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早期对林、江集团案的审查活动（1）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成立前对林、江集团案的审查活动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成员最初都是由分别设立的专案组进行审查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交给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中纪委接受这一任务后，建立三个小组：第一组以中纪委副书记刘顺元为首，审理林彪集团案件；第二组以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为首，审理江青集团案件；第三组由主持日常工作的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直接领导，以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为首，审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由于工作任务繁重，后经请示中央决定，成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中纪委组织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委的同志参加，负责案件的具体审理工作。这个办公室对外也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该办公室下设一组（负责审理林彪集团案）、二组（负责审理江青集团案）、审理组、秘书组。这时林、江反革命集团案正式定名为“两案”。对“两案”的审理，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要查清林、江集团的罪行，就必须对“文革”十年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都彻底查清楚，分清是罪行还是错误，不论涉及到谁都应查清。另一种意见认为，清查只能清查到四届人大或党的十大前后为止，不能再往前查，否则就发生“是否砍旗”的问题。这个情况向王鹤寿和胡耀邦作了汇报，经过领导小组讨论，支持第一种意见。即对“文革”十年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一律查清，在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经过查证的大量事实，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性质清楚地暴露了出来。
1979年7月28日，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组长胡耀邦（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传达了中央指示：“两案”审理工作是非常严肃的，要向子孙后代负责，向全党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8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在会议上，胡耀邦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这次对‘两案’犯错误和犯罪人员的处理……要考虑‘文革’的历史条件，要按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办事。凡是判刑的，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又说“我们现在面临对被告提起公诉，起诉书我们没有搞过。包括我自己。起诉书要经得起批驳，包括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批驳。”这样，检察院就得以提前介入。
1979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邓小平等听取了“两案”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胡耀邦汇报完毕，邓小平说：“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判，按集团案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小的罪行不一定写那么细。”华国锋做总结发言说：“对于两个案子，不管判刑也好，党纪处分也好，总的精神要把我们党的好传统发扬起来，就是要我们对这些人的处理站得住脚。”
1980年2月，中纪委根据对“两案”审查的结果，证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触犯了国家刑律，决定把“两案”主犯，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审理，追究刑事责任。
3月17日，恢复不久的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事宜。胡耀邦、余秋里等书记处成员到会，刚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也应邀参加会议。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形成下列六条意见：（1）正式按“集团”进行审判。（2）起诉书、证据都要确凿，站得住脚，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这样做了，对加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干四化有积极的作用。在国际上也有好的影响。（3）从现在起搞好预审。让被告讲话，让他们申辩，从中摸清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4）在起诉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争取被告不仅自己服法，而且出来作证。（5）根据中央的提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担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及王鹤寿、杨得志等同志参加。（6）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针对这些案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公开审理。……林彪案由军事检察院起诉，江青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
早期对林、江集团案的审查活动（2）
3月底，中央书记处再次开会讨论对“两案”案犯起诉书初稿。受中央委托负责“两案”审理的彭真，首先发表意见说：“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有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
随后胡耀邦说：“这件事一定要办好，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具体有以下几条：一、罪证要周密有力，人家考不倒。最重要的是要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这样做，符合历史的真相。比如，江青是一贯搞逼、供、信的，毛主席一贯反对搞逼、供、信……。二、对罪犯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要让他们认罪服法，要让他们中有的人能站出来讲真话。比如王洪文、毛远新，他们要讲真话，对搞清这个案子非常有利……。三、处理要妥善。自始至终不要在生活上搞虐待。要使我们的后代都知道我们对他们是仁慈的。”
他又说：“我同意彭真说的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时间不要限制太死了。”黄火青、江华插话，都提到“要重视证据”。
彭真最后说：“……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草稿）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有不少是路线问题，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从事实做起，从调查研究做起。离开事实，谁讲也不算数。经过调查研究，有什么算什么。只有事实，案件才靠得住。”
这次会议记录，很快传达到参加“两案”的工作人员，他们组织两个精干的班子，按照要求将工作开展起来。总政保卫部组织预审组，与羁押在秦城监狱里的案犯接触，核查罪行。取证组分赴全国各地，和中央有关机关向知情人依法取证。起诉组进一步修改起诉书草稿。
3月30日，全军“两案”审判工作会议召开，史进前副主任代表“两案”审判领导小组，紧急布置林彪集团案办公室各组加速工作进程。
4月，公安部受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押案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并开始侦查预审。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检察员自始至终参加了侦查预审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5月中旬至下旬，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两案”审判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听完汇报后，他面带笑容说：“现在形势大好。我讲的是‘两案’的形势。五中全会上制定###章和十二条准则。四同志解除了职务。决定为刘少奇平反，开追悼会。悼词中讲林、江一伙，把头子定了。这些，对‘四人帮’一伙震动很大。”
针对林彪案的审判准备工作存在的问题，他指出：首先，林彪案所有案犯交总政。从诬陷刘少奇入手，突破案犯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其次，是突破禁区，包括思想的禁区、人的禁区、材料的禁区。档案是重要材料，一部分集中在中纪委，一部分集中在中央办公厅，要组织人去看。
随后，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就查阅档案资料问题向中央写出报告。7月，中共中央发出红头文件，批准“两案”办案人员，可以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档案馆及中央政法机关等单位查阅有关文件资料。这样，取证组得以从这些单位的档案里取到证据。
9月4日至5日，中央书记处对“两案”问题又进行了讨论，制定出新的审判方案。
9月8日下午，彭真就“两案”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听取汇报。彭真甩开材料汇报说：“关于‘两案’的问题书记处讨论了两次，9月4日及5日上午。现在主要情况弄清了，10名主犯的罪行基本查清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谋害毛泽东有江腾蛟，他是‘三国四方’会议确定谋害毛泽东主席的指挥官。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陈伯达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行都分不开。五加五共10个人。送常委的起诉书（草稿），拟判10个人。除江腾蛟外，9个人都是举世瞩目的。其他人另外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批陆续审判，10个人判了，其他人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他们的主要罪行弄清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两个集团是狼狈为奸的一伙。”“起诉书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都不涉及。这次审判只审罪行。”
早期对林、江集团案的审查活动（3）
对于几个具体问题，彭真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什么时候审？是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前审？还是出台后审？他主张先审。怎么个审法？他主张“两个集团”一案起诉，分庭审理。理由是“这两个集团没法分开”。而黄、吴、李、邱、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由军人组成的第二审判庭会审。在审判时间上，彭真提出“9、10月份开庭”。这时，邓小平拿起起诉书说：“这个起诉书可以用了。”
华国锋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还是一案起诉好。”“两个集团互相勾结犯罪。”“10月初就审吧，不要再拖了！”“外国人不要参加。”
接着邓小平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至于是先搞决议，还是先审判，他果断地表示：“先审。”以什么形式审判，他提出“成立特别法庭，一审终审”。这些建议基本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
9月22日，公安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侦查预审终结，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案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的成立（1）
1980年9月27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火青检察长作《关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他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案件，已经公安部侦查终结，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提起公诉。”接着他汇报了有关情况并提出成立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厅的建议：
一、中共中央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处理是严肃慎重的。一再指出要实事求是，证据确凿，以被告犯罪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领导小组，做了大量的工作。审查结果证明，林彪、江青一伙触犯了刑律，应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于今年4月下旬对林彪、江青一伙在押案犯，开始进行侦查预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案件，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了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加、监督了侦查预审过程。现在公安部对全案已经侦查终结，并将《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了材料、证据，讯问了被告，大量事实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严重，证据确凿，准备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他们既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共同的反革命活动，又有各自的反革命野心和各自的反革命活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他们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进行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犯罪活动是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因此，这次决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为一案起诉。
这次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的是10名主犯。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诉。
这次准备对他们起诉四项罪状，一是煽动、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夺权；三是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四是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总起来说是篡党篡国，祸国殃民。……
除上述10名主犯外，其他案犯，将根据不同情况，另行审讯和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三、在侦查预审和检察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事。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诉罪，我们依据的是经过检验的原始书证材料和原始物证，如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从大量的罪证材料看，林彪、江青一伙罪恶累累，罪责难逃！
四、准备提起公诉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触犯刑律的反革命罪行，不涉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
五、鉴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犯罪，案情特别重大，建议人大常委会决定组成特别法庭、特别检察厅审理这一案件。请予审议。
接受上述建议，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全文如下：
鉴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特别重大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特作如下决定：
一、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
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喻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为副厅长，马纯一、王文林、王芳、王振中、王瀑声、王耀青（女）、冯长义、曲文达、朱宗正、江文、孙树峰、李天相、沈家良、张中如、张英杰、张肇圻、孟庆恩、图们、钟澍钦、袁同江、敬毓嵩为检察员。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的成立（2）
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庭。
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王文正、王志道、王战平、甘英（女）、史笑谈、宁焕星、司徒擎、曲育才、朱理之、任成宏、任凌云、刘丽英（女）、刘继光、许宗祺、严信民、苏子蘅、巫宝三、李明贵、李毅、吴茂荪、沈建、张世荣、张敏、范之、费孝通、骆同启、高朝勋、高斌、黄凉尘、曹理周、翟学玺为审判员。
任命曾汉周为第一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
三、特别法庭公开进行审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派代表参加旁听。
四、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随后，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在黄火青和江华主持下分别迅速成立。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审判林、江集团案主犯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特别检察厅成立后，特别抓紧对起诉书的修改完善。主持“两案”审判委员会工作的彭真对起诉书的质量要求更为关注。为此，10月初他邀请在京的刑法专家和刑事诉讼法专家，对起诉书进行讨论。讨论一次后，他提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起诉，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应当邀请全国的专家来京参加讨论。会后由在京专家提出拟邀请的外地专家的建议名单，经彭真批准后，由全国人大出面，通知上海、武汉、长春、西安、重庆、广州等地所在省、市人大办公厅转告有关高校刑法、刑事诉讼法专家立即赴京开会。与会专家共计28人，讨论历时一周，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经过认真讨论，对起诉书提出若干修改意见，随后这些意见均被特别检察厅所采纳。
11月2日，特别检察厅完成了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案起诉意见书》、案卷材料、证据和讯问被告的准备工作，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10名主犯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决定提起公诉。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一致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11月5日，特别检察厅将起诉书移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提起公诉。并将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及其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特别法庭依法审理。
11月6日，特别法庭召开第一次全体审判员会议，讨论接受特别检察厅移送的起诉书，并通过法庭规则。与此同时，彭真在“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上明确指出有律师辩护比没有好。
11月8日，特别法庭召开第二次全体审判员会议，讨论决定受理特别检察厅起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决定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
11月10日，特别法庭派出书记员将起诉书副本，分别送达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并告知他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
11月11日—14日，被告人陈伯达、吴法宪、江腾蛟、李作鹏先后提出了委托律师的申请书，姚文元要求法庭为他指定辩护律师。江青原有委托律师辩护之意，后又撤回了要求。
11月17日，特别法庭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4款的规定，在开庭3日以前，派人向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分别送达了出庭受审的传票。
至此，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开庭前的工作进行完毕，剩下的就是等待开庭了。
张思之傅志人和朱华荣律师会见江青（1）
（一）张思之、朱华荣律师会见江青
1980年10月23日，江青对监所提出要求，说：“想请律师替我说话。”11月10日，再次要求“会见律师”。12日“两案办”指定张思之、朱华荣两位律师担任江青的辩护人，但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须征求被告人的同意并经她本人委托。这次会见江青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征求江青的意见，是否同意为她指定的辩护人。如果同意就办理委托手续。律师接受任务后，即对会见江青应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对付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了商议和分析，也曾经在律师组的会议上进行集体讨论。据知江青在羁押期间的表现恶劣，胡搅蛮缠，辱骂工作人员。大家都认为给江青辩护难度很大。辩护人的辩护工作要求被告人的配合，江青是否能配合，很难预料，所以讨论中提出了一些方案和设想。如在什么情况下可接受委托，什么情况下可不接受等。
根据法庭传来的信息，这次是江青主动提出要求律师为其辩护，法庭书记员曾和江青就委托辩护人问题进行过谈话，江青曾向他们要求史良、刘大杰、周建人等人作她的辩护人。经说明这些人年事已高，不可能担任辩护工作并向江青介绍了张、朱两位律师，江青表示愿意和律师谈谈，然后考虑是否委托。
在律师组的讨论中，大家认为江青主动提出要求律师为其辩护，对于这次审判工作，恢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形象都是有利的。因为，我国自从1957年“反右”运动后，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祸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受到严重破坏，律师制度已荡然无存。这是我国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在举世瞩目的大审判中，劫后余生的律师向世界的第一次亮相，表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和法制的重建，意义重大。但是，在受到“左”的祸害冲击太深的律师界，人们不可避免地还心有余悸。试想过去，律师被批判的一大罪状就是为坏人辩护、立场不稳。今天要为国人皆曰可杀、民愤极大的被告人江青作辩护，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多有顾虑。张、朱两律师经过考虑，认为只能抱着这样的信念：“左”的祸害必须消除，律师制度必须恢复和发展，在这次大审判中必须充分体现宪法规定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告人有辩护权”的原则。因此，不论江青有多大罪恶，民愤有多大，她应该毫无例外地享有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作为律师，有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为其辩护，并由此一步一步地进入了角色。
1980年11月13日早上8时，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司长王汝琪作为“两案”律师组领导成员，乘一辆苏式吉姆牌高级轿车来到律师组住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来接律师并陪同他们到秦城监狱去会见被告人，可谓十分郑重。张、朱两位律师早已穿好了特制的律师专用银灰色中山装，与其他两位律师一道，准时驶向秦城监狱。一路大家说话不多，都沉浸在考虑即将面临的这次重要的会见，也在思索前一阶段阅卷的材料。朱华荣曾参加过起诉书的讨论，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室里，同从全国各地请来的刑法专家及有关领导一起对起诉书逐字逐句地推敲讨论，对案情有一定的了解。张思之通读过两案卷宗材料和看过审讯录像，并听过检察人员介绍江青的情况，对案情也比较熟悉，故成竹在胸。在车上为了打破长久静寂的沉闷，他们还说了几句调侃的话。车行大约两个小时，到达秦城监狱大门外。只见冬季里一片荒凉的田野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极为封闭的建筑物——监狱，背靠荒山，肃穆森严。大门内的传达室用电话联系后，监狱的王政委出来相迎，他早已得到通知，也未看出示的介绍信就直接引律师一行进入休息室交谈，王司长将两位律师情况向王政委介绍后，王政委说道：“江青早就希望会见律师了，提出来好几次了。”并简略地介绍了江青在羁押期间的生活和表现后，就向律师提出：是否请律师多休息一会时间，因为江青在早餐一个多小时后有小睡一下的习惯，她现在正在小睡。等她醒后再去会见比较适宜。律师表示同意。王政委就利用这个时间，让律师参观江青的羁押地，以熟悉被告人的情况。只见一栋很高的大楼空荡荡的，只关押着江青一人，其中有一间厨房，配有炊事员，料理江青的伙食，每月伙食费为36元，这标准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江青还提出每天要喝牛奶，因当时当地没有牛奶供应，改为每天供应两只鸡蛋，以丰富其营养。每天定时放风，可以到室外活动，自愿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江青每天还像演员一样练功，锻炼身体，监狱的医生也经常为之体检。所以，江青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漫步到江青羁押室时，律师透过门上的观测孔见室内一床一桌一椅，布置简洁，大约有20多平方米，此时江青正斜坐床沿，平整着一件黑色棉背心，整平叠好，审视了一下，放到床头，似有备用之意。稍顷，她站了起来，依稀可辨她做了个深呼吸，然后转身，歪倚在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上。会见室安排在离江青羁押室不到百米的一个房间里，摆好了桌椅、茶具，在向着房门对面两米多远处，设置了一张长方形桌子，桌后并排放着两把靠椅，显然是供律师使用的；在桌子前面约1米处放有一把椅子，是准备给江青的。侧面另有一小桌，上设茶具。整个布置，简明得体，恰如其分。
张思之傅志人和朱华荣律师会见江青（2）
律师坐定，两位女法警将江青带来会见。江青随着两位女法警进入会见室，两法警随即退出，江青还貌似恭顺地站在椅子后边，微微地前倾了一下上身，尔后下意识地理了一下头发，规规矩矩地直立不动了。张思之招呼她坐下，她点了点头，故意显得斯文懂礼、从容不迫，所以并不抢先说话。于是张思之向她说明：我们两人是律师，特别法庭向我们介绍，你要求请律师辩护，有什么要求或者问题，凡是跟你的案子有关系的，可以同我们说。她应声道：“噢，你们是律师。我向特别法庭提过，我要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还有周建人和刘大杰，法庭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张思之回答她：“特别法庭的意见，我们没听到；但我们作为律师，可以告诉你，你的要求很不恰当。史良、周建人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不可能为你辩护。”她嘟囔了一句什么，从表情看，似有不满，情不自禁地挥一下左手，把手掌放在耳朵后面，说道：“请你把声音提高点，声音太低，我听不清。我的耳朵不好，有毛病，是多年用镭治病搞坏的。”张思之稍停了一下，对她说：“可以。你接着就请律师的事往下说。”“我请史良，是因为，我想，她敢替我辩护。”她这样一停一顿地说着，“至于你们，……”她到此故意止住，用一种令人感到狡黠的眼光看着律师，不再说下去。但她非常聪明，也许是悟到了什么，跟着来了一句：“检察人员不止一次对我说，‘谁敢替你辩护呢？’”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对她解说了律师的责任，有意告诉她�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