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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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拿这当个“新闻”，并发有照片。是啊，我们的农民弟兄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我想，在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国家不能计较经费的投入。据5月3日新闻报道，国家财政将拿出20亿元、地方财政将拿出40亿元，用于“非典”的防治。我本以为，国家会将全部萨斯医疗费“包下来”，就是说，对全大陆所有萨斯病人实行“免费医疗”。因为时至5月30日，全国累计病例为5328名，即使按人均10万元医疗费计，不过5。3个亿。国家拿出这点钱，应当毫不为难。但事实却是，国家拿出这点钱很难很难。据北京市所说，早在4月25日北京市财政就紧急拿出4亿元用于非典。其中2亿元来自市财政资金，2亿元来自区县财政资金。我不明白，到这样紧急时刻，钱却变得这样稀缺！而据报道，我国每年被数千名腐败犯罪分子弄出国的钱，就在1500…2000亿元规模，供其子女在国外穷奢极欲，连外国的富人都看得傻了眼。这两件事一比较，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可怎么想呢？我想，若是真能够有效打击腐败分子，只要能把潜逃出国的钱截住，国内的成克杰副委员长、李嘉廷省长之流先还不说，那区区一点抗萨斯的钱又算什么呢？

　　而抵抗萨斯，是举国大计。这个事，不真正弄出疫苗，威胁就会始终存在。而将来疫苗的生产和推广，也确实需要一笔钱的。

　　由此，我认为，不能不重新考虑我国医疗改革的方向问题。

　　2）我认为，此次萨斯对经济的影响问题，经济学界全没有说准。他们的目光始终盯在“经济增长率”上，又稳妥，又便当，谁都爱听。但实际上，萨斯所揭露出来的，是中国的相当数量老百姓的贫困问题，其中最为重大的，是医疗问题。近来，人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很多醒目的标题，如《疾病成为居民贫困头号敌人》、《医疗费是中国农民的最大负担》。记者们揭示了许多可怕的情形。据新华社2002年11月报道，经100个城市问卷调查，66。2％的低保家庭有人患大病或慢性病；另有对12个省的抽样调查中，有病人的低保家庭占68。9％。结论是：疾病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致贫”的头号原因。另据《中国经济时报》5月报道，在甘肃省积石山县有的村里已经连续几年没有一个孩子在医院出生，因为农民就连去医院的钱都没有。全县农民患病率高达59％，许多人只能在家里等死。他们吃的药只有安乃近（4分钱1片）和去痛片（5分钱1片）。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老人家简直是在诅咒，但现在这样的没有同情心的干部是很不鲜见的。至于乡里的卫生院，由于没有病人来，收入很低，入不敷出，连人均800元的医生工资都差着一半。他们怎么办呢？靠“市场经济”来拯救他们吗？另外，《工人日报》5月间也有报道，据调查，中国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在农村中达到45。3％，在城市中为26。3％；而治病就医已成为中国老年人最为担忧的问题，在农村中有57％、城市中有50。2％的老年人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国，“医疗保障”的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医疗问题，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至今“社会保障”的第一大问题。全世界无一例外。

　　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其实比吃饭问题更大的，是“呼吸问题”。有外国人说，许多中国人正在吸着世上污染最严重的脏空气，又喝着污染极严重的脏水，怎么能不容易生病？我看，萨斯再一来，把人的肺搞坏了，连坏空气也吸不成了。无情的萨斯把中国的医疗问题突出出来。医疗，就是要花钱的，不是“公费医疗”，就是“自费医疗”，也是民生的一大问题，因而也是经济问题。

　　尽管改革以来，我国进行了以废除“公费医疗”为目标的医疗改革，但它的直接结果，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省钱”。不是省了GDP中的医疗费比例，不是省“个人”的钱，而是省了“公家”的钱。也可能，这些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干点别的，如搞经济建设，搞经济增长率，修个高尔夫球场、盖个豪华写字楼什么的。但国家把本应当对人民的“医疗费”省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在GDP中只占1％，这个消息不由得使得我们老百姓心里发毛。因为据悉目前美国该比例约占GDP的9％；欧洲许多是所谓“福利国家”，这个比例高达15％。但我们的经济专家说1％很好，因为用于“社会保障”的钱少了，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经济增长”，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成本”低，还是我们相对于西方国家能够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我不明白，如果这个“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全体公民的生活、教育和医疗，它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为证明我们中国也有豪华大厦和超级富豪吗？

　　我们的经济学者很乐于向人们宣讲，欧洲“福利国家”在经济上是如何有“弊病”，是如何混不下去。但我想，只要人民生活有完全的保障，弊病再多也是枝节问题。人民如何能够“安居乐业”？广告说，装了防盗门就能“安居乐业”。我想，也许能够安居（尽管欧美国家都不装防盗门），但人民收入如此之低，病都看不起，怎么能乐业？　

　　实质上，在任何国家，所有公民的医疗费，都是个带点刚性的常数。它不可能“节省”，只可能“转移”。就说，总量上节省不下来，就看谁来出这笔钱，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由国家来出这笔钱，就像当年周总理所作的那样，好处是人民没有“医疗风险”，几乎人人都可以得到医疗救治，社会安定，人民有“幸福感”。而如果由个人来出这笔钱，巨大的患病医疗的风险就摊到每一个人身上，大量的人群会出现看不起病的“心理压迫”和烦躁感，那么社会是不可能安定的。

　　但是国家怎么能有“财力”把这样巨大的费用担负起来呢？

　　我一直不知道经济学界为什么总爱提这种问题。他们经常会向人民诉说，国家没有钱办这个，没有钱办那个，国家财政很困难，因此要发动起全社会的资金力量。这是他们的习惯。但我不明白，向民间招商，难道我们是清朝吗？谁都知道，文革及此前，中国社会根本没有所谓“民间资金”。8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间资金”，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由全民的公有财产或农村的集体财产转化而来的，许多可以说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成的。就是说，当代中国本来是没有什么“民间资金”可言的，现在的所谓“民间资金”，都是“国家资金”以各种明暗方式在20年间急剧转变而来，其中有不少是非法的转移。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问。国家“财力”能否担负起全国公民的医疗，这早已不是个问号，而是历史。在目前的世界，它仍然还是许多国家活生生的现实。

　　此时，在现今的世界，许多国家采取了免费医疗这个带点“共产主义味道”的医疗制度，我认为，它也是人道主义的、高度文明和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西方国家，人们不会为自己的医疗问题而愁眉不展。在西欧和北欧，据悉都是对全民采用免费医疗的。不仅对本国公民，而且对前来的外国人亦有此项恩惠。美国采用“医疗保险制度”，据我亲见，90年代初为200多美元一年，覆盖面几乎是美国土地上的所有的人，对穷人还会有些特殊照顾，因此医疗费用对普通人的压力并不大。但是，仍有不少美国人对于美国未实行西欧式的“免费医疗”制度而不满。在日本，虽有医疗保险，但采用国家义务保险方式。在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除“门诊”的药费外，其他急诊或住院医疗费或药费，均由国家负担。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会为“医疗”问题而发愁。

　　实际上，“免费医疗”制度并不是西方有钱国家的专用品，甚至像独裁者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还有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都对国内实行了“免费医疗”的规定。他们人民就医的困难，不在于医疗费用负担的问题，而在于缺医少药，也没有好的医疗设备。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还是会因为“医疗”的疗效而困坐愁城。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医疗费用的总量，基本是一个常数，再怎么节省，再用什么新法子节省，也省不下多少。就是省下了些须，也没有什么意义？在美国，用于医疗的费用总量，在GDP中大约占12…14％，这是比较高的。而在全部免费医疗的英国，可能要占10％左右。在日本，医疗费用比例最低，约占6…8％。原因可能是，日本国比较注重人民的健康防病，日本人看病较少，其男女寿命却都是世界第一。

　　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来说，人民健康是第一位的事，而国家医疗经费的节省、或改变“医疗费用”流动的程序，都远不能和这个高尚的总目标相比。

　　历史地说，即使在周恩来时代，我国的“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也远没有达到100％，就是说，还应期待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扩大覆盖面，直至达到覆盖全国每一个人的“免费医疗”。但是80年代以后，我国实施的医疗改革，其方向开始拧着来了。我们的“公费医疗”没有走向全面的“免费医疗”，反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使人民已经得到的福利也大大的不见了。如果我们80年代以来医疗改革主要考虑的，是节省国家费用，我认为那就弄错了方向。在澳门还是殖民地的时候，50年代有的医院或诊所会每天发放10…20个完全免费的号，因此不少穷人要深夜前去医院排队挂号，以期能挂到“免费号”。尔后，逐渐的，免费号越来越多，人们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也越来越好。现在，有的医院如工人医院，就已成了完全的免费医院。这样的医改方向，我看才是没有错的。

　　现在，很多北京人都会有同样感受，就是“医疗费用”已逐渐成为个人支出的沉重负担。即使是孩子感冒，一进医院，没有二三百元，简直下不来。西欧国家凡公立医院，对病人就完全是服务性质，或不收费，或收费极低。在我国，医院几乎完全是国家所有，但是却好像不是国家“办”的，因为医院要自负盈亏，所以就发狂地高收费。在国外，医生是高收入者，但主要通过“工资”，即使在公立医院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文明。而在我国，医生若想要高收入，主要得通过患者的“红包”。而医院要高收入，就要通过高价卖药、高价的各项检查。当然，若是看病费用实在太高时，有关部门也会做些规定，什么药品降价，什么药费明细单据要透明等，但医疗不仅是“药费”问题，所以单纯的药费调价，设法减少“医药代表”等中间剥夺环节，显然，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另外，有一个现象，现在的医改，特别重的负担正好落到45…60岁的一代人身上，也就是“文革”中被耽误了的那一代人。这是不公正的。他们吃尽了苦头，临到年老，“百病”都自动地开始“缠身”时，又失去了医疗改革的关照。今天的年轻一代，大都还是处于身体健康的年龄，收入情况一般也多胜过他们的父母。而更老的一代人多是离退休干部，医疗上虽然照顾不多，但总还不至于为医药费而整日价愁眉苦脸。同时，45…60岁这代人，不少还需承担下岗失业的痛苦，他们还是失业大军的主力。国家在制定医改政策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当然，今天比起周恩来年代，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衣食住行问题不能“掩盖”医疗问题。当年人们的工资很低，如经济形势很好的196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35亿元（未包括集体所有制和农民），在当年的“国民收入”（相似于GDP）1387亿元中占16。9％；而我国1978…1980年时，全国“工资总额”（已包括各种所有制）在GDP中的比例，为15。7％，16。0％和17。1％，保持了周恩来时期的惯性。但到1997…1999年，竟然降到12。6％，11。7％和12。1％。情况说明，今天我国劳动者拿的依然是不变的“低工资”，但周恩来时的公费医疗、低学费、低房租这些属于“社会保障”的内容，今天已经没有了。人们得拿工资去买“医疗保险”，经过复杂手续，还得看人家脸色，才能最终得到“保费”。而且只是“大病统筹”，中小病还得自己负担。显然，所谓“医疗保险”并非“医疗保障”。这一点应当弄清楚。而“医疗保障”也是“生存权”之重要一面，因此全国从上到下，绝对不可以小视它。

　　其实，今天也没人否认人们生活水平比周恩来时期好，这也是历史的正常现象。试想，既没有大跃进、没有不准私养鸡鸭的人民公社，又没有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全面战争，我们在和平时期和“工业化”条件下发展了25年，人民生活再没有一点提高，那还成什么话说？实际上，25年来我国公布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四小龙”要快不少，好像人民生活应当提得更高得多才对。所以，我们不要讲来讲去，总讲今天生活有多么好，生活再好，也不能消除“免费医疗”这一具有生命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巨大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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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点更新时间：2005…4…4　13：50：00　　本章字数：11241）

　　中国的“公务员”出了什么故障？　

　　中国的党政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号称“吃皇粮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在整个80…90年代，其人数都达到1000…1100万人左右。显然，这个貌似惊人的数字，引起了领导层和学术界的极大苦恼。因此，多少年来，在“政治改革”中人们一直在“精简机构”、“精简人员”上大造舆论、绕着它兜圈子、在行政措施上也使出了大劲头，忙得不亦乐乎。有学者称之为“第六次革命”，虽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但人们感到了：好像这是个“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只要它解决了，中国政治上的最大难题就被扳倒了。

　　但政改的问题是否这样简单呢？是否在“精简机构”中，所有问题也都被同时“精简”掉了呢？

　　现在，几年下来，又是精简机构，又是干部下岗，好了，全国的工业“部委”均予撤销，80年代时传说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让部长们失业”的目标，终于达到了。更为惊人的是，与全国各行各业出现下岗大潮的同时，据报道：政府在3年内裁减了50％的公务员。截止2001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528万人（再加上200多万离退休干部，属于国家财政支付薪水的“公务员”数量为700多万人；而在我看来，“离退休人员”不应再作为公务员一例看待）。这几年精简机构的“力度”不能算小了。现在是否可以告一段落、安静下来、全力投入建立一个好的、稳定的、长久的“政府行政秩序”了呢？好像不行，现在，人们在报刊上看到的“主流文章”仍在抱怨：国家公务员整体数量仍然庞大……、财政过于吃紧……，关键是我国需要财政供养的人员基数过于庞大……等等，给人一种貌似有理的感觉。所以，精简机构，全力瘦身，并将其作为政改主要目标的这股劲儿，还并没有过去。

　　但实际上，500多万公务员，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也实在并不算多，只占总人口的3。8％。而根据网上材料，美国1996年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不算国营事业单位）比例为7。49％，德国为6。45％。其他国家都将“国营事业单位”的人数统计在内，比我国比例高的有英国（5。60％）；法国（9。08％）；加拿大（16。45％）；澳大利亚（7。94％）；新西兰（7。50％）。比我国比例低的有日本（3。52％）；韩国（2。03％）；新加坡（3。67％）。似乎东亚国家都低些。我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目前公务人员有18万余人，由于财政困难，打算在3…4年内减到16万人，该比例与东亚情况差不多。但香港公务员的平均工资，起码比内地高10倍以上。董建华先生的工资比起美国总统，还要高上小一倍。

　　问题是，以上数据虽然花花哨哨，但我认为，只是“精简”二字，并未打在“政府改革”的要害上。

　　显然，经常精简机构和人员也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少的。但最重要的，还不是政府的“人数”，而是政府的“职能”和“功能”。一个政府能不能做好自己的“公务工作”，关键是确立、并尽力使之能发挥出政府的正常功能。当然，人少些，兵精些，能有效率，更好；但即使效率低些，只要能够完成政府最基本的“公务功能”，也就不错。在政府功能和行政效率的关系上，两者的重要性不能颠倒过来。就是说，问题是：

　　应当首先确定政府的“公务功能”、再看需要多少公务员“人数”？

　　还是应率先大量减少公务员“人数”、再看政府还能干些什么公务“功能”？

　　显然，政府“职能和功能”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这个次序是不应倒过来的，不能管它怎样、先精简了再说别的。我们近几年的“政府改革”，着重在前者，花大力气先搞精简，在公务机关内引起人事之类的矛盾不少，结果直到今天，许多地方的政府“公务职能”仍不清晰。此外，政府的“职能”是多方面的，虽然在学术界，政府的“经济职能”讨论得多些，大概与人们最关心切身利益有关，但也未必就被学者们全弄清楚了。更何况政府还有其他的职能，还有与许多其他社会建设的关系需加以整理。例如：法律法制建设、还有法治建设；工会（或许还有农会、商会、学生会、环保组织等）等重要的制约机构NGO的建设；文化教育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失业保障和医疗改革）的建设；媒体和舆论监督机制的建设……，等等。

　　另外，我认为，与精简机构相比，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政府改革”中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予以解决的关键，首先不是“人数”问题，而是公务人员的“素质”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大量公务人员利用职权、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现象，表现出“公务人员素质”问题要比“公务人员人数”问题大得多。这些丑恶现象，一方面，败坏了政府的形象，但形象和面子并不是最要紧的。另方面，使得政府的工作未能正常发挥其应有职能，给人民的利益造成很大损失，给社会带来混乱和不稳，是最要命的。毋庸讳言，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喜欢“做官”，为什么呢？是因为做了官，就有了威风、利益、特权……，还是做官就更能发挥自己专长和智慧、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目前中国的大量社会现象说明，前者是主要原因。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和担忧。因为，为社会服务本是“公职人员”的天职，若是公职人员不知道自己的天职、或无视这个天职，只拿了“公职”当作个可以“营利”的位置，大量此类人涌进“公务员队伍”，只可能愈加败坏“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这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的确是很危险的。

　　公务人员的素质，通常不可能通过当了“公务人员”之后，在公务工作中来自然提高。所以，关键就在于公务人员的选拔。也就是说：要把高素质的人，选拔为公务人员，而不是期待低素质的公务人员提高素质。这也是次序问题。因此，公务人员的选拔制度和选拔机制，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通过制度，选拔高素质人才，使之成为各级官员以及普通公务人员。从古到今，可能都是和平时期（而不是战争或动荡年代）的盛世、治世和政治清明时期中人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之一。两汉至两晋南北朝，选拔干部是推荐制度，荐举征辟，把前任高级干部信任或欣赏的人才，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隋唐以后，叫做科举制，用考试成绩来选拔干部，使得人们无论出身如何，都能够通过“苦读”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再通过不同级别的考试成绩，成为“公务人员”，进而成为“高级公务人员”（官员）。

　　通过严格的、甚至科学的选拔制度，是否就能够保证“公务人员队伍”均由高素质人员组成呢？还是不一定。因为，公职人员在公务工作中有可能蜕变堕落。为防止这种情况，在古代县一级的负责干部，就是经常要轮换调动，避免其与当地豪绅结党营私。唐代著名宰相狄仁杰，到中央工作之前，就曾在好几个县里当过县长。而在调动工作时，也不能带上一批自己熟悉的干部一起调动，因为调动正是要防止拉帮结派。古代官员能否携带家属和老婆，也是有规定的，以防“告枕头状”和“拉裙带风”。在古代，县一级的政府机关相当大，常有数百上千名“公务人员”，甚至更多。与中央（朝廷）一样，也分县尉和县宰等不同部门，处理大量民事问题。事情并不像京戏上那样，只有一个县太爷吆三喝四。所以，“公务工作”从古到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古代，除了动乱的年代，除了昏庸的皇帝，通常皇帝是要将政权交给他的大儿子的。所以，皇帝从主观上讲，一般也并不希望贪官污吏横行，以至官逼民反，天下大乱，他的位子也就坐不稳了。皇权和政权虽是一体，但皇帝和政府大员们之间，仍有相互“制约”的关系。皇帝面前有谏议制度和谏议大夫（虽然贪图享乐的皇帝常常“谏”不住），而大臣和官吏们面前又有高高在上的皇帝。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基本原因，使得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稳定延续了两千多年。但是，尽管皇帝也可能会惩治贪官，但非人道的、不给人民以“尊严与自由”的皇权制度，仍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在中国古代的皇权时期，公务工作尽管是低效率的，很多地方甚至是残暴的、草菅人命的，但面对全社会的“公务”工作本身，仍是不可少的。例如，由于天气的自然变化的规律，在农业上大致上会出现3年丰产、3年平产、3年减产，约10年一个周期。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条件下，这是很难改变的。中国是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因此丰年时多收了三五斗就会出现“谷贱伤农”，而歉年时由于粮商高抬粮价，农民活不下去，便可能发生抢粮、吃大户、或铤而走险。为了防止因私商贱买贵卖而引起的社会动荡，许多朝代设立“常平仓”，国家在丰年时平价购买粮食，歉年时平价出卖粮食，好像蓄水池，使社会避免动乱，这就是公务工作的作用。另如，民间常难以避免发生各种纠纷，会发生各种械斗或私刑，进而引起大规模骚动，影响社会安定，此时只有公务机关和公务人员进行管理、调停或赏罚，才能够制止各方的暴力行动，使社会重新归于安定。如果没有公务机关，如果没有有效的公务工作，那么全社会肯定会乱成一团，强者为王，流血不止，失去正常的社会生活。

　　所以，在任何历史时代，公务工作必不可少。这也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之一。

　　鉴于历史的教训，我们当前的“政府改革”应当注意些什么？我认为，主要要考虑两个方面：

　　1、如何建立“选拔”素质的优秀公务人员的机制。

　　2、如何健全公务机关的各种公务“职能”。

　　在西方国家，有专门培养公务人员的地方。例如，日本就有专门的“官僚学校”，经过专业的“公务意识”和“公务技能”的训练，这些具备了“公务素质”的毕业生将走进国家的各个公务机关任职。如前所述，机构和人数，都不是最关键性的，公务人员的素质才是最关键的。这些“官僚学校”的毕业生，是将“公务”作为职业的。作为职业公务人员，不犯错误，没有丑闻，那么他们在国家机关（例如通产省）中的工作就是稳定的。他们将依工作成绩而获得升迁机会，最高能够当到“次长”，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副部长”。在西方，部长（或者大臣）并不是“公务人员”，他们是经过竞选，由得胜的“党派”派来“执政”的，通常叫“内阁阁员”。副部长以下的公务人员、乃至整个公务机关，都是“国家的工作机关”，不是党派的私产。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部长（大臣）可以来来去去，但是，国家“公务机关”却是稳定的、不变动的工作机关。它们可以执行大选中获胜的不同党派的不同政策，因此也可以说是“执政党的工具”。但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杜绝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也杜绝了“拉帮结派”的问题。即使是内阁阁员，除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在走马上任或调动工作时，都不可能带着自己的“山头”、带着自己熟悉的一大帮干部一起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领导干部的调动，都与稳定的“公务机关”无关，从而可以保障公务机关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显然，“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不利于政治安定和延续性。而“带着自己熟悉的一批干部走”，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特殊现象，也就是当年就批评过的“山头主义”。但是战争年代的情况不难理解，司令员熟悉下面的各级官长，有利于战争胜利。后来我曾在苏联二战英雄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中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方面军、集团军甚至军师级的高级军官却经常调动，就是朱可夫自己也一直在不停的调动中，但是并没有影响战争胜利。因为那时候，苏联红军在实质上已经没有“山头主义”问题了，走向了“制度化”。我国在革命战争胜利后的建国初期，各项“公务”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还大量存在着“非制度化”问题。不少国家部委的建立仍然有战争年代“山头主义”的影子，例如来自“五湖四海”的国务院就是以过去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的，不少国家机关的干部是来自过去的一些“山头”，部长和副部长们带来了自己过去的、可以说用得顺手的“老下级”们。这在国家建立初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后来应当走向“制度化”。而这项工作，后来还是有很大缺点的。

　　建国后，国内各项公务工作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也有着大量国民党时期的“公务人员”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战争年代的大量干部，是由战争这个严酷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选拔机制”大浪淘沙出来的，因而素质较好。有赖于此，才在改革前三十年里“制度化”制约因素不足的情况下，也没有形成贪污成风的局面。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严格要求的结果，其实那时党内不少高级人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