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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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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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丑话说在前面（自序）

我生活在美国大湖区一个美若仙境的城市，几年难见一个汉字，偶遇一同胞也不咋说中文，除了联系国内或梦中呓语根本用不上母语。有时梦中惊醒，忘着枕边太太雕塑般宁静的西方人脸孔，突然想到——会不会哪天我也像鸵鸟翅膀蜕化一样丧失母语能力？这种不可名状的异域感、异化感和异物入侵感让我不寒而栗。

我开始和自己说话，关照过往的生活。记忆像微量重金属一样沉淀在血脉里，身处异域也难以排遣。流浪是一种存在（只要你在地球上），无论你爱它，还是恨它，都铸为生命密码融你一体——正如困兽犹斗的八年京漂，结束于四年前，至今碾盘一样压碎我的梦境。

然而出土一段生活——即便蚀骨铭心——也难免粘土带灰，面目可疑。迄今为止的人类进化，记忆密码还无法数字化储存，这世界没有高保真的历史，即使历史就在昨天。尤其一旦叙述涉及当事人，皮囊下的名缰利锁、损人肥己、文过饰非、避重就轻、闪烁其辞……和文字与生俱来的吊诡（一旦你试图操控它，你也必被它操控）、张力、飘忽、谵妄、词不达意等等不确切都可能与你的愿景貌合神离。

好在这一切抛光复原又遮遮掩掩的纠结不清可以称为——创作。

按时髦文艺理论（怎样写远比写什么更重要），这不是一部好小说。没有迷离的结构，没有扑朔的情节，推土机一样单线推进少量迂回，铿锵作响中扎实和疲态并行不悖。结局不算石破天惊，充其量一腔叹息。人物鲜活生猛，却因先天发育不良而僵硬扁平。自以为彪悍的文字，无非个性化的庄谐等量雅痞齐观憨态可掬，讨的是个巧，露的却是一个怯。透入骨髓的感伤不失“矫情”，含泪的微笑疑似“挠痒”，牛仔般朴拙的自我较劲堪称“拧巴”。

幸亏人间的天平，自在心灵，在于我手抚我心。

此书献给“漂一代”——那些在异乡的人，在路上的人，准备出门的人，怕出门的人，怕摔跤的人，和为情所困被爱所惑的人，恋床的人，失眠的人，假寐的人，怀旧的人，不堪回首的人，想逃避却无门想崩溃却死撑的人，钱包小想法多有了钱又无聊的人，窥视癖，泪腺或笑肌有功能性障碍的人，有倾听欲和倾诉癖的人，想独处的人，想和一个远方朋友交流的人……以及仅仅迷恋文字的人。

感谢作家社，感谢懿翎编辑，十多年前我还是个愣头青时她就鞭策过我。

李麦逊2011年夏

于威斯康星麦迪逊

引子——

2010年春，我和太太詹妮弗·艾伦——不，现在她叫詹妮弗·戈从纽约飞抵北京。因为四川大地震和H1N1流感，这是拖延了三年的旅行。我们先在美国驾车旅行了十多个州，甚至到了美国的天涯海角——佛罗里达小岛Key　West。海明威曾在此“南漂”十年，完成《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巨著。

波音777飞临北京时碰巧风和日丽，我心头为之一松，如果以一场沙尘暴为太太接风，我一再吹嘘的“北京是地球上最宜居城市”的弥天大谎就会不攻自破。我看见机腹下庞大的城市，像一堆堆积木玩具、机械装置和微型盆景展开；高速公路上连绵不绝的车流蠕虫般爬行，闪耀着甲壳虫般破碎的亮点。这个庞然大物越来越肥大，像失去控制的地壳甲状腺和骨质增生。

京漂八年，这个城市磨盘一样将我碾个粉碎，但在“夷人”面前，精神错乱般的自大狂还是不可救药地发作。我就像一个长工炫耀老财主的产业似的对太太说：“看，那是三号航站楼，奥运会前才修的，这地球上，就它算老大！”

太太循着我的手指望去，赞叹：“Amazing！（真棒）”。

靠近机舱的老外们也发出片片赞叹声。

“这地球上没几个城市可以和北京比个大，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小Case（事情，案例）。”我说，太太深信不疑地点头。

“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饼（Pancake）。”我继续滔滔不绝，太太被弄懵了，我解释说这是个Metaphor（隐喻），中国使用了全球三分之一的钢材和一半水泥，北京又占了一大块，越来越大，就像摊大饼……

“就像二战前后的美国。”

“我在这里住了八年。”

“哇——，你的地盘。”

“对，我的磨盘。”我鼻子发酸，低下头，捂住眼睛。飞机开始俯冲，耳朵轰鸣起来，隐隐作痛。瞬间，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猛然入侵身体，让我灵窍分离。

第1章

1

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就像一个穿着西式服装戴着中式毡帽的庞然大物，既牛逼又傻逼地横亘在那里。你必须通过它的裆部才能链接一种全新的生活，所以即使你内心鄙视它，在视觉上还是不得不仰视。我留意到，这庞大的形象工程不像两年前初次见到时那么气派了，有些地面已经塌陷，墙体发生脱落，乱糟糟的广告如同靓丽堂皇的器物上的秽物，人和空气都臭烘烘的。

我在社会上晃荡了五年，终于得到单位一纸通知，口气不容置疑：为深化企业改革，减员增效，和四十五岁以下职工一律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限我一月内结清手续。大棒之外还有糖果，通知云：在规定时间内解约，按工龄每年补偿一千大洋，并可获两千大洋奖赏；晚签一天扣一百大洋，扣完为止。

那一阵，天天都是企业改制的新闻，随处可见“卖字当头，以股为主”一类标语，活像一场新的运动席卷而来。一些有政治觉悟和商业嗅觉的色情场所趁势打出标语：“卖字当头，以‘股’为主”。所谓改制，说白了就是把国企强制性“卖”给公仆——书记厂长经理什么的；主人则必须卖断工龄，再带资上岗，等于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还要对新兴资本家感恩戴德。

这把在头上晃悠了几年的大刀终于砍下来了。我一点也不吃惊，在这个古怪的话语系统中，任何扯淡的事情都可以弄得合情合理甚至大义凛然。比如，明明把你关进牛棚，那是为你好；送你变相劳改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砸你饭碗不叫失业而叫“下岗”。这样的高明是显而易见的：你失去“岗位”并不等于失去“职业”，就像你失去“老婆”，并不等于失去“妻子”。所以即使你饿得眼冒金星，却显得红光满面；即使你荒成了手淫犯，也得做出一付西门庆状……你还有抱怨的权利吗？你若自以为领导阶级，叫板，理论上有两种前途：一，一文钱拿不到，合同照样解除；二，破坏社会秩序，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这样一算，我可拿七千大洋补偿后滚蛋。在当时，这笔巨款可买一部二流手机供你招摇一阵；买几头注水猪，吃个一年半载；或到偏远山区买个有点智障的媳妇，与你共享人生。

这是家小国企，到这儿工作纯属意外。我这个师范生，本该去误人子弟的干活，但九十年代初期，这行当很不体面，师范被称为“稀饭”，若避瘟神，上稀饭学院纯粹为了换个公仆身份。那阵儿考大学可不像现在，百分之五的录取率，活生生把人逼疯，我有两个同学就因此自杀了。我智力尚属正常（看官们自有明鉴），也学得口吐白沫神经紊乱，还炒了两次“回锅肉”（补习）才挤上体面人生的独木桥——现在还未彻底痊愈的脑残，就那时候弄出来的。哪像现在，凡安定医院和垃圾站不收的，大学都收。

毕业后，有好爹好妈的，成了公仆；次一点的，进垄断企业或事业单位；再差的，送个礼赔个笑（或许陪个睡）也能进市区或郊区学校，遥望灯红酒绿流一串口水；最倒霉的，一律去边远山区。靀城本已属老少边穷地区，老少边穷的平方，基本上判处无期徒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辈子。前途也有两个：一，成仙；二，成仙不成，成神农架人。挺环保的。

我本来还是愿意“吃粉笔灰”的。我这人低级趣味严重，话痨，天生具备谎言说一千遍脸不红心不跳、不把鹿子说成马绝不鸣锣收兵的教育工作者素质。一上讲台，立马获得话语霸权。当初老师咋折磨我的，我要连本代利收回来，社会学管这叫婆媳理论，经济学术语叫隔代收租。想到一拨又一拨被绑架了的蠢货规规矩矩听我口吐莲花唾沫横飞，哪怕是假装的虔诚，都会让我产生伟光正般的真切成就感。另外，不坐班外加两个假期的福利，还是可以挖点社会主义墙角经营个花果山什么的。

如此庸俗的人生目标也被剥夺了。本来当地一所成人高校发了公函要我去，但教育局非要我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我这俗胚可不想成劳什子仙。压根就不想给他们好处，一见那脑满肠肥一脸正义我TMD（注：TMD，一句口头禅，疑似国骂“他妈的”。全书同。）就会产生排泄的生理反应。别的同学都上班几个月了我还没着落，家人急了，我也拧不过。经过踩点，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拎着腊肉香肠好酒好烟特级挂面潜入教育局大院，小心翼翼地敲开一个头儿的家门。我挺冒险的，因为压根就不认识也没中间人。半晌，一个肥硕如地滚球的娘们拉开门，看我的目光活像上海人家来了个苏北穷亲戚。验货后厉声呵斥：“你把我们看成啥人啦？”正气凛然直逼“嘻嘻TV”。

走投无路了，老爸豁着离休干部的老脸找到市上一分管领导求情，赔了教育局一笔钱，才把我要到这个掌管着城市居民某种生计的国企。我去不到一年就遇到改制，一夜之间这香饽饽的企业就屁也不是了。我莫名其妙地被剔出了“领导阶级”，还赔了一笔钱，转眼又成了时代弄潮儿。我TMD赚大发了！

尽管单位只给我发一百零六块大洋工资，它并不欠我啥，因为我压根就没为它做过啥，我上班仅半年就停薪留职去深圳晃荡了。几个月后铩羽而归。此后，无所事事的我烂醉如泥，清醒时就躲在家里看书。连《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注：《尤利西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代表作，有“最难懂的巨著”之称。《追忆逝水年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作品，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这么晦涩变态的意识流小说也看。同学冬瓜那时就当上了书店副经理的高官，总能为我搞到想要的书，连港版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都弄来了，看得通宵达旦茶饭不思。在文言文意淫中，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肃然起敬。

2

银子很快花光了，一哥们介绍我去歌厅以每晚十元外加提成的方式卖唱。晚上，尚能在光怪陆离的灯光、靡软亢奋的歌声、迷乱扭曲的脸嘴和五彩斑斓的酒精中掩饰自我，漫长的白天却剃刀一样舔舐着我的寂寞。一个穷极无聊的上午，躺在床上的我填下了自我心理抚摸的第一个格子。不到半年，居然鼓捣出三十余万个格子来，那轻松如同一个憋了七天七夜的屁终于重见天日。治疗空虚的最好办法就是爬格子，那由格子组垒成的迷宫和深渊，你填到死也没底。真TMD不自量力，除了内部刊物上的八股文，我还只字未发呢。我没有寄给出版社，而是寄给了痞爷和名导大岛，当时他们正搞电视剧搞得昏天黑地高潮迭起。不知道地址，心想大尾巴狼嘛，就寄到‘嘻嘻TV’转交，收件人同时写着两人的名字，中间打了一个点。后来稿子“查无此人”退了回来，也就扔柜子里了。

停薪留职期满后，被安排到省城办事处。办事处的通病是不办事或乱办事，补助费却一点也不含糊。省城补助标准高，按我当时的混混眼界和小农格局，那一段挺阔绰，整天和哥们到处晃悠，从这帮闲人和这个闲城那里沾染了不少江湖恶习。不到一年，办事处被上司和我齐心协力活活给办垮，依依不舍回到靀城，再次成了多余的人。经理给我指了两条光明大道：一是到一家分店去卖油盐酱醋外带挂面烧饼，或自己承包一家小餐馆，门面由公司出；要么安置几个工人，要么缴纳承包款。我选择了后者，当时的国企，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这是位置偏僻、治安案件高发地段，家人都说我疯了。果然，小火锅店一开张就欠账、赖账成风。见识小口气大钱包小胃口大的食君子实在太多了。吃完饭嘴一抹，腆着脸说哥们今儿个健忘症又犯了，要不这几天哥们手头紧，好像龟儿子（注：龟儿子，四川方言，相当于“王八蛋”。）以前挺阔绰似的。对这类饮食诈骗饭，坚壁清野。

另一种蹭法是钻空子。餐饮业竞争惨烈，不得不推出优惠政策，比如酒水瓜籽米饭泡菜免费。好家伙，这帮“蹭爷”一上来，大大咧咧地点一两个最便宜的菜，就跟你耗上啦。先是中东局势再谈中南海局势再回到靀城局势。你都恨不得拎着啤酒瓶子，在那猪头上来个迎风绽放啥的。

其他赖账方式：吃完饭说他舅子老表是公安税务工商的，往盘子里扔蟑螂的，捂着肚子哇哇叫的，刚从监狱出来要和你交朋友的……我的政策是：确凿绝对不能惹的，算老子倒霉；可惹可不惹的，老子不吃你那一套！为了收欠账，差点和一个刑满释放犯发生血案。说起来也就几十块钱。这厮住附近，店员去催要数次无果。我半夜去敲门，这癞皮狗操出了菜刀，咆哮他就值这个钱，有备而来的我从后背摸出两尺长的钢管。剑拔弩张之际，那厮的女人牢牢抱住他，把钱扔过来，我趁势撤退了。还有一个午夜，突然店员来电，语无伦次，半响才得知有人吃完饭掏出火药枪威胁店员，还放了一枪。等我赶到，早跑了，天花板上一个马蜂窝，店里还散发着浓重的硝烟味儿。

让这帮人渣拿去小命实在不划算，关门歇菜吧。一算账，除了上缴的承包费、政府保护费、员工工资和填饱肚子，白忙活半年。好在各种小吏还没把这偏僻地带的鸡毛小店打上眼，否则非把我吃成“百万负翁”不可。

随后几年，我又折腾了不少事情，有输有赢，赢大于输，但都和这个让我滚蛋的单位没关系了。我成了当地颇有名望的社会贤达。一个在统战部的同学说，依我这势头发展下去，进政协指日可待，但另一在专政机关谋食的同学对此表示质疑。

拿着这笔赎身钱，我漠然离开了这个从此和我一刀两断的单位。和几年前主动停薪留职时尚有一丝慌乱相比，无所谓了。几年动荡生活下来，早就烂滚龙（注：烂滚龙，四川方言，有不少恶习的街头混混。）一条，滚龙还TMD怕泥烂么？

不久，香港回归，三峡截流，普天同庆，我也顺利拿到下岗证。这是一张巴掌大小红色塑料硬壳，照例是标准照、生辰、单位、工龄、文化度、政治面貌等信息，最后是“有关部门”脏兮兮却很权威的印章。做工一点也不粗糙，和无数荣誉证相比，惟一不同是毫不起眼的“下岗”两字。我深情凝视这个红色塑料壳，越看越兴奋。

这片土地盛产形形色色的证件、证书和证明。打小我就获得过无数个类似证件：“三好”“优秀”“标兵”“分子”……绝大多数人就这样被一张白纸或硬壳塑料归了类画了圈，你TMD就必须老老实实画地为牢终其一生。你啥货色，几斤几两，哪来哪去，全然不由自己说了算。比如现在，主观上自命清高、客观上也算绝顶聪明的我，一不留神就被宣布为落后生产力啦。

照片中那个端正清雅稚气未退的倒霉蛋看着让人蛋疼，转念一想，不到而立就告老还乡，你小子也算功德圆满啦。揣着官方给你的新证件，你会忽然觉得——老子也是有来头的。

3

庞大的住院部大楼曲折幽深，病恹恹的病人、焦急的家属、木然的白大褂来来往往。青苔般惨绿的半截墙壁让昏暗变成了阴暗，浓重的酒精、中药和药剂的混合味儿承载于细微的空中尘埃，侵入眼眶、口腔、鼻孔和每一个裸露的毛孔，一种暗物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一刻你确信，另一个空间的存在。

康复理疗室白晃晃的日光灯下，分布着十几张坚固的铁质理疗床。一个白发苍苍、慈眉善目、高大壮硕的老人躺在靠近窗口的理疗床上，床旁架子上是网线复杂的仪器，小红灯闪烁，电流声滋滋响，液体汩汩流动。老人宽大无力的手背上插着输液针，从头到脚插满了银针——他在接受电磁和针灸治疗。

几月前一个中午，一向身强力壮的他突感半身无力，站立不稳，送至附近医院，初步诊断为突发性中风。但那个关键设备——做“血流变”测试的仪器却坏了。为了多弄几个银子，医院不让转院。当时没意识到问题严重，也就没转。拖了一周机器才好，果然是中风，但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顾不上和医院纠缠，赶紧转院。中国老年人大都迷信中医，即使我搬出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的说辞，也无法说服他们。幸好这家中医药并非挂羊头卖狗肉，几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头脑完全清醒，还能在搀扶下四处走动。虚惊一场后，我们乐观认为，他至少可以活到九十九岁。

我和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母亲打招呼，大我四十一岁的父亲双目睁开，对我笑了笑。我凑近他看看，摸了摸额头，问了句：“今天感觉咋样？”

“还行。”他微微点头，反问我这几天去哪了？

“发财了，一天赚了七千多。”我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在他面前晃了晃。

“啊？你们几个都卖断了？咋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瞪大了眼镜。

“这是改革，商量又咋样？谁让你在企业混了一辈子，离休才一副县级，这下革到自己头上了吧？”在父亲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幼年心目中的战争英雄老革命等神圣形象，早已化为一个唠唠叨叨乐乐呵呵的弥勒佛。老爸被噎得无话可说，嘴角蠕动一下，眼里闪出一丝悲哀。母亲赶紧给我使眼色。

“我们这把老骨头，管他的，再差，死了至少还有人拉去烧了。年轻人咋得了哦，不是没工作就是下岗，年纪轻轻的。”旁边一病友插话，老头老廖是靀城硕果仅存的几个老红军之一，以前常来我家串门。

“那你们几个咋办？”父亲问。

“嗨，您操那心干啥？您养您的病。我们不都好好的吗？姐姐开她的小餐馆，幺弟开他的出租车，我戳我的洞洞鱼（注：戳洞洞鱼，四川方言，指没规律的挣钱，通常指小钱。）。”我说。

“洞洞鱼，那么好戳？”廖老头问。我说时好时坏，全靠运气。他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戳啥鱼？”

“那就多了，我在街上贩旧手机和电话卡，我在舞厅卖唱，我开小餐馆台球室电子游戏厅，搞传销——”

“啥？传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专害熟人。”老革命打断我，气愤地说，“我就被我侄娃子骗了三千块，一个水龙头嘛。”

“呵呵，我也看出来啦，及时收手了，一笔也没做成。最近，我为贵党工作了。”

“贵党？”老红军有些不悦，“好像你不是我党后代似的。”

“也就您这么高看我。”我笑，“我想接您班，让吗？”

“当然，党的后代不接谁接啊？”老头很为革命自有后来人高兴，饶有兴趣地问，“现在说说你干啥呢？”

“这个——”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递给他，上面有一把鲜红的镰刀斧头，“这个好使，打土豪分田地厉害，戳洞洞鱼也厉害，一家伙下去，没不就范的。”

“啥意思？”他翻翻杂志，拿出老花镜。

“别信他，尽瞎吹。”我老爸说。我不以为然：“嗨，公开的秘密了嘛。”

“哦，晓得了，有偿新闻嘛，还搞啊？”老头看看了目录，惊叫，“嘢——，这个王八蛋，不刚双规了吗？他咋也上去了？瞧他还人五人六的。”

我一看照片，是一刚落马的局长，忙解释：“杂志进印刷厂时，他还没落马，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倒是。”老头转移话题，“听说你学英语的还爱写作，咋搞成这样啊？该去外贸局或报社电视台嘛。”

“我去不了，没关系，皮（注：皮，四川方言，指钱，钞票。）也不厚。”

“哎，老头子，这就不怪你儿子罗。”老头唉声叹气。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闭上眼睛，青筋蠕动，一言不发。

忽然仪器发出嘟嘟声，护士进来，关闭仪器，拔掉各种针头，又做了一些按摩护理。我们扶起父亲，挽着他歪歪瘸瘸地回了病房。父亲又是一声叹息：“我看你咋得了哦——”

“咋又来了？我咋啦？我挺好的。”我嘟哝着给他剥了一个橘子。

“咋啦？”父亲努力伸直一根手指，“你呀，工作没了，还光板司令一个。”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转眼就三十了！”我妈也赶紧接上话头。在连续给我推销几个对象失效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我施压。

“哪条法律规定了三十岁必须结婚？老爸不也三十二岁才结婚吗？”

“那是因为我结婚年龄不够！”我妈一急，脱口而出，“三十而立，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中学同学，除了那个老顽童叶东江，哪个没安家立业？冬娃子（即冬瓜）的儿子可以打酱油了，富娃子（即白成富）的儿子可以玩‘躲猫猫’游戏了……你老爸都这样了，孙子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那有啥好羡慕的，还嫌中国人不够多啊？啥三十而立，古人寿命短，四十岁告老还乡五十就等死，三十能不立吗？我年轻着呢，含苞欲放。”我没心没肺地抬杠。

“哼，不想，想也没用！现在没工作了，更没门了。”老爸居然用起了激将法。

“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候选人太多，我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嘛。”我一得意，夸下海口，“信不信我明后天就带几个来，你们也过一把选妃子的瘾。”

“真的？”二老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又异口同声地答，“瞎说。”

我站起来，拿起包，硬着头皮说：“当然。我现在就去安排。”

“你就在这里吃了吧，再详细说说。”我妈说。

“我今天赚了七千多，还吃啥食堂，改天请客。”我亲了亲老爸的额头，急哧白咧地走了。

4

坦率说，孤独并不让我难堪，我的形影相吊是自找的，我管它叫“光荣孤立”，就像十九世纪的美国外交。我属于高压锅焖饭——早熟型的孩子。男女之情，小学时想入非非，中学时蠢蠢欲动，大学时阴差阳错，毕业后有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失去了激情。那时，全民发财狂潮再起，我也摩拳擦掌，尽管大多赚吆喝却乐此不疲。赚了钱，哥几个啸聚一堂，提前过几天共产主义生活；遇到经济危机了，就赖在父母家里蹭饭，那时还没“啃老族”这个词，说起来我挺有开拓精神的。

发不了财，我也想过考研，至少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说实在的，我厌恶且不擅长一切形式的考试。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一帮比你还蠢的混蛋提出的古怪问题、再以他们的标准答案来考查你的智商实在不靠谱，跟电视上“幸运250”似的。十年前高考纯粹少不更事，屈服于社会偏见，害得我留下一人生污点。十年后又病机乱投医。我在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和社会学之间犹豫了很久，选择了社会学。我连资料都没有找齐，复习一月匆匆上场。凭着被敲骨吸髓的中小学填鸭教育毁掉了一半、又被指鹿为马的大学教育糟蹋了另外一半的智力，楞是没考上。连我这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活动家都考不上，去TMD社会学吧！

考公务员为人民币服务吧。可是我本为干部身份却莫名其妙弄丢了，屁民一个，老爸早靠边站，有戏吗？撤了吧，免不了忿忿地想：妈的，谁动了我的干部身份？谁坏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儿？

我原本对生命充满了虚无和荒诞感，但目睹给了我生命的父母一天天老去——特别是老爸中风后医生私下坦诚，如遇复发随时有危险，突然觉得生命是有重量、有质感的，是触手可及又可嘎然而止的。也许正因为老年人对此感应更强烈，才执拗渴望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延续生命。连亚圣人也鼓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实在不想延续出个小戈海洋、小流氓无产阶级来？但作为父母的生命延续体，你却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感受。我妈比圣人说得更有人情味：“有个家可以互相支撑，你的心也不会那么野了。”

傍晚，无聊透顶的我在餐馆吃了饭，在江边沙滩上转悠，脑子里一团糟。凉风轻佛，晚霞西沉，白花花的江水蜿蜒流泻，碎银般的细浪泛着红彤彤的光斑。远处明暗纠结的山峦、建筑和树木如一幅静默画，温暖而悲凉。我叹息一声，登上河堤台阶，不经意钻进一临江茶楼，一眉目清秀的女孩迎上来，将我安排在凭栏临江的座位。见我孤客一个有些奇怪：“就一人啊？”

我没好气：“一个人不接待吗？”

“不，只是有点奇怪，稀罕。”

“我姓王，排行老五。”我随口而出，她抿嘴一笑，躬身退下。

上茶后，我看着窗外的景致发呆。红彤彤的火烧云燃成一堆凌乱的暗红余烬。临江河堤上的茶座一字排开，少数有遮阳伞，其余躲在树下或裸露着，地上洒满垃圾。同样一杯茶，露天茶座价格不到茶楼三分之一。炎热、嘈杂和灰尘中，短衣短裤光着膀子汲着拖鞋的茶客，或东拉西扯东家长里短，或热火朝天搓着麻将斗着地主打着长叶子牌。在控制成本规避意义打发人生方面，咱中国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和行动力。我无意识地朝藤椅沙发上一躺，翘起二郎腿，猛然看见女孩就站在我身后，吓我一跳。我问：“你咋站这儿？”

“我不站这儿站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她笑，上前给我添茶。

我很不自然：“花二十块钱，还让人在旁边站着，这是剥削阶级生活方式。你能不能坐着？”

她很为难，我说：“那你去服务别人吧，我有胳膊有腿的。”

“那边有人，这边归我，就你一个客人。”

“超值服务，那我赚了。”我开玩笑，喝了几口茶，半坐半躺，打量起这女子来。她白净，瘦筋筋的，颇为端庄机灵。无聊的人凑一块，那就开聊呗。

“干多久啦？哪儿人啊？”

“半年了。999厂的，早就不招工了。”

“以前多红火的厂啊，还洞洞厂矿呢（注：洞洞厂矿，四川方言，指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中央直属企业，因厂名常以数字代替而来。）。”我帮她叹息。

“是啊，现在都垮完了，命不好嘛。”她一脸囧样。

中国人并不忌讳打听别人的财务状况，我也有这臭毛病，女孩很是尴尬：“我都不好意思说，三百多，喝稀饭还不够。”

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我的“临时女友”吗？

5

二十二岁的雪儿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远看一簇火焰，近看乔装打扮，脸盘上尤具匠心，清秀之余添了几分妖媚。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