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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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情况下，也没有形成贪污成风的局面。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严格要求的结果，其实那时党内不少高级人物生活已经并不“艰苦朴素”，甚至很能享受，有人有“花花太岁”之称，像彭德怀元帅那样极其清廉简朴地生活的党内高级干部也很少见。但是绝大多数党的干部本身有“道德底线”。即使是80…90年代，绝大部分战争年代的干部依然绝少贪污。而对于未经过战争选拔的一代干部来说，情况已大不一样，“道德底线”制约的力量已经极其微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格外认真考虑建立“制度制约”的问题。

　　我认为，在中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时候，应当将“组织部门”分为两个系统。而且这两个系统应当是基本互不干涉的。

　　一、专门负责选拔和管理国家的普通公务人员。

　　二、专门负责选拔和管理国家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国家级的负责人，还有省市县里的主要负责人。该部门管的，省里宜在10人之内，县里应在2人之内。由于管的干部少，所以应当更充分地了解管理对象，更易专业化，为县以上政府机关选出最好的管理人（负责人）。不过，人们应当了解：在国外，内阁阁员不属于“公务员”，但在中国再高级的干部也划在“公务员”之内。这是中国最为特殊的地方，在实施管理时需加以注意。

　　这就是说，负责选拔普通公务人员的“人事”机构和负责高级公务人员的“组织”机构应当比较彻底的分家，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前者是国家部门，后者是党的部门。

　　而作为这两种选拔机关的人，自己是不能去“做官”的，以尽量形成制度的制约性。

　　相互制约，在制度上完成这一点，我想，是任何“公务工作”得以成功的关键。

　　如果“公务人员”的选拔和管理分成了两个层次，而两个层次之间基本不能“通婚”，也就是说，将各公务机关最高级的官员和“公务机关”本身大量工作人员“分”开来，即使是调动工作，在制度上也不能允许任何负责干部“将熟悉的干部带着走、或调到身边”，这样就能够比较有效地制约“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治理贪污和不正之风也将能比较有效。这是在当前“一元化领导”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采取的办法。否则，对公务人员失去制约，公务工作也就失去制约，任何不受制约的事物，最终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我国历史上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失去了制约，走向了灾难。

　　我认为，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负责选拔高级官员的机关，在“差额选举”的情况下，有责任向中央委员会提供所有的“候选人”的名单及其各位的成就，包括政绩、著作、文章（自己写的、而不是秘书代劳）和政治主张，也应当包括其失误、错误及其应负责任，做到“政治上的透明化”。这种做法，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向人民负责。

　　这两种部门的工作任务，都是向“公务机关”推荐别人，而在制度上不允许推荐自己。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机构工作，只能甘当人梯，为国家公务机关的建设，做着默默无闻的贡献。如果在制度上允许推荐自己，这个制度就将是失败的。

　　一个公务人员，应当有怎样的素质呢？

　　有人曾向我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他在美国工作，一天看见公路上出了车祸，马上许多汽车就堵起来了，交通停滞。这时，从一辆邮政车上，下来一个穿制服的邮递员，他开始指挥交通，疏导被堵的车辆，并同时保护现场，直到10分钟后若干警察到来，他就开车走了。我们中国人感到奇怪，当场问一位警察，为什么一个邮递员能来指挥交通？那警察说：“那当然，邮递员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个时候，公务人员就应当站出来为公众服务。”

　　这就是公务人员的素质。

　　我认为，公务人员起码应当具备这样的素质：公务观念，责任感，服务观念，同时不能抱着自己发财的梦想。在国外，公务人员工资是比较高的，特别如新加坡，对公务员不仅有高工资、宽敞房子、公派汽车、甚至还包括子女入学，都有明确的优厚规定。而决不仅仅是衣食无忧。但若官员一旦贪污，就会身败名裂、万劫不复，也就会失去一切。所以，一方面是“公务人员”的光荣和优越，另一面则是犯错误的沉重代价，新加坡的公务人员因此大都非常清廉、工作也卓有成效。有人称之为“高薪养廉”。国内的学者大都激烈反对高薪养廉，从财政到思想说教，写了不少文章。但是，要知道，高薪能否养廉，是可以探讨，而如果只是“低薪”，那是绝对不可能养廉的，不仅不能养廉，而且只能“杀廉”。道理很简单，公务人员们是手中握有很大权力的一个群体，但如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财致富”，他们自己只有“低工资”，心里会平衡吗？他们就会自然地也萌发出一种发财的欲望和冲动。这单单靠“思想教育”的感染和“政治口号”震天响是扭不过来的，对此必须“唯物主义”一点。由于低工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是很自然的。中国成语有“穷当益坚”、“穷而后工”之说，但大多数人实际不可能做到。孔子还说“君子固穷”，我认为，虽有少数君子可能“固穷”，但是不能以此作制定工资政策的依据。这使人想起1985年5月底人民日报一篇重要文章说，靠国家支付工资的机关干部只能“后天下之富而富”、说公务员们“甘愿后富，助民先富”，“有先富，有后富，以先富带后富”，是“历史新时期的《命运》交响曲”。可见，当时是以“君子能够固穷”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了。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上上下下许多官员迅速腐败，证明一个掌握了各种权力的社会群体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甘愿后富”的，也不会去让先富的人“带”。结果，无论是官员还是先富的人，都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困难的是普通老百姓，而且越是遵纪守法就越困难。这样的政策是失败的。

　　所以说，要使公务人员绝了“以权利求发财”的观念，必须依靠制度性因素，而不是什么苦口婆心、絮絮叨叨的“思想政治工作”。

　　公务人员还特别应具有的一个基本素质是：服务观念。

　　在现阶段，尤其是这样。其实，当年经常听到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并没有错，不为人民服务为谁服务？难道公务人员还能专门“为官老爷服务”、“为暴发户服务”、“为老板服务”、“为企业家服务”、“为龙子龙孙服务”，一句话，“为有钱人服务”？问题是，要把“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制度化。现代化的公务人员必须明白，国家的公务工作实质上是一种服务工作。如果公务人员头脑中没有“服务”的观念，而只是一门心思地想，当上公务员后，就可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耀武扬威”、“欺压百姓”，甚至“鱼肉乡里”，那就一定会干出恶事。所以，也就必须有一种制度，不是为了去教育这些“恶公务员”，想教育“恶公务员”回心转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唯一有意义的是：能够将他们坚决撤掉，且永远不得再返回“公务工作”！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制，我们的公务工作就一定会很快走向垮台。

　　谁能来做这样的事？谁有这样的权？能够永远处理掉“恶公务员”？只有如上面所说，设立这样一种专门“选拔和管理”公务人员的机构，这机构本身并不是公务机构，其成员也不可能成为高级公务人员，但是却有权处理人民投诉，永远撤掉那些“恶公务员”。显然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才能奏效。如果像现在这样，不管出了什么恶事和丑闻，一切仍由各级各地的“公务机关”本身来处理本机关的“恶公务员”，那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

　　在西方人看来，由于国家公务机关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机构，所以，在美国各州、市、县的政府机关，都既没有传达室，也没有门岗。需要找政府办事的公民，可以径直走进有关的办公室，而有关公务人员甚至可以“立马”随之去处理公务。这样，效率也很高。我不知道近年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后，是否有些保护措施。因此，我认为，国内的政府机关也应当研究如何改善与公民见面的问题。一些森严的、冷冰冰的机关大楼，再加上一些态度生硬、甚至索贿的公务人员，会与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名称不相称。

　　最后，我想说，国家公务工作的职能，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职能”。但也决不能漠视这样一种职能。

　　国家的经济职能，是国内经济学家们最喜欢神聊的话题，他们也总有说不完的车轱辘话。他们的意思，总而言之，可以叫“民进国退”。也就是国家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经济审批权，退出制造业，从运动员退为裁判员……，仿佛这样一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真是感到奇怪，真理竟是这么简单吗？为什么喊了许多年还在喊？就因为国家做不到，是不是？

　　其实，经济学家应当了解，经济领域并不就只是制造业。而且，即使在制造业，在西方国家也有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但今天我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国家在经济方面还有许多不容推卸的责任，这也是国家公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济学家们以为“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必定是最终取消国家管理。在时代发展到今天，这是很荒谬的。我们就拿美国来说吧，它显然是一个够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战后的美国政府已经日益担当起并发挥了各种经济职能，当然在“制造业”方面，还是西欧国家的“国营企业”多一些。现在，就让我们来顺便看看，美国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些什么？

　　（一）首要职责是为丧失劳动力者和失业者提供安全保障，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照顾，为穷人提供简易的住房和适当的食物。美国政府在社会安全、福利和与此有关的社会事业上花的钱也是最多的，政府第二大开销是国防经费，第三是教育经费。

　　（二）为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等提供各级教育。

　　（三）为医学和科技研究提供经费。

　　（四）调整公路、水路、铁路和空中运输的计划。

　　（五）提供卫生设施和污水处理。

　　（六）管理邮政事业。

　　（七）建设中心城市，建设公园，净化空气，提供净水。

　　（八）制定职业训练和劳动力安排规划，尽量提高就业率。

　　（九）稳定货币供应。

　　（十）调整购销企业和劳资关系。

　　使我惊奇的是，美国这个“资产阶级政府”都把“社会保障”作为最大一项政府支出，恐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绝不可能只顾盖豪华大厦、修宽马路、建高尔夫球场之类，而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下岗失业人群之生存上。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为人民中“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应当是不可动摇的。但是，据悉，社会保障资金占GDP的比重，欧洲高达15％，美国占9％，而我们中国则仅占1％。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样很好，说这就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这真是冷酷的经济学！但也有人指出，我国纸面上的“贫困人口”虽然似乎不多，城镇约2000万人，农村约2800万人，那是因为我们的“贫困线”标准低，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不包括生活不富裕的人口）应当在2亿人左右。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我们的钱用一点在穷人的“社会保障”上就这么困难呢？

　　美国政府单位在全国有8万多个，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只有1个。这个中央政府掌握了全部政府开支的2/3。而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可能达到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这也就是说，仅美国的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就控制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有人说，若将美国150名以上的最富的亿万富翁的财富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到美国联邦政府一年预算的1/10。美国庞大的政府预算，很长时间里是令美国人头痛的事，很多届政府也都在为降低政府预算而努力。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8年6月访问北京大学时说：“设法控制庞大的预算赤字，我们最后终于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即将达到30年来第一次平衡预算。这个局面使得利率下降，相对地又产生出大量的财富，投入民间企业，进而创造了就业机会　……　”

　　现今在美国，自由竞争已远不是最重要的或“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大企业和政府努力致力于制订计划，实行“计划化”，却是他们努力做着的事情。这也就是人们以前常说的一种奇异的现象：西方国家在“计划化”，而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寻求“市场经济”。人就是这样，常常在寻求着自己所没有或缺少的东西：男女之间、老少之间、地域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制度之间等等，只要是理智的，就是正常的。寻找和追求，可以说，也就意味着生命和进展吧……

　　在美国，任何行业或部门的高度垄断，理论上都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即使在西方国家，能源交通方面，也大多是由国家公务部门来经管的。但在理论上，任何由国家来经营的经济事业，都不应当以赢利为目的，而更重要的，应当是一种“服务”。日本全国的铁路，国铁占了4/5，私铁才占1/5，但国铁的“收入”和“盈利”，都不可能属于“国铁部门”自己所拥有，而必须由国家统一收支。如果国铁的盈利为其部门拥有，或比其他国营部门更多拥有一些收入，那么其经营风格就会“私营化”，部门负责人就会使用国家设备而拼命为本部门捞钱。这是绝对不合理的。像中国的邮电部门，由于属于新兴技术产业部门，现在特别有钱，因此该部门职工就享受比其他部门多得多的物质待遇，这样一来，中国的公营邮电部门的经营风格就会“私营化”，以捞钱为目的，而不是以“服务”为基本特色。中国的铁路也是这样，全部由国家经营，因此主要应当是“服务”，而不是“赚钱”。国家有税收，要“赚钱”干什么？这就违反了公务部门最基本的“服务”原则。结果，铁路每到春运紧张时就涨价，其服务因乘客多势必差了，但车票反而贵了。春节回家的大量是民工，他们的收入很低，据新华社2003年1月14日报道，记者在北京、浙江、安徽做了随机取样的调查，竟然发现72。5％的民工工资被拖欠！据《中国改革报》1月17日报道，全国外出“农民工”已超过9400万人，据农业部调查其总收入为5278亿元。这就是说，平均每人每月不过区区467。9元收入。收入如此低，已足令人惊心！这表明大多数“老板”的心是黑的，他们也不可能带领老百姓“后富”。更令人吃惊的是，国家的“公务”铁路部门，此时还乘机再刮一点皮下来。所以，“公务”职能主要是“服务”职能，这一点，还远没有深入“公务员”们的灵魂。

　　在经济的“公务”机关方面，还有所谓七站八所。特别是工商、税务等，他们在实质上也应当是一种服务性质的机关，只是现在他们的权力色彩太浓烈，在实施“公务”的时候有太多的“搞钱”的机会，使这种“公务”蒙上一层灰色和一股铜臭味。这也是在未来的政府改革中的一个难点。

　　（这里顺便说说，在中国过去存在过的国务院各“工业部委”中，还曾经大量集中了该行业最好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其“条条管理”还颇有专业化色彩。现在，部门管理当然已经不复存在，据说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我国的金融、工商、财税等仍然保持着某种“国家管理”的僵硬特征，况且，由于在我国银行部门中已经没有、也不可能有大量“专业化”技术专家，而只有善于数字演算的专家，他们对于各种复杂的、不同行业千差万别的生产过程和销售前景的判断，远不可能是门门都“内行”的。若暂抛开行业腐败问题不谈，目前是否能高效率“管理”各个行业生产，也是令人怀疑的。抽象地说，“市场化”会带来公正。但如果我国的经济市场化没有带来公正，那么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实际上，所谓各级政府，才是最主要的公务机关。在国外，不仅议员不是公务员，由于三权分立，立法和司法都不属于公务机关。媒体、工会等当然都不是公务机关。但警察部门无疑是公务机关。而在我国，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一概属于“公务人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实行公务员制度的情况也不同。但是，只要是非皇权制度的、宪政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其最根本的原则，其最精髓的部分，一无例外，就是“为公众服务”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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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相关　转载一帖

　　（起点更新时间：2005…4…6　16：30：00　　本章字数：5759）

　　《福克思2004中国银行业巨贪100强》名单火爆出炉

　　本文转自（。smsmsm）

　　感谢以下单位（部分）数据提供：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查院

　　安徽淮南市检察院

　　法制报社

　　本次调查由。smsmsm首载，记录中国内地2000年至2004年银行业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违法银行人物案件。因此类案件较多，本次调查仅挑选影响极恶劣的100个案例。调查数据均为网上收集，如有数据错误请以实际情况为准：。smsmsm对本次调查保留最终解释权。

　　注意：请读者在阅读以下数据前须接受以下说明后再阅读：

　　说明：1、因不同银行对下属机构的定义不同，故本次调查未标注当事人的具体工作单位。举例：下文中“辽宁省葫芦岛工商银行　　　　副行长　　　李忠凯　　286万”的意思并不是指“李忠凯是葫芦岛工商银行的副行长”，其意义是“李忠凯是葫芦岛市工商银行系统的某行副行长”，如果您查阅具体资料可知“李忠凯是葫芦岛市工商银行“兴工支行”副行长。

　　2、以下数据职位均为“原职位”。如“中国建行　行长　王雪冰”是指“原中国建行行长王雪冰”。

　　3、本调查数据中涉及到的金额为网上查阅，仅供参考，如有不符请以事实为准。金额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4、以下有部分案件未结案，请以事实为准。　　　　　　

　　5、本文欢迎转贴，转贴请保持完整。如因转贴不完整而造成的歧意，。smsmsm不承担法律责任。

　　6、以下排名仅针对本次调查的100名数据。

　　团体第一名：广东省（18人上榜）

　　团体第二名：河南省（　8人上榜）

　　团体第三名：陕西省（　6人上榜）

　　团体第四名：四川省（　5人上榜）并列第四名

　　浙江省（　5人上榜）并列第四名

　　安徽省（　5人上榜）并列第四名

　　个人金额第一名：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开平市支行前行长“余振东”涉案金额：4。8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40　亿巨款，为中国银行业“前无古人”的超级巨贪。

　　个人职位第一名：“王雪冰”，原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行长。

　　各家银行上榜次数：

　　中国银行：25次

　　农业银行：23次

　　建设银行：21次

　　工商银行：13次

　　人民银行：　7次

　　评价：“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这三家银行在本次排名中得分非常接近，竞争非常激烈。最后“中国银行”以25次上榜获得本次排名第一名。

　　未上榜省份名单：山西省、吉林省、内蒙古、西藏

　　本次调查不包括我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　

　　本次调查由。smsmsm首载，如果发现以下数据纰漏，请告知。smsmsm以进行更正，。smsmsm长期致力于中国反腐败工作，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登陆。smsmsm

　　以下为详细清单：

　　　　　　　涉案金额（参考）

　　中国银行（总行）　　　　　　　　副行长　　　赵安歌　　579万

　　中国银行（总行）　　　　　　　　副董事长　刘金宝　　不祥

　　中国银行（总行）　　　　　　　　副处长　　　叶新民　　40万

　　中国建行（总行）　　　　　　　　行长　　　　　王雪冰　　115万

　　华夏银行（总行）　　　　　　　　行长　　　　　段晓兴　　不详

　　广东省中国银行（分行）　　行长　　　　　黄荫初　　1900万

　　广东省工商银行（分行）　　副行长　　　叶家声　　110万

　　广东省广州市农业银行　　　　主管　　　　　林仲乾　　116万

　　广东省深圳市建设银行　　　　主任　　　　　江伟亮　　900万

　　广东省深圳市工商银行　　　　行长　　　　　梁福超　　312万

　　广东省深圳市交通银行　　　　行长　　　　　余汉华　　1680万　　　

　　广东省开平市中国银行　　　　行长　　　　　余振东　　4。85亿美元

　　广东省从化市建设银行　　　　会计员　　　刘建培　　212万　

　　广东省韶关市发展银行　　　　行长　　　　　官有仁　　2176元

　　广东省茂名市农业银行　　　　出纳员　　　车驾海　　113万

　　广东省佛山市建设银行　　　　行長　　　　　张佰森　　180万

　　广东省增城市发展银行　　　　行长　　　　　林徐桂　　1170　万

　　广东省南海市中国银行　　　　信贷员　　　谢炳峰　　5025万

　　广东省云浮市人民银行　　　　行长　　　　　曾宪龙　　166万

　　广东省湛江市中国银行　　　　行长　　　　　范绍润　　3210万

　　广东省顺德市中国银行　　　　行长　　　　　何联升　　1332万

　　广东省恩平市建设银行　　　　行长　　　　　侯春幸　　不祥

　　广东省珠海市中国银行　　　　组长　　　　　梁世汉　　579万

　　河南省郑州市建设银行　　　　科长　　　　　王利明　　2800万

　　河南省郑州市交通银行　　　　主任　　　　　宋红毅　　1200万　　

　　河南省商丘市建设银行　　　　科长　　　　　黄凯　　　　7348元

　　河南省商丘市工商银行　　　　主管　　　　　孟辉　　　　98万

　　河南省汤阴县农业银行　　　　行长　　　　　杨文平　　105万

　　河南省方城县农业银行　　　　行长　　　　　高合安　　10000万（1亿）

　　河南省偃师市建设银行　　　　副行长　　　孙清甫　　1100万

　　河南省周口区农业银行　　　　行长　　　　　解文林　　11万

　　陕西省西安市中国银行　　　　行长　　　　　史某　　　　7万

　　陕西省西安市中国银行　　　　所长　　　　　武勤学　　400万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银行　　　　副行长　　　买朝晖　　74万

　　陕西省西安市商业银行　　　　副行长　　　罗平　　　　749万

　　陕西省渭南市建设银行　　　　主任　　　　　李寅生　　1467万

　　陕西省宝鸡市中国银行　　　　行长　　　　　刘金城　　23万

　　四川省成都市农业银行　　　　会计　　　　　黄友香　　700万

　　四川省达州市建设银行　　　　副主任　　　肖洪波　　413万

　　四川省宣汉县农业银行　　　　所长　　　　　廖运明　　10万

　　四川省宜宾市农业银行　　　　会计　　　　　邹伟　　　　2890万

　　四川省大竹县建设银行　　　　行长　　　　　杨情德　　315万

　　浙江省义乌市建设银行　　　　经理　　　　　刘伟峰　　2560万

　　浙江省宁波市交通银行　　　　职员　　　　　方勇　　　　141万

　　浙江省临高县农业银行　　　　副行长　　　陈建学　　22万余

　　浙江省嵊泗县人民银行　　　　行长　　　　　严访宇　　339万

　　浙江省温州市中国银行　　　　行长　　　　　叶征　　　　66万

　　安徽省中国银行（分行）　　行长　　　　　吴福五　　不祥

　　安徽省六安市中国银行　　　　职员　　　　　王鲲　　　　100万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银行　　　　行长　　　　　刘广聚　　40万

　　安徽省阜阳市中国银行　　　　科长　　　　　王斌　　　　职务犯罪

　　安徽省淮南市农业银行　　　　主任　　　　　胡庆广　　28万

　　江苏省南京市工商银行　　　　行长　　　　　眭振南　　62万

　　江苏省姜堰市工商银行　　　　副科长　　　周某　　　　98万

　　江苏省江阴市建设银行　　　　行长　　　　　唐鸣　　　　46万

　　江苏省睢宁市人民银行　　　　行长　　　　　钱勇　　　　不详

　　湖南省邵阳市工商银行　　　　所长　　　　　杨坤坚　　598万

　　湖南省祁阳县建设银行　　　　副主任　　　谭国旗　　31万

　　湖南省汉寿县工商银行　　　　副主任　　　徐国安　　66万

　　湖南省益阳市中国银行　　　　行长　　　　　朱国勋　　不祥

　　黑龙江哈尔滨中国银行　　　　行长　　　　　高山　　　　不祥

　　黑龙江阿城市工商银行　　　　出纳员　　　叶建发　　250万

　　黑龙江哈尔滨农业银行　　　　副行长　　　邵福龙　　924万

　　黑龙江大庆市农业银行　　　　行长　　　　　王世国　　25万

　　湖北省咸宁市工商银行　　　　职员　　　　　张源　　　　2500万

　　湖北省十堰市农业银行　　　　经理　　　　　张鹏　　　　39万

　　湖北省江岸区中国银行　　　　职员　　　　　苏丹　　　　1080万

　　云南省工商银行（分行）　　行长　　　　　李忠平　　向省长李嘉廷行贿

　　云南省永平县人民银行　　　　股长　　　　　戴正军　　336万

　　云南省江川县农业银行　　　　副主任　　　普跃斌　　419万

　　河北省人民银行（分行）　　副行长　　　杨海松　　50万

　　河北省西安市建设银行　　　　主任　　　　　周利民　　48000万（4。8亿）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银行　　　　行长　　　　　杜树勇　　不祥

　　辽宁省葫芦岛工商银行　　　　副行长　　　李忠凯　　286万

　　辽宁省沈阳市中国银行　　　　副行长　　　程志威　　不祥

　　辽宁省东港市农业银行　　　　行长　　　　　战世东　　120万

　　广西桂林市农业银行　　　　　　会计　　　　　李仁　　　　376万

　　广西钟山县中国银行　　　　　　行长　　　　　蔡军　　　　不祥

　　广西玉林市农业银行　　　　　　行长　　　　　梁用浩　　243万

　　山东省中国银行（分行）　　处长　　　　　杨锡轩　　118万

　　山东省农业银行（分行）　　副行长　　　潘广田　　157万

　　山东省日照市建設銀行　　　　行长　　　　　畢國興　　14。6萬

　　福建省邵武市建设银行　　　　副行长　　　陈美珍　　500万

　　福建省福州市建设银行　　　　副行长　　　郑小琴　　不祥

　　江西省上饶市中国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