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空头-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则是无限的。不久之后，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的问题得到了监管机构的澄清，其股票价格飙升，而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26000美元的期权头寸现在价值52。6万美元。“我们真是高兴得发疯了。”查理说。

　　　　“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有人会以如此低的价格把这些长期期权产品卖给我们，”加米说，“我们继续去寻找更加远期的期权。”

　　　　这很快成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赚钱策略：从那些看起来很便宜的买入或者卖出某些韩国股票或者五花肉或者第三世界货币——任何可能会出现某种剧烈变动的有价的东西——的期权入手，随后再返回到期权允许你买入或者卖出的那个东西上。期权适合查理和加米两人的个性：他们永远也不用对任何事情有肯定的想法。两人都具有这样的倾向，觉得人类——也可以扩展到市场——都对本身并不确定的事情抱有太确定的看法。两人都觉得，人类——也可以扩展到市场——无法对高度不可能的事件计算概率。两人在坚定自己的信念方面都存在问题，但他们非常善于对他们认为别人是错误的信念作出反应。他们每次打算押下一笔风险很大的赌注时，其中一人会着手进行案例分析，做出一份详尽的演示材料，并用PowerPoint幻灯片来呈现。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向谁去报告。他们做这些只是为了在讨论的时候，让对方听听有多大的说服力。他们只在他们认为某些剧烈的变化即将发生的时候才会进入市场，他们会以很小的赌注投注很大的赔率，最终可能会让他们赢得很多。他们不知道有关韩国股票或者第三世界伙伴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他们并不真的需要知道。如果他们发现可以很便宜地对任何证券的价格变动投注，他们可以雇用一名专家帮助他们找出那些细节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模式，”加米·麦说，“依靠那些知道得比我们多的聪明人进行工作。”

　　　　他们在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期权上初战告捷后，又取得了另一个类似的成功，这次是在一家叫做联合泛欧通信公司的欧洲有线电视公司身上，它当时还深陷窘境。这一次，由于拥有了更多的资金，他们购买了50万美元的买入期权，行权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很大。当联合泛欧通信公司恢复元气的时候，他们很快赚到了500万美元的利润。“我们这次真的太激动了。”加米说。接下来，他们押注在一家为病人提供家用氧气瓶的公司。20万美元的赌注很快变成了300万美元的利润。“我们现在是三战三捷，”查理说，“我们认为十分滑稽。这也是我第一次认为自己真的会在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一直从事这项工作。”

意外的资本家　搜寻华尔街客户

　　　　搜寻华尔街客户

　　　　他们也许是抓住了现代金融市场的严重的漏洞，也许是撞进了一场巨大的赌局。从特征上分析，他们不可能属于上面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正如查理所指出的：“真的很难知道你什么时候是幸运的，什么时候是聪明的。”他们估计，等到他们能够拥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交易记录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已作古了，所以，他们无意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想他们到底是幸运还是聪明。无论如何，他们知道他们根本不懂那些他们应该懂的东西，特别是有关金融期权方面的知识。他们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统计系雇了一名博士生帮助他们做这些工作，但是当他们要求他研究五花肉未来市场的时候，他辞职了。“好像他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加米说，“他总体上本来就对资本主义有心结，五花肉则把他推过了那根红线。”他们只好自己慢慢来啃那一大堆复杂的金融理论。“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布莱克·肖尔斯模型，看看在你变更其中的各种假设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加米说。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些模型允许人们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去对那些很可能会以惨烈的方式结束的局面进行投机。如果一只股票在次年将会一文不值，或者每股值100美元，任何人以3美元的价格出售一年期的按每股50美元的价格购买股票的期权就是很愚蠢的行为。然而，市场通常却都是那样做的。华尔街所使用的为价值上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定价的模型，想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有序、连续的过程。但是世界并不是连续的，它时断时续地发生着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通常都是偶然的。

　　　　“事件驱动型投资”是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杜撰出来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听起来没有它本身那么有趣。一天，查理被乙醇期货勾起了好奇心。他对乙醇所知不多，但是他知道它享有美国政府每加仑50美分的补贴，所以，每加仑乙醇可以比汽油多50美分的溢价，而且一直都享有。在2005年年初，他开始产生兴趣的时候，总体来看，乙醇的交易价格每加仑比汽油便宜50美分。他不知道原因，而且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原因。相反，查理买了两车皮的乙醇期货，并因此上了《今日乙醇》的头条，对于这家杂志的存在他先前并没有注意到。在经纪人的怒火中，他们结束了这桩交易，不得不在芝加哥的某货场上接受装满了乙醇的车皮——经纪人赚到的钱少得近乎荒唐。“我们所做的业务的复杂性已经与我们的资产不成比例了，”查理说，“跟我们规模差不多的那些人没有谁会做跨资产类别的贸易。”

　　　　“我们在做着那些可能会让你的投资人对你大吼大叫的事情，”加米说，“但是我们没有被投资人批评，因为我们没有投资人。”

　　　　他们确实想将他们的战利品交给那些有资格证书的、干净的、不敢对上帝撒谎的专业投资者来为他们打理。他们在纽约跑了几个星期，与不同的对冲基金经理会谈。“当你听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好像都很了不起，”加米说，“但是，你只要看看他们的数字，就会发现他们总是夸大其词。”他们决定继续自己投资。在他们开展业务两年之后，他们经营的自有资金有1200万美元，并且把他们的总部从伯克利的车库搬到了曼哈顿的办公楼里——艺术家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Schnabel）格林尼治村工作室的一整层。

　　　　他们的账户也从嘉信理财转到了贝尔斯登。他们希望与一些华尔街上的大型交易公司建立关系，并且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们的会计。“他说他认识埃斯·格林伯格（AceGreenberg），他可以介绍我们认识，我们说这很棒。”查理说。格林伯格是贝尔斯登前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华尔街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现在仍然在公司保留着一间办公室，并为十几个想来非常特别的投资人出任经纪人。当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贝尔斯登的时候，贝尔斯登的经纪人声明很快就返了回来，一起回来的还有放在最上面的埃斯…格林伯格的名片。

　　　　与他们过去在金融市场的大多数遭遇一样，他们与华尔街大公司的第一次交道充满了兴奋，但却令人摸不着头脑。情况的确就是这样，他们甚至没有见过埃斯·格林伯格一次，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客户。“我们的遭遇好像是，'那么，埃斯·格林伯格做我们的经纪人如何？'”查理说，“我的意思是，我们什么都不是。而且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见过埃斯·格林伯格。”随着他们一次又一次想与格林伯格说上话的尝试，神秘感越来越强烈。他们找出他们认为应该是格林伯格的电话号码，但是当打通电话的时候，却是一个不是格林伯格的声音在接听。“这让人完全糊涂了，”查理说，“偶尔，埃斯·格林伯格自己会拿起话筒。但他所说的永远都是'请稍候'。然后，会有一个秘书接过电话，处理我们的订单。”

　　　　最后，他们终于与这位华尔街的传奇人物面对面了。然而，这次见面非常短暂，所以，他们很难诚实地说他们是否真的见到了埃斯·格林伯格，或者只是一个埃斯·格林伯格的扮演者。“我们被召进去了30秒——真正的30秒，随后就被很不礼貌地赶了出来。”加米说。埃斯·格林伯格仍然是他们的经纪人。他们只是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

　　　　“埃斯·格林伯格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仍然没有什么意义。”查理说。

　　　　他们怀疑是“扮演埃斯·格林伯格的演员”的那个人没能解决他们认为自己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他们是小规模的私人投资者。华尔街公司对他们来说大部分都还是个谜。“我从来没有过走在一家银行里面的实实在在的感觉，”查理说，“我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要做他们想做的那种类型的交易，他们需要被华尔街大公司认为是熟知华尔街大公司路数的投资人。“作为私人投资者，你是二等公民，”加米说，“你获得的报价不好，服务不好，一切都是不好的。”

意外的资本家　金融灾难的概率

　　　　金融灾难的概率

　　　　在加米的新邻居本·霍克特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如愿了。霍克特也刚满30岁的人，在东京为德意志银行做了9年的衍生品买卖交易。与加米和查理类似，他也是一个与传统社会有些疏离的人。“在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还是单身，24岁，”他说，“现在我有了老婆和孩子，还有一条狗。我对生意很头疼。当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不像一个父亲那样盼望着我的孩子长大。我想，我得找机会离开这里。”当他鼓起勇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在德意志银行老板的坚持要他列出他不满意的地方。“我告诉他们我不想走进办公室。我不喜欢穿西装。而且我不喜欢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他们说'很好'。”他们告诉他，他可以穿他想穿的衣服，住在他喜欢的地方，在他想工作的地方工作——而且这一切都可以在仍然是德意志银行员工的前提下做到。

　　　　本从东京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同时转过来的还有德意志银行1亿美元的资金，由他在伯克利山自己舒适的新家里进行交易。他怀疑，他或许是伯克利唯一一个在信贷衍生品中寻找套利机会的人。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心怀世界，希望购买那些金融戏剧中令人惊艳的远期期权的人，走在一条静谧的街上。本和加米相约一起去遛狗。加米引导本关注那些华尔街大公司和神秘的金融市场怎样运作的信息，并最终促使他辞去了工作，加入了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在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间小房子里3年之后，我认为跟别人一起工作应该会很棒。”本说。他离开德意志银行，加入对事故和灾难的快乐追逐之中，而且很快就发现自己又再次独自工作了。查理很快搬到了曼哈顿，而加米在与女朋友分手后也迫不及待地跟了过去。

　　　　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奇特的志同道合者的团结。本认同查理和加米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和市场一样，倾向于低估极端变化出现的概率，但是他的想法又更进了一步。查理和加米只是对金融市场灾难的概率感兴趣，本却时刻在心里对现实生活中灾难出现的概率保持着一份警惕。他相信，人们也会低估这类因素，因为他们潜意识里不希望想到这些问题。在市场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种趋势，因为人们应对极端事件的方式有两种：回避或者斗争。“斗争是'我要拿起我的枪杆子'，”他说，“逃避是'我们都是注定要毁灭的，所以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查理和加米属于逃避的类型。比如，如果他对他们说起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20英尺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只是耸耸肩膀，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所以，为什么要杞人忧天呢？”或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我不想再以任何方式苟且偷生。”

　　　　“他们是住在曼哈顿的两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本说，“他们两人好像都在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曼哈顿生活，我们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了'。”他惊奇地发现，查理和加米，这两个对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如此敏感的人，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可能性都没有任何警惕，也没有防备。“我一直试图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对无法预知的未来环境作些准备。”本说。

　　　　查理和加米希望本把他的这些“乌鸦嘴”式的说法保留在自己的心里。这些话让人听了不是滋味。比如，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人知道，本在圣弗朗西斯科北部的乡间购买了一座小农场，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公路，种植了足够他的家人吃的水果和蔬菜，以备那个几乎不可能到来的世界末日来临的时之需。然而，让本把自己的世界观埋在心底是件艰难的事情，何况这与他们的投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事故和灾难的可能性距离他们的谈话永远都不会太远。有一天，在与本的通话中，查理说：“你痛恨冒任何微小的风险，但是你住在一所建在一座处于断层之上的山顶的房子里，而且是在一个有史以来价格最高的住房市场中”“他只是说，'我得走了'，就挂了电话，”查理回忆道，“后来大概有两个月我们都很难找到他。”

　　　　“我挂了电话，”本说，“我意识到，我必须卖掉我的房子。马上。”他的房子值100万美元，甚至更多，然而如果出租，一个月的租金连2500美元都不到。“年租售比超过30倍，”本说，“凭经验，在年租售比为10倍的时候买入，20倍的时候卖出。”2005年10月，他把家搬到了租来的//house。ifeng。/loupan/gongyu/list_0/0。shtml

　　　　公寓里，远离断层。

　　　　在本看来，查理和加米是不太职业的理财经理，并不比半路出家的人强，或者，用他的话说，“几个在市场上打游击的聪明人”。但是，他们购买某些有望在金融市场上演大戏的廉价筹码的战略，让他产生了共鸣。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万无一失的，事实上，它成功的可能性要远低于失败的可能性。有时候，期待中的大戏始终没有上演；有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有一次，查理在汽油期货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价格差异，并且很快买入了一份汽油合约，卖出了另外一份，用加米的话说，“一份是无铅汽油，而另外一份则是柴油”。另外一次，前提是对的，但是结论是错误的。“一天，本打电话给我说，'兄弟，我认为泰国要发生一次政变'。”加米说。报纸上没有任何泰国政变的消息，这是一次天才的抢跑。“我说，'拜托，本，你疯了，不会有什么政变的。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蹲在伯克利啊！'”本发誓，他跟一个他过去在新加坡工作时的同事聊过，这位同事的手指把着泰国的脉搏。本对此坚信不疑，他进入泰国的货币市场，买入了便宜得让人咋舌的三个月期泰铢卖出期权（卖出货币的选择权）。一周之后，泰国军方推翻了民选的总理。泰铢没有波动。“我们预言对了政变，却亏掉了钱。”加米说。

　　　　按照设计，亏损不是大问题，亏损是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亏损的次数比赚钱的次数多，但是他们的亏损，即期权的成本，与他们的收益比起来小得可以忽略。对他们的成功，可能的一种解释是：金融期权被系统地错误定价了。对于这个说法，查理和加米只是凭直觉，但是本曾经为华尔街的大公司做过期权定价工作，应该有足够的能力作出这个解释。市场常常低估价格极端变动的可能性，期权市场也倾向于把遥远的未来预计为会与当下的情况想似。最后，期权的价格是其基础股票、货币或者商品价格波动的函数，而期权市场倾向于根据最近的记录预测股票、货币或者商品的价格波动。在IBM股票价格达到每股34美元，并且在过去一年中疯狂波动的情况下，以每股35美元的价格在任何时候行权的期权就很少会被低估。当黄金在过去两年中以每盎司650美元的价格交易的时候，以每盎司2000美元的价格在未来的10年内的任何时候行权的期权就会被极大地低估。期权的行权期越长，由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模型所得出来的结果就越愚蠢，因此不采用这一模型的那些人的机会也就更大。

　　　　奇怪的是，三人当中，本这个最不传统的人反而最具有面子意识，他将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外形象变得更像传统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他熟知怎么玩转华尔街的交易大厅，因而也知道查理和加米会被华尔街大公司看成是不十分严肃的投资者，或者，用本的话说，“车库对冲基金”，也知道他们会为此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个人投资者在公开交易中所能够得到的最长的期权是大期股票期权，即在2。5年内购买普通股票的选择权。“本对查理和加米说，你们都知道，如果你们将自己打造成严肃的机构投资者，你们就可以给雷曼兄弟或者摩根士丹利打电话，并且购买任何你们想要的东西的8年期权。你们希望这样吗？”

　　　　他们当然想！他们发疯似的想直接与他们认为被低得最严重的期权来源进行交易：在高盛、德意志银行、贝尔斯登以及其他那些最成熟的大规模的交易席位。“狩猎证”，他们这样称呼它。“狩猎证”拥有一个名字：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这是由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编撰的格式协议，也就是迈克尔·巴里在买入他的第一份信用违约掉期产品时弄到手的那份东西。如果你获得了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协议，理论上你就可以与华尔街的大公司进行交易，就算不能说是棋逢对手，至少也算是初生牛犊。问题在于，尽管他们成功地管理着资金，他们所拥有的资金仍然不是太多。更严重的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都是他们自己的。在华尔街内部，他们被列为“高净值个人”，这是最好的说法了。有钱人。有钱人从华尔街得到的服务要好于中产阶级人士，然而与机构资产管理人相比，他们仍然是二等公民。更关键的是，有钱人一般不会被邀请去交易复杂的证券，比如信用违约掉期等不会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产品。而证券正在逐渐成为华尔街的脉动。

意外的资本家　攻克德意志银行

　　　　攻克德意志银行

　　　　到2006年年初，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的自有资金已经增长到接近3000万美元，尽管如此，对于销售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华尔街公司席位来说，这还是个拿不出手的小数目。“我们给高盛打电话，”加米说，“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对我们的生意没兴趣。雷曼兄弟则嘲笑我们。面对这些坚不可摧的堡垒，你要么爬过去，要么从地下打个洞钻过去。”“J·P·摩根事实上开除了我们作为他们客户的资格，”查理说，“他们说，我们的麻烦事太多了。”他们确实麻烦！就像领零花钱的孩子老是希望被当成大人样。“我们想从德意志银行购买铂金期权，”查理说，“而他们的回答却都如出一辙，'对不起，我们不能跟您做这个交易'。”华尔街让你为管理你自己的钱付钱，而不是向华尔街的某个人付钱，让他为你管理。“没有人愿意接收我们，”加米说，“我们打了一圈电话，最少要有1亿美元，才是他们认为可信赖的人。”

　　　　到他们给瑞银集团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得足够多了，因此当电话另一端的人问他们有多少钱的时候，他们不作正面回答。“我们学会了转移这个话题，”加米说，“问题应该是'你做空多少'，”查理回忆道，“我们说不太多。然后他们问，'你们交易的频率呢？'我们说，不太频繁。然后就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冷场。然后，'等我问问老板。'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回信。”

　　　　他们在摩根士丹利和美林以及其他地方也没有碰到什么好运气。“他们会说，'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市场材料'，”查理说，“而我们会说，'嗯，我们没有那些东西'。他们会说，'好吧，那么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报价文件'。我们没有任何报价文件，因为这些钱不是别人的钱。所以他们说，'好吧，那么，让我们看看你们的钱'。我们会说，'嗯，我们也并没有那么多钱'。他们会说，'好吧，那么，就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履历'。”如果查理和加米与资产管理界有任何联系——比如说曾经在这个行业干过，可能会对他们的申请有帮助，但是他们也没有。“最后总是在他们这样的问话中结束：'那么，你们有什么？'”

　　　　胆大妄为。加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的3000万美元。再加上一位深谙华尔街大公司运转情况，具有悲天悯人特质的前衍生产品交易员。“加米和查理曾经为申请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资格花了两年的时间，但是他们基实并不知道怎么去申请，”本说，“他们甚至不知道'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的含义。”

　　　　查理永远都不会弄懂本是怎么做的，本设法说服了德意志银行，接受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进入他们的“机构投资平台”，而按照德意志银行的标准，要进入这个平台，至少需要20亿美元。本声称，其实只要找到对的人，并且用能够打动他们的语言就可以了。在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来自德意志银行的一个小组同意对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一次拜访，以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这个殊荣：德意志银行的机构客户。“本提供了一家好银行。”查理说。

　　　　德意志银行有一个规定，叫做KYC（了解你的客户），这一规定并不是要求他们切实了解客户的实质性情况，而是要求他们亲自拜会他们的客户，至少一次。听说他们列在接受KYC访问名单的末尾，查理和加米第一次表现出了担心的神情，他们担心在朱利安·施纳贝尔的工作室外面工作这一点可能会引出问题来。“我们有一个外观上的问题。”加米优雅地说。从楼上飘来了新鲜油彩的气味；从楼下传来了血汗工厂的声音，而唯一的厕所就在楼下。“在他们到来之前，”查理说，“我记得我在想，如果有人必须去上厕所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自己的小空间充满着迷人的非金融氛围——一间位于后院的昏暗的小房间，红色的砖墙，有扇门通向一个小巧的像森林一样的花园，在这样的花园里，幻想那些诱惑的场景，要远比购买信用违约掉期产品更加容易。“出现了一两次尴尬的时刻，因为在我们的办公室下面有个裁缝在工作，他们可以听到她的声响。”加米说。但是，德意志银行来的人没有谁要去卫生间，而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得到了自己的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资格。

　　　　在这份协议中，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对德意志银行的义务条款很长，而德意志银行对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的义务条款很短。如果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与德意志银行一起下注，而最终“赚到了钱”，德意志银行不需要交付担保物。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只能够寄希望于德意志银行能够承担它的债务。另一方面，如果交易不利于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他们必须补足他们亏损的那部分金额，每天结算。当时，查理、加米和本对这些规定以及他们与贝尔斯登达成的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协议中的类似规定没有太多的疑虑。他们还沉浸在被允许从格雷格·李普曼手里购买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喜悦之中。

　　　　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是急性子的年轻人，他们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交易的存在，而且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但是他们花了几周的时间在他们三人之间辩论这个问题。李普曼的销售广告让他们觉得陌生，也觉得好像有什么阴谋。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从来没有买卖过抵押贷款债券，但是他们明白，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真的是一个金融期权：你支付一小笔保费，然后，如果有足够多的次级贷款借款人断供，你就赚了。他们好像得到了一张便宜的戏票，剧情即将上演。他们自己做了另外一份演示材料。“我们看着这个交易，”查理说，“觉得不可思议，这简直好得不像真的。老天爷，为什么我能在这样的价格水平上购买针对三B级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那些心智还算正常的人都在说，'哇，我会用200个基点来冒这个险吗？'就好像是这一个离谱的低价。根本就没有道理。”现在的时间是2006年10月初。几个月前，6月份的时候，首次全国性的住房价格下跌开始了。5周之内，到11月29日，次级房屋贷款债券价格指数，即ABX将首次出现利率缺口。借款人将无法支付足够的利息来赔付最危险级别的次级债券。相关抵押贷款已经开始变质，而由这些贷款支撑的债券的价格还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最怪诞的部分，”查理说，“它们已经开始变坏了。我还只会不停地问，'到底是谁在这个交易的另一端？'而不断向我们涌来的答案是'担保债务权证'。”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谁，或者什么，是担保债务权证呢？

意外的资本家　金融担保债务权证欺诈

　　　　金融担保债务权证欺诈

　　　　一般来说，当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些值得下注的机会，他们会找到一位专家来做他们的向导。他们对这个市场毫无经验，因此花在寻找帮助方面的时间要比平时更长。“我对资产支撑证券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查理说，“但是担保债务权证是什么，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最终，他们明白了债券市场的语言与外面世界的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债券市场在设计术语的时候，较少考虑它要传达的意思，而是考虑怎么去吓唬外面的人。被高估的债券不是“昂贵”，而是“富余”，这让它们听起来几乎像是某种你必须买的东西。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各层级不叫层级，也不叫任何可能让债券购买者心里形成任何具体印象的名称，而是叫做部分。最下面的部分——高风险的底层——不叫底层，而是夹层，这听起来不像一个危险的投资，而像是一个大剧院中的高价座位。由最危险的次级抵押贷款夹层组成的担保债务权证不叫次级贷款支撑的担保债务权证，而是叫“结构性融资担保债务权证”。“不同的叫法会产生巨大的混乱，”查理说，“在我们绞尽脑汁想要弄明白它们的意思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它之所以让我们始终不得要领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它本身并没有意义。”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有一种特别的才能，可以把那些需要澄清的东西搅浑。比如，一份完全由次级抵押贷款支撑的债券不叫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它的名字资产支撑证券。当查理问德意志银行，一份资产支撑证券具体是由什么资产来支撑的时候，他们递给他一份缩略词名单，而且是首字母缩略词——RMBS，HELs，HELOCs，Alt…A，另外还有他从来不知道的信用类别“次优级”。R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