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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的人:德国当今的两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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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科学家和政客面对社会行将解体的征兆所做出的反应，是这两个平行社会的又一个共同点。事态的发展首先被忽视，然后是遮掩，最后又试图用建立在错误分析上的方法去解决。
富人和穷人的新自由主义
错误的诊断往往会导致错误的治疗，政府相信人们手头有多余的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几十年来，服务于财富阶层的游说者成功地说服政府实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减税。他们一贯的理由是：让人们支配更多的金钱，他们自己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在经济层面，这种观念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当提到那些靠救济金生活的家庭时，不少政客和社会慈善机构持有相同的意见。给这些家庭提供更多的救济，他们自己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这是否可以称之为穷人的新自由主义？正是如此，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才变得具有吸引力。这种掩盖了问题本质的财富分配政策不但无法帮助下层阶级，反而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保罗诺尔特将其称之为“关怀性忽视”。高额的救济金只是造成了社会参与的假象，同时又刺激了惰性的增加。这种帮助让工作离下层阶级的生活重心越来越远。工作就意味着报酬和付出，在德国不存在只有报酬却无须付出的工作。但德国的福利政策只专注于救济金的发放，从而阻碍了下层阶级参与付出的行为。
同样对于上层阶级，政府也运用了错误的政策。BMW公司的全体员工在2011年创造了新的历史最高收益，公司大股东昆特家族则从中坐收巨额利润。一方面这些员工需要为其工作收入缴纳最高可达45％的个人所得税，而另一方面财政部对昆特家族所获得的资本收益规定的统一税率只有25％。德国的税法对财富阶层和普通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当个人所得税税率高于资本收益时，政府实际上是在人为地加大贫富差距。中产阶级肩上的负担越重，财富阶层就能从中获益越多。有钱人早就接收到了政府的这一信息，越来越多的德国财富阶层退出了企业中繁重且高税负的领导层工作。典型的德国富人并非其父辈一样的企业奠基人，也极少亲手打理家族企业。投资者和继承人才是他们如今的身份。
第9节
政客们的举措不但没有阻止这两个平行社会的壮大，反而通过金钱激励了这一社会变化，准确地说是用中产阶级的金钱。德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增加。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自1970年以来增长了40％，如今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一数据显示了，被救助人群不仅享受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其胃口还在不断加大。谁来对这些支付负责？当然不是上层阶级。因为其缴纳的资本收益税自1970年以来几乎缩减了一半。而同时中产阶级所承担的公共支出费用则成倍地增长a。这是上下两个阶级的又一共同点，他们从中产阶级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德国真正的贫穷由此体现在社会公共支出方面，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作为将社会福利政策落到实处的一环，地方政府的该项支出在1992年到2012年之间增长了超过一倍。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社会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就算地方财政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也只能继续维持。迅速发展的社会救助行业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专业的救助者在许多典型的下层阶级居住区不断寻找那些由政府买单的救助对象。地方财政在支付了这些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后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也无力再去维持学校、街道、公共游泳池或图书馆的运作。地方议会被迫看着那些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社区逐渐走向衰败。社会福利支出已经威胁到了德国基础设施的建设。☆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上层和下层阶级导致了政府负债
德国的城市和乡镇在大量负债，像凯泽斯劳滕、路德维希港或奥博豪森这样的城市已经达到了人均10000欧元的负债水平a。有些地方的负债率已接近希腊的规模。和希腊一样，一些地区的信用等级也在不断下降，这导致了银行不再向这些地区发放贷款。不只是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也一样背负着上万亿欧元的债务和担保。其中大部分是金融市场危机的结果，也就是由德国社会中最富有的一群人的投机行为引发的恶果。其所造成的政府负债规模已接近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福利体系建立和之后的两德统一的代价a。如果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相加，如今的德国人均负债数则较1970年增加了近25倍b。
负债意味着支出大于收入，而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罪魁祸首之一是上层阶级。他们的高风险投机行为引发了金融危机，而政府修复金融市场和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措施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下层阶级也是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原因之一。政府用以维持社会福利体系和支付社会救助行业的支出正在不断地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缩减却是上层阶级单方面的责任，因为他们为国家财政所做的贡献正日益减少。德国税法在对其资本收益的放任程度上不论是比以前或是与其他国家相比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由此可见，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携手造成了德国财政高负债率和低收入的局面。而中产阶级却独自在支撑着国家的日常运作。他们既要为上层阶级的财富提供保护，又要为下层阶级的各类需求付钱。
维护社会的团结、平衡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政府的任务。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政府针对下层阶级提出了一条公平性原则，即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人群不应享有比普通纳税人更优越的经济条件。由于对财富的讨论及对上层阶级的认识还处于开始阶段，所以类似的相关共识还没有形成。但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壮的肩膀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对一个百万富翁全部收入所征的税率不会低于普通纳税人的平均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政府不光在收入方面进行了巨大的策略调整，在支出方面也一样。主体资助和客体资助是政府财政支出中两种相对的原则。政府选择资助单一的个体或家庭称之为主体资助，而客体资助则意味着政府选择投资公共设施，比如中学、大学或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瑞典的高税负使其能够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量投资，而美国的税负较低，但美国人想游泳的话更愿意自己花钱造个泳池。德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一样，在这件事情上采取如此一边倒的态度。”施派尔德国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吉塞拉费贝尔a说，“我们的政府宁可像疯子一样地给人发钱，也不愿去考虑投资公共设施。”德国是主体资助的中心，而德国主体资助的中心则是家庭。各种家庭补助的名目数不胜数，就连对此负责的政府部门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当乌尔苏拉范德莱恩于2005年出任家庭事务部部长时，她授命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目标是计算出政府每年花在家庭补助上的资金总数。该项调查持续了一整个立法会议任期，最终得出的结果是1120亿欧元。乌尔苏拉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施罗德b在上任后也委托进行了后续调查。她想知道的是各项家庭补助措施的效果，而答案要到2013年才能揭晓。在那之前，各类补助只能在不知效果的情况下被继续发放。相比较而言，建设幼儿园的效果已经被证实，这应该说是一项明智的客体资助措施。但政府在无力对学前教育设施进行投资的同时却决定在2013年对每户家庭增发150欧元的育儿补贴。这又是一项典型的主体资助措施。德国每年的直接家庭补助支出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40％，但其对教育系统的投资却已经连续35年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10节
个别利益的优先权
德国到底怎么了？独具创意且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德国的商标。美国人到现在都没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而俾斯麦早在19世纪就做到了。公务员以及历史上首个公共管理体系、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和现代意义的大学，谁发明了这些？德国人。更别说幼儿园这样的绝妙发明，其他国家干脆连同它的德语名字一起照搬了过去。这些都为德国人带来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美名。完善的客体资助措施代表了德国风格。然而，如今德国的各种社会体制中却充斥了混乱。比如说工作中心，失业者虽然可以在这里领到救济金，却得不到任何帮助。而联邦劳动局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中的名声是最差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劳动局没法帮人找到工作就成了德国人的共识。经过这20年中的百来次改革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天所谓的联邦劳动局仍然不能帮人找到工作。又比如说大学，自20世纪70年代大学扩大招生以来，相应的教育制度结构调整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从那以后每一代学生都因为不尽如人意的学习条件走上街头抗议游行。他们都有理由这样做，但都没取得成果。中小学教育的情况又是怎样？自从2001年的PISA测试结果公布以来，不光是专家们心里清楚：必须对中小学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加大相关资金投入，对此所有人都表示赞同。但却看不到任何进展。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性仍然是德国中小学的通病。再拿幼儿园来说，连续两届联邦政府都决定要在2013年之前扩大幼儿园招生容量，但具体实施这一决策的地方政府却因资金问题无计可施。然而更紧迫的问题则是如何将幼儿园变成真正的学前教育设施。下层阶级的孩子不但可以在其中得到照顾，更能接受教育。但是没人为此提出任何计划。关于社会救助行业，在德国对有需要者进行救助的并非是政府机构，因为政府将这项事务完全外包给了私人企业。社会救助行业因为政府的资金而蓬勃发展，他们不但无须纳税而且还几乎不受监管。而且其中大部分的救助起不到实际的作用。还有财政部，德国税务工会估计：每年有大约300亿欧元从财政部的眼皮底下溜走，而经合组织则认为，如果加大纳税检查力度，德国政府每年可增加1000亿欧元的税收收入。但财政部宁愿在人员开支上节省。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我们迫切地需要更好更有效的社会体制。”吉塞拉费贝尔说，“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是一个重大话题，在德国却不是。”如何使社会制度更有效地运行？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在最近几十年里采取的是不作为的态度。其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所花的精力正在不断减少。政治人物失去了领导社会变革的能力和意愿。对于社会福利体系中存在的那些妨碍公民得到真正救助的问题，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们既怯于为亡羊补牢型的政府救济金制度进行彻底的手术，也没有计划建立一个全面的幼儿早期教育系统。他们屈从于财富阶层的利益并放任富人从国家日常运行中抽身而退，也不敢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政客们不愿意有任何作为，只是在干着发钱的工作。他们面对混乱的政府财政，所做的却只是无关痛痒的调整，多发几欧元的失业金、减掉几欧元的增值税。他们只会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中思考，却无法创造新的制度。将时代进步的要求融入构思并创造出有效的社会体制，德国人这种特殊能力曾让其他国家羡慕不已。而如今的德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一能力。大众的利益曾经是社会变革的动力，而如今个别人的利益却能首先得到满足。过去的巨大社会成就来自一种凝聚力，并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受益。而如今的巨大社会变化却导致了平行社会的形成。
个别利益已经获得了优先权，政客们在试图造成一种各方利益平衡的假象。而政府也不再将追求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面对正在从两端瓦解的社会，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反而在平行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对其无视、遮掩甚至帮助。面对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德国已经不战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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