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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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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艾斯曼的这种突然出现的念头的心理根源是什么，在头一天下午买入一些贝尔斯登的股票，丹尼对这样的事情都兴致盎然。艾斯曼现在正在解释为什么世界将要毁灭的原因，而他的伙伴们则有些心不在焉……因为金融世界就要毁灭了。“史蒂夫开始讲话的时候，”文尼说，“股市开始下跌。”正当艾斯曼解释为什么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持有他在16小时之前买入的股票的时候，丹尼快速地给他的伙伴发出了短信。
9点49分，啊，天——贝尔斯登，47美元。
“如果（美国的金融体系）听起来像一个循环的庞氏骗局的话，是因为它本来就是。”
9点55分，贝尔斯登，最新43美元天哪！
“美国的银行刚刚开始关注它们大规模的贷款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我没有持有佛罗里达州任何一家银行的股票，因为我认为这些银行都将离我们而去。”
10点02分，贝尔斯登，最新29美元
“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在蹂躏这个国家。你们压榨人民，建立了一座城堡来掠夺人民。在这些年当中，在华尔街的大公司里，我一次都没有碰到过有危机意识的人。从来没有人说，'这是错误的'。而且也没有谁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表现出一丁点儿的关注。”
事实上，艾斯曼那天早上并没有真正说出最后那几句话，他只是反复在心里念叨着。而且，他并不知道股票市场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一次，他无法查看他的黑莓手机，因为他正在发表演讲。但是，在他讲话的同时，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正在破产，基于一个不是欺诈的理由。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原因是什么？
贝尔斯登的倒闭后来被归结为银行间的竞争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其他银行拒绝跟它有业务往来，对冲基金转移了它们的交易账户。然而，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6个月后还会再次提出来：为什么市场忽然之间失去了对华尔街大公司的信任，而这些公司在不久之前还被认为坚如磐石？在2007年3月的时候，贝尔斯登的死亡似乎还是难以想象的，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还以不到0。3％的价格为它的倒闭买过保险。他们压下30万美元对赌的标的为1。05亿美元。
“财务杠杆比率”是艾斯曼在这一天给出的答案。为了产生利润，贝尔斯登与其他所有华尔街公司一样，把其资本中的每一美元上的投机赌注的投机性抬得越来越高。但是，问题显然要远比这复杂得多。那些投机赌注的性质也是一个问题。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至少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美国国际集团承担了大部分市场崩溃的风险，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5年年底。当美国国际集团突然改变主意之后，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的交易员曾经猜想，他们的决定或许是要彻底关闭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当然，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华尔街已经利用担保债务权证产品将三B级次级债券改头换面为理论上完全没有风险的三A级证券，并从中赚了巨额利润，他们很难轻易地收手。那些在各个公司中负责开动担保债务权证机器的人获得了太多的权力。从2005年年底到2007年年中，华尔街公司推出了
2000亿~4000亿美元的次级债支撑的担保债务权证产品：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知道实际数字到底是多少。我们假定是300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2400亿美元是三A级的，从会计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披露。如果不能说全部的话，起码是大多数都没有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
到2008年3月，股票市场终于明白了每一个抵押债券销售员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事情：有人已经亏损了至少2400亿美元。但是是谁？摩根士丹利仍然持有130亿美元左右的担保债务权证产品，这要感谢豪伊·许布勒。德国人持有一些，赵文和像他那样的担保债务权证经理持有的更多，尽管他们用来购买这些债券的钱是谁的仍然不明确。安巴克金融集团和MBIA公司，这两家长期以来靠为地方政府债券提供保险生存的公司接下了美国国际集团留下的那部分债券，每家持有的价值大约为100亿美元。真相是，没有谁会知道这些损失有多大，或者谁在承担这些损失。大家知道的只是任何深陷次级贷款市场的华尔街公司所遭受的灾难都要远远大于他们所承认的。贝尔斯登已经深陷次级债市场的泥沼。它所拥有的资本中，每一美元上面就托着压注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上的40美元。问题不是贝尔斯登怎么会破产，而是它怎么可能侥幸过关。
在作完他的简短演讲，向他的座位走去的时候，史蒂夫·艾斯曼经过比尔·米勒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背，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在随后简短的问答环节，米勒指出了贝尔斯登不可能破产的理由，就是因为迄今为止华尔街的大型投资银行只有在做犯罪活动时被抓现行才可能破产。艾斯曼脱口而出：“现在才5点10分。还有时间。”除此之外，他那天堪称礼貌。在房间的后面，文尼和丹尼有一种混杂着宽慰和失望的奇怪的感觉，就像紧追着与这座大城市擦肩而过的龙卷风的感觉一样。
破坏屋子里氛围的不是艾斯曼，而是坐在后排的某个小孩。他看起来刚满20岁，而且，他像所有人一样，在米勒和艾斯曼讲话的时候不停地摆弄着他的黑莓手机。“米勒先生，”他说。“从你开始讲话的时候起，贝尔斯登的股票已经下跌了20％。你现在还会加仓吗？”
米勒大惊失色。“他显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文尼说，“他只是说，'是的，肯定的，我会加仓'。”
话音刚落，屋里的人都冲向出口，显然是去抛售他们手中的贝尔斯登股票。这个时候，艾伦·格林斯潘到了，并且开始讲话，几乎没有人注意听他在说什么。听众走了。到星期一，贝尔斯登也走了，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卖给了J·P·摩根。
投行业的黑暗面 危机大爆发
危机大爆发
早上6点40分，从麦迪逊大街和47街东北角的那个地下通道出口涌出的人流能告诉你很多事情，当然前提是你要会观察。比如，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很可能在华尔街工作。从佩恩站周围的那些出口钻出来的人，就不太容易猜了，文森特·丹尼尔的火车就在同一个时刻到达这里。“文尼的早班火车上只有55％的金融界人士，因为这个出口出来的主要是建筑工人，”丹尼·摩西说，“我的是95％。”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眼睛来说，从康涅狄格郊区赶到纽约市中心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这群人里，丹尼注意到了很多细小而重要的区别。如果拿着黑莓手机，他们或许是做对冲基金的，正在查他们在亚洲市场的损益。如果他们在火车上睡着了，那很可能是属于销售部门的——经纪人，他们在这次游戏中毫发无损。提着手提箱或者大包的人应该不是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因为背着大包的唯一理由就是带着大量研究资料，而经纪人不会阅读他们自己的报告——至少不会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读。带着一份《纽约时报》的人或许是名律师，或者是办公室的后勤人员，也有可能是在金融市场工作，但没有真正身陷市场的人。
他们身上的衣服也会告诉你很多事情。那些管理着资金的人穿得就像要去观看扬基队的比赛。他们的金融绩效就是他们的一切，所以，如果他们穿得太好，可能会引起怀疑。如果你看到某个属于买方的家伙穿着正装，那通常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或者他要如约去见某个给他钱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很难从穿着上看出一个买方人士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卖方也会穿戴着他们的业务名片：身穿运动服和卡其裤的，是一个在二流企业做经纪人的家伙；身穿价值3000美元的正装，而且头发一尘不染的，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在J·P·摩根或者类似的其他公司工作。丹尼还可以通过他们在火车上坐的位置大致猜出他们工作的地方。高盛、德意志银行和美林的人通常侧身对着车的前方——尽管当丹尼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高盛的人其实已经很少乘火车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私人//auto。ifeng。/
汽车。像他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在上城区工作，所以在中央车站下车，向北走，那里的出租汽车随处可见，就像鱼塘里的虹鳟鱼争食玉米粒。雷曼和贝尔斯登的人通常都走向与他同样的出口，但是他们已经结束了。这也是2008年9月18日早上6点40分在47街和麦迪逊大街东北角的人流比2007年9月18日小的一个原因。
丹尼注意到了他的那些货币金融业同事的很多细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工作。观察那些细节。艾斯曼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文尼是分析师。丹尼作为首席交易员，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眼睛和耳朵。他们寻找那些从来没有广播过或者发表过的信息的来源：传言，卖方经纪人的行为，屏幕上的图案。他的工作是要随时把握细节，对数字反应要快——避免被欺骗。
为了这样的目的，他的桌子上摆放着5台电脑显示器。一台滚动着新闻，一台显示着他们的投资组合内部的实时变化，另外三台滚动着丹尼与几十名华尔街经纪人和投资人的对话。他的电子邮箱一个月能收到33000封邮件。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这些关于金融市场的琐碎信息可能令人无所适从。但对于他来说，只要他不真的需要它们变得有意义，它们就都具有自己的意义。丹尼是一个从微观上关注具体事务的人。
然而，到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宏观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些微观的具体事务也开始变得不连贯起来。星期一，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宣布在次级债券支撑的担保债务权证产品上亏损552亿美元，并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股票市场的跌幅超过了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水平。星期二，美联储宣布向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亿美元，以清偿美国国际集团因为向华尔街银行出售次级信用违约掉期产品而造成的亏损——其中最大的一笔是美国国际集团欠高盛的139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国际集团已经以担保形式支付给高盛的84亿美元，高盛实际上已经把超过200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风险转移给了美国国际集团，这些最后或多或少都由美国的纳税人买了单。光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让所有人去考虑这个东西还有多少摆在那里，是谁在持有。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竭尽所能安抚投资人，但是到星期三，没有谁表现出镇静下来的样子。美国最古老的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PrimaryFund宣布，它在给雷曼兄弟的短期贷款上出现了巨大的亏损，投资人不可能拿回他们所有的钱，而且赎回被冻结了。货币市场不是现金——他们支付利息，因而承担着风险，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人们还把它们看成是现金。你甚至不能相信你的现金。在全球范围内，企业开始把他们的资金撤出货币市场基金，短期利率出现巨幅波动，而在此之前，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449点，到达4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大部分市场变动的新闻不再来自私营部门，而是来自官方。星期四上午6点50分，当丹尼到达的时候，他听说英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正在考虑禁止卖空，这个决定将会把对冲基金行业赶出交易领域，但是这种做法根本不能解释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整个世界正在以一种我在职业生涯中闻所未闻的方式爆发。”丹尼说。
前点合伙公司为这一时刻进行了堪称完美的布局。根据他们与投资者达成的协议，他们的基金可以以25％的净值做空或者以50％的净值做多股票市场，而总的头寸不得超过200％。比如，对于他们所拥有的每1亿美元的投资，他们可以净做空2500万美元，或者净做多5000万美元——而他们所有的赌注合并后不得超过2亿美元。在协议中没有任何有关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内容，但是那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从来没有说明怎么把它加进来。”艾斯曼说。）他们在两个月前的7月初，已经把手里最后的合约卖给了格雷格·李普曼。他们现在已经是纯粹的专业股票市场投资人了。
在那一刻，他们几乎用尽了允许他们做空的全部额度，而且他们所有的赌注都是针对银行，即那些崩溃得最快的企业。市场开市的那一分钟，他们的赢利就高达1000万美元。空头在下跌，而多头——主要是那些被从次级债市场挤出来的规模较小的银行——跌幅小一点。丹尼应该感到高兴：他们曾经认为应该发生的所有事情现在都发生了。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他很焦虑。10点30分，交易开始后的一个小时内，所有金融股都呈自由落体状，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所有信息都汇集到了我这里，”他说，“按理说我应该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信息，但是价格变动得如此之快，我根本无法处理。我感觉那就像个黑洞，万丈深渊。”
自从允许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已经过了4天，而且，崩盘最严重的后果现在已经能够感觉到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股票一泄如注，而且显然，除了美国政府，谁也救不了它们。“这种情况这像一场大地震过后，”他说，“然后，没过多久，海啸又来了。”丹尼的交易是人对人进行的，但是这次的感觉更像是人对自然：合成担保债务权证产品成了合成的自然灾难。“通常情况下，你觉得你有能力控制你周围边的环境，”丹尼说，“你干得不错，因为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现在，我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感觉早就被扔到窗子外面了。”
前点合伙公司拥有大约70种不同的赌注，压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股票市场上，全部都是针对金融机构的。丹尼试图保持对所有这些赌注的控制，但是做不到。他们持有KeyBank的股票，而且卖空美国银行的股票，这两种做法都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买单，”丹尼说，“根本就没有市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有一个比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大的问题存在。跟基本面没有任何关系。股票只是随着人们的情绪和对政府行动的猜测上下波动。”萦绕在他心头的担忧是摩根士丹利可能会破产。他们的基金为摩根士丹利所有。他们几乎跟摩根士丹利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做法和感觉没有任何一点像摩根士丹利的员工——艾斯曼经常说的话就是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做空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他们的做法和感觉完全像是管理着自己基金的经理人。然而，如果摩根士丹利破产，它在他们的基金中所占有的股份将会作为破产程序中的清算资产。“我在想，我们已经获得了整个世界，而我们为它卖命的公司却要破产？”
随后，丹尼意识到了某种严重的问题——跟他自己有关。在早上快到11点的时候，黑色的波纹线出现在他的双眼与电脑屏幕之间，屏幕好像在前后摇晃。“我感觉到头上的刺痛，”他说，“我不是头痛。我想我可能是得了血管瘤。”现在，他开始注意他的心脏——他往下看，而且确实看到了心脏的跳动正击打着他的胸膛。“我整个早上都在试图控制的这些能量和所有这些信息，”他说，“而我自己却失控了。”
这种情形以前只出现过一次。2001年9月11日，早上8点46分，他正坐在他那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顶楼的办公桌旁。“你知道，当你身处城里，有一辆垃圾车经过时的那种感觉，那是什么啊？”直到有人告诉他，是一架客机撞到了北楼。他走到窗边，看着街对面的建筑。按照他的思维方式，一架小客机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而且他应该能够看到它从建筑的另一面跌落下来。但是他所能够看到的全部，就是一个黑色的洞，以及洞里冒出的黑烟。“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那不是一次意外。根本不可能是意外。”他当时还在为奥本海默公司工作——史蒂夫和文尼已经离开了，一个权威的声音在扩音器里宣布，任何人不准离开大楼。丹尼仍然站在窗户边上。“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跳楼，”他说，“尸体开始坠落。”另一辆架飞机轰鸣而至。“当第二架飞机撞上来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永别了，大家'。”等他跑到电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旁是两名怀孕的妇女。他陪她们走到住宅区，把其中一个送到她的寓所，把另外一个送到广场酒店，然后步行回到自己位于72街的家里，陪在自己怀孕的妻子身边。
4天之后，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离开了纽约市，或者说是逃离了纽约市。晚上他们开车//car。auto。ifeng。/brand/20007
奔驰在公路上，当时有一种非常确定的感觉控制了他，告诉他有棵树会倒下并砸烂他的车。这种忽然而至的恐惧让他开始浑身发抖、出冷汗。那些树在50米以外，根本不可能砸到汽车。“你需要去医院。”他的妻子说，他去了。他本业以为是心脏出了什么问题，因此作了详细的心脏检查。失去自我控制让他很尴尬，他不喜欢多说这个问题，而且在病情发作不太频繁也不太严重之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最后，在恐怖袭击过后的几个月，他的症状完全消失了。
2008年9月18日，他已经无法把当时的感觉与现在的感觉联系起来了。他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想找个人。艾斯曼平常坐在他的对面，但是他当时出去参加一个会议，试图去筹集一些资金——这就揭示了在一个他们自认为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毫无准备。丹尼转向身边的一个同事。“波特，我想我可能得了心脏病。”他说。
波特·柯林斯笑了起来，说：“不，你没有。”作为奥运会田径运动员的经历，让波特对别人的病痛有些不太关心，因为他认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伤痛。
“不，”丹尼说。“我得去医院。”他的脸色开始变得煞白，但是他还可以自己站立着。情况能有多糟糕？丹尼总是有些大惊小怪。
“这是他能够做好他的工作的原因，”波特说，“我一直在说，'你没有心脏病'。然后，他就不讲了。而我说，'好吧，或许你有吧'。”这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踉踉跄跄地，丹尼转向文尼，他正坐在这张长条交易桌的另一端看着这边发生的事情，而且在想着是否应该叫辆救护车。
“我必须离开这里。马上。”他说。
投行业的黑暗面 摧毁华尔街
摧毁华尔街
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对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赌注已经4倍于它的资本，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了1。35亿美元，但是它的三位创始人从来都没有过开香槟庆祝的时刻。“我们总是在想，怎么把我们的钱放到安全的地方？”本·霍克特说。以前，他们没有钱。现在，他们有钱了，但是他们担心他们没有能力保管好自己的财富。天然自成的方式有点折磨人，他们现在正在学习，却更加折磨人。他们在花时间考虑，那些靠感觉做对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怎样才能保持这种能够使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缺乏自信、充满疑虑和不确定的能力。你对自己和自己的判断越是深信不疑，就越难找到由于担心自己最终很可能会做错的而带来的那些机会。
高风险的赌博从某种角度看，是年轻人的游戏。查理·莱德利和加米·麦不再感觉自己很年轻，也无法表现得很年轻了。查理现在患有偏头痛，而且对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非常无奈。“我认为现在存在某些对我们的民主具有根本性威胁的问题，”查理说，“因为我想，人们有了这么一种感觉，认为这个体系被操纵了，而我们也很难说它没有。”他和加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如何打击他们认为已经彻底腐烂的金融体系。比如，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试图对评级机构进行报复。他们组建了一个非营利的法律实体，其主要目的是起诉穆迪和标准普尔，并且捐钱给那些因为投资三A级证券而亏损的投资人。
正如加米所说的：“我们的计划是去告诉每一个投资人，你们不知道自己多么可悲地被欺骗了。你们真的应该起诉。”因为他们与华尔街大公司以及那些靠他们吃饭的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并不融洽，他们不敢找纽约的律师。他们跑到缅因州的波特兰，找到了一家愿意听他们诉说的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反应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就是榆木脑袋'。”查理说。缅因州的律师告诉他们，因为评级不够精确而起诉评级机构，就跟一辆//auto。ifeng。/
汽车因车祸被撞毁后起诉为汽车做过广告的《汽车族》杂志一样。
查理认识一位研究金融危机史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是他过去的教授，他给他打了电话。“这些电话通常在夜里很晚的时候才会打来，”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希望不要公布他的名字。“而且一般都讲得很长。我记得他劈头就问，'你知道什么是夹层担保债务权证吗？'他开始跟我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华尔街投资银行怎么哄骗评级机构给一堆垃圾贷款以漂亮的赞美；这种方式怎么样使得借给普通美国人数万亿美元贷款成为可能；普通美国人为了获得贷款怎么样高兴地编造谎言；把贷款转成被认为没有任何风险的证券的机制又是有多么的复杂，复杂到投资人都无法进行风险评估；问题怎么样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注定要以灾难性的结果收场，并且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他想谈他的推断，”这名历史学家说，“而且想知道我是否会认为他是榆木脑袋。他问我美联储是否会购买抵押贷款，我说可能性不大。对于美联储来说，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会是场巨大的灾难。”让这位杰出的金融史学家印象深刻的，除了这个事件中那些令人警醒的事实外，还有……他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居然是出自查理·莱德利之口。“我是否可以说，查理·莱德利可能会把它看成是自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他说：“不会。”不是因为查理愚蠢，根本不是。是因为查理不属于理财圈里。“以任何一种方式看他都不是一个现实的人，”教授说，“以任何一种方式看他都不是受金钱驱动的人。他会怒火中烧。他把这看成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
尽管如此，2008年9月18日的早晨，查理·莱德利还是被惊得跳起来了。他和加米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他们的彭博终端前面看着新闻不停地滚动，一直到前一天，17日，星期三，这都是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华尔街大公司宣布的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上的亏损开始变得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美林在开始的时候说他们亏损了70亿美元，现在承认这个数字是500亿美元。花旗集团大约概有6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损失90亿美元以上，后面还有些什么，谁也不清楚。“在对现状的解释中，我们错了，”查理说，“我们以为他们把三A级担保债务权证产品卖给了像韩国农业公司这样的企业。他们被摧毁的事实说明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都自己留下了。”
华尔街大公司曾经留给人们的是很精明和很自私的形象，现在却都变成了一班蠢材。那些管理这些公司的人不懂自己的业务，而他们的监管者显然更不懂。查理和加米总是认为有一些他们不认识的成年人在负责着金融体系的运转，现在他们看出来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野兽的肚子，”查理说，“我们看到尸体被抬了出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彭博社的一条新闻标题吸引了加米的眼球，而且击碎了他的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谈危机：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
投行业的黑暗面 孤独的胜利
孤独的胜利
很早的时候，早在其他人进入他的视线之前，迈克尔·巴里已经注意到，把他的投资组合变成赌注压在金融体系的崩溃上让人感觉多不舒服。并不是在他们从崩溃中赚到钱之后，他才开始担忧他的金融战略的社会维度——并且担心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某一天是否也会像他们看金融体系一样的扭曲。2008年6月19日，贝尔斯登破产后的3个月，拉尔夫·乔菲和马修·唐宁这两位导致贝尔斯登破产的次级债对冲基金管理人员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戴着手铐从他们的家中被带走。那天夜晚，巴里给他的公司律师史蒂夫·德鲁斯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从内心深处说，这件事情对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我担心我会心不在焉地发出一些电子邮件，而里面的内容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我的做法和我最后的结果是完全正确的……我无法想象我居然要在监狱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我们其实并没有做什么错事，只是因为在艰难时期我思维的随意性，因为粗心，没有进行认真的过滤就放入了电子邮件中。事实上，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关闭我的基金。”
巴里开始寻找放弃资金管理的理由。他的投资人帮助他找到了：他为他们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表现出对他过去3年来的工作感到满意的应有态度。到2008年6月30日，从子孙资本公司创立起就跟它捆在一起的投资人，在扣除费用和支出后，赚得了489。34％的利润。（基金的毛收润为726％）。同一时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只上涨了大约2％。光2007年一年，巴里就为他的投资人赚了7。5亿美元——而当时他所管理的资金只有6亿美元。他的投资人赎回资金的要求来得很坚决而且很迅速。没有新的投资人打来过电话——一个都没有。没有人打电话向他询问他对世界的看法，也没有人问他对未来的预测。甚至没有人想知道，他怎么做到了他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并没有多么知名。”他写道。
让他义愤填膺的是，认知度更高的居然是那些整天与媒体搅在一起的人。再也没有任何业务会比资金管理更加客观了，然而，就算在这项业务里，事实和逻辑还是会被各种事情的纷繁的社会维度所淹没。“我必须说，我对这么多人现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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