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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墩上的悖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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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又想出一个点子，于是对世民说：“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所谓“梁孝王故事”，是指汉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后为景帝），同时赏赐功勋卓著的次子刘武（即梁孝王）建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规格拟于皇上。李渊的意图，是想借鉴汉文帝的经验，通过施行“平衡术”来避免兄弟间的激烈冲突，缓解矛盾，以保全诸子。但他并未深加考虑，雄鸷残忍、野心勃勃的秦王毕竟不同于慈孝的梁孝王，如果令他独据关东，不啻如虎添翼，最后必然导致一朝二主，国家分裂。后来经过建成提醒，老皇帝也就幡然省悟，收回成命了。
在太子一伙看来，解除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干掉秦王。可是，高祖又下不了这个狠心。恰好这时，突厥发数万骑兵大举进犯，太子趁机提议由齐王元吉代替世民率兵出征，以夺取世民的兵权；齐王又提出条件，要尉迟恭、程知节、秦叔宝等秦王府的大批将领随军出征，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来架空秦王，乘机杀掉。高祖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也就点头同意了。但秦王府的智囊却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立刻商议对策，最后决定伏兵玄武门，截杀建成、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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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4）
一切计议停当，世民便立即进宫，向高祖告状，揭发建成、元吉勾结后宫嫔妃要谋害他的阴谋。高祖觉得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便命令太子和齐王次日早晨进宫，他要亲自进行核实。次晨，秦王率领尉迟恭等战将，埋伏在出入内宫的必经之路——玄武门内外。建成、元吉出发前，已经接到张贵妃的密报，备述秦王告状始末，因而早有警觉；入门后，又发现一些异常情状，遂即掉转马头，准备返回东宫。这时，秦王拍马赶上，呼叫：“太子、齐王，缘何还不入朝？”太子闻声，回头寻看，一箭正中咽喉，呜呼哀哉；元吉也当即被乱箭射死。
秦王派遣尉迟恭禀报高祖，说：“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已起兵诛杀了他们，恐怕惊动了圣上，特意派遣我前来警卫。”高祖和群臣听到这个讯息，都大惊失色。高祖说：“不图今日竟见此事！”但大错已经铸成，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三天过后，便宣布秦王为太子，全权处理国家一切政务，并表明了要提早交班的意愿。两个月后就当了太上皇，由太子李世民继位。
后人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一篇少头缺尾的唐人作品，王国维先生为它定名《唐太宗入冥记》。说是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阴魂不散，入冥告状。阎王决定抓世民的魂灵前来对质。世民甚为惶遽，后由一个判官替他应诉，以“大义灭亲”为辞，回答阎王爷的质问：“为什么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这一作品显系小说家言，但并非全属子虚乌有。当时李渊曾被囚系，让出皇位原本出于被迫，即在唐代，已早有传闻。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论者“谓高祖之立建成为得‘嫡长之礼’者，非也”。“初有天下，而创制自己，以贤以功，为天下而得人，作君师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意思是，初得天下，完全可以创制垂法，立贤能、有功者为皇储，而不必拘守“立嫡立长”的成例。那么，废掉太子，改立秦王呢？“亦非也”。“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向长安，功虽不逮，固偕谋而戮力与偕矣。同事而年抑长，且建成亦铮铮自立，非若隋太子（杨）勇之失德彰闻也，高祖又恶（何）得而废之？故高祖之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这是说，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无法解决。
再听听司马光的意见：“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建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那么，怎么办呢？他也没有办法。只是设想：假如高祖有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那样明智，太子有泰伯让国于弟那样贤达，秦王有子臧辞曹国而不受那样节操，则祸乱就不会发生了。说的完全在理，只是说了等于没说。——如果当事者都是圣贤，当然就一切都划然冰释了。
倒是下面的几句话分量很重，它特意强调了“玄武门之变”的后果与影响：“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型）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意思是，创业的君主都是给后世子孙做榜样的。当中宗、肃宗之世，玄宗、代宗都是通过武力夺权，继承了大统。这当是从太宗的所作所为中找到了依据。
三
因为建储问题而耗尽精神、心力交瘁，清代的康熙皇帝，可算是一个典型。
说起他的功业，确实是彪炳千古，有口皆碑；对于传位、继统的重要性，他也非常清楚，因而很早就做出了安排。早在康熙十四年，就是他仅仅二十一岁时，就立了皇后生下的皇二子胤礽为太子，为什么没有立皇长子胤禔呢？因为他是庶出。按照历代通行的皇位继承的体制，应该立长立嫡，康熙皇帝在嫡、长两方面作了一点选择。
为了培养太子胤礽，可说是煞费苦心，从小就延请名儒教诲，康熙皇帝自己曾亲自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稍长，无论是南巡北狩，都令其随行，并亲自传授治国之道，“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太子进步很快，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精于骑射，深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喜爱。
老皇帝的难题（5）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皇子们相继长大成人，他们各自在权臣的指教下，施展权术，培植势力，作谋取皇位的准备。而胤礽作为法定继承人，背上的包袱最重，既害怕诸兄弟夺位，又担心老皇帝移爱，储位发生变化。于是，在朝中寻找自己的依靠力量，以专宠固位。这样，便和权臣索额图结成了帮派。而索额图与另一位权臣明珠势同水火，拼争激烈。明珠等就力推皇长子胤禔上台。从此，双方拉开了决斗的阵势。康熙帝自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态发生，便先后向两个权臣开刀。处死索额图的理由是，阴助太子“潜谋大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阴谋发动宫廷政变。而皇太子也明显地表现出对皇帝的怨恨，蓄意为索额图报仇。致使康熙帝昼夜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决心易储。
但胤礽被废黜之后，太子位置出现了空缺，又引起了更多皇子的觊觎，再次挑起拼争的热潮。尤其是皇长子胤禔，以为天命所归，非他莫属。还有皇八子胤禩，因为废掉太子后第四天，康熙曾令他署理内务府总管事，显然是垂注于他。但是，他们都是过于性急了，以致个个作了充分表演，被明察秋毫的康熙帝一一看穿。在很短时间里，拘囚了六个皇子。看得出，为了保住皇位，他已经不择手段了。但他毕竟已经年近六旬，这样下去，将如何收场呢？于是，除皇长子外，其余五人全部放出。并让群臣公议立储之事。结果，包括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在内的诸皇子及王公重臣，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禩为皇太子。康熙帝发现胤禩竟如此深孚众望，显然对自己的皇权已经构成极大的威胁，便摆出一着出人意料的绝棋，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这一举措，引致了新的混乱，众多保举胤禩者都人人自危。为了稳定人心，康熙帝便对其他皇子加爵晋封。这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因为爵位晋封又增加了新的竞争的砝码；而胤礽也并没有因为得以复立而心存感激，反倒变本加厉地为夺取皇位而疯狂运作。结果，逼使康熙帝狠下决心，再度废掉太子。这一次的罪名，是他替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几个获罪的贪官潜通消息。为了给自己选人失当找出借口，康熙帝强调，胤礽的变坏乃是上了坏人的当：“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这两度废立，反复折腾，使康熙帝受到极大的刺激，对于预立皇太子的弊端也深有所悟，于是，明令告诫：“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这当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帝位至尊、皇权无限的诱惑下，诸皇子哪个也不甘示弱，仍然“纷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及其父王之起居，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就在这日甚一日的激烈竞争中，老皇帝带着深沉的苦恼和无边的憾恨，撒手尘寰了。
鉴于康熙帝为建储一事，劳心费力四十余年，最后闹得混乱一团、不可收拾的严重教训，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决定对继位制度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由皇帝将准备继统的皇子的名字，“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地，以备不虞”，待皇帝死去后，再启封揭晓。这样，立嗣问题由公开转向秘密，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可以不受任何干扰。此一做法，后经乾隆帝进一步改进，遂成为有清一代的“祖宗家法”。
四
作为一种世袭制，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氏族和部落首领由民主选举产生，财产统归以母系计算的氏族共有，无所谓世袭制。后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其共同财产部分仍然属于全体氏族成员所共有，因而，氏族成员仍然拥有选举与撤换首领的权利。
及至殷商时期，其王位继承法发生了变化。王国维先生认为，商之继统法，以“兄死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而后传子。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世袭制尚未完全确立。
老皇帝的难题（6）
到了西周前期，周公旦曾以武王之弟身分继位称王，但由于他的兄弟不服，引起了一场叛乱。鉴于殷商王位继承以“兄弟相继为主”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颇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导致“九世之乱”，以及本朝兄弟争位的教训，周公旦创立了“父子相继”的世袭制，实行“皇位嫡长子继承制”，以避免王族内部因争夺王位而出现分裂危机。
这种体制的建立，取决于宗法制度、宗法观念本身的发展水平，更同皇帝多妻制的后宫体制紧相联结着。封建帝王为满足其贪淫无度的私欲，并确保本家族的香火不断，遂广置后妃，以充后宫。《礼记》上说：“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命妇、八十一御妻”。后世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唐代，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婕妤九人，美人九人，才人九人；宝林二十七人，御女二十七人，采女二十七人。开元、天宝中，宫嫔数量达到世界之最，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四万人。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也不足五千万，相当于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唐玄宗的妻妾，比唐代的官员总数还要多。
这样，皇子自然就如瓜瓞连绵，以数十百计。为了免去相互争夺，就有必要根据母亲身分的贵贱，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庶子；并依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实现和平过渡。
尽管它不失为一种制度的选择；但实践表明，效果并不理想，其种种弊端，在王朝更迭中已经暴露无遗，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尽如上述。
为此，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采取补救措施，对建储、立嗣、继统制度加以完善，以期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使子孙源源相继，万世一系。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的君尊臣卑、忠君孝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封建礼教，为执行这一制度奠定思想基础。可是，实际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幅幅父子、母子、兄弟、叔侄互相残杀的极为残忍的血腥画面。
他们也曾实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北魏为防止母后专擅，规定册立太子之前，必须先将其母杀掉。且不说，这种制度惨酷残忍，泯灭人性，单就效果而言，也所见甚微。因为危及皇权的因素实在太多，岂是杀掉一个母后所能了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规定，皇位继承人先在本部宗亲中选择，使多名候选人同时备选；最后在有各个部族及政治集团参加的“世选”中，进行终选。这样，每个候选者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作为后盾，从而引发了候选人及其后台班底的激烈争夺，直至演变为王朝乃至整个社会的动荡与混乱，终辽之世，未曾平息过。正如史家所评论的：“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乱，与国始终。厥后嗣君，虽严法以绳之，卒不可止。”
朱元璋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在立嫡立长、确定太子储位的同时，又大封诸子为王，给诸王以厚禄，并授之以兵权，或让他们镇守边塞要防，或令他们率军出征，执行重要军事使命。他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政治格局，来确保朱家天下世代相承，永不流失；可是，这种大力加强诸王军政实力的做法，恰恰加大了对皇室的威胁，而酿成骨肉相残的惨剧。什么父子、叔侄，什么血缘、亲情，在皇位的血腥拼争中，最后统统成为泡影。
至于清代的“秘密建储”制度，固然暂时淡化了皇位继承问题的敏感性，缓解了宗室内的火并、争夺，对于稳定局势、强化皇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乾隆帝继位之后就宣称，认为公开建储会招致猜嫌妒忌，实乃“庸主卑陋之见”。他自信完全有能力预防、消弭类似情况的发生。他把秘密建储只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储位秘定后立即宣布：待皇子年龄稍长、识见扩充、志气坚定，骄矜之气不再生、诱惑之举不为动之时，他将布告天下，以明正储位。然而，在实际践行中，也同样遇到了严重挫折，两次预立的嫡子相继早殇，使他原来的由秘密到公开立嗣的想法没有得以实现。结果，回过头来，又把乃父的“秘密建储”制度重新捡起来，并且确立为有清一代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绕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子，最后又返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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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7）
五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换句话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国家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说到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觊觎王位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却是不可能发生的。《韩非子·五蠹》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
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
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
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古代的帝王，住的朴陋，吃的很糟，穿的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使，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类似的话，古籍《符子》也有记载：
禹让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劳矣：凿山川，通河汉，首无发，股无
毛。故舜也以劳报子。我生而逸，不能为君之劳矣。”
大禹王要把天下让给奇子，奇子不接受。理由表述得很直白：你禹王得天下是通过勤劳挣来的。我生性疏懒，可受不了你那样的苦。
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那种立嫡立长可望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想法，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嫡长子如果不孚众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备统御天下的才具，日后又将如何？立嫡立长之后，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远远超过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夺位的危险就将随时存在，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自处，如何安其预设的权位？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如何能够放心、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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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8）
且看唐代的继统情况：前期，从太宗到肃宗七个皇帝，全部凭借宫廷斗争（即非和平过渡）登上皇位或者储位；而后期，从穆宗至昭宗，八人中“以宦官所立者七君”，只有敬宗一人在太子位上得以侥幸继统，最后又死在宦官之手。整个唐代，被立为皇储者共三十一人，继统者十九人，另十二人被杀或者被废，占三分之一以上；另有十名皇子、公主，为争夺储位而死于非命。这种悲惨的下场，历朝历代皇子中，所在多有。所以，南朝·宋的末代皇帝、十三岁的刘准，才语带哽咽地说：“愿下辈子再不要生在帝王之家！” 可说是道出了那些饱经丧乱的帝子王孙的共同心声。
纵观历代王朝，其实，真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并不是很多的。这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种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比如，许多皇后没有生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过早地殇亡；有的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会直接干扰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事实也正是如此。秦、汉两朝二十八位皇帝，宋代十八位皇帝中，都是只有三人属于嫡出；东汉诸帝中竟无一人为皇后所生；唐代，除去开基创业的高祖李渊和大周皇帝武则天之外，二十二位继统的皇帝中，只有六人为嫡长子，不到三分之一。
最后，顺便提到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越是那些开基创业、大有作为的英明君主，越是在继统问题上更容易出现麻烦。闭上眼睛，我们就能从煌煌史册上数出一二十个，其中比较典型的，像前面叙述过的康熙帝、明太祖、唐高祖、隋文帝、赵武灵王。他们每个人都占尽了“人间春色”，而嫡长子却并不具备乃父那样杰出的才能，有的才具甚至在“中人以下”。这种“英主之泽，一世而斩”的现象，有些像“黛色参天二千尺”的古柏下面，绝少其他植物生长；还类似于“高山之下，必有峻谷”。
于是，难题就出现了：按照创业与守成的规律而言，面对着开辟者所创立的惊天伟业、留下来的巨大摊子，以及亟待处置的许许多多遗留问题，总需要接班者必须“强爷胜祖”，能够超越他们的前辈，起码也应该能够相与颉颃，否则，继承大统即成问题，更不要说发扬光大了。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看来，岔头——也就是矛盾——实在太多，“治丝益棼”，越理越乱，还是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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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1）
赵匡胤的棋术算不得高明，妙棋、险棋固然也有，更多的还是臭棋、败棋。其弊在于“一贪二浅”，贪心不足必然目光短浅。当然，高也罢，低也罢，反正都是在下棋。细细想来，往古来今，谁人不是在博奕呢？
世事如棋，千折百曲，变化无穷，有时一着不慎，满盘尽输。不过，棋枰对奕，尽可往复千遍，错了还能重来；而人生却是一次性的。这种直线单行，使它的每一瞬间、每一轨迹，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这就要求，必须识机在先，巧加抉择。
不能预先看出五步、十步，难称高手；但世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它系无数细节构成，而细节尽多玄机、隐秘，经常呈现非理性状态，并无逻辑可循。所以，更多时候倒是：纵使机关算尽，到头来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完全悖反。“本来要驰向草原，结果却闯进了马厩”，是司空见惯的事。
楔子
由于祖籍在河北，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许多同河北有关联的大人物，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父亲说，赵匡胤出生在洛阳的夹马营，可是，他的祖籍是河北涿州。接着，他就给我讲述了一个“赵匡胤输华山”的故事。
传说，赵匡胤家境贫寒，从小就走南闯北，飘泊江湖。赌钱赖帐、放泼耍刁，是他一贯的习性。有一年他来到了华山脚下，当时，走得又饥又渴，一眼看见一个老汉的身旁放着一筐鲜桃，真是“欲渡河而船来”，于是，二说没说，捡起来就吃，不大功夫，半筐桃子就下肚了。这回精气神也足了，力气也恢复了，便伸了伸懒腰，抬起身来就走。老人笑了笑，说：“壮士，你吃了我的桃子，分文不付，抬腿就溜，连句道谢的话也没有。是不是太不通情理了？”
“钱？什么钱？要多少？”吃东西要付钱，对赵匡胤来说，好像是天外奇闻。
老人说：“算啦，多要你也付不起，就给一文钱吧。”
赵匡胤眨了眨眼睛，“好汉做事好汉当，吃了东西就付钱。别说一文钱，再多也付得起。”说着，就浑身上下摸钱，可是，“阮囊羞涩”，空空如也。涨得他满面通红。
老汉长叹一声，说：“这就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
窘迫中的赵匡胤，这时才发现老汉身旁有个石制的棋盘，还备有一副棋子。便说：“这样吧，咱们俩下棋，我赢了，就算付了你桃子钱。”
老汉接上问道：“若是输了呢？”
赵匡胤心想，别的我不敢说，下棋我可是高手，于是，漫声回答：
“平生不懂得什么叫输。”
一盘下定，赵匡胤果真赢了。他更加志得意满，提出再摆第二盘。老人说：“你还了我的桃子钱，也就算了。天色不早，你还要赶路哩。”赵匡胤一向争强好胜，只赢一盘，岂肯罢休。他打定主意，要让老汉输得目瞪口呆，最后忘记了东西南北。于是，连声说：“再下两盘，再下两盘，看我怎样连中三元。”
两人又重新对奕。哪里料到，第二盘没走出几步，赵匡胤就败下阵来。接着，又下了第三盘，赵匡胤输得更惨。
老汉说：“我劝你见好就收，你偏不肯。哎！世事如棋难自料，心思耗尽死方休啊！”赵匡胤这时候才察觉到这位老人大有来历，便苦苦央求，请他指点迷津。老人不肯多
说，赶忙转移话题，说：“你已经赌输了，那用什么来偿这笔赌注啊？”
赵匡胤信口回答：“押上华山！等我将来有了出息，再往回赎。”
老人掀髯一笑，分手时，嘱咐他：“若要出息，快去投军！”
后来，赵匡胤知道，这位老者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抟老祖。
陈抟自号扶摇子，活了一百一十九岁。《宋史》有传，说他早年熟读经史百家之言，以诗驰名后唐。他隐居华山，以善睡著称。周世宗曾把他关在房中，专门考察一番，结果，一个月过去，他还在熟睡。后来，他写了一首《对御歌》给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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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2）
臣爱睡，臣爱睡。
不卧毡，不盖被。
片石枕头，蓑衣铺地。
震雷掣电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鼾睡。
闲思张良，闷想范蠡，
说甚孟德，休言刘备。
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
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里，
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且一觉睡。
管甚旭日东升，红轮西坠！
当日，赵匡胤记着陈抟老祖“快去从军”的指引，忙着打点行囊，开始走上了军旅生涯，这就为日后的“黄袍加身”做好了铺垫。据北宋文人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记载，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主意，也是陈抟帮着他筹划的。
父亲讲完了上面的故事，随口吟诵了一首诗，不知是他自己所作，还是抄自他人。
茫茫前路料应难，世事如棋幻万端。
一死方休成谶语，赵家天子拜陈抟。
赵匡胤同陈抟老祖对奕，一赢两输，看来算不上高手。后来的实践表明，妙棋、险棋固然也有，但更多的还是臭棋、败棋。其弊在于“一贪二浅”：贪心不足，必然目光短浅。不过，高也罢，低也罢，胜也罢，败也罢，反正都是在下棋。细细想来，往古来今，哪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包括那些帝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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