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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进化-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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蚱溆辔南椎南咚鳌Ａ奖痉钦苎Ъ业慕艹鲋饕言诒臼樽钪斩ǜ宓哪且荒瓿霭妫源酥魈飧行巳さ拿扛鋈硕加Ω枚烈欢粒呵侵伟菜估℅eorgeAinslie）的《意志的分解》（2001）和丹尼尔魏格纳（DanielWegner）的《有意识意志的幻觉》（2002）。我已努力将这两本书的主要见解体现在我自己的书里，但他们著作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从这些体现中所能推知的范围。
第16节，文化共生如何将灵长类转变为人
第六章开放头脑的进化
TheEvolutionOfOpenMinds
人类不只是聪明的畜生，在危险世界里小心环顾四周的足智多谋的主体，他们也不只是为他们无须理解的共同利益而无意识的拥挤在一起的兽群。我们的社会性是一种多层次现象，充满了涉及相互认识（的认识的认识的）的反射现象，并因而为诸如此类的人类特有活动提供了丰富机会：做出承诺和毁弃承诺，尊崇和诽谤，惩罚和崇敬，欺骗和自欺。正是这一环境复杂性驱动着我们的控制系统、我们的心智，到达它们自己的多层次复杂性，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应付周围的世界——如果我们是正常的。
有一些不幸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做不到，而他们必须以一种降低了的身份生活在我们中间，充其量就像宠物，被照顾和尊重，若有必要还要被束缚，被爱并以他们自己的有限方式爱他人，但不是人类社会化世界的完全主体，而且当然也缺乏具有道德重要性的自由意志。他们与我们其他人之间有疑问的边界，以及当个体被考虑升级或降级时出现的极端困难问题，将是后面一章的主题，但为了打下基础，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些人类社会独有的复杂性和精神是如何进化而来的。_米_花_书_库_ ；http：//www。7mihua。com
文化共生如何将灵长类转变为人
一只蜘蛛实施的操作与一位织工的相似，一只蜜蜂建造的蜂巢让许多建筑师蒙羞。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高明的蜜蜂之间的区别是——建筑师在将其结构变成现实之前，已在想象中将其竖起。
——卡尔马克思（KarlMarx），《资本论》
文化让事情变得更容易——或至少成为可能。它所带来的改变中的一些，看来比其它更近乎于（进化上）不可阻挡的。——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文化与遗传改变的模型”
在那些产了卵就离开，从不与后代共享环境的物种里，基因几乎是垂直传袭或继承的唯一途径。几乎，但不是完全，正如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例子中看出的：假设一个蝴蝶物种通常在一种特定植物的叶子上产卵，并考虑当一个雌性碰巧将她的卵产在其他某种叶子上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可能，对这一产卵习惯负（最大）责任的那个基因，是通过让后代“铭刻”她们在孵化时首先观察到的无论哪种叶子而起作用的。这只反常蝴蝶的后代将重复她的“错误”，本能地将她们的卵产在与她们出生时所在叶子相似的叶子上。如果她的错误恰好是一个可喜的意外，她的世系可能会兴旺而同时其他的衰亡了：新的叶子偏好将是一种完全没有遗传改变的适应。
这个例子凸显了涉及遗传配方中所采用的引用类型的指示（deixis）或“指针”元素。蝴蝶后代的基因相当于在说：把你的卵产在看上去像这个（同时一根小指盲目地伸出去，落在有机体去“看”手指指向何处时所在的无论什么目标上）的某种东西上。一旦理解了该原理，你就能看到它到处都在被运用，尤其是在各种依赖于“细胞记忆”的发育过程中。蝴蝶在树叶上不仅存放了DNA，她还存放了卵，而这些卵细胞包含了遵循DNA配方所需的全部读取机制和初始原材料。
这一读取机制也包含了造就后代表现型所需要的重大信息，而它并未被编码在基因里；基因仅仅“指向”那些材料并相当于告诉读取机制：用这个和那个去制造并折叠下一个蛋白质（当然，基因确实编码信息以指导下一代的读取机制的建造，并将下一代的这整套工具和原材料存储在一起，但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其他来源也可以影响这一规格说明。）。如果我们设法变更基因读取机制紧邻环境中的这些元素，我们可以在输出中造成一个改变（就像后代改变了叶子选择习惯），而且如果那恰好——就像上述习惯——保证了同样的更改会倾向于在下一代的基因读取环境中重现，那我们就在没有任何基因型（那个配方）突变的条件下制造了一个表现型突变（phenotypicmutation，发生在成品——即直接面对自然选择的那个载体——中的突变）。
第17节，
厨师们了解，不同国家之间面粉和糖的质地的微妙差异，可以对他们所喜爱配方的结果产生深远影响。他们逐字遵照配方，伸手抓来在这里被叫作面粉的东西，最后得到了一个陌生的蛋糕。但如果新蛋糕是个好蛋糕，其配方或许会被复制并为许多厨师所遵循，建立一个新的蛋糕世系，完全区别于它们的祖先和它们在母国的同辈亲戚。（我相信，哲学迷会注意到这一点与哲学中的孪生地球（TwinEarth）产业之间的相似。那些没有看懂这句题外话的人，该为他们被蒙在鼓里而感到庆幸。）
自然之母不是个“基因中心主义者”，即，当同样的信息（大致上）可由世界的某种其他规律性，被以同样可靠、而且更廉价的方式传递时，自然选择过程并不偏爱经由基因传递信息。存在一些由物理定律（重力等等）和可以被安全“期待”会得以保持的环境长期稳定性（海洋盐度、大气成分、可被用作触发器的物品颜色）所提供的规律性。因为这些条件多少是恒定的，它们可被遗传配方默认为前提条件而不予“提及”。（注意，盒装蛋糕糊常常为高海拔烹饪指定一个不同的烘烤温度，或添加额外的面粉或水，这是个存在变数的例子，该变数迫使配方提及某些它原本可能省略不提的事情。）。xjqi。
在可以被基因配方预设为前提的规律性中，包括了经由社会化学习而在代与代之间传递的那些。这些是可期待的环境规律性的更多例子，但它们更重要，是因为它们本身有成为选择性修枝对象（不像（比如）重力）的可能性。一旦信息传输通道建立，并且成为基因进行某些传送的“依靠”，它本身就成了设计改进的对象，就像在亿万年中改进了DNA编码、复制、编辑和传播过程的种种改良。比如，倾向于延长亲子联系与互动的遗传改变，可通过给予它们更多活动时间而提高这些社会化学习途径的可靠性，从而注意偏向（看妈妈！）可进化出来以进一步协调信息传递。小径变成了大道，变成了公路，成为一条由自然选择设计的信息通道，在依靠它的那个世系中增强研发工作。
在那些亲代与子代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物种里，存在一条有用信息或“传统”——诸如食物和栖息地偏好——纵向但非遗传性传递的宽阔大道（阿维塔尔和亚布隆卡，2000）。如我们所见，经由遗传传递的设计的横向传递，即与你子女或父母之外的有机体共享有用基因，也已从进化早期开始便到处存在，并在进化所造就的许多最辉煌进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它们的出现是幸运意外，不是被设计来传递设计的途径。非遗传信息的横向传递是装备了知觉系统的多细胞生命形式（简言之就是动物）中一项远更晚近的发明。其力量在我们物种中表现得最明显，但我们并未独享其益处。
在日本一个岛上被研究的猴子，通过模仿和观察极好的学会了清洗被扔在海滩上的麦粒：将一把多沙的麦粒扔进海里，然后从水面上舀取浮起的麦粒；有理由相信，筑坝技术从成年海狸向它们幼崽传递的过程，可能也包括了相当程度的观察和模仿学习，即便不是正式指导。如生物学中所常见的，存在一些可说明这一反差的中间例子。雪羊（mountaingoat）在它们的领地中踩踏出一个最佳路线的小径网络，其整齐程度不亚于任何人类道路系统，它们将这一有用的整葺环境遗赠给穿越该区域的所有生物而不只是它们的子孙。这是文化传递吗？是也不是。受信赖的一致性的维持依赖于雪羊个体的重复行动，这些个体必须能够看到其它雪羊正在做什么。这是模仿吗？被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很难说。
第18节，
但有一个物种，智人，将文化传播用作其信息高速公路，产生了文化实体的庞大分支家族的家族的家族，并通过一种经由文化传递的习惯，改造着其成员：不遗余力地在其少儿身上安装尽可能多的文化，在其能够吸收的限度内尽早安装。这一横向传递创新如此具有革命性，乃至作为其宿主的那些灵长类值得拥有一个新名字。假如我们需要一个技术性术语的话，不妨叫它们真灵长类（euprimate）——超级灵长类。或者我们可以用白话，把它们叫做人。人就是大脑被感染了的人科动物（hominid），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化共生物的宿主，而让这些成为可能的首要元素，便是被称为语言的共生系统。
哪个先出现，语言还是文化？如同多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题一样，这个问题只有当你过分简单化地看待时才显得是个悖论。确实，存在一个有着规范（norms）、传统、对个体的识别、和理解各自角色的勉强算得上社会的东西之前，成熟语言不可能作为存在于物种成员之间的制度而繁荣起来。所以有理由宣称，存在某种先于——且必须先于——语言的文化。黑猩猩社会具有（初级形态的）规范和传统、对个体的识别，以及（初级形态的）相互理解的角色，而没有语言，而且它们也显示了一些最起码的文化传播：打碎坚果、钓白蚁、捕鱼、从很难够着的地方吸取水的传统或“技术”。。xjqi。
它们甚至拥有原始符号；在至少一个黑猩猩社区，一个雄性诡秘而银荡的抚摩一片摘下的草叶，意思很明显是在对一个观望中的雌性表示类似“哇－哇－呜”或“你想不想来看看我的好东西？”存在于梳毛仪式中的不同握姿，看来是通过文化而非遗传途径而传递的。回顾我们自己的进化史，有证据显示（仍在热烈争论中），早在一百万年前人科动物已控制了火，这肯定是一种经由文化传递的做法（而不是像掘土蜂掘巢习惯那样是遗传传递的），而语言则是远更晚近的创新，据估算只有几万到几十万年历史。
文化与经由文化的传递可以没有语言而存在，而且不只发生在我们人亚族（hominids）中，还发生在我们亲缘最近的幸存物种黑猩猩中。然而，是语言打开了文化传播的洪水之闸，让我们从其他所有物种之中脱颖而出。精致的语言文化在地球上显然只进化过一次——迄今为止。（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可能拥有语言，所以曾有一时可能存在两个使用语言的物种共享着地球，但若是这样，这些语言可能都是从两者的共同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为何其他物种没有发现这一宏伟的成套适应器？
下面这份人类独有特性清单是人们熟悉的：火的控制，农业（但别忘了养殖真菌的蚂蚁），复杂工具，语言，宗教，战争（但记住蚂蚁），艺术，音乐，哭泣，大笑这些独特性是以何种顺序出现的，为什么？历史事实已很久远，但并未沉寂；它们确实留下了化石踪迹可供今天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进化遗传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人研究。将所有对数据的解释结合起来，并支配着仍在继续的争议的，是达尔文思想——而且那不只是关于基因的。有时那与基因完全无关。
语言只进化出了一次，但自从首个使用语言的群体分裂为子群以来，语言们始终在进化着，而且尽管对语言的来临无疑有着遗传上的响应（大脑已在解剖结构上进化而使之成为更好的词汇处理器），但极不可能的是，语言进化出的任何差异，比如芬兰语和汉语之间的，或纳瓦霍语（Navajo）和他加禄语（Tagalog）之间的差异，可被归于任何可在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人类种群之间被辨认（即便用最高端的统计分析）的细微遗传差异。据我们目前所知，任何人类婴儿都能同样轻松的学会任何他接触到的人类语言。
所以语言的进化并不与基因的进化直接有关，但它仍被达尔文约束支配着：所有研发都是昂贵的，而每个新设计必须以某种方式抵偿其成本。比如，如果语法复杂性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持续，那必定有其理由，因为生物圈的每样东西在所有时候都准备着面临更新、修正或作废。习俗或习惯和物种一样注定会走向灭绝，除非某种东西维持它们继续存在。语言或其他人类实践上的精致创新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它们只会因为一些理由而发生。
第19节，
问题是：谁的理由？就像律师常问的，“何人得益？（Cuibono）”要恰当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想象力上做个大胆跳跃——没有任何魔羽帮助我们。当你跳跃时，你将看到一群歇斯底里的嘈杂旁观者会警告你别这么做，恳求你抛弃这个危险念头。我们即将开始讨论的主题，有着无比强大的威力去引起传统保卫者的不安，并调高他们的批评音量，但不是精确性。我们将要考虑的是模因（meme）——类似于基因的文化复制子（replicators）——的情景，许多考虑过该情景的人都痛恨它。首先让我们尝试理解它，并看看它是不是果真那么可恨。我会尽最大努力为憎恨提供基础，以免被指控为一个有毒观念裹上糖衣，现在开始吧。。buuyu。
我们看到一只蚂蚁费劲地爬上一根草茎。它为何那么做？为何那是适应的？这么做会给蚂蚁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对蚂蚁根本没有好处。那么，这只是个意外事故吗？实际上，那正是如此：一个吸虫（fluck）！这只蚂蚁的大脑被柳叶吸虫（Dicrocoeliumdendriticum，又名支双腔吸虫）入侵了，这种吸虫是一大帮微小寄生蠕虫之一，它们为了繁殖需要进入羊或牛的肠道。（就像大马哈鱼逆流而上，这些寄生蠕虫驱使蚂蚁爬上草茎，以提高自己被路过的反刍动物吞下的机会。）这一好处不是对这蚂蚁的繁殖前景，而是对这吸虫的繁殖前景的。【严格地说，是对该吸虫的基因的（或吸虫群体的基因的），因为如索布尔和威尔逊（1998）在他们使用柳叶吸虫作为利他行为的一个例子时所指出（p。18），在大脑中实际驱动蚂蚁行为的吸虫，是一种神风敢死队员，它会死去而没有任何机会传递其基因，帮助了它的处于蚂蚁其他部分的（无性繁殖）近似克隆体。】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1976）里指出，我们可以将一些文化单元——他将其命名为模因——也考虑为寄生物。它们使用人类大脑（而不是羊的胃）作为临时家园，从一个头脑跳到另一个头脑而完成复制。就像柳叶吸虫，它们在安排妥当这一精致循环方面做得越来越好（这都是因为模因之间为大脑中的有限位置而展开的竞争），而且，也像柳叶吸虫，它们不需要对它们如何或为何这么做有任何了解。
它们是巧妙设计的信息结构，会无知觉地利用思想者，但它们本身却不是思想者。它们没有神经系统，它们甚至没有常规意义上的身体。它们实际上更像一个简单病毒而不像蠕虫（道金斯，1993），因为它们轻装上路，并未制造一个大躯体用来四处运动。基本上，一个病毒只是我行我素的一串核酸（一个基因）。（它还有一个蛋白质外套；类病毒（viroid）则是更赤裸的基因，没有外套。）类似的，模因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信息包——一份实施某种文化行为的配方或指示手册。
所以模因与基因相似。模因是用什么做的？它是由信息组成的，可以由任何物理介质携带。基因，作为遗传配方，全都写在DNA这种物理介质上，使用单一正统语言，用C、G、A、T四个字母，三个一组的编码氨基酸。模因，作为文化配方，类似的依赖于这种或那种物理介质而持续存在（它们不是魔法），但它们可以在各种介质间跳来跳去，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就像配方！
无论是以英文用墨水写在纸上，或用意大利语将语音记录在录像带上，或以图表式数据结构存储在计算机硬盘上，都能保存、传输和复制完全相同的巧克力蛋糕配方。因为甜点要在吃的时候才得到检验，一个配方的任何物理拷贝得到复制的可能性，（主要）依赖于蛋糕有多成功。蛋糕在什么方面有多成功？在让宿主去按配方制作另一份拷贝并将配方传递下去方面。
第20节，
何人受益？通常是吃蛋糕的人受益，这也是为何他们珍视配方，为它制作拷贝，传递它，但无论这些“宿主”是否受益，只要这蛋糕以某种方式鼓励他们传递配方，那么配方本身将以唯一对配方重要的方式让自己受益：被复制从而延续其世系。（比如，我们可以想象，按配方可能做出一块实际上剧毒的蛋糕，但其中包含了强有力的迷幻剂，能赋予吃了它的人以难以抵御的着魔般的欲望去制作更多配方拷贝，并和他的朋友们分享。）
在模因的领域，终极受益者，即最终的成本收益计算运用于它的那个受益者：是模因本身，而不是它的携带者。这不应被理解为一个大胆的经验性断言，排除了（比如）人类主体个体在文化单元的设计、领会和确保其传播与延续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的断言毋宁是，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个视角，由此，包括传统断言在内的各种不同经验性断言可以得到对比，并且它们的证据可以在不对这些问题做预先判断的中立背景中被考虑。_米_花_书_库_ ；www。7mihua。com
乍看上去，这一文化景象可能看起来更加不祥而非充满希望。如果这是一种自由，那它看来真是陌生的一种，而且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如鸟儿随心所欲飞翔的自由——对此它们即便充满喜悦也是懵然无知的——更为可意。在与吸虫的类比中，我们将模因当做为其自身复制利益而霸占了有机体的寄生虫来考虑，但我们应记住，这样的搭便车者或共生者可以被归入三个基本类别：寄生物（parasites），其出现降低了宿主的适应性；共栖物（mensals），其出现是中性的（然而，词源学提醒我们，它们“共享一张餐桌”）；互惠共生物（mutualists），其出现同时提高了宿主和客体的适应性。
因为这些类型排列构成一个连续谱（continuum），它们之间的边界无须过于精细地划定；利益恰在何处降至零或转为伤害，不是某种能以任何可行测试而被直接度量的东西，尽管我们可以在模型中探索这些转折点的后果。我们也理应期待模因出现在所有三种类型中。有些模因肯定提高了我们的适应性，让我们更可能拥有大量后代（比如卫生保健、孩童照顾和食物准备方法）；其他一些是中性的——但就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而言，或许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例如文学、音乐和艺术）；而有些模因对我们的遗传适应性肯定是恶性的，但即便它们或许也在另一些我们在乎的方面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生育控制技术是个明显例子）。
毋庸赘言，得以持续存在的模因，将是自身作为复制子的适应性更高的那些，无论它们对我们的适应性有何影响，或在任何意义上对我们的福利有何作用。所以，假定对文化特性的自然选择总是“有原因的”——总是因为它带给宿主的被感知到的（或即便是错误感知到的）利益——是错误的。我们总是可以问，作为宿主和载体（vectors）的人类主体，是否感知到某些利益并（因此而）对上述文化单元的保存和复制提供帮助，但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接否定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虑下列假说的现实可能性：尽管人类宿主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对某些文化单元毫无知觉，或漠不关心，或甚至坚决反对，它们却仍能利用这些宿主作为传播载体。正如乔治威廉姆斯（GeorgeWilliams）曾说过的，
在一个社会中，模因可能确实提升了其携带者的幸福和适应性，或者可能没有。如果它能以高于其携带者繁殖的速率横向传递，那么携带者的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了。吸烟习性的发展留下了一长串尸体，和被螺旋菌的克隆体感染致死的一样。（威廉姆斯，1988，p。438）
关于模因还有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以及许多异议。模因视角能被转变为一门名副其实的模因学吗？或者“只是”一个生动的想象力扩展器，一个哲学家的工具或玩具，一个无法直白表达的隐喻？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多数被提出来反对模因科学的论点，都是受误导的和基于错误信息的，而且它们透露出一股显著的不真诚和绝望气息。当这些论点被那些显然未能理解它们的人重复时，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他们忠实而缺乏领会地复制了那些小错误，这些错误不知何故进入了生殖线！
第21节，
我喜欢的坏论点，是宣称文化进化是“拉马克式的（Lamarckian）”，所以不可能是“达尔文式的”，这是个有着若干欠考虑变型的念咒，其中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简单说，拉马克主义是认为获得性性状可以经遗传传递的异端，可是谁的获得性性状——是模因的还是其宿主的？宿主始终在将获得的寄生物传递给它们后代——这里没有拉马克主义异端，而且因为模因没有遗传线和身体线之分，模因的突变和获得性性状之间不存在清晰区别。如果这些就是“文化进化是拉马克式的”的意思，那么这无碍于模因学，如果那是别的意思，那么其确切意思还有待澄清。）。但这听上去很有道理，不是吗？它听上去像个老练的异议，必定会真正打中那些讨厌的超级达尔文主义者的要害。（让那乌鸦闭嘴！）目前的前沿研究可能正在将模因学发展为一门有实际价值的新学科，并证明那些批评是错误的。（吃掉那只乌鸦！）也可能他们不会。仍有一些严重的障碍和异议需要对付。（参见章末对进一步阅读的说明）г米г花г书г库г ；www。7mihua。com
我已说过，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就我们的意图而言，结论如何是无关的，因为我们在此场合所需要的模因的主要贡献，实际上“只是”哲学的或概念上的——而且无损于如下价值：模因视角让我们领会一种原本很难认真对待的可能性。如我们在第四章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身上所见到的，在许多思考者中有一种强大的信念，不知何故，如果我们想拥有具有道德重要性的自由意志，就必须被从我们无情的生物遗产手里解放出来。因为我们无法进行魔术般的道德悬浮，也无法让量子帮我们超越我们的生物学性质，我们将不得不从别处找寻我们的自由。理查德道金斯用如下掷地有声的宣言结束了《自私的基因》一书：
我们拥有力量去藐视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以及——若有必要——我们的教化之中的自私模因我们被建造为基因机器，并被教化为模因机器，但我们拥有力量去反对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地球上仅有我们，能够反抗自私复制者的暴政。（道金斯，1976，p。215）
可“我们”如何能够那么做？道金斯没说，但我觉得，模因视角实际上恰恰打开了我们满足他的宣称所需要的前景。这需要不少步骤。首先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对模因——无论好的、坏的还是中性的——的使用，确实有着为人类打开一个原本关闭着的想象世界的效果。鲑鱼为产卵逆流而上时，或许有着千百种计谋，但她完全不能盘算放弃其繁殖计划的前景，并决定转而将其时光消磨在研究海岸地理学或尝试学习葡萄牙语上。
依我看，这一华丽新立场的创建，是真灵长类革命最惊人的产物。所有其他生物被进化设计为以繁殖成功这一至善为基准去估价所有选项，而我们则能够像变色龙变换颜色那样随时在千百种追求目标中轻易变换。鸟类和鱼类甚至其他哺乳动物，对狂热是完全免疫的，狂热是单单折磨着我们物种的文化传染病，但讽刺的是，文化是通过把我们变得对目标和意义以其他动物从未有过的方式更加头脑开放，而让我们对此类病症易感的（susceptible）。
当一个主体或意向系统（考虑全部因素后）就哪条行动路线最佳做出一个决定时，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最优性判断是从谁的视角出发做出的。至少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经济学家中，一个差不多是默认的假定是，将主体当做一种点状的笛卡尔式福利所在地。我在里面能获得什么？理性的自我利益。但是假如在自我角色中必须有某些东西——某些为我们所考察的决策制定者明确“何人受益？”这个问题之答案的东西——那就没必要像通常那样做上述默认处理。一个作为终极受益者的自我，在原则上可以是高度分散的。比如，我可以在意他人或在意一个较大社会结构。并没什么东西将我限定为一个“我”而不是与之对照的一个“我们”。（如果你把自己变得足够小，你可以外部化几乎任何东西。）
一种传统做法是将此称为“无私”的在意，但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多：对“真正”无私性的探究是个注定会失败的任务。注定失败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天使，但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因为真正无私性的定义标准，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是系统性的不可捉摸的。最好想想人类审视自己的至善作为扩展自我范围的可能性的能力。我仍可将追求自身利益（NumberOne）作为自己的任务，而同时不仅将自己的身体，也将我的家庭、芝加哥公牛队、乐施会（Oxfam）应有尽有，包括在自身利益之中。
这里有一个以这种方式看待自我的好理由：假设我是一个主体，处于讨价还价情境中，或面临囚徒困境问题，或面对一个胁迫性要求，或面对敲诈企图。即便我在保护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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