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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的神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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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理想到欺骗性的自负——从预想期望的事物到对事实视而不见，经常只需短短的一步，而泰勒是一个时常大步跳跃的人物。 “实践活力是一种美德，”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我们的历史在精神层面的断裂之处在于，经常将实践性神秘化。”泰勒浪费时间的秒表仪式，以及对生产之神执行的其他毫无效率的宗教仪式，都微妙地体现出他对实用性的疯狂膜拜，甚至连他的私人生活也不例外。当泰勒去高尔夫球场放松时，他带着自己发明的、带有Y字形把手的推杆（科学计算的结果显示，这可以把推球的准确性最大化）。他还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网球拍，这种球拍的头框与握柄呈15度倾斜，他说这样有利于兜接低球。在泰勒的世界中，有许许多多节省时间的机会，但是从来没有像空闲时间这样的事物存在。在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杂乱无章的小说《美国》中，有一部分是对科学管理之父苛刻的描述：泰勒临终前最后一个动作是给他的手表上发条。如果已经没有生存的时间，如此紧密地记录时间又有何意义？这位小说家想要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3）
科学管理所倡导的无阶层理想，也变成了忽略美国（甚至科学管理运动自身）社会阶层现状的一种工具。尽管泰勒声称，他和那些穿工服的朋友们已经建立了同志般的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那些“小骡子”的一员。如果不是仰仗他良好的出身，泰勒从工人起步一跃成为咨询业 “龙头老大”的这一幕就绝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在《科学管理原则》一书中，他承认，他之所以能时常为工厂带来变化，恰恰是因为他同他的工友们不一样，他获得了管理层的“信任”和“理解”。 他或许也可以指出，他和这些管理者都是乡村俱乐部的会员，经常一同参加各种派对。他的很多工作实际上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恶意掠夺。他的工作其实就是从那些以前怀有戒心的工人和工头那里收集信息，然后将其汇报给工厂的管理者。
作为一位显赫的公谊会教徒家族的后代，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不管是骑马，在新英格兰海滩冲浪，还是监管他的锌镍矿帝国，都表现得同样自如。对于阶层因素在商业这门新生职业的出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比泰勒理解得更透彻。沃顿是他的远方姻亲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在她的小说中以异常冷酷的笔触所描写的“高层社会”中的一员。在沃顿家族的世界中，上流阶层传统上让他们的后代从事法律或者进入政府机构这类文雅的（但是没有浓重逐利气息的）职业。纽兰·阿彻是伊迪丝的小说《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一书的主人公，也是“老纽约”的典范人物。他从事法律业既不是因为他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也不是出自个人爱好，而是因为这是“要做的事情”。正如伊迪丝所意识到的，也是约瑟夫极其清楚地明白的那样，这样一种聊赖的处事方式，有可能让这些“有价值的人”堕落成毫不相干的群体，权力与荣耀将来存在于商业之中。在为他创建的商学院所写的章程中（这家商学院现在依然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瑟夫·沃顿特别提到，他的目标群体就是那些拥有“遗产”和“财富”或许不屑于从事商业的年轻人。
从根本上拒绝承认经济权力的现实，是管理神像中所有这些矛盾的根源所在。通过将管理简化为一种知识，泰勒将管理权力描绘成一种总会且只会产生好结果的事物。正如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管理一旦被应用于坏的目的，它就不是科学管理了。”但实际上，管理层之所以拥有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学问，特别有德行，而是因为没有权力什么事都干不了。这种权力总是有可能应用于好的或者坏的目的。正如同其他形式的权力，它总是试图延伸自身的空间，并且会不可避免地被滥用，除非对其加以遏制。
科学管理对于权力的谬见，来源自深植于美国历史的一个矛盾。一方面，美国人往往赞成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国家不受历史规则的羁绊。在他们的国家，人类合作中的种种问题已经被解决，权力总是被应用于好的目的。“真诚比虚伪更糟，无知比腐化更加恶劣”，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这番言论，将浸淫在自我陶醉的气氛中的这种乐观的自负阐释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从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更加古老、更加黑暗的理解中汲取其力量。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非常明白，权力总会被滥用，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主要优点在于遏制权力的政治制度。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经发表过举世皆知的言论：“如果人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人由天使来治理，对于政府的内外控制就没有任何必要了。”科学管理，如同其隶属的乌托邦传统，与美国创始者这种清醒的智慧背道而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4）
有些历史人物是因为他们给出了问题（比如说，一个物理方程式、一项机械发明）的答案而名垂青史。而有些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而被人们所铭记。比如*和弗洛伊德，虽然他们所声称的发现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会减弱他们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触及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所以不会被人们忘却。就如同我们袜子中的毛边，他们不停地摩擦同一个伤口。泰勒显然属于后者。他并没有为协调*理想与现代经济生活现实这一问题，找到一项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他仅仅是重申了这一问题，然后将其用大写的字母蚀刻于美丽的画面之上。
“管理体系，它包含差异分析、资本预算、项目管理、绩效报酬以及战略规划等，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加里·哈默尔在2007年这样写道。他还认为，泰勒应该位列人类伟大的施恩者之中。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的发明是一项史诗般的成就，以至于他试图将这一荣耀归为己有。1993年，德鲁克在为其1946年的著作《公司概念》所写的序言中，他声称，是他的这本书“将管理确定为一门学科，一项研究的领域，这一点已得到公认。”这两位以及大多数其他的管理思想家都认为，管理是一项发明，就如同电话是一项发明的道理一样。在他们看来，泰勒是一位坚强的先驱，就如同旋转拨号电话已经被按键式电话取代一样，他的工作已经被超越。
但并非如此。泰勒所发明的并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种宗教——它依然是泰勒当年创始的那般模样。如今的管理理论，正如类似加里·哈默尔这样的大师满口技术性言辞表明的那样，其所回应的希望与矛盾，和导致科学管理产生的那些希望与矛盾一模一样，因此它依然拜倒在泰勒创设的神像的脚下。
诚然，在泰勒之后，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原理一直在以许多方式演化和改良。例如，泰勒首先开创的成本会计方法，在如今的管理信息体系中已经发展成更加复杂的分析项目。在运营管理这项分支中（它是泰勒遗产的实践核心），不管是在规划、进度安排研究方面，还是在生产、供应以及分配活动控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运营管理研究者们据称已经校正了泰勒所用方法的错误之处，并且取得了不凡的、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
但是，新的成本会计方法在本质上仅仅是管理人员的新工具而已，就如同文字处理软件是作家的新工具一样。就此而言；电话也是管理人员的一种有用的工具，事实上它比大多数成本会计制度更加有用。运营研究的种种成就尽管十分显著，但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商业种类（主要是制造业和分销业）中有限的活动而已。运营管理至多是一般而言的商业管理这一主题的一小部分，其实它仅仅是泰勒在预言“彻底的心理革命”时所想的事物中的一小部分。
泰勒最总体的观点，甚至对非常平凡的任务进行缜密的定量分析，也会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达成我们的目标，它依然一如往昔地正确。但是，工厂中所有的冲突都仅仅是因为缺乏知识这个前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已。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如同在科学管理中一样，这个前提总会导致将解决管理当中问题这项单方面的责任分配至管理自身。它将管理权力的滥用简化为错误的技术，而不是错误的目的，工厂中不受遏制的权力便由此产生。
管理神像继续向商业教育施加最直接的影响。虽然由于泰勒这个名字与公众争议联系在一起，他和他的学说在商学院已经不受青睐，但是他最基本的思想，即商业管理是一门应用科学，依然是商学院创设的根基。例如，1959年，戈登和霍维尔就商业教育状况所做的一项非常有影响的报告呼吁，重新振兴商业教育的科学根基。在发现科学管理并没有神奇地解决人类合作的问题之后，泰勒的继承者们走向前台，呼唤更多的奇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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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知返的灵魂（1）
“马修，你的前途一片光明，”透过一缕缕灰色的烟雾，罗兰这样对我说。“我会给你充分的行动自由。”
在一张洒落着面包碎屑和微小的龙虾汤滴的桌子对面，罗兰谈论着他对我未来职业生涯的美好期许。他描绘了一幅有着巨大收益前景的﹑客户蜂拥而至的景象，还讲述了一些肯定会带来新鲜鲸油的攻击言论。其实就在那一刻，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一位令他满意的新人选，另一个乔，罗兰认为我应该去会会他。
在污浊的烟雾中，我笨拙地往后移了移身体，一边咳嗽，一边谈论着策略。我推测什么样的策略能够被乔接受，什么样的技巧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应该找哪些专家入场。对我来说，用这样的方式谈话已是小菜一碟。作为一名咨询师，我已经染上了谈话的习惯——只是谈谈，无穷无尽地谈话，只要能使交谈继续，无论谈及怎样的观点。我们说得越多，咨询费就越多。有时在我谈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似乎正在侃侃而谈的不是我，而是其他人。我的脑子似乎变成了一个吹风机：轻轻地启动开关，热风和噪音便从我的嘴中喷出，而我的其余部分已经远遁而去。
我做咨询师已经3年多了。在我当初接受这份工作时，我想这将是一个1年，至多是2年的学术假期，然后我便会追寻自己的事业，无论它究竟是什么。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断推迟着重返岸边的时间。部分原因是，至少依据通常的标准，我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我的薪水已经比开始的时候翻了一番，在我入行的第3个年头，我薪酬的增长幅度在公司可以说数一数二。同时，尽管我对我们的许多业务持怀疑态度，但我不能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完全没有经济价值。的确，我们大体上是一种充满官僚色彩的KD40技术分析指标的一种，KD指标的技术含义是“随机指数”（stochastics），KD指标由K值和D值构成的。——编者注；但我推想，总得有人让机器运转。有时，推动我一直走下去的，正是这份工作的极其荒谬性。试图帮助一个年龄是你两倍的人士，应对一个你只是在飞机上粗略地阅读了一下的问题，的确具有挑战性。
我也对我的同事产生了好感，他们中有很多和我一样，都被这样的咨询经历搞得迷失了方向。就总体而言，他们是我所遇到的一些最奇妙、最有趣的人士。从对他们变化和成长的观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共事过的那位音乐家，用他的咨询工作所得购买了一套顶级录音设备。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探寻音乐之神的奥秘，他最终下定决心放弃对金钱的追逐。那位赛车发烧友在选定他的德国女友之后，就搬到德国去了，在那里，他可以驾驶他的赛车在高速公路上任意驰骋，再也不用担心超速罚单了。那位瘦骨嶙峋的物理学家最终则成为一位比较成功的商人。
然而，我和罗兰谈得越多，我越觉得心神不安。当我凝视未来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无止境的、由牛排和龙虾组成的列队，以及一排排一眼望不到头的法国名酒酒瓶。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我通常吃的是那种让人渴望稀粥的英国饭菜。如今，我已养成了用一张在世界上最好的酒店和餐厅畅通无阻的信用卡任意消费的习惯，这种令我上瘾的状况让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在我的脑海深处，我知道某个人正在买单，但是感觉上好像这一切都是免费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迷途知返的灵魂（2）
在那段时间，我无家可归。当我在纽约的公寓租期终结之后，我并没有劳神去找一家新公寓。我将我的财物寄存在朋友和亲戚那里，然后便从一家酒店飞往另一家酒店。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支付房租了。当然，我之所以没有家，是因为我没有生活。除了有时给已经疏远的朋友打打电话，我与人几乎所有的交往都与工作有某种联系。甚至我的假期也与工作融为一体。如果我在威尼斯度周末，这是因为我要在米兰参加一个商业会议。我已经演变成泰勒理想中的人物，一个纯经济的机器，只不过由于我昂贵的咨询服务，以及在豪华旅行中肆意挥霍的花费，我变成了一位毫无效率的效率专家，一位对经济美德拙劣的模仿者。
我的这份咨询师工作，就是要将这种荒诞且错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委托组织中的施密特和他的同事。我不会要求委托人的员工做我自己不做的事情，虽然我的确希望他们少花些钱来完成。咨询师是公司世界中的禁卫军，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们过去常常从他们敌人的家园中抢夺一些少年儿童，然后将他们与社会的其余部分隔离，放在一起抚养，并给予他们价值不菲的补偿金，以换取他们对王位的绝对忠诚。事实证明，这也是培养咨询师的一种不错的方法。
我意识到我已经步入了咨询生活这个自命清高（或许是邪恶）的圈子。通过自我选择，为委托组织提供咨询是一个比一家典型的公司更加机能失调的过程。结果是，咨询师的种种建议和计划往往以比通常更高的频率失败。毫无意义的努力的重复使用，让咨询师对人类的状况产生了一种卑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与正在进行的根除计划结合在一起，反过来使得咨询师特别擅长他们的主要任务，即严厉指责机能失调组织内的人士。
罗兰很清楚这一切。他是一位能安然面对自己处境的部落首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他很尊敬。他知道，杀戮总是鲸鱼故事的高潮部分。但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雇员却并不一样，他们开始让我感到气愤。当他们鹦鹉学舌一般重复他们听到的某个童话故事，或者对某个聪明的分析技术发出由衷的赞赏时，我真的很想将他们一脚踢到楼下。他们所讲的美妙的故事似乎是有意拒绝承认我们成功的掠夺性根基。他们令人恼怒地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似乎错把自己生来的好运当成了世界自身的完美。
“你在这家公司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罗兰向我保证。“你已经具备了观察大局的眼光。”他展开双臂，似乎是在勾勒他不断扩大的腰围的发展趋势。
我瞄了瞄自己的腹部，又一次感到恐惧。我的肚子正在演变成一个小型保龄球。我生平第一次发胖，想当初，我还是研究生院三人皮划艇中自豪的一员。我自己的道林·格雷（Dorian Gray）画像正在变成现实。我意识到，再过7年，我也会成为罗兰那副模样。我将变成南瓜那样大的吹风机，找不到关闭的开关在何处。
我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了。
当安德鲁·卡内基到了33岁这个成熟的年龄时，他给自己写了一封信，宣称：“如果再继续整日埋头料理生意，总是想着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更多的钱，肯定会让我完全康复的希望破灭。我将在35岁时不再参与生意上的事务。”当然，卡内基后来还是照做不误，成为钢铁业的一位超级富豪。我28岁了，感到自己特别堕落，成为大富翁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为了早日退休，我十分渴望放弃这个成为一名薪酬丰厚的公司器具的机会。
在我与罗兰那次共聚午餐的几个月之后，我呈交了辞职信，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并且坚信我再也不会从事管理咨询这项职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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