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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号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度解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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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并不都是引人瞩目的成绩和速度，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在这诸多问题中，“三农”问题不仅关系着八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更贯穿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农民穷、农业弱、农村落后，构成了当今中国的“最大的国情”，也成为了中国亟需破解的“一号问题”。本书聚焦“三农”问题，通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发布的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求解“一号问题”。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内，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科学推进新农村建设，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本书论述的主要方面。作者对话权威人士，追踪顶层设计，踏访大江南北，挖掘草根智慧，试图拨开历史烟云和现实迷雾，分辨农村改革的一块块“暗碓”，寻找城乡一体化的最佳“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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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振远，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临沂市人。坚守调查研究和公益责任的新闻理念，提出和实践“记者的眼睛＋学者的大脑”的报道模式，长期跟踪中国“三农”问题和改革进程，被誉为“专家型记者”。多年参与策划、组织和采写“中国新闻名专栏”——新华社“新华视点”的深度报道，10余篇新闻作品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30多篇调研报道引起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重视，对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改革、征地制度改革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008年曾作为新闻界代表，受聘中国农村改革30年百人奖评委。
目录（1）
中国农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真实写照/1
“中国崛起”绕不开“一号问题”/5
第一篇中国特色——“一号文件”求解“一号问题”
一、解密小岗：亿万农民成为“一号文件”主角/4
中国改革为何从小岗村“破壳而出”/4
改革“先行者”为何没成为“先富者”/8
小岗“二次改革”：亿万农民的未来/10
14个一号文件：中国农民的“改革记忆”/13
二、高端对话：用“一号文件”求解“一号问题”/18
分期：农村改革“三大步”凸现“两个黄金期”/18
主线：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20
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2
原则：农民的事农民“做主”，基层干部切勿“越权”/24
未来：中国农村改革还有哪些难题待解/26
三、改革回声——追踪九号院和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者/28
赵树凯：九号院，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28
袁崇法：九号院，年轻人锻炼的“政治舞台”/32
“编外成员”包永江：改革“统派统购”背后的交锋/38
九号院，退出政治舞台的历史思索/40
那些中国农村政策的“看门人”/43
四、改革开放以来14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48
第二篇亿万农民——和平崛起面临的“最大国情”
一、改革起点：农民在社会阶层中是老几/57
首位是农民，“末流”也是农民/57
“三把剪刀”：剪出来的“农民真穷”/60
从“重农之力”到“重农之利”/64
二、农民工体制：“糟糕的日子”正在减少/66
农民工讨薪杀人，社会学家为什么求情/68
农民工子女：“我是谁”的追问与希望/72
温岭调查：“工资谈判”制度的改革范本/78
农民工：从集体“失语”到代表“发声”/83
社会组织维权，比政府效率更高/87
三、希望在前方，“拐点”在哪里/90
“同命不同价”终结：打开城乡二元体制的缺口/90
农民收入增速13年首超市民，“拐点”到了吗/93
打开农民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96
四、尊重亿万农民的“三个基本要求”/99
农民的“政治要求”：民主自治落实“四权”/99
农民的“经济要求”：增收致富扭转差距/101
农民的“社会要求”：公正平等国民待遇/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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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
第三篇粮食！水！——中国离“现代农业”还有多远
一、谁来养活中国——仍在求解的“一号问题”/109
“饥荒情结”：三姑为何坚守“存粮上万斤”/109
粮食崇拜：从《狗日的粮食》到《天下粮仓》/112
历史镜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118
粮食安全：中国为什么选择“紧平衡”战略/122
丰收隐忧：农民“被动种粮”与干部“上热下冷”/125
世纪之忧：世界会爆发“粮食战争”吗/128
二、重提“农业现代化”：几代人理想为何没实现/132
理念交锋：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132
“谁抓农业谁落后”是传统农业理念/135
“家庭承包”能支撑“现代农业”吗/136
对话李忠新：从“章丘探索”看现代农业路径/141
三、“贫水大国”的新觉醒/148
从“农业真危险”到“农业真传统”/148
“母亲河”累了，她需要休养生息/153
从“为石油而战”到“为水而战”？/159
用4万亿打造“水产业”，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164
第四篇不进则退——新农村建设还要“过大关”
一、新农村：几亿农民也要过“体面的生活”/171
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方位”/171
城镇化是方向，为何还搞“新农村”/177
“变味”的新农村建设：警惕5个误区/182
“三大现象”考验中国“城乡统筹”战略/184
二、邯郸调查：“以工补农”如何补“以城带乡”如何带/189
330个示范村：“四难”当路，新农村建设怎么办/189
白寨模式：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中国样本”/198
对话王孟堂：让更多农民由“无产者”变“有产者”/210
三、中国农村“草根民主”的喜与忧/216
在中国，最有“民主素养”的是农民/216
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有多难/221
两个“体制性矛盾”仍然待解/224
群众上访：多看看硬币的“正面”/226
四、三大问题事关未来——重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32
党员干部应该如何对待农民群众/232
如何让农民“科学有序”组织起来/234
如何“积极稳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238
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献资料/246
后记从“记录者”到“瞭望者”/248
前言（1）
“中国崛起”绕不开“一号问题”
在一次重大战役性报道中，新华社总编辑何平曾对笔者说，新闻是“易碎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须具备历史穿透力。因为，深入地了解历史，才能清醒地分析现在，进而相对准确地感悟未来。
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笔者多次向朋友发问：中国的“一号问题”是什么？
这是一个现实和历史交织的重大国情问题。如果你长期跟踪中国改革和发展历史进程，答案就不会是中美关系，不会是石油供应，一定是“谁养活中国”的问题，一定是亿万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
把“中国崛起”与“三农”问题连在一起，也许会引起争议。但从现实和历史的坐标看，其中确乎有着巨大的关联性。
“中国崛起”近年来成为全球性“话语”，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不断谈论和制造一系列“中国概念”——Ｇ2、“中美国”、北京共识、金砖四国、利益攸关方……讨论“中国崛起”时，不少人把目光投向大国关系、军力对比、台湾问题、政治体制等。很少有人谈到国内“三农”问题。
诚然，中国要成为一流大国，解决上述问题一个也不能少。但必须看到，“中国崛起”主要靠内因。
曾有一批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预言，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有两大进程，一个是新科技革命，一个是中国城镇化。这实际上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看做“世界级难题”。
“三农”问题是中国的“一号问题”，因为：从农民看，８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乃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从农村看，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大到农村城镇化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在全球史无前例。从农业看，解决“谁养活中国”和农业现代化问题，是“百业之基”，将始终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一个叫“旭日阳刚”的农民工歌手组合火了，起因是他们光着膀子、叼着烟头在工棚里高唱《春天里》——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为什么是外来农民工唱红了“春天里”？并非因为专业歌手（歌词作者）汪峰唱功不好，而是因为中国农民背负了更多的人生困惑和发展包袱，激发出了全社会的共鸣。
想想吧，当人过中年时，国家已是“烂漫的春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但展望未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却感叹“老无所依”：城市只要他们的青春和血汗，却把贫病之躯退回农村。
前言（2）
必须正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但农民的绝对数却没有减少，大体仍有8亿之多。
农民真穷、农业太弱、农村落后，构成中国“一号问题”的现实写照。其体制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具体而言，主要是劳动力、资金、土地等发展要素被从农村“抽离”。8亿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号问题”要用“一号文件”来求解。改革开放30余年，中央一号文件已14次聚焦“三农”问题。
30余年的经验教训显示，中国农村改革有一条主线：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什么时候偏离了这条改革主线，社会矛盾就会加剧。↙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笔者追踪采访了“一号文件”的多位起草者和见证人，在与陈锡文、段应碧等名家交流中，深切感受到历史的深厚、发展的忧患，更体会到新老“当事人”的责任担当和民生情怀。他们是中国农村政策的“看门人”。
未来20年仍是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其间，如果不能落实“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转型战略，妥善解决“一号问题”，后果很严重：中国不仅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进程出现停滞和滑坡，政治社会格局也可能出现重大不确定性。
“以城带乡”如何带？“以工补农”如何补？未来路径只有一个，即创造条件让发展要素向农村“净回流”。诸如切实推动征地改革、户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社保一体化改革，同时完善农村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和市场主体地位。
作为制度保障，当务之急是探索建立向农村倾斜的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考核体系，防止中央精神的“重中之重”变成地方工作的“边角下料”。迄今，这个制度保障仍是不可靠的。
无论何时，未来必须尊重8亿农民的“三个基本要求”，即政治要求是扩大民主自治、落实“四权”；经济要求是尊重物质利益、缩小差距；社会要求是落实公民待遇、弥合不公。
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高效求解中国“一号问题”，如何科学推进“中国崛起”的进程，国人期待，世界也充满期待。
序（1）
中国农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真实写照
包永江
新华社高级记者宋振远的新书《中国一号问题》终于脱稿了，承蒙他送给我一阅，读后很开心。也承蒙他在文稿中多处提到拙见，很高兴。他希望我为该书写个评语，欣然从命。
文稿反映出作者是一个有心人。他不同于我遇见过的另外一些记者朋友，后者在流水般的采访、写稿、发表之后，往往只是编录、登记、存入电脑的文件夹了事，然后马上投入“新的战斗”（这也无可非议）。但宋振远同志不同，他把多年的“三农”采访调研所得，用十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作为红线串起来，又巧妙地冠以中国“一号问题”，把“三农”工作的历史性、复杂性、重要性、艰巨性集中地描画出来。看完以后，好像看了一部“三农”历史纪录影片，不断地勾起人们的联想、回忆和怅惘，好象品尝了一道佳肴，回味无穷。」‘米」‘花」‘在」‘线」‘书」‘库」‘ ；http：//。。
这个文稿许多地方写得有新突破。说是纪实，又不只是记录，除了大量的政策依据和历史事实以外，还有作者精辟的分析和高度的理论探索。说是理论文章又跳出了理论的“枯燥无味”，用大量他所亲身采访的事实把文稿装扮成了“常青树”。说是评论，更跳出了那种可以用“是是非非是是是、好好坏坏好好好”两句话加以概括的世俗评论，在多处关键性的历史事件面前敢于作出客观公正的独特见解，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例如，文稿中对杜润生先生在上世纪之初“5个一号文件”的主持制定作用给予积极肯定。又如，文稿结合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对陆学艺先生及其《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介。再如，文稿还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进行了历史和学理的考证，不回避问题，也不扩大问题，话说得很辩证。拜读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作者是位“后生可畏”的攀登者，他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严谨态度，实事求是，令人钦佩。
当然，一部好文稿的形成，不单单在于作者的胆识，还需要作者通过辛勤的调查采访和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从而对“三农”问题进行科学提炼。通观全书，作者调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同时又追踪采访了参与和主持十几个聚焦“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起草人，如陈锡文、段应碧、赵树凯、袁崇法等。此外，作者紧紧抓住破城乡二元结构到确立城乡一体化战略这条历史转变的大纲，使得中央几十年推进“三农”工作的各项重大举措得以历史的再现。
序（2）
在宋振远的文稿中，如实描述了中央在用前“5个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九号大院”（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所在地）全体同志所作出的艰难拼搏。作为改革开放之初“５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参与者之一，我在阅读文稿的过程中，又勾起了对于当年岁月的回忆，不禁感慨万千，思考良多。
中国的“三农”问题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成为烫手的“一号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各种弊端累积而成，已经接近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中央农研室领导的“中国农业发展组”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文中援引了当时四川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引文大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不但剥夺了农民的财产，而且剥夺了农民的身份自由，这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处在贫困状态的两条最根本的原因。农民之所以没有起来“打扁担”，一是我党在长期战争中与农民建立的血肉联系，二是我们给了农民几十年的和平生活。但是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农民早晚会起来打我们的“扁担”。文章把这段话称之为“警世之言”，我也有同感。。dongdui。
依我的直觉和观察，中国的“三农”问题，历经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损害和“文革”的摧残，在临近崩溃的边缘出现了小岗村“包产到户”那样农民用生命换来的改革，继而迎来了全国性的改革开放，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的“三农”工作会迎来今天这样灿烂的春天，历经30多年的良性发展，到今天面临告别二元发展、开始奔向城乡一体化，则不一定单纯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是一种十字路口最好的发展结果。除了最高层的果断决策以外，当时作为中央农村政策“总参谋部”的“九号大院”功不可没。
在宋振远的文稿中，已经谈到“三农”工作遇到的利益摩擦问题。揭示摩擦是需要勇气的。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中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代表人类最卑鄙、最肮脏的感情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过去我的理解是这种情况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今天看来，社会主义也不例外。而且最可怕的是在利益驱动下对“三农”工作的抵制，尤其是少数地方政府从扭曲的政绩观出发，进一步演变成为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切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都由此而生，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序（3）
文稿中提出，新农村建设还要“过大关”，我高举双手赞成，而且还想补充一下，城镇化受国家财力制约不可能脱离实际地迈大步，但是城镇化确实还要迈新步，也就是文稿中所提的“就地城镇化”。应该指出，当前的城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畸形，除了一些地方盲目征地和强制拆迁的“过度城镇化”，还有东中西部生产力配置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长此以往，矛盾会更加突出，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文稿以邯郸市白寨中心村的新农村建设探索为实例，提出了“农民的房产要财产化”等改革议题，引人思考。其实，这是个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大意是：无产阶级在未来掌握政权以后，要在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这句话引发了长期争论。一位资深学者曾干脆跟我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我们早知道，但就是有意识地不引用它，因为它给我们添麻烦。”我认为，这个“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不仅包括生活资料，也应包括生产资料，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到所有制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3米3花3在3线3书3库3 ；book。mihua。net
这里讲的劳动者，当然包括广大的农民群体。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没有明确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所使用的土地、房屋、宅基地不能流转、不能抵押，实际上没有得到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确认。白寨中心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将农民的房产财产化，这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探索，今后还要把财产化进一步提升为资本化。在西方国家，高等院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资本论》是四大必修课之一，因为这是一本剖析市场经济的经典之作。如《资本论》中的资本运行经典公式“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单纯从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具有普适性。农民有了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使用资本化了，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才能得到优化组合。现在白寨中心村正在积极破题，这说明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
究竟“三农”这个“一号问题”我们已解决到什么地步？经过再三思索、反复衡量未来面对的阻力，我认为还是把它定位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好，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加快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为序。
（序作者系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
后记（1）
后记
从“记录者”到“瞭望者”
宋振远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通常的定位是忠实记录历史、客观反映现实。但这一次，笔者尝试做了一次时代的瞭望者，写下这本《中国一号问题》。
在新华社主办的世界媒体峰会上，李从军社长曾刻意强调媒体和记者的“社会责任和公益使命”。这实际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超越职业的小我，做社会进步和主流价值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改革开放以来，新华社培养了大批优秀农村记者，笔者梳理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紧扣社会的中心脉搏，善用历史眼光甄别改革难题，所以看得更清，走得更远。
做时代的瞭望者，应首先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政策实质，熟悉改革进程，以敏锐的政策触角区分时代“强音”和“低音”。
为此，笔者按农村改革力度和农民收入增速的标准划分，将农村改革发展大致分为6个阶段：
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发轫期”，大致为1979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有两项标志性改革对农民生产、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其一是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其二是农副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两项历史性的改革大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
二是80年代中期的改革重心“转移期”，大致为1985年至1988年，这一阶段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民收入继续增加，但增速明显下降。
三是8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调整期”，即1989年至1991年，这一时期国家从宏观政策上进行经济调整、治理整顿。农民收入增长不稳定，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程度明显下降。
四是90年代中期的改革发展“加速期”，即1992年至1995年，以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为标志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其主要表现是：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
五是90年代后期至2005年农民负担“沉重期”，农产品生产历史性告别短缺时代，进入供大于求的相对过剩时期，出现“增产不增收”现象，农民负担加剧，农村社会冲突加剧。
六是2006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期”。以取消农业税和启动新农村建设为标志，“三农”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取消农业税成就“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新农村建设也出现“被上楼”等问题。
“风起于青萍之末”。综观多年来农村报道的“代表作”，大都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背景”密切相关，显示了记者在政策解读和宏观把握上的卓识和远见。
后记（2）
农村改革初期，像范敬宜、南振中等一批新闻界老同志写出《莫把“开头”当“过头”》等名篇，对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警示作用。
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后，农村改革进入缓慢深化时期，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负担等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令高层大伤脑筋。像解国记、于绍良、刘健等一批新华社记者写出《猪头税竟按人头收》等一批优秀农村报道，影响较大。
2000年前后，农村一些体制性矛盾日益突出，农村需要“二次改革”来消化矛盾。笔者和同事刘健等写出《黄龙县为何9个农民养一个干部？》等一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专题报道，引起高层重视，直接促进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整，并推动解决了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的难题。h米h花h在h线h书h库h ；booK。mIhua。nET
这些报道能成为某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作，正应了一句老话：站得高，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相反，因为缺乏对农村政策的宏观认知和精准把脉，不少报道则“隔靴搔痒”，不能触及改革的阶段性特质，老在发展“常态”里兜圈子，年复一年，老调重弹。翻翻报刊，打开电视，这种苍白的报道仍大量存在。
前几年，笔者曾与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一起调研城镇化问题。在交流中，李铁、袁崇法等知名学者就土地流转、城镇化等问题，直言新闻界一些报道频现“硬伤”，指出一些记者没弄懂政策和国情，没看到问题全貌，下去遇到某个侧面的情况就写简单报道，还盲目下结论，往小处说会闹笑话，往大处说会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
过去，我们说检验国企改革不是看一时效益有多大，而是看“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体制是否打破。同理，笔者以为，检验农村改革也应有个标准，即看农民民主权利是多了还是少了，看城乡收入差距是大了还小了。
后记（3）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一生坚守四个字：“勿忘人民”。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也有句名言：“在新闻面前，记者无权回避；在真相面前，人民有权知道。”这种职业的坚守，其实守护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和新闻理想，正是它，教育了大批年轻记者。
作为一名中青年记者，笔者写这本书其实就是一种坚守，一种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坚守。
有一年记者节，笔者曾写过一首打油诗：“田间村舍听民声，中南海边写春秋，百德之总是公义，勿忘农民四字诀。”
这种守望和突破的尝试是艰难的，除了自己17年跟踪“三农”问题的积累和思考之外，离不开周围许多人的大力支持。
在这些支持中，有何平、万武义、于绍良、王进业、陈芸、汪金福、刘健、陈芳、傅刚、刘敏、陈玉明等领导和同事的帮助；有包永江、陆学艺、袁崇法、盛来运、谢扬、赵树凯等知名学者的指导；有王孟堂、栾兆东、王禹、陈向阳、李忠新等亲朋好友的协助。同时，笔者还要衷心感谢家人的理解和包容。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新华出版社社长张百新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同时也要感谢出版社黄春峰、米俊峰、赵怀志等同人，正是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笔者才得以完成拙作。。kungua。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有内容来源于笔者与一些同事的共同采访，书中还有少量引文只注明了作者或出处，还不够详尽，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深表谢意，敬请谅解。
因为有你们，笔者有信心继续跟踪亿万农民的未来发展，并在城乡一体化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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