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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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套路，现在人们已经摸熟：一是穷吹“市场的神奇”；二是“资本、金融和股市”的魅力曲线；三是溢美缺少文化和道德的弄潮儿“民营企业家”。他们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在头脑中推算经济增长率的百分点，或者把所有生动的经济活动，堆砌为某些符号的各种排列，就好像要把芸芸众生眼前都蒙上一层纱，使他们在混沌中看不清世界。而大陆的权威经济学家们所从不屑于写的内容，也是很清楚：一是资源耗竭，二是环境生态的沉重代价，三是失业和贫困，四是“假冒伪劣”在全社会各行业日益泛滥。他们几乎不喜欢谈一切负面的和消极的因素，他们蔑视一切危机及其征兆。这样一来，很显然，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就含有了很大的危险性。危险还不在于危险本身，而在于危险常常被权威们掩盖着，或许他们自己也漫不经心，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视而不见。这样的人群，本来是不应当成为权威的，但时代造就了他们，制度成全了他们，他们也是一种高级“弄潮儿”。

　　大陆的资源情况究竟如何，实际上是个很让人揪心的问题。我们且不说大陆70…80％的河流和90％以上的城市水域已被污染，不能饮用，约2/3的城市供水不足；2001年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1/3的国土上空飘荡着酸雨；1/3的国土正在荒漠化；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每年流失的宝贵土壤在50亿吨以上……，这些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这是大陆经济发展支付的环境代价，非常沉重。同时，还应当看到，限制大陆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制动因素，还有“资源”问题。我们暂不讲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森林资源等，也不讲那些可以“再生”的资源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将会“耗竭”的矿物资源。这也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根据中国大陆的地质和矿业材料，我在最近写的一部书稿中，计算了40余种能源矿物、金属矿物和非金属矿物今后还能开采的大致年限的“静态指标”。所谓“静态指标”，与“指数指标”相对，就是将现已查明的储量，除以现在的开采量，而不考虑每年开采量的增降指数，也未考虑将来“新发现”的矿藏储量。这是个简便算法，只能说明大概趋势，实际情况多半会更为严重些。

　　计算的结果非常惊人，从2000年算起，最常用矿物资源的大致情况如下：

　　20年以内“静态指标”耗竭的矿种，有14类：铂族金属（0年，因我国没有独立的铂族金属矿，该资源完全依赖进口）；金矿，（岩金7年，但砂金可采35年）；锑矿（8年）；饰面石材（8年）；萤石矿（9年）；铬铁矿（14年）；原油（15年）；铅矿（16年）；锰矿（16年，这是按国外数据，我国数据为79年）；银矿（17年，若不考虑“伴生矿”，那么静态指标为12年）；滑石（18年，为年开采390万吨；若174万吨年产，则为42年）；锌矿（19年）；石墨（19年）；锡矿（20年）。

　　20…50年间“静态指标”耗竭的矿种，有8类：硼矿（21年）；石膏矿（21年，这是按照国际上的数据，按国内数据为224年）；铜矿（29年）；镍矿（30年）；重晶石（35年）；天然气（40年）；水泥石灰岩（46年）钼矿（48年）。

　　50…100年间“静态指标”耗竭的矿种，有10类：钨矿（51年）；高岭土（53年）；玻璃硅质原料（57年）；锶矿（66年）；硫矿（67年）；金刚石（67年，这其实没有意义，中国金刚石在世界上微不足道）；钛铁砂（70年）；铁矿（81年）；钴矿（84年）；石棉（93年）。

　　100…200年间“静态指标”耗竭的矿种，有4类：硅灰石（127年）；铝土矿（141年）；菱镁矿（148年）；煤（200年）。

　　200…300年间“静态指标”耗竭的矿种，有3类：磷矿（216年）；膨润土（243年）；硅藻土（295年）。

　　300年以上“静态指标”耗竭的矿种，有5类：耐火粘土（321年）；钾盐（345年）；稀土矿（380年）；芒硝（2205年）；钠盐矿（3749年）。

　　可以看出，今天，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多种矿物资源的耗竭，已经只有数十年和百余年光景，而不是遥不可及的数百年乃至千年之远。目前的常用矿物，只有2种的使用年限超过了“千秋”，还没有一种能够达到“万代”。为了改革以来的20几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已经丧失了千秋万代。

　　在“地球村”的时代，中国或许还可以获得世界其他地方的矿产资源？

　　但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幻。世界的矿物资源情况，也绝不可乐。就世界范围的矿藏的“静态指标”情况，我的计算如下：

　　50年内将开采殆尽的矿种有：金刚石（6年）；铅（10年）；银（16年）；金（18年）；石膏（21年）；锌（22年）；石墨（22年）；锑（24年）；硫（24年）；铜（26年）；重晶石（26年）；硼（38年）；石油（40年）；钼（42年）；锡（44年）；镍（46年）。50…100年间将开采殆尽的矿种有：天然气（64年）；钨（64年）；磷（79年）；钛（95年）；锰（97年）。100…200年间将开采殆尽的矿种有：铀（110年）；石棉（126年）；铁（150年）钴（166年）；铝（192年）。200…300年间将开采殆尽的矿种有：铂族金属（206年）；滑石（208年，在中国还可开采19年）；膨润土（216年）；煤炭（226年）；钒（233年）；锂（242年）；铬（257年）。还可以开采300年以上有：钾盐（316年）；硅藻土（396年）；硅灰石（495年）；高岭土（519年）；稀土金属（1265年）；天然碱（2189年）。

　　这样一来，我们便真的可以“大吃一惊”了。从20世纪末算起，上述全球39种重要的矿产资源静态储量的耗竭，竟也是这样“近在眼前”！从上面可以看出：

　　50年内走向耗竭的就有16种。

　　100年内走向耗竭的有16＋5=21种。

　　200年内走向耗竭的有21＋5=26种。

　　00年内走向耗竭的有26＋7=33种。

　　这也就是说，人类最常使用的矿种，一多半将在当代中国宣传家和经济学家充满憧憬的21世纪之内，走向消逝。而且，与国内一样，其中只有一两种能够达到“千秋”，没有一种能够达到“万代”。

　　所以，对中国人来讲，他们还没看到真正的困难。举房地产为例，人们以为最大的困难来自资金、贷款、房价虚高、贪污者众、购房者大都贫困……，其实，用不了几十年就可以明白，最根本的困难将来自“物质方面”。用宝贵土壤烧砖制瓦已经明令禁止，但国内可以炼制水泥的石灰岩，也就还只能开采40多年，这将带来根本性的困难。目前中国大陆有3000多座山在疯狂开采“饰面石材”，时至2000年，石材产量超过了意大利而成为“世界第一”，这使报道此事的国内报刊记者兴奋和惊喜。我不知道他们喜什么！我国现已探明的建筑饰面石材，按现在的开采量还能开采8年，有什么可喜的？以后还拿什么石材来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挣面子？在意大利，石材的开采利用率能达到80…90％几；而在中国，有的矿山石材利用率能到10％就不错，许多山体由于采取爆破方式，碎石狼藉、山景被破坏得犹如一堆垃圾。

　　再举道路建设为例，70年代前全国只有10万公里公路，现已达到170万公里，而全国的“高速公路”也从0达到1。6万公里，在世界占9％左右，成就显然很大。但从另一角度讲，公路的物质基础是沥青，1994年中国沥青净出口6。28万吨，至1998年净进口量已达70万吨，1999年高达120万吨，2001年达到160万吨。1998年我国沥青产量为349万吨，但其中重交通路沥青只占道路沥青产量的18％左右，此类需求的2/3需依赖进口。我国高速公路的设计使用年限仅为20年，在大约半个世纪里，石油资源将枯竭，沥青产品也将枯竭，中国200万公里各类柏油马路将何以堪？在以后的世世代代里，中国钟情的“经济高速增长”将以何维持？

　　所以，总的情况就是说，仅只几十年里，几乎近在眼前，不少重要的矿物资源即将消耗殆尽。就是现在活着的青少年，恐怕就不得不尝尝苦果。这个可怕的“未来”也来得太快了，太近了，所以，它不仅是苦恼的，而且将是恐怖的。

　　古人给当代人留下了什么？虽然有黄土高原，有泛滥成灾的黄河，但是也有美丽江南的“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地下的矿藏，由于古人大都不知如何利用，开采手段亦无力，还基本上都给我们留着。但是，由于有了工业化的可怕力量，由于有了50年代“大跃进”和80年代“有水快流”的愚蠢政策，由于当代人们的贪婪和过度的享乐，我们还会有什么能留给后代？在曾经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有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现在不是已经被发疯般发展的小工业和丑陋的建筑物所覆盖？当将来地下资源被挖掘殆尽后，美丽的中国国土上将只剩下毫无美感的小工业的废墟，我们到底能给后代留下什么！

　　物种不是都有“延续”该物种的本能冲动吗？就是恐龙，在地球上也生活了好几千万年，正是那个时代给今天的地球准备了石油和煤矿。人类的生存不过只有300…500万年，绝大部分时间在蒙昧和野蛮之中，真正有文明的时间不过3000来年，怎么？难道就走到头了吗？有一位美国环保主义者曾对我说：人类的时间肯定活不过恐龙。他是笑着说的，但这语言的背后，则是深沉的痛苦。我感到，中国人大都没有这么认真。

　　世间一切物种中绝顶聪明美貌的人类，难道没有延续本物种的“本能冲动”了吗？特别是要问一下中国人：我们疯狂致富，我们使劲提高“增长率”，我们大量挥霍着可以耗竭的矿物资源，为了“发展”这个硬道理我们不择手段，还有什么“高瞻远瞩”？我们还能够使中华民族得到“千秋万代”吗？世界上的人都应当考虑，地球起码还有5万万…10万万年的自然寿命，人类在其中再生存10万分之一的时间、都不成了吗？

　　我在国内曾多次说过，资源的狂热滥用，实质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掠夺战争”，是我们“当代”与“后代”的战争，是当代对后代的“掠夺战争”。当代人为了富豪的享乐，为了GDP发展速度的脸面，将剥夺后代人的生存条件。但是，后代看不见我们，他们无法保卫自己的生存，因而这还是一场不公正的“战争”。

　　呜呼，我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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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相关　中国百姓的最大难题

　　（起点更新时间：2005…4…1　4：14：00　　本章字数：10831）

　　中国百姓的最大难题《转载》

　　——　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之疑

　　2002年12月5日，广东深圳一名大厨师，感染上了一种亟具杀伤力的新型传染病。这标志着人世间所从未有过的新灾难降临，就是后来令人恐怖的萨斯。就因为这个萨斯，中国的经济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人们可以举出旅游业、餐饮业、商业、航运业、出口等许多方面受到重大影响的例子。国内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到处起劲地发表文章或演讲，对中国经济做出各种看似很聪明的、又充满自信的预测和分析。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萨斯“冷风暴”式的生活，北京又处在漩涡的中心，我突然感到，再听这些经济学家预测分析，常常令人烦躁。因为它离我们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似乎太遥远了。今年经济仍可增长8％！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20年之内GDP再翻两番！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在萨斯冰冷的威胁面前，显得毫无感染力了。因为，萨斯一下子凸现出了亿万中国百姓生活最大的难题，这也是多少年笼罩在全国人心头上的一个巨大阴影。不知经济学家们是否对此有所感悟？就是GDP增长再多，再多建几座大楼，再多建一些经济实体，再多搞一些产品，再多办些证券公司和银行……，是否就能够解决百姓的这个最大难题呢？

　　我说的这个中国老百姓的最大难题，就是：大量的中国人，甚至是大多数，感觉到自己缺少钱治病！现在人们说，中国百姓的生活是三大难题，教育、买房、医疗。在我看来，前两项都还有一定的“刚性”。最可怕的是医疗问题！谁都不知道，我需要挣多少钱？我需要存多少钱？就能够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医疗了。人们心里永远没有“着落”，这是最令老百姓内心慌乱的事情。

　　随便说说，我国多少年来“内需”不足，基本原因显然是：消费主体是穷人，没有钱，何来扩大内需？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敢去“扩大内需”，不敢随意动用自己的小小存款，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必须“存钱”以应付医疗，医药费高昂且为“不时之需”，而且还是个无法预测的“无底洞”。这几个月，无底洞中偶然飞出个妖怪　——　萨斯，就几乎把我们这些普通人吓得个魂飞魄散。

　　让我们来看事实。

　　第一名感染萨斯的黄杏初先生是一名大厨师，月收入1万元以上，属于高收入阶层。该收入水平在深圳也是不错的。在全国，那是99％以上的工薪者远远摸不到边的，就是北京2002年的平均工资，据报载也不过是“突破”了年收入1万元。那还是1整年的收入啊！但黄先生此次为了医治萨斯，花了16万元，据称已把多年积蓄花了个精光。他算是个经济富裕的人，能够为了生存抵挡一阵。而同时，国内大量病人却是没有多少钱的穷人，于是便发生了多起萨斯患者的逃跑事件。显然，“逃跑”的原因，并不是怕被“医疗”，而是怕负担不起的医疗费！此次疫情暴发期间，民工是萨斯患者中的“第一大人群”。但是我们的民工，虽然辛苦非常，才能挣几个钱呀。举几个例子，您瞧：

　　（一）据报道，5月26日上午，一名发烧38。5摄氏度的疑似非典患者在北京302路公交车上两次昏倒，被送到医院发烧门诊后却又逃走。为什么？他是被“区区”200元检查费吓跑的。同车的60余名乘客下车后不等医务人员到来检查即纷纷离去。后来这位疑似患者丘川友先生在隔离期间又欠下安贞医院3000元押金，他的艰难可想而知。

　　（二）5月17日上午11时30分，西安市临潼区靳家检查站，检查人员发现一辆车号为陕AG1011从运城开往西安的依维柯中巴车里，一名叫阿庆的四川彝族青年体温达39度。检查站马上将其送到西铁工程医院拍片检查，经测量阿庆体温38度，常规化验不正常，拍片结果显示其右肺下叶处有片状阴影。临潼非典办流调队将全车17人带到医院留验观察。但后来阿庆先生翻墙逃走。他也是被医疗费吓跑的！

　　（三）家住辽阳灯塔市铧子镇矾盛居民委的张键先生，于4月22日住进北京市宣武区回民医院，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接受治疗。5月1日他因交不起5000元诊疗费，翌日凌晨从医院逃走，他带着女友乘坐5月2日10点20分的11次列车于当日从北京到沈阳北站，随后打了辆出租车于当晚9点30左右跑回矾盛村。

　　……

　　萨斯患者一旦逃走，会把所有的人惊出一身汗来。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好在国内采取了强有力的检查和隔离措施，因此没有出现大量病人“流亡”的情况。否则，就会出现萨斯向广大农村的可怕蔓延。一旦出现，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什么会出现病人逃亡的现象？就是害怕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尽管国家申明，农民的萨斯医疗费全由国家负担，但可能“宣传的力度”不够，民工中弥漫的对医疗费的恐惧并未消失。同时，政策还不够明晰，什么样的人算农民？城市的民工算不算？现在有的地方“农”与“非”的界限已不清晰，如何界定农民？有人从农村到北京务工已经许多年了，还有人从偏远的小城镇来的，自己并没有“责任田”，这些穷人都算不算农民？

　　再说，具有城市户口的普通收入的人群，就一定能够胜利地担负起萨斯医疗费吗？

　　萨斯医疗费到底有多高？这是一个判断的关键。历来，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被称为“小病”，但现在，一有发烧，就可能被“疑似”为萨斯，粘上了萨斯的边后，随后而来的一系列检查和治疗都是惊人的“高消费”，有的医院竟然“透个视”也要收150元！而若是被检者真的惹了萨斯上身，那就更不得了了。萨斯的治疗费大致需要多少呢？据报道：早期广东省治非典都是先收费的，河源首例病人黄先生，佛山首例病人庞先生，广州的中国１号“毒王”所付医疗费，皆高达人民币20万元或几十万元。据有的媒体估计，国内每例非典患者的治疗费用平均约为10万元。

　　10万元一位！非同小可。

　　另据北京中日医院的估算，非典病人的治疗费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疑似病人一周费用为5000元，普通病人约为200元一天。根据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对北京大学附属多家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个轻症非典病人每天的各种花费在1100元左右，而重症病人每天费用3200元左右。

　　在这高高的“萨斯医疗费”面前，穷人和富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面。

　　据《京华时报》报道：一位25岁尚未有正式工作的小齐女士，因非典住进北京佑安医院，4月28日出院时才知道：住院费4万多元！　账单有两页长，收费项目大概有100多个。其中最贵的是日达仙，每支是850元。在住院的后20天，她每天注射一支，共计1。7万元。另外凯帝钦每支53。6元、CT每次510元，以及一些她从没听说过的药物的名字。这一下子，小齐不由失声痛哭，夫妇俩原本平静的生活就完全被改变了，他们被病魔没头没脑地、一下子投进了可怕债务的深涧……

　　所以说，我国大量患者，也可以说绝大多数患者，都会面对着医院的账单而目瞪口呆、感到生活的苦涩。

　　当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另一面。据网上消息，财富排行榜上的大富豪徐明在北京从高层听说了“非典”的时候还不相信，到了台湾才相信厉害，立刻让手下花10万元在香港包了一架八座小飞机，飞回大连。10万元，算什么事！几个小时就花掉了……。看来，富人的生命要贵重多了。

　　不错，中国是有这样的富豪，但这并不能成为民族的骄傲。虽然有人说，中国是富豪的中国，但我认为，中国仍然应当是人民的中国。富豪人数极微，因此我们国家的医疗政策也好，医疗改革也好，显然，不能以他们的豪华标准来制定。但从医院算账的情况来看，接待豪富患者，却正是许多“三级甲等医院”的努力方向。

　　现在，萨斯病情的传播已经逐渐被控制，情况在变好，人们也终于得以稍稍松一口气。但是，此次萨斯的突袭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我们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是此次萨斯最大的受害国，北京是世界最大的受害城市。据材料，截至2003年5月30日，中国大陆的萨斯患者总数5328人、占世界总数的64。1％，因萨斯死亡人数328人、占世界总数的43。5％。如果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两地，上述两个比例则为88。6％和90。6％。除了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外，世界上还有27个国家出现了萨斯患者，但是除新加坡206人、加拿大159人、美国66人、越南63人以外，其他国家的累积病例都只达个位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萨斯可以算是一种“中国大病”。中国对此病的治疗、及未来的预防都应当有较大的贡献。

　　我认为，就教训来讲，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调整医疗改革的方向。

　　1）国家应大力支撑大量医院的硬件建设，这是国家必须做好的事情。而且是不得不做的事，拖到哪一年也要最终做好。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政府的基本工作。与其盖那些空置率极高的高楼大厦，不如多盖一些医院，就像发达国家那样，绝大多数人民看病起码在硬件上可以“不发愁”。病房不能像鸽子笼那样拥挤，而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大量单人房间和双人房间，因为“病人”需要好的治病环境，而病人才是医疗目的，这样有利于患者尽快恢复健康。凡危重病人都应当住单人病房，不致影响周围其他患者的情绪。我们中国人必须改变那种认为老百姓看病、能挤上一张床就不错了的“老观念”。我们应当给中国百姓患者以尊严。另外，有的人则把医院当成一种“医疗市场”，病人只是因陋就简的“消费者”，由于大多都是低档次、无力消费的穷人，花不起钱，所以能看上几分钟病就应当“知足长乐”了，这是几十年从未改变过的“中国观念”，其实非常糟糕。我记得，用庚子赔款建起的老医院、如协和医院，在50年代还保留着洋人办医院的老风格，那时医院洁净安谧，到处墙上都贴有一个“静”字，医生护士走路都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医务人员均恪尽职守，起码都很和蔼，基本没有陪床的家属，全不像今天国内医院，几乎都如乱哄哄的“自由市场”一般嘈杂。好像咱们中国人就得这么吵吵嚷嚷的一副德行。

　　我想，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生病了，也应当是有尊严的人，怎么一到医院都变了“孙子”，低三下四，还愁着不知怎样才能巴结上人家。现今中国的医院是“卖方市场”，买主（患者）在这里永远抬不起头来。

　　这一点我们未和发达世界“接轨”。在西方国家，医院不是“市场化”的，像学校一样，属于“非营利性机构”，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否则就是违法。在西欧、北欧，全体人民、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免费医疗”。在美国，是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为防止医院因收费问题而延误治疗，所以法律规定医院不得询问病人能否交钱。先抢救、先看病，其他一切都以后再说，否则即是违法。这是用法律来保障医院对公民的“人道主义服务”。另外，平心而论，欧美医生的人文关怀观念比国内为强。当年白求恩来到八路军的医院，有一次和一位院长一起穿过简陋病房去自己的办公室，院长径直走向办公室。白求恩说，您怎么能这样走过去呢？来，我做给你看。白求恩走进来，和每一个伤病员都亲切打了招呼，嘘寒问暖，问伤情，还不断鼓励他们说：小伙子，好样的！孩子，你很快又可以回前线打鬼子了。然后才向战士们道别，走回自己办公室。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医护人员不可能都像白求恩那样。环境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量“国有”的医院，国家并不怎么予以财政上的坚强支持，而是让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去自己拼搏、自负盈亏，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事情。经济学家以为，若什么都市场化、民营化了，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近来抗萨斯的实践证明，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医院仍都像这些年那样，只要交不上预付款，即使是危重病人，即使流血不止，即使心脏病发作，也不做抢救，任其死在挂号室窗前，那么萨斯还能控制得住吗？整个民族岂不要出大乱子？所以显然，“市场化”这一药方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点人们千万要清醒。

　　为防止整个国家爆发大乱，5月1日国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医院对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严格执行先救治、后结算费用”的规定。而在4月16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已发文要求医院先接病人后结算。这当然是正确的，否则因“收费问题”非典一旦控制不住，那以后就不知还要花多少钱了。但仅只如此，是否解决了“费用”问题了呢？尚没有。尽管医院方面对非典已经“先予以救治”，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有的医院是出院时账目要结清，不能拖欠，使非典患者非常为难。多数患者得非典，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而是传染病乃从天而降。无奈天道不公，萨斯又多是袭击那些没钱的穷人。同时，医院方面也在使劲抱怨，上面只有“你们先治吧”一句话，给了政策，但国家的钱并没有及时拨下来，医院纷纷述说经费紧张，入不敷出，有的医院还说下月只好去银行贷款了。

　　由于医院都得“自负盈亏”，所以，没有了买主（病人），医院就受不了了。自从萨斯在北京爆发后，往日熙熙攘攘的医院，忽然门庭冷落车马稀，住院病人也不敢来了，这给医院带来非常大的财政压力。如北京天坛医院这个三级甲等医院，过去日门诊量在　3000人以上，5月中旬下降到800以下，据称仅住院费一个月的损失就超过1000万元。所以，一方面是萨斯的诊治费用一时收不上来，另方面是一般病人不来了。他们这才发现：病人是衣食父母。但以后恢复正常时，是否医院就会开始善待病人了呢？我认为还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时期，因此改变不了医院的“市场观念”，而只有医疗制度的改变，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观念。是存在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存在。但我们的制度能否改变呢？难。

　　这里讲的是北京的医院，在我国，目前县级以下的医疗机构，还是相当简陋的。这也是个极大的问题。假若萨斯真的冲向农村，我们的县乡级医疗单位的“硬件”能否抵挡得住？我们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对山西吕梁地区的贫困县兴县圪塔坡村的采访，深感惊心动魄。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老百姓连消毒水、口罩都买不起。在吕梁地区90％的村子里没有医务人员，90％的家庭没有任何药品。兴县绝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几乎谈不上医疗服务。兴县卫生防疫站有50多人，每年县拨经费1万元左右，人均200元经费，窘况可想而知。在县医院只有一台急救车，已被指定为抢救非典病人专用车。而医院连一台应备的呼吸机都没有，虽然价格只有4万余元。各类病人拖欠医院的费用已经多达49万元。县医院面临的困难，是药品价格飞涨与货源紧缺，一线人员的隔离服装也没有。兴县人口26。8万，大批外流人员已回流，因此当时压力很大。所以，在广大的贫困农村，几乎唯一的抗萨斯办法，就是在路口设卡子，不让外地人口进来。不少外国通讯社还拿这当个“新闻”，并发有照片。是啊，我们的农民弟兄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我想，在非常时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