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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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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朋友李湧开的连锁书店叫中联图书公司。我闲暇时逛书店的习惯，几十年不辍。都说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什么都有，还买什么书？我偶尔也上网，更喜欢的还是倒上一杯茶，拿着一本书，独自静静地坐，看的是书，体味的是一种悠闲。上网找不到这种感觉，于是逛书店成了寻找这种感觉的铺垫。李湧知道我有这种习惯，开书店之初就送了我一张打折卡，此后我逛书店大都逛中联图书公司，倒不是冲着这张打折卡，只是冲着朋友的这份情谊，购书时从来未向营业员出示过这张卡便是明证。但也有例外，2003年四月初的一天，我又去逛书店，正好碰到李湧亲自在店里指挥调整书架的位置，硬送了我几本书，其中就有一本署名方方、叶兆言等著的《闲说中国人》。不是打折的，是白送，不看白不看，从头看到尾，居然看出愤愤不平来。“闲说中国人”，中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虽说这本书只收录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我以为不管省略了哪个省市，也不能省略了浙江省和浙江人，“闲说”“忙说”都不行！
先从地理位置近的说起，六朝古都、金陵王气、石头城下、秦淮夜月，南京是可以大书一笔的。但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是从浙江奉化一个叫做武岭的山谷里出来的蒋中正。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几片太湖堆萃葎，一蒿新涨接沙汀，山水自清灵。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苏州如何能没有杭州？“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八十年代初，我在编《文学青年》杂志时，曾经邀请名作家高晓声和陆文夫先生来温州讲课，聊到南京、苏州和杭州时我曾有一比：南京是大宅门里的奶奶，苏州是小家碧玉，而杭州是大家闺秀。住在南京的高先生和住在苏州的陆先生拍案叫绝：豪门奶奶、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缺一不可。
十里洋场，高楼林立，通衢大邑，灯红酒绿，上海堪称中国的经济中心，世界性的大都市。但造就上海繁华的主要是江苏人和浙江人。当年“宁帮”和“锡帮”是上海工商界的两大巨头，所谓“锡帮”是以荣家（荣毅仁家）为代表的无锡人，而“宁帮”便是浙江的宁波人。清末以降，上海逐渐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唯有上海能与北京相抗衡。所谓“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扛大旗者，浙江人也。鲁迅、茅盾等等无一不是浙江人。
讲历史，我们承认，浙江无法与中原的省份相比。殷墟安阳、仰韶渑池的河南，轩辕皇陵、秦陵兵马俑的陕西，还有“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涸大槐树”的山西，都让我们望尘莫及。难怪河南作家乔典运称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妈，山西人是中国人的爹，而陕西人是中国人的嫡传子孙。的确，中华文明是在黄河流域孕育和成长的，在这些地方，你“随便抓起一把土，都会闻到古文化的幽香”（张宇语）。十三朝故都西安，九朝古都洛阳，还有龙门云岗，使得那些中华民族的“旁系”子孙至今趋之若鹜，乖乖掏钱往那边送。
讲政治，浙江更无法和其他省份的人相比。皇城根下的北京人不说，他们个个是政治家，开口若非经国大事至少也是皇城小道，听得我们张口结舌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便坐在紫禁城里的从来也不是北京人，皇城子民还是有骄傲的理由。而浙江输出最多的是幕僚，即所谓的“绍兴师爷”，在为历代王朝的大大小小统治者出谋划策。
可是历史已经翻到了21世纪这一页。世界上曾经最为强盛的四大文明古国不说，连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曾经梦想征服世界的拿破仑法兰西和发动二次大战的德意志，现在也唯仅仅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利坚马首是瞻，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由于人口与地域的限制，浙江还未能成为中国的经济最强省。但她的经济强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浙江人对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是“闲说”，不必也不想用枯燥的数字来证明。只用一个假设：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武汉的汉正街、西藏拉萨的八角街，甚至是北京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广州的中山路，如果发一个行政命令，所有的浙江人，或者哪怕仅仅是温州人，全部退出经营活动，我敢说市场立即会变的异常冷清。
故愚以为《闲说中国人》中应有浙江人的一席之地。也许编者会说，我们的“闲说”都是“自说自话”——方方写武汉，叶兆言写南京，张禹写河南，范小青写苏州等等。但我以为这也不成其为理由。浙江是经济大省，同时又是文化强省，应当向浙江的作家约稿呀！别的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下曾敬陪末座的一个文学社，就有诸如黄亚洲、王旭烽、余华、程蔚东、陈军、李杭育等等在当今中国文坛都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哪一位都可以来“闲说”一下的。
都说不平则鸣，我还有自知之明，不敢越俎代疱，代表浙江来闲说一通。一是我虽为浙江人，却一直生活在偏僻的温州，而温州是浙江的另类，习俗、民风、语言都与杭州、绍兴一带不同，无法代表；二是才气不足，“闲说”而能吸引人，非大功力，大手笔不可；三是下海十多年，笔墨生疏，等而下之，更加无能为力，不平则不平，腹诽而已。巧的是读此书之后一个月，“非典”肆虐，温州竟也发现一例疑似病人，消息见报，我任董事长的温州国贸大酒店一夜之间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商店骤停、出国路阻、旅游不许，一向流水般忙忙碌碌的生活似乎在瞬间凝结成冰，只能整日枯坐。面对书桌上的那本《闲说中国人》，我心中蠢蠢欲动，又起了写作的念头。
1989年与1990年之间，我与文友汤一钧、张执任合作出版过一本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遥望温州》。用文学作品来解读温州，我们是做得比较早的。考虑到随后接二连三的有关温州的文学作品大多落到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功成名就”的模式，我们曾经相约，下一部作品要写出温州之所以能异军突起的深层原因，譬如特殊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生活环境等等。可不久以后我即下海从商，张执任去欧洲定居，而汤一钧英年早逝，这一想法始终未能实现。而如今闲来无事，度日如年，是否可以重操旧业，另辟蹊经，用“闲说”的方式来叙说温州之所以能举世瞩目，温州人的影响力之所以巨大的原因呢？于是重拾丢下十几年的一支秃笔上阵，既度闲暇又偿旧愿，若真能让人们就此读懂一些有关温州的人与事则是意外的收获，幸甚！
书中叙述，大多亲见亲历，当不至于空洞无物，只是多年不动的笔墨，未免生涩，再加才力不继，只能靠温州与温州人的魅力来弥补了。
是为本书之缘起。
说“瓯”
要解读温州和温州人先要说“瓯”，“瓯”对温州人来说至关重要，温州人大多有“瓯”字情结。
温州古称“瓯”，瓯越、越瓯、东瓯指的都是如今的温州。温州为什么称瓯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温州人会制瓯；二说是温州的地形像“瓯”；三说是因这片土地上有条瓯江。
瓯，是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盆盂类陶器，盛水盛酒用的。古人生活离不开瓯：“超宗既坐，饮酒数瓯。”（《南齐宋超宗传》）。1700年前的西晋名人杜预在《苑赋》中就明确指出“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这是迄今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陶瓷产地的记载。可见，温州陶瓷工业历史悠久。
在古代，瓯又是陶质的乐器。“坎其击缶，宛丘之道”（《诗经》陈风宛丘）。唐朝孔颖达《正义》将此解释为：“缶是瓦器，可以节乐，若今击瓯。”也就是说，瓯是钟罄一类的打击乐器。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盛器是瓯，高兴时打击的乐器也是瓯，如此娱乐，让人想起那些久远的蛮荒时代。
2002年11月起，文物专家对温州西郊的老鼠山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发掘，陆续出土了数百件器物，包括陶器、石箭头、骨质和玉质饰物等。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考证，这些器物绝大部分属于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这表明，与7000年前已开始种稻、制陶的河姆渡文明毗邻的瓯越之地，在商朝时，已经开始制陶。
温州先民们的制瓯技术领先于中原许多地方是不争的事实。吴仁敬等著的《中国陶瓷史》说：“瓯越所造的青瓷，精密坚致，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 经温州市文物工作者长期的努力，迄今已发现了100多处瓯窑古遗址，并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瓯窑瓷器。
我父亲是陶瓷专家，设计陶瓷炉窑的。他年近九旬而思路清晰。我曾与他讨论过这一点：温州的先民为何擅于制瓯，父亲认为是温州的粘土适宜制瓯的缘故。在交通落后的古代，原料就地取材是先决条件。温州的腊石矿又很丰富，给从粘土制瓯到以腊石为主要原料的制陶、烧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江西景德镇被誉于“千年瓷都”就是因为当地有优良的制陶原料——高岭土。
故善于制瓯的温州先民被称为瓯民，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瓯地也是顺理成章了。
在《山海经》这部我国最早的地理书中，即载“瓯在海中”。晋郭璞对此有一诠释：“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查辞书，有歧山的条目而无歧海。“二达为歧，物两为歧”，温州的海岸线弯弯曲曲，多半岛与小岛，洞头县即称为“百岛之县”，歧海大约因此而称。
《周书》中也有关于瓯的记载：“东越海蛤，瓯人惮蛇，且瓯文蜃。”孔兆注：“东越瓯人也。”也就是说明瓯属东越。《周书》又云：“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牛马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我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沤、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蜈鲗之酱，鲛 剑利为献。’”这里的“越沤”当是古时的温州。孙诒让《温州建置沿革表引》说：“夏为瓯、殷为沤，周为欧，实一字也。”也就是说，无论沤、欧，均是瓯。
可见，“瓯”之命名早矣。而作为浙江省第二大河的瓯江，却迟迟未见于典籍。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部非常重要的地理著作中，没有对瓯江的记载。最早关于“瓯水”或“瓯江”的记载是南朝宋郑辑之所著的《永嘉郡记》：“瓯水出自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也就是说，瓯江的得名在瓯地或瓯民之后——这是瓯地的最大的一条河流，所以被人们称为瓯水或瓯江。
因而上面的第三说可以排除。
瓯，还可引申为国土，《南史·朱异传》：“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 金瓯即盛酒器。但以“瓯”来命名地名的，不多。巧的是，在闽北还有一个城市叫建瓯，查建瓯历史，同样是以制作瓯器闻名。茶经中的建盏，即指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宋时茶人视为佳品。这旁证了温州古称瓯地的由来，实为器物命名。
温州还真像只“瓯”
温州人善于制“瓯”，温州的地理环境，也像一个“瓯”。
说起温州地理，惯常的提法是“东南一隅”。自南宋王朝在金的武力进逼下南迁临安（今杭州），“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宋王朝懦弱与无能的人们被批评。而温州又在浙江的东南隅。到最后，宋高宗更是从临安逃到了温州——这才是真正的东南一隅，再过去就是海了。
隅就是角落，边远、相对封闭的地方，长期以来，温州人的感觉就是被遗弃在角落里。不是“静女其姝，俟我城偶”（《诗经邶风》）躲在角落里等待情人相会，而是蜷缩在角落里的弃儿向隅而泣。
温州的北面是台州，西面是丽水，南面与闽北的福鼎、寿宁等地接壤。这三面都有高山阻隔，西南边是洞宫山脉，最高处在泰顺县境内的白云尖，海拔1611米，比山东泰山的玉皇顶还高；西北边的是括苍山脉，最高处在永嘉县境内的大青岗，海拔1271米；正南边经由分水关通往福建闽北。所谓分水关即分水岭的关隘。“高山岭头，水分两边流。”自然不低。
只有中部的小部分地方以及濒临东海的东部是平地。但你不能有华北平原、胶东平原般的无边无际的概念，这些只是小平原，并且常常有小山点缀。所以你在整个温州的任何一处，都能抬头见山。但这并不是说温州地势高峻，她又是水网密布的地区，沟渠纵横、河湖交错，所以你在温州的任何一处，又都能低头见水。山水温州的称谓由此而来。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在三千多年前，居住在这个“瓯”的人民，生活远比中原落后，中原人在“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时，瓯民还是剪短头发，身上刺着花纹，赤足，吃蛇、蛙和鱼、蛤为生。
当孔圣人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在沃野千里、阡陌相连的中原大地周游列国，问礼于洛阳、绝粮于陈蔡之时，瓯民“制瓯击缶”，还在捏他的泥巴，敲他的盆盂呢！在交通极其落后的古代，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无法透过重重的山峦，惠及这“瓯”中之民。
这是一个“瓯”，一个面向大海，盛满了温州人民世世代代美好希冀的“饭碗”。同时也是瓯民的一个大家园，它为瓯民遮风避雨，供他们起居饮食。同时又将他们阻隔在中原文明之外。
温州人的特殊经历和因此造成的独特个性，都是因为这个“瓯”。
所以上面的第二说也讲得通。
“瓯”中的世外桃源
我好旅游，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全世界七大洲中的六大洲（除南极洲之外）都留有我的足迹。走多了之后回过头想想，这个“瓯”待温州人不薄。别的不说，有时候光看中央台的天气预报，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瓯地的瓯民真是有福！
温州的年平均气温在18℃左右，年均降雨量1600毫米左右，无霜期长达280天。如此冷热均匀，气候湿润的地方实在少见，滋润得温州人个个水灵灵的。加之这里的河道纵横，水网丰富，土地肥沃，农作物一年三熟，东部的海岸线曲折绵长，沿海岛屿星罗奇布，海产品异常丰富。温州人的吃饭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可以吃得很好。地形造成的闭塞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给自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反正天高皇帝远。
遥想当年温州城，瓯江与宽阔的护城河将城区围成一个孤岛，城内九山环立如斗魁，整齐的街坊罗列其间，每条街坊或前或后都有一条河道。河水与城外小河相通，清澈见底而缓缓流动。家家户户有一小桥与街坊相通，由于小桥是各家自己建造的，形式不一，高低不同，有的栏杆雕饰豪华细腻，有的粗放而富有野趣，人们在桥上聊天，在自家的河埠头汲水、洗刷。有的坐在自己的厨房间里，在向窗外伸出钓鱼竿钓鱼，顽皮的邻家小孩一颗石子，倏忽之间正要咬钩的鱼儿不见了，引起一阵哄笑声……
河道宽广处，庙宇搭出戏台，逢年过节的热闹景像，令人流连。温州人至今形容“热闹”便是“戏台下似的”。夏天，河边的榕树下，坐满了乘凉的人，树阴下，凉凉的水气，是最好的社交场所。在河中游水嬉戏的小孩，更为这种社交场所增添喜悦的成分。玩腻了水，那就上山吧。华盖、松台，有的就在湖边，有的看到瓯江，山水城市，山水相连……别以为这是我的想像，在我刚懂事时温州就是这个景像，我的游泳就是在大榕树下学会的。
读书时春游，就在自己住家附近的河埠头上船，一直划到远郊的风景区茶山或者仙岩。手划船、舴艋舟、小火轮四通八达，乐清、永嘉、瑞安、平阳，都是船来舟去，甚至连地处山区的泰顺、文成也可用拉纤或背滩的方式坐船到达。划动的船桨，搅纹了清清的河水，也搅动了悠游的鱼虾，不时跃出水面……以前的瓯地，分明是另一种版本的“世外桃源”。
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相对闭塞的环境，生产力虽然落后，民风却比较纯朴，战争、杀伐也较少波及。瓯民不急不燥，稳步前进，从三千多年前的剪发文身、击瓯为乐至隋、唐时，与中原的差距已经不大了。
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原因外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相对稳定的温州就走到了前头。生产力方面，这时温州的造船、纺织、印刷、陶瓷、皮革等等行业都非常发达，产品远销南洋、日本、高丽诸国。生产力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此时温州，游客云集，往来不绝，酒楼茶肆，箫歌喧阗；文化方面，九山书会、永嘉才人，南戏由萌芽而发展，事功学说的提出，永嘉学派的形成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时任温州知州的诗人杨蟠有《咏温州》一诗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可见温州当时的盛况。
至此，这个“瓯”字，真像一只满满登登的饭碗，在风调雨顺中，盛满了岁月累积下的收成。仿佛将在一代代瓯越子民手中一直这样端下去。然而饭碗盛得越满，就越不好端，招引的觊觎者越多，倾覆的风险也越大。
金“瓯”无缺的代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产的繁荣，闭塞的温州逐步为外界所了解。这里毗海处一片平坦，船舰可长驱直入；进来之后只要占据周边山头，则攻守自如。而中央政府欲来救援，却有大山阻隔，天高皇帝远，像一个失去保护的孤儿。于是海盗、倭寇频顾温州。
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九月，“倭寇数千自楠溪出，夺舟渡江至蒲州登岸、屯据龙湾，并分兵掠永嘉场。王沛、王德率义兵拼力抵御，斩倭寇十六人，生擒十四人，夺马十余匹。十月，倭寇由闽犯瑞安境，守备刘隆、温州卫指挥祁高战死。”数千人来扰，惟义兵抵御，说明守军救援不及。而事隔一月，连守备与指挥也战死了。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四月初五，倭寇八百余犯梅头，攻海安所。初六，王沛、王德率义兵追剿，遭敌包围，王沛与族中崇尧、崇修被害。十七日，倭寇船百余艘从黄华攻磐石。磐石把总统率舟师战败，全军覆没。二十三日，倭寇分掠永嘉、龙湾，王德率部在金岙与倭寇相遇，力战身死。”一月三次，船百艘，磐石卫把总以下全军复没，义兵首领力战而死。倭寇的猖獗与实力可见。当时明朝国力还在鼎盛时期，温州人比沿海其他地区遭受更多倭难，地理环境造成救援不及也是非常明显的。
直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六日，时任浙江都司参将的戚继光自台州率兵南下，在乌牛、琯头、磐石等地连战皆捷，斩敌一百二十余人，生擒二十余人，焚溺倭寇无数，救回被掳男女三百余人。”第二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会剿流窜福建的倭船七十余艘，捣破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倭患才算稍息。
倭患息后不久，洋人便紧跟而来。倭寇空手而来，抢掠之后满载而去。洋人恰恰相反，往往满载而来，载来的是洋烟、洋酒、洋油、洋布、洋伞等等带洋字的东西。同时还运来大量的鸦片烟。洋船大都有武装保护，能正常贸易的，便做贸易，不能正常贸易的就走私，走私不进来的，就武装贩运了。他们也满载而去，载去的是茶叶、丝绸之类的土特产及抢掠去的物品。真正是商人、海盗、土匪三位一体。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0年），英人梅兰率战船三艘，侵扰乐清沿海；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间，在永嘉林干（瓯江口灵昆岛）地方索洋一千而去。五月廿七日，又有海匪“广东艇”白日登岸，劫去妇女七人，进港船计十余只。闻黄岩地方蹂躏尤甚。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夷匪（洋人）骚扰温州，泊东门码头，镇道各官合馈银七百两，折净钱一千五百并礼物等。与此种骚扰同时的是鸦片烟源源不断地流入温州沿海……
就连英国公使卜鲁斯都在给国内的文书中承认：“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事实是：镇海、舟山、温州的中国当局和居民，原来对于到那些地方去的欧洲人都是很友好的，毫无侵害地让他们在那里住下来，在温州且做了很大的生意。不幸在没有任何权力加以管束的情形之下，坏蛋逐渐聚集起来。这里的坏蛋经常凌辱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居民还不够，终于在这几个口岸及其邻近水面当起土匪和海盗来了。”（1861年5月30日致罗素发文第56号）他描写了外国“商人”怎样在温州当土匪和海盗以后，接着说：“（外国人）罪案累累，终至逼得人民起来用群众暴行寻求报复了。”
在温州沿海至今仍保留有永昌堡、蒲壮所城、金乡卫等古代防御工事，城墙、城门、城楼、烽堠、烟墩完整。温州民众中流传至今的“光饼”、“盾牌舞”便是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念，而永强宁村至今仍保留有全国惟一的一个汤和庙，并且每年举办祭祀活动。宁村号称中国姓氏第一村，全村八十余姓，据传便是抗倭将领汤和手下留守屯垦兵丁之后。同样，这段抗倭的历史还给金乡留下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这一切，如今是爱国主义的教育素材，也是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
金瓯无缺——瓯地的人民，在历史上为抵御外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难端的“瓯”
新中国成立后，按说温州应当走出这种外侮频频的困境吧。其实不然，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之中，这种“瓯”样的地理环境依然让温州人吃够了苦头。
倭寇、洋人选择从温州进来，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也选择从温州进来，其原因还是因为这边易攻易守，进可扼守咽喉要道以图中原，退可遁入山里长期潜伏，从战术角度说，这个“瓯”形的地方，又是国民党眼中的桥头堡。
1949年11月，温州刚解放不久，台湾国民党就派遣“浙瓯游击队”200余人，乘汽船两艘，帆船五只分两路在平阳马站登陆；1950年2月，国民党又派遣“东南反共救国军浙闽边区第一师”由师长王丁植带领，20多人在平阳石坪乡登陆。尔后，同年7月，国民党的正规军100多人分两批又攻石坪乡；几乎与石坪乡战斗的同时，另一股70余人从永嘉的清水埠登陆，清水埠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战斗的枪声市区可以清晰地听见；……解放初期，在温州这类事太多了！直至1963年，温州解放十几年之后，国民党“反共挺进军第三十一支队”的两拨人马，还在平阳的大淹湾和永嘉的虎头岩相继登陆——我在温州文化局工作时的两位领导陈又新、沈国洌Щ咕驼獯问录戳恕抖Ｐ∩诒返南范媒薄�
虽然国民党小股武装的侵扰终究成不了气候，每次总是以被击溃或消灭而告终。可是温州人却因此吃大苦头了！温州被定为前线地区。不允许在温州投资大的工程项目，不许在温州建高楼，对于温州的一切工作都要从战备的需要出发……
记得我刚念初中时，班主任兼大队辅导员召集我们干部开会，画了一幅温州地图，然后解释说：这三面是山，一边朝海，就是大口袋，敌人一进来，只要把海这边一封锁，就是扎紧了袋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此时的“瓯”，又成了捉鳖之瓮。
她讲时热情洋溢，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她没有想到，我们更不知道，为了这“关门打狗”，温州人比别处的人更严密地被控制，每个政治运动温州都要被严格筛选；因为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的失业率更高；温州人的住房更紧张；温州学校的比例也低，温州人更少升学的机会；甚至连温州的干部升迁的机会也更少；温州的一切建设都滞后……温州人真是倒霉透了！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从建国后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5。95亿元，平均每年1983万元。温州有人口七百多万（当然解放初期没有这么多人，但从1953年到1962年十年时间，台州与丽水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县属温州，所以仍按七百万人来计算），也就是说每年每人能摊到2。83元人民币！换个方式来说明：国家对温州三十年的投资总额，还不及对宁波市1990年一年的投资额，实在太不公平了！
另外，温州的土地总面积是11784平方公里，人口总数是755。8万人。也就是说温州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1‰，人口约占全国的6‰，人均土地面积只约二亩左右，远远低于全国人均（12亩左右）水平。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而这里的二分田还是个约数，实际耕地面积仅是全市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也就人均0。33亩左右。再好的气候，再肥沃的土地，再勤劳的人，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加之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真是爹不疼娘不爱，“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人成了向隅而泣的弃儿。
这个饭碗，真不好端！
复杂的“瓯”字情结
世外桃源般的黄金时代在记忆中渐渐远去，留给瓯民的，尽是离乱与困顿。所以，温州人对于这个“瓯”字，带有复杂的情感，简而言之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故土，恨的是它的闭塞给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
这种情绪表现在日常生活语汇中，温州人一向将这个“瓯”字作为贬义词来使用。比如形容某件事情办得拗手，不顺畅，称为“瓯里瓯兜”；形容某人性格怪异、为人处世不爽直，也叫“瓯里瓯兜”；说某人小里小气，出手不大方，叫作“手瓯里开销”；说这个人衣着邋遢，形貌猥琐是“瓯兜相”；而讨饭用的盛器就叫“瓯兜钵”……
我朋友何纪椿先生是温州人在香港创业比较早，做的产业又比较大的一位老板。他的一家香港公司便叫瓯江实业公司。因为香港不少人不知道这个“瓯”如何念，往往将它读成“甄”字。还有人称用这个“瓯”字不好，“瓦”容易打碎，彩头不好，何先生便将这个“瓯”字改为“欧洲”的“欧”字。“瓯江”便成了“欧江”。后来他与我合作在温州办了个欧江实业公司。温州人都认识这个“瓯”，又以为我们将字写错了。温州只有瓯江，哪里有欧江呢！
也正是这个“瓯”字，给温州人造成一种困境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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