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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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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下海的动机很简单，一方面是温州的环境影响：商海潮涌，大浪冲到脚边了；二方面是经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青年》杂志停刊了，一直忙于编务，乍一停刊，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三是正好香港朋友洪波先生来温投资，找我合作做房地产。于是我便打了报告申请下海，并且以为下海办企业，要比在政府部门简单得多。
开始办公司之后方才发现，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房地产公司要拿到一个营业执照，没有七八十个橡皮图章是办不下来的。甚至还有报导说有的地方盖了一百三十几个章还未办好的。我们只盖了七八十个章已算荣幸，可你每盖一个图章得面对多少个嘴脸？那时我算是经理，办事盖章可以支使手下的人去，偏遇到那些拿橡皮图章的人不买账：“让你们的经理自己来，端什么架子！”后来与他们认识之后问过其中的一二位，他们坦率地告诉我，认识你们经理才有用，到时我的亲友没房子，找你们经理的话总有三五个百分点的优惠，下面职员又没这个权。
他说的这个是老实话，但弄得每个公司的经理都很忙，我们的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从取得地块之日起，到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之日止，总共费时十二个月又四天。这说明手续之繁琐，也有我这个经理不大愿意自己出场的缘故。举这个例子并非说温州的干部态度特别不好，或办事效率特别低，只是说温州的干部有我们国家干部的通病。“过去的官吏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现在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这话只是学校老师或新闻媒体灌输给我们的一种概念，如果你太当一回事就糟糕了。那态度是干部制度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所造成的，权力越大的机关和部门，干部的脸孔越不耐看。就像顾客不能将自己当成真的上帝一样。
不过话又讲回来，近几年这方面比之以前好多了，现在搞政务公开，搞“一站制”，都是为了改善这方面的弊病。记得几年前，我们几个人在美国租车开到加州大学参加一个座谈会，待到会议结束，却发现车钥匙丢了。那时已经天黑，回到所住的宾馆还有好长一段路，大家急得团团转。大学方面接待的人帮我们给警察打电话，我们都很奇怪：车钥匙丢了警察也管？等我们打完电话回到车子旁边，警察也来了。警察告诉我们两个办法：一是将租车公司的地点告诉他们，让他们开车去拿备份钥匙；二是他们找车送我们回去，剩下的事由他们解决。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但事情的解决却很圆满，也许是警车的车灯特别亮，我们将掉在车边的钥匙找到了，大家欢呼起来，警察也为我们高兴。回程的路上大家在谈论：我们的国家虽然也有写着牌子“有困难找警察”，但如果你的车钥匙丢了，你找警察看，不被训一顿才怪呢。但这两年不同了，温州就有关于有人将钥匙忘在家里，找警察帮忙的报道，警察帮助解决了问题。这是一大进步。
话说远了，现在再回到温州的干部下海这个题目上来。温州的领导干部下海徐国林是第一位，大约是1993年底。当时他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批准我“下海”时他还找我谈过话，不久他自己就“下海”了，在当时的机关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做了房地产，也做了期货公司，还是我们外商房地产投资协会的会长，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能讲，会写，发表过散文。可惜上天未假他以年岁，几年就去世了。
接着徐国林的是邹丽华，时任温州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一位很能干的女同志，现在是名气很响的新湖集团副总裁。再接下去的人就多了，如市委宣传副部长季树才，市委秘书长叶正猛，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以及前任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等等。而且除邹丽华外这几位我都比较熟悉，都是很能干的人，如以从政办公是“文”，从商经营是“武”这一概念来说，他们个个是文武全才。
话又讲回来，也不是每个文武全才的干部都会下海，我的朋友王成云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现在是市政协常务副主席，他就没有动过下海的念头。要说文武全才，他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角色。在大学里他学的是冶金专业，又在温州冶金厂当了好多年的企业干部，对企业非常熟悉，企业界的朋友也很多。但他又在政府区长、县委书记、副市长等位置上任职多年，从政经验也非常丰富。那一年，他担任副市长仅两年多时间，干得正欢，还未届满，突然调任政协副主席。人们为他抱不平，以为他会拂袖而去，下海办企业了。但他真是做到了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仍旧干得很好，受到大家的赞扬。我与他是多年的老朋友，那关系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几乎不相往来，一旦约在一起，又可以无话不谈。他还没有架子，逢年过节常送点土特产给我，而我总是照吃不误，并且从不回敬，免有拍领导马屁之嫌。他有个理论：国家待我们干部不薄，虽说工资不高，附加值却不低，有车子、有房子、有手机，还不时能出国考察什么的，不好好干对不起国家与老百姓。企业我很熟悉，也能办起来，但那忙碌劲，还有担风险时的提心吊胆我已经不习惯了。不能只看和尚吃馒头，也要想想和尚求戒……真是人各有志，思维方式不一样。风气一开，温州干部就更潇洒，合则干，不合则走。据说副市长吴敏一原来被看好为市长候选人，社会上也有这么认为的，他年纪轻，学历最高，工作也有干劲，他自己也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为国家也为温州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当一知道下任市长候选人不是自己时就走人了。这么做于国家，于他本人可能都是好事。如果他仍旧在原职上，他可能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心情会压抑，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了工作，甚至影响了整个温州的建设与发展。这么一走，他就可能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叫马绍华。马先生的原职是温州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上面部长空缺，这说明他一人顶两职没问题。大约因年纪关系，这部长已经升不上了，遂萌发了退意。他学的是工程，哈尔滨建筑工程大学毕业的。温州机场建设阶段，他就被市政府借过来搞机场筹建工作，分区的营房工作又离不开他，只能借一半，即一半时间在部队，一半时间在机场管工程，如果他转到城建的哪个局，都会受欢迎，何况他夫人现在还在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但他自己喜欢搞工程，不愿意再扯到官场人事的复杂关系上去。他们夫妇与我都很熟悉，我就请他来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他从分区提前退了休，自己又拿出积蓄并向亲友借钱投入项目，同时成为公司的股东，他把部队的作风带到公司来，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一个六万平方米的小区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一共只用了一百八十天，在当地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干得很开心，但也有我初“下海”时窝心的感觉，想得太天真了。搞房地产面对那么多的主管，要盖那么多的橡皮图章，弄得人头晕脑胀不说，有时候会被卡得莫名其妙的。举个小例子，我们的工程在外省的某个城市中心，不免要占道施工，便向交警队交了费，领取了占道施工许可证。但每当石泥沙运进工地时，又常常被交警连车带物扣住了。他发火了，拿出部队首长的架势，就跑到交警队去与他们吵。吵过了放行，第二天第三天又扣。他不懂“卡拉OK”，人家卡你，你要拉他，然后大家OK，他不去拉，次次去吵。后来才知道，人家卡的目的是想将石泥砂的生意拉给自己的亲友做。马部长的倔脾气上来了，我反正是守法经营，卡一次吵一次，对方终于被镇住。生意没拉成，车也不敢再扣。但马部长在当地的关系便有点僵。他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社会风气！”
我开酒店的合伙人叫陈建国，原先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为人精明强干，很有经营头脑。他和马部长一样，都是文武全才。他的下海与马绍华又不同，可谓“蓄谋已久”，在工作之余就动脑子搞第二职业。在温州，光凭警察那点工资会过得很窘迫，但他于穿着上及居住条件上很讲究，有自己的品位，你想过好日子，又不愿意受贿什么的，你就动脑子自己干。办酒店也是他先想到的，来找我商量。我于酒店有兴趣，但嫌酒店管理繁琐，他答应由他全权管理，于是一拍即合，合作投资。酒店的规模比较大，三十一层高，七百多位员工，搞业余就不可能了。他毅然脱了警服穿西装，从装修到开业以后的管理全自己来组织，并且搞得井井有条。开业之后一年时间就评上四星级，温州至今没有五星级酒店，四星算是几个最高级别的酒店之一，可见他的管理与经营才能。而我这个董事长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忙时连酒店都不走，闲了到酒店吃餐饭、睡一宵，是个不管部部长，又像无所任大使，显得挺潇洒的。但我在酒店经营中所学到的社会知识，却是做其他行业都无法得到的。我们酒店分客房、餐饮与娱乐三大块。客房中又分行政楼层、普通楼层和女子楼层、餐饮中分中餐厅、西餐厅和桑拿，同时还有健身房、台球室、投影厅等等。光用餐可以同时容纳一千多人。消费者打秋风的，“卡拉OK”的，每天发生的趣事、逸事、尴尬事和气事层出不穷。也可以写本《闲说大酒店》，不过这与本节无关，只是题外话。
我与温州的“下海”干部合作得都很成功，于是在外地也想照搬这经验。我与一位朋友在外省市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聘请了一位当地原任区委副书记的干部来任公司执行总经理。但他没有想作股东的意思，也不准备担风险，虽然是他受处分，最尴尬时来找我们收他的，但一年未到，另有更好的待遇，便“白白”走人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我们也理解，总觉得这种风格与“下海”温州干部不同，只有短期的目标和作为。
以上说的都是机关干部，还有一种是企业干部，企业干部下海一种是辞职，一种是公司的改制。辞职出来的企业干部往往做得比机关下海的干部更好，因为他们原先在管企业，有一定的经验，只是嫌官办企业限制太多，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也无法赚大钱，所以要下海。他们下海之后手笔更大，做得更好。如我的两位好友，策划了一个工业园区，很快便会上马。我曾在此章对他们做了一番描写，因为他们很有个性，描述起来容易出彩。可前些天见到他们，方知手续尚未办清，现在是利用业余时间策划，我只好将已写的删去。但他们下海是迟早的事，当个自由自在的个体老板，总比当那个左右掣肘的国营经理强。
陈定华原任国营的中亚集团副书记、副总经理，并兼下属的温州花园大酒店总经理。他便是辞职下海的，先以自己的房产抵押，承包了花园大酒店。承包前，花园大酒店每年交给中亚集团的利润不过百来万元，他的承包额度是每年300万，政府是赢了。但陈定华知道他同样能赢，在国营体制下，酒店冗员太多，有的出勤不出力，承包之后他大刀阔斧，裁员几近一半，加之其他严格管理，营业额与利润同步增长。他又以此为契机，再承包了规模更大的顺生大酒店，再接着向房地产业进军。经短短的几年功夫，他已经拥有上海、安徽、江苏和温州的好几家房地产公司，并于2003年以8500万元的拍卖价，成为顺生大酒店的老板。他是抓住了天时，利用了地利，并拥有良好的人和。我与他合作过项目，早几年前就曾经预言，他是属于能成大器的温州企业家之一，果不其然。
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
老板是温州成年人中的主要群体，温州的繁荣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是由这个群体造就的。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年龄跨度又大，是我闲说的重头。先来说一说温州老板的类型。
早些年在深圳有这样说法：树上掉下个椰子，砸到十个行人，有九个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副总经理。深圳的行道树有好多是椰子树，这句话指的是深圳的经理人之多。还有一句话形容我们国人从商的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两种讲法都很形像，当然也是夸大其词，但对温州人来说，“十个人中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这话并不怎么夸张，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可以说温州的老板绝对是全国最多的。
老板按《辞海》的解释是：旧时称商店、工厂的所有者；又佃农称地主，雇工称雇主，亦叫老板。现在，这个老板的叫法似乎还在扩大，机关中许多人把自己部门的领导都叫做老板了。虽然媒体发表文章批评这个现象，但好像干部们并不以为然，仍然这么叫着。不过我这里要说的老板是指前者，你开有商店、工厂、公司，你就是老板。
照说股票的拥有者也是老板，你拥有这个公司的股票，你便成了这个公司的股东。可不知为什么，炒股票的人不认为自己是老板，旁人也不会认为炒股票的人是老板。我父亲炒过股，我妹妹也在炒股，两人经常在电话中讨论、交流炒股心得，却从来也没有让我们有老板的感觉。如果是股东，这个股东不好当，自己没有主动权，常常被套住。他们是小本经营，套住了便转不动，电话就少了。我们的股市似乎还不成熟，再说我也从未炒过股，根本不懂股票和股市，也不知从何说起。
老板有大有小，大的如“正泰”的南存辉、“德力西”的胡成中他们，年营业额在几十个亿，个人所得税也成百万在缴交。小的如开个理发店、杂货铺，夫妻俩自己进货，只雇一两个营业员，你就是小店的老板。而在温州人的概念里，无论大小，都希望自己做老板，做老板是他们的目标，因为做老板和当雇工的感觉不同，是两码事。
现在有些干部说自己在政府打工，这话虽然没错，但说的人未免稍稍带点自豪的成分，因为你只对你的顶头上司负责。你对许许多多来找你办事的人来说，你都是老板的感觉。你可以将他们吆喝来，吆喝去，你高兴的时候马上把人家的事办掉，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拖着不办，特别是你在权力机关，你的感觉会更好，人家来办事的未开口先献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跟你说话，生怕惹恼了你，事情就办不成了。你也许会说现在政务公开，有些事情规定多少个工作日办完，这话虽然没错，但不办完你有很多理由，而且全市惟一的办这件事就要到你这里，要卡也就会卡在你手里，谁敢得罪你。有时你还可以去下边的企业、个体户处打打秋风，你在中午十一点去人家那里检查，人家不得不请你吃饭，酒喝多了开个房间让你休息，或许让你去洗个澡，做个按摩什么的。走时带点什么土特产、工艺品也没事的。只要你不收钱，不过分，我们的老百姓都很好说话。你的感觉不是打工，还是老板。即便你对你的顶头上司，你的感觉与真正打工的还不一样，你只是在工作上听他安排，他可以批评你，但他没权利开除你，因为你捧的是铁饭碗，你还可以要求换个地方，或在干部考评时，面对组织部门，你告你的顶头上司一状，出口恶气。所以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老百姓不能真把自己当主人，否则吃亏大了。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者，你说话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的生杀大权在老板手中，老板规定你几时来，做什么事，你就不能违背，否则就要准备走人。而温州的大部分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我在前面说到过，因为政府不在这里办大企业，不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当干部能有多少岗位？温州人只好自当老板，哪怕当个小小的老板也比打工自由。如我有间小铺面，租给一位文成县来的人开杂货铺，他们夫妻从早开到夜里，反正吃住都在这里，门开着就是，但有时也关上门，自己给自己放假一天，老婆回乡下娘家看生病的父母，老公就偷闲打个牌什么的，顺便进点稀缺的货色。当老板忙乎是心甘情愿，但也相对自由，温州人生性活泼，爱好自由，又有这种许多年形成的概念，所以大都愿意自己给自己作主，哪怕是当个小小的老板。
可惜我找不到温州人当老板和打工的具体数字和比例。但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一下：我在“中国的犹太人”一章中已说过，除少数外，温州的青壮年人中一半左右在外地或外国，这部分人打工的很少，有也是短期的，自己开店办工厂是他们的目标。留在温州的人怎么样呢？就连开出租车现在也大部分由外地人开了，如果温州人自己开的话，那人可能就是老板。因为那车是他自己的。一般他们自己开白天，让外地司机开夜班，下午六点交班，所以你在下午六点在温州就比较难叫出租车，因为他们的车要赶去交班。我的一位邻居就是这样的老板，他买了两辆营运车，一辆完全租给人家开，一辆自己只开上午半天，还可顺便送小孩去上学。下半天和晚上租给人家用，收固定的租费或叫承包费。他自己下午睡一觉，看看报纸，晚上找人一起打打“双扣”（一种扑克牌的玩法），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别小看他，他是小老板，身家三百万元的富翁呢！温州现时一辆车的营运牌照要七八十万，加上车价有九十多万。这个价格不是我随口说说的，最近一次拍卖，从九十三万到九十七万元的价，逼近百万。他有两辆车外加一套住房，身价不低。
我居住的大楼底层有个理发店，那是我隔三差五要光顾的地方。大楼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住户大都认识，这理发店的老板夫妇也不例外。女老板本身是位理发师，再雇了几位洗头工，洗头工吃住都在店里，男的便负责采买和烧饭。据他们自己说，好时一个月下来扣掉费用可剩万把块钱，差时也有五六千，这个数字比之打工要好多了，他们也就安心地干着，不久前还在近郊买了一套二手房。这种老板省心省力，花个几万元就可以做了，当然，如果铺面也是自己的，那便要几十万元。
代理品牌开店也是当老板的方式之一，在温州，代理品牌的人还不少。你的“红蜻蜓”、“美特斯·邦威”、“高邦”或者“夏蒙”等等，都很有名气，是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我在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县来代理你的品牌，开个专卖店或连锁专卖店，我借你的品牌做生意，你依靠我来扩大你的市场占有量，相互依靠，各得其所。有段时间，“高邦”服饰的老板朱爱武就称自己是“八一”老板，在全国各地，八天就出现一个“高邦”连锁专卖店，而且越开越多，从北京、上海开到省城，再从省城开到市、县。全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不只一间专卖店，这队伍有多大可想而知。温州的知名品牌又多，像“正泰”、“德力西”这种集团公司，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大，销售额这么高，就靠这种代理商，这是他们的营销网络，几乎每个大公司都有这种营销网络。现在这种网络有向国外蔓延之势，与此同时，有些人开始代理国外的品牌了。
这种代理品牌的老板也有大有小，如果实力强的，代理某个省的经营权，你就是一方的诸侯，如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胡晓武，代理的是“红蜻蜓”的新疆经营权。新疆地域大，还可做边贸的生意，将货物远销中亚四国，生意做得很大了。去年夏天我携太太和我小妹妹到新疆玩，他派了一个司机和一辆车全程跟着我们，还与他的新疆各地的朋友联系好，在石河子、阿克苏、吐鲁番等城市，都有他的朋友盛宴招待我们。他送给我们的吐鲁番葡萄、达尔曼的香馕，至今令我太太赞不绝口。他的实力可以略见一斑。
如果所取得的代理权仅仅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县，甚或是从代理商那里分个连锁店来做，那实力就大打折扣了，这个老板就不容易做大。这种代理品牌的老板，我称之为老板队伍中的地方守备部队。有了他们，温州货才走遍温州的山山水水，延伸到每个市县。
开工厂当然是很传统的当老板方式，温州又是靠家庭工厂起家的，这种老板在老板队伍中的比例相当高。但办工厂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种人，稍微上了点年纪，不大想冒风险，自己又有某方面的技能，就办个小工厂，如摆放几台冲床、线切割机床什么的，代人加工零配件，自己既当老板又兼技工，雇一二位助手，坐山门“老等”，总会有人送图纸过来加工的。没有技术科，也不需要营销部，但这种老板仅仅比打工好一些，日子过得无忧，又能让自己作主，做的人还不少。
我的一位贴隔壁邻居，当的就是这种老板，他开的是汽车美容店，现在温州人汽车拥有量很高，洗车、理车、美车的市场大。他是当司机出身的，这方面又内行，便开间店坐山门老等，生意挺好的。
如果是温州的大路产品或传统的工业品，做零配件也可以做得很大。比如打火机、眼镜、小商品等等。这些产品温州人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出产的数量、品种非常多，而且生产的性质也已经托拉斯化了。你做打火机壳，我做电子配件，他做点火部分等等，然后由一家厂总装并出口或推向国际市场。虽然牌子是总装这个厂家的，如很有名的大虎打火机。但做配件的并不一定小，有的人同时替十几家打火机厂生产配件，这老板也算挺大的了。温州有位作家叫吴树乔，他就是做打火机配件起家的，后来做眼镜。这两种产品在新时期的温州都是传统的产品，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市场占有量都很大，做这个行业也可以做得很大。
民兵、集团军和多国部队
温州以前有“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讲法。指的是一个村基本上都生产这个产品，一个镇都搞这个行业。如苍南金乡，大都生产商标或标牌；宜山，由“平阳布”发展到大都生产晴纶衫；平阳萧江，大都生产塑料编织袋；瑞安塘下搞汽摩配件；场桥生产羊毛衫；湖岭做眼镜；永嘉桥头生产钮扣和服饰等等等等。一般是有人组织，有人领头，家家户户摆机器生产。有人负责进原料，有人负责销售，大家都是老板，又各自不能独立，必须相互依靠的。
这种老板随着行业的崛起而崛起，随着行业的衰落而衰落。但在温州，衰落的似乎不多，因为他们生产的大部分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虽然产品档次不高，价格却很低廉，外地同类产品几乎无法与之竞争。所以他们这种集体老板也在继续做下去，可以说这是老板队伍中的民兵。他们分散开来有的可以说是老板，有的只是独立劳动，合在一起的时候力量是巨大的，有可能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我的老朋友陈钏进，原先是温州标准件厂厂长，后来自己开标准件的销售店，再后来就替他外甥打工，管理外甥公司下属的一个眼镜配件厂。温州人就这样，名分不要紧，赚钱要紧。配件生产做大以后自成一个独立厂，既为外甥生产配件，也为其他公司供应配件。工厂工人上百人，不算小了。去年他家搬新居，邀请我们这些老朋友聚餐，并准备了从100度到300度的老花眼镜让大家自己挑，这些老朋友个个都有点老眼昏花了。正因为温州的产业结构形式，温州产品的市场占有力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强。一个工厂做一样零部件，专业性强，质量就会好，成本就比较低，然后由一家厂装配产品，比之那种小而全的工厂的产品质量高的可能性就大些。现在温州的产品除打火机、眼镜之外，尚有如制笔、制锁、制鞋、制小商品等等，基本上都形成了这种托拉斯。并且各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老板也随之被称为某界或某业的老板，如“眼镜界老板”，“笔业老板”等等。这部分老板是温州老板队伍中的方面军。
主力部队当然是那种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自己的知名品牌、自己的营销网络的大公司的老板们。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中的二十四家温州企业不用说，老板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些行业的全国百强或两百强企业，也是规模很大的厂家或公司，如制锁业、制笔业、制衣业、制鞋业等等，温州企业都在一百强或两百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那公司的老板与前述的二十四强一样都是大老板。但从主力部队来说，有些企业在内销的排名上很难说老几，但在外销出口上的排名高高的。如我所认识的东艺鞋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国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艺”皮鞋在国内的知名度不及“康奈”、“红蜻蜓”、“奥康”等等，但他的“东艺”以出口为主，在国外有很高的知名度，一年的外销额达到五千万美金。又如“华士”西服、“法派”西服也是如此，他们为国家争取了不少外汇。
有的老板没有排上名，因为涉及的行业多，在某个行业排不上名，但总体实力很强，如“神力”集团的老板郑胜涛就是如此，所以会被选为温州总商会的会长。又如“三虎”公司，既做房地产，又做搅拌混凝土，还做北极新秀内衣等等，涉及面也很广；还有如赵章光，由“毛发再生精”起家，现在涉及房地产、制药等行业，做得也很大。温州诸如此类的公司不少，他们也应当是主力，可说是集团军。
还有的老板既没有排名，知名度也不高，但他们正在悄悄地崛起，比如在全国各地办市场的温州人，搞房地产开发的温州人，承包大企业的温州人，开大酒店的温州人等等。他们榜上无名，也不愿意宣传，但实力绝对是很强的，否则也做不成这么大的事业，平阳老板林圣雄先生便是一个范例。
林先生是平阳昆阳人，做工程起家。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从他评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可知他非常年轻。前几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老板。2003年世界温州人大会期间，温州电视台做了一个谈话类专题节目，我与他均是应邀参加的嘉宾，一同坐在台上，方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用在这里谈他的业绩，只说一点：他要在全国办一百所希望小学，到去年已经办成了七十多所。也就是说连续十来年，他每年对教育的捐款都在百万元之上，实在是功德无量！写到这里，我找出了他的名片，方知他还是全国十届人大代表。
可怕的是如林圣雄先生这般的企业家散布在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并且大都籍籍无名，你不知道他们的数量，更无法摸清他们的底细，只有在某日他们中的一位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动作，他的财富或是能量才如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让我们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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