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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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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缠,再做打算。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非要去实现的目标,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心里很乱的。有时却也想,走到哪里算哪里,管那么多做啥。
候车室里没有多少人,冷冷清清的,他便找了个长椅子,躺了下来,觉得倒也不错。然而,不错【“文】是不错,没想到刚【“人】入梦乡,查票【“书】的来了,要清理【“屋】没票的过夜客,他没有票,自然是被清理了出来。来到火车站外,夜风一吹,禁不住打了个寒噤。灯光早就成了鬼影一样的昏暗,月亮露着狰狞的半张脸,感到分外的清冷。候车室外台阶上,早就躺满了人。这里的人,有的如他一样,是出来找活干的,有的是职业乞丐,还有的是残疾人。总之,都是一些住不起旅馆的,沦落在城里的乡下人。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也就不在乎什么了,他选择了一个空隙,蜷曲在了水泥地上。然而瞌睡却被冻得全无了,没办法,他又从行李包中取出一件厚衣服,盖在了身上,才勉强入了睡。次日醒来,太阳从火车站的楼群里冒了出来,他便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漂泊生活开始了。从今天起,就得找活干,否则,生存将成了问题。
天旺不知来过多少次凉州了,但都是路过,对凉州的具体情况还不了解,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活干。看火车站旁边扎了一堆拉板车的,都在等着活儿,便走过去,见一个面善的看着他,就主动与他搭讪,才知要找活儿干,应到南关旧货市场那里去等候,用工的人,一般都会上那里去找零工的。他说了一声谢,便从火车站坐了公交车,直奔南关。下了车,果见南关旧货市场那里扎了一堆人,有的带着行李卷儿,有的赤手空拳,有的站着,有的蹲着,形态虽各异,目的却相同,都在眼巴巴地盼着,希望有人来找他去干活。他拎着手提包,也加入到了那个行列中。不一会,就有包工头来挑人。那人是个胖猪头,戴着一个大石头镜,还没到近处,民工们都围了去,一个个像哺食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说,要我吧!要我吧!那猪头说,闪开闪开!你们围到一起让我怎么挑呀。那人一说话,一股难闻的大蒜味便扑了过来。那是吃了牛肉面,又下了大蒜的味道,能把人熏死。但是,民工们却不怕熏,为了找活干,还是凑到他的跟前让他熏。猪头说,谁想跟我去脱砖坯?民工们都说,我去我去!又都围拢了他。猪头就韩信乱点兵的点了五个人,将那五人带走了。天旺没有被点上,旁边还有一个瘦小的民工也没有点上。小个子民工问天旺是哪里人,天旺说,是镇番县的。天旺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天祝的,叫吴五。问完了,就没有话了,又等。等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葛优一样的人,但是,他绝对不是葛优,葛优也不会到这里来的,请都请不来。那人说,谁跟我去挖地下管道?大家又围上去说,我去!我去!这一次,天旺也围了去。他不能不主动,不主动,站上一天也找不到活儿。那人把愿意去的人都挑上了,一共是十三个,天旺和吴五也在其中,他们就一同跟了那个秃子去挖管道。管道在西小街上,那里早就用白线划好了道道,要顺着马路下挖一米五宽、两米深的管道沟。包工头说,每人先挖三米,挖完了谁想挖再分工。有人就提到工钱怎么算?包工头说,三米算一个工,一个工五块钱。又有人说,老板,管不管饭?包工头说,管个球,自己上街吃去!有人算了算,吃三顿饭少说也得三四块,吃了饭,还有啥落的?就说,价钱是不是低了点?包工头说,想干的就干,不想干的就走人。民工们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说,挖吧!就领了工具,划了地段,叮叮哐哐地干了起来。
天旺也领了镐头铁锨,在划定的地段上干了起来。地面真硬,而且还有石子儿,实在不好挖,镐头下去,砰砰砰地乱响,火星子就冒了起来,手臂被震得麻酥酥的发酸。挖了一阵,天旺已经是汗流浃背了。看别人,都光了膀子,挖得正起劲。有的已挖开了一个很深的槽,站进去已掩了半身,而他还浮在面上。一急,也就光了膀子,狠命地挖了起来。天旺虽出身于农民家庭,少时也受了不少罪,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他似乎还缺少很多,还没有经历过脱胎换骨的磨炼,因而,他的身子骨还嫩着哩。像这样出大力,凭耐力的活儿,他还从没干过,自然干不过别人。到了中午吃饭时,有人已完成了一多半,他却完成了三分之一,心里虽然很着急,但是,急也没有办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手上早已打起了血泡,又被挤破了,握着镐把的手,像是攥了一手的黏液。吃过饭,再干时,手就疼得攥不拢了。那镐把也仿佛成了火钳,攥上去就感觉烫手。他真有点恨自己,不像个男人。连这么一点苦都吃不了,还怎么闯世界?他像是跟自己睹气一样,一狠心,举起镐头,就砰砰砰挖了起来。
到了晚上收工时,有人完成了两个半工,他只勉强完成了一个工,全身就散了架。也罢,天外有天,比不过别人就不比了,也就只能少挣一点。包工头当场验收合格后,就给大家开了工钱,并说想继续干的,明天再来。天旺领了五块钱,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卖自己的体力,所得的全部收入,仅是五块钱。这是九十年代初,中国劳工一天的价格。扣去一天最低的饭钱,可剩一块多到两块钱。想起小时候,到沙湾湾里挖甘草,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是变相的出卖劳动力,一天能挣五毛钱,都会高兴得跳蹦子,觉得那就是钱了。现在挣了五块钱,却感觉悲哀,为出卖劳动的广大劳工而悲哀。明天再去不去?他很难说,过了今天,再说明天的事吧。现在面临着的,又是在哪里过夜的问题。民工们各有各的曲曲道,一散工,就不见了人影,他只好又上火车站,准备再在那里过夜。他知道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但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事儿做,也只能如此了。
第二天,他一觉醒来,又来了精神。虽然手比昨天更疼了,心却更硬了。我不能就这样败退下去,别人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做?他又来到了施工现场,又领取了工具,又投入到了一天劳动的之中。他似乎与自己叫上了板,越是体力不支的活儿,他越要干。他就是要在这种苦难的磨砺中惩罚自己,也许只有这样,他的心灵才能趋于平静,才能摆脱对家庭的怨恨,才能冲淡失去叶叶的思念之苦。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样的惩罚是极其有效的,当他的身体承受力达到极限时,他的灵魂也随之变得安详与疲惫。这样的活儿一直坚持干了四天,没想到第五天早上,却发生了意外。
后来,天旺常想,人生处处充满了岔路口,当他选择岔路的时候,也许在不经意之间就决定了,然而,一旦按着这个岔路走下去,分化出来的命运却是迥然不同的。或者说,许多改变人生命运的邂逅,不过是不经意的瞬间。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暗含了无限的玄机。就在他收拾好了提包,刚要离开火车站时,听到有人叫了他一声,循声看去,看到胡六儿正背着一个大包,从候车室里出来了。他本是不想让熟人看到的,更不想让同村的人知道他现在的狼狈。但是,有些事儿不是自己想怎么就能怎么的,你不想碰到的,恰是你回避不了的。回避不了,就得面对,他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说:“六叔,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胡六儿说:“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哩,你妈都快急死了,你怎么在这里?”胡六儿说着,就放下了身上的大包。那大包横躺在他的脚下,就像是他家的那口老母猪卧在了一边。天旺说:“我已经给家里打过招呼了,她急啥,我又死不掉!”胡六儿说:“你还在睹气?睹啥了,玩上两天,气消了,安安生生回去吧。”天旺没有接他的话,还是问:“六叔,你咋到这里来了?”胡六儿说:“富生考了大学,把他送走了,到这里来坐火车上煤窑。还得背煤去,不背煤咋办呀,得供学生。”天旺说:“煤窑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到这里来坐车?”胡六儿说:“煤窑远着哩,得坐火车,到八叉口道班下车,进了祁连山就到了。我昨晚来的,在候车室呆了一个晚上,现在去吃碗牛肉面,吃完了,火车也该来了。走,一块儿吃走。”天旺就随胡六儿一块出了车站,到旁边的一家牛肉面馆里,要了两大碗牛肉面,抢先付了钱。胡六儿又说:“听六叔的话,玩上两天回去吧,好出门不如烂呆在家。怎么着,还是家里温暖呀。要不是生活逼的,我也不会跑这么远的路去背煤。”天旺避而不谈他的话,却问起六叔怎么知道那里有煤窑。胡六儿说:“还不是三社的田多贵拉扯的。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在那里开窑,在村里叫了好几个人。酸胖也去了,跟我在一搭里。”饭上来了,天旺一边吃着,一边想,不如跟上六叔到煤窑上背煤算了。天旺几乎就在这一刹那间,产生了这个想法。一经产生,便牢不可破地盘踞在了他的脑海里。于是便说:“六叔,我也跟你去背煤。”胡六儿说:“别胡说了,那地方可不是你去的!”天旺说:“我为啥不能去?”胡六儿说:“那种苦,不是你吃的。你就是愿意去,我也不能带你去的,让你爹妈知道了,还会怨恨我。”天旺一听他爹妈要怨恨,就越发下了决心,且莫说是煤窑,就是地狱,他也要下一遭,是油锅,他也要跳一次。叶叶的离开,使他对自私的关爱更加深恶痛绝,对他父母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逆反心理,潜藏在体内的反叛精神,也越发的凸现了出来。他就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不是谁的附属品,也不依赖于父母的羽翼,过那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他毅然决然地说:“六叔,我的事与我爹妈没有关系。我已经定了,你可以不带我,但是,我却跟定了你,不要说是个煤窑,就是地狱,我也要下一下,看它能把我咋样?”胡六儿一看天旺真是下了决心,就只好说:“走吧!走吧!去了你就知道了。受不了了,你再回来!”
天旺终于随着胡六儿,登上那趟从兰州通向嘉峪关的火车,来到了祁连山下,来到了小煤窑里。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又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一吹笛子,房东的女儿就过来了。房东一家是裕固族,对他们很好。他们三人合住一间,一月给房东八块钱。房东一家除了老两口外,有一个儿子,三个姑娘。儿子已成了家,在旁边新盖了房,单独住着,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已出嫁了,只有这三女儿,去年高中毕业,还呆在家里。他们没有地,却有草原,有牛和羊,以放牧为生。那女子叫银杏淖尔,长得天真活泼,貌美如花。如天上的白云那么洁白,有草原上的清风那么轻柔。她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清脆的歌声,能赛过百灵鸟。
银杏一来,歌声也就来了,银杏是哼着歌儿来的。酸胖兴奋地叫了起来:“银杏,来一个。”银杏不看酸胖,却瞅着天旺看,天旺知道,银杏是看他愿不愿意。他要愿意,就会吹她会唱的曲儿,她就会随曲儿唱了起来。几个月下来,他们也很熟了。银杏常到天旺他们的住房里来玩。后来,胡六儿还悄悄地问过天旺,说:“天旺,我看那丫头对你有意思哩,你有意思没有?有了,我给你撮合撮合。”天旺说:“六叔,你想撮合,就给酸胖撮合撮合,我没那个心思。”胡六儿就叹一声说:“丫头的心在你上,不是在酸胖上,说了也是白说。”天旺当然也看出了银杏的心事,也觉得银杏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但是,天旺的心早就被叶叶占满了,无法再接受另一个人,也无法再有火一样的爱了。即便她像雪莲一样灿烂,像白云一样高洁,即便她的歌喉如百灵鸟一样清脆,她的舞姿如天使般优美,她也无法走近他的心灵,他也无法接受她的心。至少,现在是不能的。既然不能,他也从不向银杏表现热情,不给她留有幻想。
此刻,当他看到姑娘明媚的目光中流泻出来的渴求,就知道她需要什么。他没有拒绝,他无法拒绝。她就那么一点点渴望,如果再拒绝了,就太不仁道了。他换了一口气,吹起了一支草原上的歌曲,名叫《牧人新歌》。这支曲子抒情优美,刚刚一起音,银杏就跟着唱了起来。她的嗓子真好,一出声,就像一支鸽哨,“嗖”地一下穿到天空中了。然后,在天空中荡漾了起来,那声音就仿佛成了天籁,纯得像祁连山上的积雪,没有一点儿杂质。那是一种末经驯化的,充满了质朴纯美的自然天成,有草原的气息,有雪山的野性,穿过茫茫的黑夜,越过高高的山冈,向遥远的地方飘了去。天旺也仿佛随了这声音,越走越远了。穿过时光的隧道,走进了他的童年和少年。那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对金秀婶子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在他的心里,会唱歌会演戏的金秀阿婶子实在太美了,将来长大了,娶媳妇,就娶个像金秀婶子那样的女人。他在少年时代开始幻想女人时,金秀婶子就是女人的标志。土地承包没几年,政策放宽了,金秀婶子就跟着他的男人搬到凉州去了。他高中毕业后,与叶叶有了情,觉得叶叶就像当年的金秀婶子,甚至,比金秀婶子还要好。听到金秀婶子到红沙窝来看望乡亲们,他想起了他小时候的幻想,很想看看她现在的样子。没想到再见了金秀婶子,一下子,就将他少年时代的幻想破灭了。金秀婶子太普通了,就跟他在县城的街头,随便看到的一个中年妇女没有什么两样。也许是他的眼界宽阔了,也许金秀婶子老了。可留在他记忆里的歌声,还在耳边响着,是那样的永久甜美。然而,当这来自草原的歌声,如天籁般飘荡耳边时,便将过去的美好一下覆盖了下去。
酸胖和六叔都被银杏的歌声陶醉了,一曲终了,酸胖才说,银杏,来一段舞吧。银杏也不拘束,就改为裕固族的语言,一边轻声唱着,一边舒开长袖,翩翩起舞。银杏的舞姿很是优美,那高挑的身材,柔美的曲线,每一个动作,都是那样的和谐优美,自然天成。飘飘的衣袖,舞动着长风,便幻化成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影子,宛若天仙。
33
到了冬天,杨二宝处理完手中的黑瓜子,还清了银行的货款,才算透了一口气。经过了一个秋季的奔波,他实在有些累了,也该休息休息了,就将大车交给了天盼,让他去折腾。天盼早已拿上了驾驶证,也喜欢开车。喜欢开就开去,就闯去。年轻人,没有一个闯劲也不好。只是天旺还没有消息,也没有来过信,有时想起来,一肚子的气。我究竟把他怎么了?说走就走了,走了也不知道来封信。算球了,不想了。你想他,他心里没有你,想也是白想,就当我没生那个杂种狗日的。老伴儿也常念叨起天旺,一念叨起来,就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说:“是好是坏,就是来封信,倒也罢了,也不会让人这么扯心。”他心里当然也是这么想,但嘴上却说:“算了,想球那么多做啥哩,他有本事就闯去,没有本事就回来。那么大的一个小伙子,还怕他丢了不成?再说了,年轻人,光守在家里有什么意思,不在外面闯荡闯荡,怎么知道生活的酸甜苦辣?”田大脚就说:“娘老子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不管咋的,也该来封信,也不怕家里人急死?”杨二宝说:“你急啥?急有什么用?没有来信,说明混得不咋的,等混出了名堂,自然会来的。”田大脚说:“要不,你再让那个算命先生算算,看看天旺好得没有,只要他平平安安的,我也就不扯心了。”一提起算命先生,杨二宝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最初,他对算命先生的话确信无疑,要不是那样,他也不会让老伴儿去骂大街,也就引发不了叶叶的死和天旺的出走。正因为他信了那老瞎松的话,才演绎出了那场悲剧,才搞得他们父子分离,成了仇人一样。如果天盼顺利地考上大学,他也许还有说服自己的理由,可是,天盼又偏偏没有考上,当无情的现实出现在他的面前,希望彻底落空之后,他才知道那老松完全是一派胡言,为了赚他的钱,尽说好话给他听。想起那个算命的老松,杨二宝就后悔得要命,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他不想让老伴儿知道自己的后悔,就含糊其辞地说:“算什么算?他再怎么着,总比我当年当劳改犯好吧。”
正说间,挂在院中的喇叭响了。喇叭一响,必定是村里有什么事要通知。过去,喇叭一响,就听到了老奎的咳嗽声。老奎先是“咳!咳!”咳上两声,把喇叭试好了,再说他要说的事。一听到老奎的咳咳声,他就一肚子气。你咳咳咳地,咳球个啥?你称王称霸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还不下台,还占着位子做啥哩?现在,老奎终于下去了,那个咳咳咳地咳嗽声,再也不会在喇叭中响了。老奎下去了,可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心里反而有了一点说不出来的悲悯,觉得老奎也挺可怜的,当了一辈子支书,也没见得他捞到什么好处,也没见得他比谁活得好。自从上次出了那件事,他有时想来也很后悔的。他让女人骂街,本想激激老奎,让他把他的丫头管着,不要再与天旺接触就是了。没想到这老倒灶也太倔了,把丫头逼上了那条路。要是他早知道是这样一个结果,就绝不会那样去做的。他对老奎恨是恨,但还没有恨到拿子女的性命作代价的分上。唉!这些都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不想球它了。
广播里响起了歌曲,那歌曲里唱,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方划了一圈。那个老人是谁?大家都知道,就是邓小平。邓小平真不简单,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让他一治理,就治理得顺顺当当了。治理好了,又在南方建立了特区。歌曲刚放完,石头就说话了。石头上任后,谁都摸到了他的脾性,先是放歌曲,等到大家精力集中了,就说他说的事。
这会儿,石头就开始说开了。石头说:“各们父老乡亲们,给大家通知一件好事儿,明天早上,县农科所的张技术员要来红沙窝村讲课,讲授黑瓜子种植技术,我们知道,明年将要在我村大面积种植籽瓜,要想夺高产,就得掌握新技术,所以,希望广大村民前来参加,这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谁要失去了,可要后悔的。我再通知一遍……”石头的声音从喇叭中传出来后,很亲切,也很招人喜欢的,全不像老奎那恶煞神,驴一样的吼。石头不仅说话有亲和力,办事有魄力,也在点子上,他上任不到几个月,红沙窝村已经发生了变化。让大家伐了西长湖的干沙枣树,开出了大片的荒地,几乎每人增添了将近一亩地。对庄稼人来说,地就是命根子,多一分地,就多一分收获,何况是将近一亩地呀。按今年黑瓜子的行情,一亩地就可以收入八九百到一千元的纯利。这对农民来说,可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呀。
荒地开成后,在全镇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镇上在这里开了一次现场会,来的都是各村的头儿们。在会上,镇党委王书记好好表扬了石头一番,说石头有魄力,有闯劲,各村都应该向红沙窝村学习,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会议散了,王书记和李镇长在石头的陪同下,来到他家,说是来看望他。王书记和李镇长一进大院,将自行车一抵,爱开玩笑的王书记就玩笑说:“杨老板现在真是越活越牛逼了,我们镇上还没有个小车,你老人家坐了大车又坐小车,把人耍尽了。”杨二宝就笑呵呵地把他们让进屋,说:“王书记看你说的,我们一个苕农民,有了就只知道花,没有长久打算。”王书记说:“这就对了,你不仅是我们乡上的带头人,也是县上的带头人,要带,就得给大家带出个样子来。”杨二宝说:“还不是你们书记镇长领导得好。”说着就给书记镇长石头敬了烟。王书记说:“这次来找你,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杨二宝一听商量事儿,想是可能又要搞什么摊派,心里不免一紧,神情就点不自然了。李镇长是明白人,一看就清楚,便说:“你放心,这次不揩你的油,是给你办好事的。”杨二宝这才把心放下,高兴地说:“好事儿我也不指望了,只要不给我搞摊派就行了。”王书记说:“我们镇的柴湾要承包了,你有没有兴趣?”李镇长说:“老杨,那块地方可是一块宝地呀,开发出来,可是千亩良田。既能给你自己带来利益,也使我们的荒坡成了良田。”杨二宝说:“那要多少投资?我怕没有那么多资金。”王书记说:“没有资金可以贷嘛,等开发出来,你就像地主老财一样,坐着收租子就是了。报纸报道过,说东沟乡的王树林,承包了一片荒漠,贷款开发出来,然后从外地雇来农民工,实行半机械化耕作,不到几年,现在成了荒漠上站起来的百万富翁。说实在的,县种子公司早就瞅准了那片柴湾,想开发,他们找过我们几次,我们都没有答应。我与李镇长的意思是,要开发,还是让我们自己人开发。你好好想想,你要开发,就交于你,你要不开发,我们只能对外承包了。”这可是一桩大事业,他不能轻易表态,就说:“这事儿,我一下也不好说,思谋思谋再说。”李镇长也说:“这可是一个机遇,开发出来,三十年不变。这三十年,你就坐享其成好了。”杨二宝还是说:“谢谢书记镇长的关心,我考虑考虑再说。”说完了事,书记镇长就要走,杨二宝就挡了说:“你们书记镇长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吃不喝就这么走了,让我老脸往哪里挂?怎么也得吃过了饭,喝上几杯再走。”李镇长说:“我怕你没酒呀。”杨二宝说:“你们书记镇长大人来了,没有酒哪能行?要是没有,我买回来也要把我们的父母官放倒一个。”王书记说:“别说大话了,你那点酒量还想放倒我们?”杨二宝说:“那你们就不要走,留下来比比高低。”书记镇长也就有了借口,说:“看就看,你杨老板做生意比我们强,划拳未必是我们的对手。”经过几年的交往,他们已经成了酒桌上的好朋友,每次相见,也都很随便。杨二宝挡住了镇领导,就吩咐天盼去抓只羯羊来。王书记说:“别麻烦了,随便一点算了。”杨二宝说:“这有啥麻烦的,不就吃只羊嘛。到我家来了,不吃只羊怎能说得过去?”王书记和李镇长被留下了,没想石头趁机溜了出来,悄悄告诉他,说家里有事,要走。他自然清楚,石头不是来假的,而是真心要走。在他的记忆里,这是石头第一次进他的家门,而且,没呆多久就走了。他知道,石头这样做肯定是有他的原因,尽管石头嘴上从来不说什么,但是,他猜想,石头的心里肯定有想法。他自然没有忘记,土地承包那年,新疆三爷来求他,想让石头给他当徒弟,学做木工,被他拒绝了,却收了外村的两个。现在想起,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了,真有点后悔。好在石头从没向他提过那事儿,见了他总是乐呵呵的,像是那件事从没发生过一样。人呐,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在此一时,你觉得做得非常好,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到了彼一时,你就觉得根本不应该那样去做,不该那么冲动和意气用事。人生真是一个永远后悔的旅程。无论走到多远,走到哪里,只要回头看时,总能看到不少的后悔和遗憾。这一次,也是一个和石头融洽关系的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的。就揽着石头说:“书记和镇长都来了,你村支书怎么能走呀?”石头说:“杨叔,我真的是家里有事。”杨二宝说:“你要是看得起你杨叔,你今天就必须留下来,有天大的事儿先把它放放,你要看不起我,我也没办法。”经他这么一说,石头就说:“看杨叔说的,我咋能看不起你?既然你这样说了,我留下来陪书记镇长就是了。”
留下了石头,杨二宝仿佛对过去的歉意有了一份了结,心里自是高兴。同时,他也想听听这位新支书的意见,看看那片荒滩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去承包。说实在的,他特别看重这位新支书,觉得这是红沙窝村的另一个人物,有魄力,也有远见。刚才听了书记镇长的一通鼓动,他的心里泛起了波浪。如果早一年,书记镇长怎么说,他都不会动心的,他的心,还是邪在了生意场上。可是,现在却不同了,尤其是这一次,贷了二百万款,做了一次他从没有过的大生意,差点就栽到了里头,他才感到了生意场上处处布满了陷阱,也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后怕。
在黑瓜子生意刚刚拉开序幕时,他的二百万贷款也拿到了手。这二百万贷款,完全是按市场游戏规则操办的。该给的回扣,他如数给予了那位行长大人,两人也就就成了称兄道弟的朋友了。贷款一到手,贾红军就鼓动他说,老杨,你现在也是堂堂的杨总了,该买辆小车了。别小家子气,挣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享受么?有个小车,出门办事多方便就不说了,更重要的,也是个门面,也能提高别人对你的信任度。他原先就想等贷款下来了买一辆,可等贷款真的下了,就犹豫了起来,刚刚拿了贷款,就买车,不怕人笑话?经贾红军这样一撺掇,他才下了狠心,买就买一辆,不就是一辆小车吗?于是,他就买了,买了一辆桑塔纳。小车一开回家,村人还以为他家来了县上的大干部,后来发现大干部就是他,才都围了来,这里摸摸,那里瞅瞅,好生羡慕。不仅在农村是这样,就是上了城,车一停下,也能引来好多目光,那目光中,明显地多了羡慕的成分。他便越发觉得贾红军说得有道理,这是个门面,有它没有它,截然不一样。
小车是坐上了,但是,没想到第一单生意就差点栽了。现在想起来,他都感到后怕。等瓜子大战一拉开,他就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进去,收来的黑瓜子码起了城墙高的垛子,联系发货的好几家福建老板也都成天围着他,要他的货。有人抢着要货,这固然是好事,但是,什么时候出货好?这倒把杨二宝难住了。这里面其实大有文章的,如果早出手,周转快,资金回笼来还可以收一批。问题是,现在价格还没有涨上去,如果等出手了,价格忽地再涨了上去,那不是吃大亏么?迟一点出手,价格肯定有上涨的可能,而这种可能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准,更主要的是,产品一积压,就等于把资金也积压了下来,倘若上涨的幅度不大,就等于前功尽弃了。他正准备找贾红军商量商量,没想贾红军却找上门来了。贾红军已经联系好了客户,是他去年的合作对象,因贾红军的货不够一火车皮,想拉杨二宝一块发货,而且,价格比其他人的还略高一点。杨二宝一听,当然高兴,就同意了与贾红军一起发货。问题是,福建客商暂不付款,必须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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