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墩上的悖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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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做贼心虚”，直接出面干预有关系。他说过：为君为臣，作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正因为他很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极为关注。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首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这样，作为修史时的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从无字碑说起（5）
应该承认，宋太宗的功业还是比较显著的。继位之后，他大体上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同时，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牢笼读书士子也好，炫耀文治之功也好，通过组织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类书，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有利的影响。对于这些方面，官修史书作了客观的较为详尽的记述，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在军事方面，则举措失当，八年之中打了五次大的败仗，丧失了军事优势，引发了财政危机，开始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也不应加以隐讳与缘饰。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
　　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
　　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史载，太宗朝，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放出宫女三百人。太宗对宰官说：“宫中无此数。”而且，本人亦颇自诩：“即位以来，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从这些情况看，太宗似乎并不留意女色，宫中也是清净简约的。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太宗刚刚去世，继位的真宗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告诉后宫，把那些进来年头很多的统统放出去。时隔三年多，儿子就给老子一个反手巴掌，戳穿了赵光义的谎话。
　　《烬余录》载，太宗既平北汉，圣心狂悦，率军征辽时，尽载北汉妃嫔随御，诸将亦掠北汉妇女以充军妓，致令士气不扬，全军尽覆于高梁河。南宋初年的王銍在《默记》一书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光义在做开封府尹时，一个青州人带领十多岁的小女儿，到南衙办理产业事，光义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孩，硬是通过手下的安习强买下来。后来，这件事被太祖知道了，十分气愤，不便直接追究光义的罪责，便下令追捕安习归案，光义只好把他藏匿在府中。连个十多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内却声色之娱”，又从何谈起？当然，这是他登基之前的事。
　　太宗殚精竭虑十几年，才得遂其位登九五之愿。因为得来不易，所以防范心理极强，处处表现出心怀戒虑，猜忌多疑。这种个性品质也决定了他的领导方式：大权独揽，任人唯亲。为了箝制将帅，出征时实行“将从中御”，剥夺了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出发之前，皇帝预授锦囊妙计，大自战略方针，行军布阵，小至进退行止，全部事先做出安排，不得改动，并派出亲信赴阵监军。
　　由于他素性猜忌多疑，使战功卓著、有“宋代第一良将”之誉的曹彬，只因秉政日久，深得民心，便被罢免了枢密使的职务。名臣寇准在罢朝归第途中，因为有人迎着马首欢呼“万岁”，也被免除了职务。参知政事赵昌言已经出任川峡招安行营都部署，可是，当太宗听说他前额上的皱纹特殊，呈现反叛之相，立即收回成命，改派宦官卫绍钦前往四川，同领招安捉贼事。最可笑的是，册立太子之后，京师之人欢喜雀跃，说：“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听闻，异常恼火，立即找来参预策立太子的寇准问道：“五洲四海都归心于太子，那将置朕于何地？”连亲生儿子也要怀疑、忌妒，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
　　正是由于他猜忌、狠毒，吴越王钱俶和南唐后主李煜等降王，都惨遭杀害，未得善终。关于他们的死，《宋史》的记载都极为简略，前者记为：“是夕暴卒，年六十”；后者记为：“（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但在褚人获的《坚瓠广集》中，却揭露了事实真相：他们都是宋太宗通过暗下毒药害死的。钱俶出生于后唐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死于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巧还巧在他的父亲也死在这个日子。李后主七月七出生，也死在七月七这一天。在他们庆贺生辰时，宋太宗都曾派人送去了祝寿的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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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碑说起（6）
史书上说，钱俶作为一个属国之君，每逢朝廷使至，他都接礼勤厚；一贯谦和、俭素，自奉尤薄。宋兴以来，贡奉不绝，而在太祖、太宗对南唐用兵之际，所贡资财增至数十倍。特别是，据《续资治通鉴·考异》引述《默记》，在高梁河之战中，宋师惨败，太宗乘驴车夜遁，其时掌管后军的钱俶发现后，为怕走漏消息，连续斩了六个前来报告御驾行踪的人，并下令后军缓行，以便同太宗的车驾拉开较大距离，免得目标过大，引起辽军注意，否则，就没有逃脱的可能。从这点看，钱俶之于太宗，就不仅是恭谨有礼，简直称得上救命恩人了。但是，由于“衔忌未消”，最后竟也未能逃出毒手。
　　四
　　说起南唐李后主，人们无不为他的虚灵在骨、神秀绝伦的词作所倾倒。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喜欢背诵他那含思凄惋的名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时，也为他在不惑之年即命归泉壤而感到惋惜。尔后读书渐多，知道正是这首被后人目为神品的《虞美人》词，使他罪遭不赦。治罪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太宗赵光义，而且，手段之残忍毒辣，令人发指。
　　原来，李煜沦为亡国贱俘之后，痛感往事如烟、人生若梦，造物者残酷无情，使他承受了忒深、忒重的苦痛与愁恨，于是，写下了许多伤怀感旧、思念故国的词章。不意这些作品很快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京师汴梁，也早被朝廷的耳目报告给了宋太宗，特别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这些词句，使宋太宗启动了杀机。
　　正好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天，太宗指派南唐归顺的旧臣徐铉到后主那里打探消息。君臣久不见面，自然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他们便略去了昔日的礼节，促膝深谈。后主这天很动感情，也就忘却了应有的戒备。只见他长叹一声，黯然说道：“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潘、李分别是南唐的内史舍人和户部侍郎，曾上书言事，指斥奸恶。
　　徐铉回宫覆命，太宗问他，后主都说了些什么，他不敢隐讳，便据实以告。太宗敏感地意识到，李煜活在世上，就是南唐旧梦死灰复燃的希望，因此，万万留他不得。当即传旨医官，配制烈性毒药，并要设法使李煜的尸体作俯首屈身之状，以示永世臣服。这样一来，那场令人不忍目睹的惨剧就发生了。七月七这一天，宋太宗派人前来给他祝贺生辰，亲赐御酒，李煜奉旨饮下，登时五脏巨痛，全身痉孪，头足相就，状如牵机，于次日凌晨气绝身亡。同钱俶一样，李煜死后，太宗也极尽奸雄之能事，虚情假意地封王厚葬，辍朝数日，以示哀悼，上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闹剧。
　　看来，在酒中暗下毒药，乃是太宗的惯用手法。《续湘山野录》记载：太祖与光义“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将五鼓，帝已崩矣”。据此，史学界有人推测，太祖死因，是光义在酒中暗下了毒药。而毒药则可能是由医官程德玄提供的。史有明载，德玄颇得太宗信任，众多趋其门；“性贪，然太宗亦优容之”。
　　从李后主的直言贾祸来看，他的机灵劲儿，远远比不上那个叫作阿斗的刘后主。司马昭灭蜀后，后主刘禅被掳至京师洛阳。一日，宫中宴集，一些原来蜀国的艺伎舞乐于前。陪同后主观看的故蜀官吏尽皆落泪，唯独后主嬉笑自若。异日，司马昭又问他：“颇思蜀否？”答复是：“此间乐，不思蜀也。”左右听了这一番“全无心肝”的话，都忍不住暗笑。但它却蒙骗过了机灵诡诈的司马昭。
　　《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说：刘禅对司马昭的应答，未为失策。思蜀之心，司马昭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清人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说，“此间乐，不思蜀”之言，乃刘禅之巧于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愤思归，奸雄如司马昭，其能容之乎？
　　

从无字碑说起（7）
可是，这一全身远祸的韬晦之术，“性情中人”的李后主却压根儿就不会。一则他不是枭雄之子，没有掌握刘备那套“青梅煮酒，闻雷失箸”的家传；二则，“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及其悲慨，忽忘形骸，全不理会徐铉能否把他卖掉。当然，由于宋太宗必欲置之于死地，即使李后主安分守拙，隐忍苟全，也不会放过他的。从钱俶的悲惨下场，完全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就这一点来说，李后主的结局较之刘后主更惨，也同所遭逢的对手较之司马昭更阴鸷、更明察有关。
　　其实，对于李煜来说，死，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亡国被俘以后，他已经饱谙屈辱之苦。最为难堪的是，与他朝夕相伴、相濡以沫的小周后，经常被宋太宗召去陪宴侍寝，使后主痛苦万端，彻夜难眠。一个是“向君歌舞背君啼”，一个是“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都是苦不堪言的。
　　1940年代中期，北京琉璃厂曾传出一幅古画《宋太宗强幸小周后图》。画面上，多名宫女手执小周后四肢和捧着脑袋，宋太宗“纱袍幞帽，强而幸之”。何为“强幸”？强奸之谓也。这种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如果出自普通人，是要判处重刑的；可是，作为皇帝，不仅在大庭广众之下明目张胆地做，还要堂而皇之地画影图形。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有类似记载，说宋人画中，“小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元代诗人冯海粟题诗曰：
　　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
　　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
　　小周后每次被召入宫，一留就是几天，回来后便大哭不止，骂李煜无力庇护她，从中可以想见其所受污辱之沉重。《烬余录》中谈到，对小周后被胁入侍，后主多有怨言，遂致中毒暴卒，尔后，小周后即被正式纳入宫中。这又是太宗毒杀李煜的一个因由。
　　五
　　说到宋太宗的凶残猜忌，人性沦丧，人们会联想到同他十分类似的明成祖和雍正帝。
　　——他们都是大有作为、励精图治的一代英主。
　　——世人对于他们攫取皇位的手段都颇有微词。他们自己也多所讳忌，“腰杆子不硬”。
　　——也正因为心中有鬼，他们都猜疑忌刻，采取了许多极端的做法，千方百计箝制舆论，进行无情的血腥镇压。
　　——他们都非常残忍，甚至于泯灭人性，
　　就说那位永乐皇帝吧。他继承太祖基业，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坚持“怀柔远人”的方针，力求与周邻国家和睦相处，避免战祸，进而成功地建立了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的名字将与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城、修纂《永乐大典》的丰功盛烈同其千古。
　　但是，他的阙失也是非常明显的。关于他的政治野心，通过篡权、夺位，世人已一览无余；这里只说他建立特务机构，信用宦官，严惩谏臣，为政苛猛。永乐帝为侦察臣民的行动，除了加强原有的锦衣卫外，又设置东厂，交由宦官掌管，秘密侦察朝廷内外官员动静，阁臣一切活动，都由宦官秘密陈报；甚至派遣宦官赴外地监军，以防范驻防边镇的军将专权。
　　特别是在夺位之后，对于建文帝的遗臣和所有“逆命之士”，大开杀戒，滥用酷刑，其手段之凶残，为旷古所未有。举凡开国元勋、硕儒、宿将，诸司官吏、州县衙役，一直到平民百姓，所有同“靖难之役”有牵连的，都要满门抄斩，甚至诛灭九族，转相攀染，村里为墟，直杀得朝野震怖，四海惊心，因而受到后世的强烈谴责。
　　据史料记载，建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文奎在靖难之役中失踪；次子文圭当时只有两岁，但朱棣也不放过，指派太监将他监闭起来，只许喂饭，不许教他说话，让他成为会喘气的废物。结果，监禁了五十五年，出狱时真的成了白痴。建文帝的三个弟弟，有两个死于凤阳的牢狱，另一个由朱棣授意他人纵火，被烧死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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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碑说起（8）
“靖难之役”中，单是因受牵连而被朱棣杀戮的朝臣，就有一万四千多人，而且，手段极为残忍——胡闰被剥皮，铁铉被油炸，景清不仅本人被敲牙、割舌、剥皮，九族也诛灭无遗，连同村的人都尽遭屠戮，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瓜蔓抄”。以文章、理学名世，人称“正学先生”的方孝儒，由于不肯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并号啕大哭，掷笔痛骂，先被削掉了下颏、割断了舌头，后又千刀万剐，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同案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
　　“罪人”的妻女，则被发配到教坊去作娼妓。一般的娼妓是静候嫖客，而她们，按照永乐帝定法，需要不断“转营”，每个兵营里都要住上几天，以便为尽可能多的男性所糟蹋。生出孩子来，被称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更要遭受非人的待遇。对前朝逆命之臣及其遗属，竟施以如此惨酷、如此残暴的惩罚，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持续十几年的血腥屠杀，不仅斫丧了国家元气，而且在民族心理上造成了剧烈的创伤，以致清初有人总结明亡教训时，把这作为一个缘由。他们认为，由于朱棣残杀无度，毁坏了正气刚风，造成后来许多臣子只知明哲保身，顺时听命，持禄固宠，再也无心顾念社稷安危了。　
　　与宋太宗、明成祖鼎足而三者，还有清代的雍正帝。这是一位睿智果断，勤政务实，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努力维护与强化皇权的同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重大举措，整顿吏治，清除冗劣，严惩贪贿，力矫康熙晚年种种积弊，使积重难返的清朝政局重新呈现振作景象，对后世影响颇大。但他为人狠毒残忍，极擅权术。康熙皇帝在世时，他伪装忠厚，暗中却蓄势待发，窃窥神器。他的继位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包括康熙遗诏、康熙死因等，可疑之点颇多。由于他即位后销毁了大批官方档案，已经无法找到直接证据，但各种传言一直不断，前后竟有四起。最后，只好由他本人站出来，力加驳斥，也往往相互矛盾，经不起审核、推敲。
　　他深知，敢于向他的君权挑战，抗拒他的意旨，藐视他的权威的，只有他那几个实力雄厚的兄弟。因此，继位之后，就精心筹划，分步骤地处置几个政敌。先是向以允禩为核心的异己力量开刀，将他们用高墙圈禁起来，严加看守；并命令允禩、允禟自改其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满语，分别为狗、猪之意）。这个集团牵连到许多人，一些重要成员或处斩，或监禁，消耗殆尽。然后，就公开宣布允禩罪状四十条，允禟罪状二十八条，允禵罪状十四条。其中最根本的罪行，是结为死党，图谋大位。按照他的本意，是将他们全部杀掉，以绝后患；但又怕担擅杀的罪名，便召集群臣议罪。偏偏大学士徐元梦看不出玄机，哭着劝说皇帝：顾念手足之情，免去他们死罪。雍正帝当即勃然大怒，将他降黜为中书舍人。不多日，这两个“猪”“狗”弟兄就相继“病故”，实为谋杀。尔后，又将允祉的王爵革掉，监禁起来，并贬他的儿子为“闲散宗室”——没有任何官职的族人。对于允祉曾经重用过的前朝大臣，如陈梦雷等，已先此发配到关外。
　　在集中力量消灭允禩异己势力的同时，又交错着对年羹尧、隆科多两个权臣进行处置。他们原本是雍正帝的心腹，堪称“左膀右臂”，都是新朝荣宠备至的柱石人物。年羹尧主持西北军务多年，在平定西藏、青海中立有大功。雍正初登位时，对他非常信任。当时，担心诸王发动叛乱，便经常叫他紧跟在自己身边，担任护卫；还曾叫他秘密搜集允禵在军中的劣迹，说：“只要调查出来，我将重重赏你。”但年羹尧不仅没有调查出来问题，反而说了允禵的好话，并互相有书信往还。对此，雍正帝非常恼火，说：“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擅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致不能保全。”于是，抓住年羹尧在上奏皇帝表章中字画潦草，并将“朝乾夕惕”误作“夕阳朝乾”，发怒道：“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相继将他三个儿子的爵位削去，又将他本人革职查办，最后列出九十二条罪状，下令让他自杀。牵连家中许多人一同治罪。
　　

从无字碑说起（9）
隆科多的情况差不多少。他是雍正帝的舅舅，对于雍正帝登极有传诏、拥立之功，素为雍正帝所倚重，曾任总理事务大臣，兼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后来，以其“招权纳贿，擅作威福”，陆续撤掉各种职务，最后，以四十一条罪款，“永远监锢”，死于狱所。
　　雍正帝对于这些佐命立功之臣，根本谈不上信任，完全出于实用主义。初政时期，出于特殊形势的需要，暂时利用他们；后来，发现这些权臣声闻过盛，威势日增，如不及时剪除，势必危及帝权独揽，终成后患。于是，找个茬口就趁势除掉。所以，这两个案件的实质，乃君臣权力分配之争，他们不过是作了“乾纲独断”的牺牲品。
　　他的手段固属高明；但为一己之私，竟将骨肉兄弟诛杀殆尽，把旧日心腹、包括于己有大恩大德之人一律铲除干净，不能不说是心黑手狠，人格低下。后世之所以对他谤詈交加，这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性同功业何以常常是对立的？上述这些君主，他们的功业都十分显赫，对历史发展的贡献也不为不大；可是，道德水准却极为低下，在人性方面共同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表明，　事功与人性，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经常会发生矛盾、冲突，乃至相互悖反。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应该肯定；可是，放在道德的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比如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
　　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更何谈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正是这种种欲望，在裸露出人的劣根性的同时，也爆发了强势的生命力、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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