民主，只能让穷人在富人的天堂讲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断桥边白娘子的故事再动人，又如何？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
金钱铺设了一条通往权力大门的新路。当昔日的瓦匠、鞋匠、学徒、车间工人、高考落榜青年，凭借惠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走向象征人民主权的人民大会堂，我相信新兴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业已为中国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
这就是我试图论说的浙江的民主。过去的20余年里，浙江人冲破了阶级和贫穷的藩篱，过上了只有相对富裕方能享受的民主生活，集体无意识地催生了堪以称作“浙江的民主”的新现象。
勾勒这一独特现象的容颜，解释这一独特现象何以生成，是我写作此书的要旨。但，夸奖不是我的全部目的。除了浙江的民主的本身形象，我还想追访它的特性、意志、偏见和情绪，我想搞明白浙江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他如何和害怕他什么？
本书的中心思想一目了然：浙江经济的惊人成就，自发地孕育出一个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争取更大财富的动力，驱使这些新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们，自下而上地攀上权力的枝条，执政党自上而下的不失时机的应和，最终酿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浙江的民主。
浙江不是一座孤岛。我们议论浙江的民主，当然离不开宏阔的中国语境，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国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研究浙江的民主，就不能局限于描述、诠释，回答以下问题，是我不得不迎接的挑战：浙江的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民主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合唱，后儒家民主，还是西方民主？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浙江的现实，我们会不会陷入迷途，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又会不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浙江的民主，会不会遭遇“拉美化”危机，会否复制出俄罗斯寡头民主的中国版本？浩浩荡荡的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浙江的民主，贡献了怎样的地方经验，又如何对接民主的普世价值？
回答这些追问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地图上那个形似海螺的狭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风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竟使46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七山一水两分田
俯瞰自然地理风貌，窥探民主发育的条件，并非我独创。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章，就把美利坚的山脉河川和美国的民主勾连在一起。黄仁宇先生在议论中国大历史成因的时候，也同样考虑到海洋和内陆的地理要素。
大师们的思维视角，对我追访浙江民主源头的启发，无需讳言。但我对这一方法的引用，绝非食古不化的生搬硬套。我坚信，浙江的民主源自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的秩序”，而这一秩序之所以生成的秘密，全在于“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
我们说，10000亿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么，谁是这么庞大的GDP的创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伟的32万余家私营企业700余万私营企业从业者，他们创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GDP。再问，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什么成为浙江经济的擎天柱？于是，我们的答案，开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1980年代，我在地理课上描绘中国简图时，总不忘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画一个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条曲折的细线。东海岸边的这只海螺，就是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浙江，那条细线，就是无数文人歌咏过的钱塘江。
钱塘江之于浙江，不仅给她注入水的灵性，还以江流曲折的特点，赋予她“浙江”的名号。凤阳和尚朱元璋在南京披上龙袍之后，浙江始作为省名，闪现在中国的史书上，迄今未变。
遗憾的是，女人般婉约婀娜的省名，未能掩盖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的山地丘陵，的平原盆地，的河流和湖泊，就是“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由来。水少，田少，在农耕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雁荡山的鬼斧神工，可以申报21世纪的世界自然遗产，可以成为文人抒怀的载体，却不能给男耕女织的农人平添一丝丝幸福指数。
当下，在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的浙江，万公顷的耕地上，滋养着4600余万的人口。［1］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2003年才开始呈现的残酷现实。早在清朝咸丰九年，浙江的人口便有3040万。［2］数百年以来，土地始终是浙江农民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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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2）
直到我们创设的讨论浙江民主的时间起点，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是年，浙江人均耕地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经济最具活力的温州、台州，人均耕地面积耕地更为稀少。当年，温州人均耕地亩，而永嘉的桥头镇，只有亩。［3］
这就是浙江人偶然间成为“东方犹太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浙江，在流动中寻觅活路的生命路线图。2005年春天仙逝的费孝通先生说过，以农为生的人，时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4］。当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农业，不能让浙江人“黏在土地上”，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只得哼唱着“你挑水来我浇园”，像邱继宝那样挑着补鞋的家伙，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东北。
没什么好奇怪的。为什么和杭州毗邻的徽州，在清代出现那么多的红顶商人？一个紧要的理由，不也是人多地少么。再瞧瞧晋商，威尼斯商人，世界历史上的商帮，有几个不是因为地狭人稠，被迫走向非农业领域，最终谋得广阔天地的。
用浙江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对比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我们就容易理解，计划经济的堡垒为什么能够在浙江民间被率先冲破。尽管自然地理条件的解释，并非唯一的原因。我相信，它一定是诸多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对比一下浙江的南部和北部，追问：为什么南部的经济比北部繁荣？为什么民主制度创新绝大多数在南方的温州、台州等地？
除了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我找不出更好的解释。南部不仅地少人多，还多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北部则不同，毗邻安徽的湖州，就是被季风性湿润气候滋养的浙北平原。除了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外，战争还使得北部人均拥有的土地，远多于南部，虽然它们同处人多地稀的浙江。
据卓勇良和陈立旭的研究［5］，战争使得北部人均占有的土地份额，远比南部高。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浙江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二，最为惨重的是浙江北部。日本侵华战争之后，浙江北部再一次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嘉善县一度是中日拉锯战的中心地带，1942年的人口不足15万，不到民国初年的一半。1975年，浙江北部嘉兴地区人均耕地，是浙江人均耕地的2倍多。
30年以后，考察浙江的民主，我们发现，“北方人”在民主制度的创新上，不足“南方人”或者“中部人”的二分之一。不错，将“南方人”和“北方人”区别开来，或许有益于浙江的民主的阐释，可是，为了形成观点并创设讨论问题的基点，笼统地看待浙江的民主是有好处的，尽管有片面和固执的嫌疑。
不能从土地里刨出黄金和粮食，浙江人选择了外出。一开始是地少人多的环境使然，慢慢外出变成了习惯，习惯演进成传统，传统转变成文化。考察一下楼忠福同一时代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有多少人不是少小离家，外出谋事。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虽是女流之辈，也在那个时代，挑着货郎担，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
比起那些出海渡洋的浙江人，周跑的并不算远。从明清两代就开始外出谋生的浙江人，有很多去了欧美，少数散步在非洲等我们平日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据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能够成功出逃，得益于浙江海外侨民众多，易于谋划，便于藏匿。
2004年冬天，我在杭州日报集团遇到当下颇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徐迅雷。他的没读过几本书的兄弟姐妹，许多年以前就远赴欧洲，做起了侨民。徐的故乡是著名的侨乡，有数万人在海外经商，定居。
有些浙江人在中国和别的国家官方贸易尚未展开的时候，就经由种种渠道，打开了他们的国门。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为了开拓海外贸易，客死异国他乡的也不乏其人。
问浙江人为什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还敢于偷偷摸摸地做生意？我们不妨看看威尼斯商人：“威尼斯人的进取和追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许宗教上的顾忌长时间地阻止他们恢复以前与叙利亚的联系，尽管他们现在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对意大利人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追求利润会背上贪婪的恶名，但在这里，它以最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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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3）
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毛泽东时代抑制商业的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6］的沼泽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温州人为什么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表明，浙江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名。
浙江濒临沿海与上海为邻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再者，由于她有上海这样的“阔邻居”，民国时代的浙江工业资本，不足上海的1/16。［7］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上海富可敌国的资金和“星期天工程师”，给他们补给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不得不的选择。
事功的文化品格
追本溯源，非独自然地理条件，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要素之一。当然，人文要素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刺激经济，进而由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我的同行，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总编胡宏伟，就从800年前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身上，探察到温州市场经济的“基因图谱”。［8］
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最为看重经世致用。“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不少浙江文化人耳熟能详的这句话，便出自叶适之口。他认为功利与道义并行于天地之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尽管有人质疑说，引导浙江经济奇迹和制度创新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只是粗通文墨，“可能连叶适、陈亮、黄宗羲等人的名字都闻所未闻，更遑论受浙东事功学思想观点的影响了。”［9］但我相信，重商，重事功，务实效的确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品格。只是，我难以辨别这种文化品格的原动力，到底是事功学派，还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30多年前，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学者在解释浙江经济的繁荣时，也挪用了人地关系的方法论。自宋代始，急剧膨胀的人口导致了人地矛盾的紧张，依据南京大学周晓红、浙江省委党校的研究［10］，浙江乐清在1731—1825年不足100年的时间段内，人口猛增了将近两倍，人均耕地却从亩下降到亩，依据4亩地养活一个人的生产力水平，他们除了务实地应对生活的残酷，一粒米一颗稻地谋取生活外，怎么敢玩虚的呢？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振兴东北”作为新的政策兴奋点，被中央政府高调提出后，沈阳推出温州节，拉拢温州的商人。媒体传来浙江商人闯关东的新一波热潮。震撼于铺天盖地的报道，我开始了郑重其事的寻访。遗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涌入东北，只是一场媒体“秀”。真实的情况远非传说中那么振奋人心，即便是此间前往的少数浙江商人，也不是因为“振兴东北”的政策号召。
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道义上再伟大正确的事，也没有哪个浙江商人愿意去干。即便是敬鬼神这样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务实精神。普陀山是佛教圣地，但佛教并没有统领有神论者的头脑。稍稍留意浙江私营企业主敬重的不知凡几的行业鼻祖，从木匠瓦匠供奉的鲁班，到龙井茶商信奉的陆羽，再到鞋匠尊崇的孙膑——名目繁荣的行业保护神，一方面证明毛泽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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