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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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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君主和亡国令（1）
一千多年前的春天，大唐帝国，这个人们心目中伟大的长安帝国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凌沧洲先生将定都长安的两个古中国王朝——汉朝和唐朝一并称之为长安帝国。这一重新命名，既是为了叙事方便，也是为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公元907年3月27日，长安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李柷下达诏令：“那大统的尊严，神器的沉重，如果不是德行充盈于宇宙，功劳拯救了黎民，有虞舜夏禹的功业成绩，有和恰帝王事业的才能，可替代皇天的功劳，又怎么去统治天下，照耀八方呢！”
这时，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一百余年异族的洗劫，终于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帝国的资源与古老遗产已经耗尽。曾经是黄巢部将后来又投降唐朝的将领朱温控制了朝廷和局面，劝进和篡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百官对帝国不无留恋，当皇帝二月初五诏令文武百官初七一起赴元帅朱温府上时，百官拒绝了；尽管朱温假意推托，但是明白大势已去的皇帝不得不亲手终结了这个曾经煊赫几世纪、威震东方的王朝和帝国。
你可曾见到一个皇上拍臣子马屁的文章？
李柷的诏令是这样奉承梁王朱温这个暴君和独夫的：“元帅梁王，有皇帝的面相，祥瑞的资质，具备非凡的才能，以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武功平定了寰宇，以宽厚的恩泽和深沉的仁义抚慰了华夏。神圣的功勋，伟大的品德，空前绝后……二十年的功业，亿万民众的推崇，近处没有不同意见，远方也无不同声音。……帝政不可以久空，天命不可以久违，神人同心，归向有德者。我虔敬地把天下禅让给圣君……我放下这沉重的包袱，永为客卿，能够侍奉新朝，我既欣然又安慰。”
这真是强颜欢笑，苦中作乐的典型案例。
莎士比亚描写过失去王位的国君的痛苦，理查三世是这样不情愿地把王冠交给篡位者的：
把王冠给我。这儿，贤弟，把王冠拿住了；这边是我的手，那边是你的手。现在这一顶黄金的宝冠就像一口深井，两个吊桶一上一下地向这井中汲水；那空的一桶总是在空中跳跃，满的一桶却在底下不给人瞧见；我就是那下面的吊桶，充满着泪水，在那儿饮泣吞声，你却在高空之中顾盼自雄。
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我瞧不清这纸上的文字；可是眼泪并没有使我完全盲目，我还看得见这儿一群叛徒们的面貌。哦，要是我把我的眼睛转向着自己，我会发现自己也是叛徒的同党，因为我曾经亲自答应把一个君王的庄严供人凌辱，造成这种尊卑倒置、主奴易位、君臣失序、朝野混淆的现象。……把镜子给我，我要借着它阅读我自己。还不曾有深一些的皱纹吗？悲哀把这许多打击加在我的脸上，却没有留下深刻的伤痕吗？啊，谄媚的镜子！正像在我荣盛的时候跟随我的那些人一样，你欺骗了我。这就是每天有一万个人托庇于他的广厦之下的那张脸吗？这就是像太阳一般使人不敢仰视的那张脸吗？这就是曾经“赏脸”给许多荒唐的愚行、最后却在波林勃洛克之前黯然失色的那张脸吗？一道脆弱的光辉闪耀在这脸上，这脸儿也正像不可恃的荣光一般脆弱，（以镜猛掷地上）瞧它经不起用力一掷，就碎成片片了。沉默的国王，注意这一场小小的游戏中所含的教训吧，瞧我的悲哀怎样在片刻之间毁灭了我的容颜。
帝国的王位仿佛是一场破碎的镜子游戏，只有从权力高空坠落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人生的极度幻灭。
理查三世和长安帝国的末代君王，在逊位时都有类似的愁苦，只是理查三世有诗人和戏剧家把他的痛苦描绘出来，而唐哀帝的悲哀只能从历史的遗迹中探查蛛丝马迹了。
一年之后，如同理查三世要被人毒死一样，李柷也没能逃过篡位者的毒手，最终还是被朱温谋杀。
这是908年春天，一个末代君王的死去，标志着一个强盛帝国的死亡，一个文明的衰败的开始。以后再要看长安帝国，就得到帝国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中去看，到博物馆中去看。长安帝国后的宋朝和明朝，颇有点类似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拜占庭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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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君主和亡国令（2）
长安帝国末代君王退位的907年，中国的北部边疆，一个少数民族正奇迹般地崛起，契丹人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称王，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文明格局中正式扮演逐鹿者的角色。自此以后，汉唐的强盛岁月不再，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一再南下，直至吞没、征服并改变这个曾经辉煌的中原文明。
长安与罗马的权力与荣耀（1）
当我们拂去一千年的历史尘埃，沿着历史汹涌的大河逆流而上时，我们看到了帝国权力与荣耀的时刻，它的文明的辉煌——经济的繁荣，胸怀的博大，文化的精美，军事的强盛……以及帝国臣民在其青年和壮年时代焕发出的活力和创造力，即使是像我这样一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人，也为此改变观念。
比起罗马帝国的民众喜爱看角斗场上奴隶、罪犯、蛮夷与野兽的厮杀，比起罗马的嗜血、贪婪与残暴，长安帝国的文化凸显出其人文关怀的一面，帝国的诗人们虽然也常作“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之类的豪语，但大多是反战主义者，看看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作品就知道，帝国诗人对扩张领土、掠夺财富似乎并不感兴趣，“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
无论我们的帝国诗人是歌颂帝国军队的伐边，还是以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来谴责战争，长安帝国开疆拓土的冲力都势不可挡。这是帝国的壮年时代，活力无穷，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帝国的权力和荣耀如日中天。不断地扩展领土，不断地击败周边外族，不断地进行灭国之战。
630年，张宝相活捉突厥颉利可汗，长安帝国欢欣雀跃。
635年，李靖、侯君集等将领大破吐谷浑，捉住吐谷浑名王20人。
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王国，活捉高昌国王。
641年，李勣大破薛延陀率领的同罗、仆固、回纥、靺鞨等联军。
644年，郭孝恪消灭了焉耆，活捉焉耆王突骑支。
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统领六军从洛阳出发东征高丽。农历4月，在幽州城，用酒肉款待六军。5月17日，皇帝亲率精锐骑兵与李勣会合包围辽东城，借助大风发火箭，待城上的房屋都烧光后，指挥战士登城，攻克了辽东城。
648年，王玄策打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活捉其国王、王妃、王子等人，掳获一万两千人，牛马两万多匹送到长安宫阙。
同年闰12月，昆山道总管阿史那社尔攻破龟兹50个城池，活捉龟兹王。龟兹平定，西域震惊。第二年春正月初六，俘获的龟兹王和其大臣，被献到社庙以祭祀土神。
658年，大将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的军队。贺鲁逃往石国，副将萧嗣业追上将其抓获，俘获贺鲁人畜共40多万。
660年，苏定方向东###平定百济，11月，在则天门上献俘。
668年，李勣攻破高丽，攻克平壤城，活捉高丽王和大臣多人回朝。高丽全境投降，投降城池170个，697 000户，帝国将高丽之地设置为安东都护府，分别设置42个州。
679～681年，帝国军队继续在西部征讨，裴行俭多次击败西突厥，仅681年9月，就在长安的街市上，斩杀了突厥首领阿史那伏念及其高官等54人。
帝国扩张的态势延至8世纪；729年，帝国军队向南，攻克昆明城。（以上均出自《旧唐书》）
8世纪后，在帝国经历了若干年的好运后，危机即将浮出水面。
751年，帝国军队在南方遭遇挫败，鲜于仲通率兵6万###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在泸水作战，帝国军队大败，死亡的人不计其数。“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白居易《新丰折臂翁》）
同时，帝国在西北部边疆，一样遭到强烈挫败。帝国将领高仙芝攻克石国（今塔什干）后，俘虏了国王与王子，但王子途中逃走。中亚各国向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求援。751年，阿拉伯军队与长安帝国的军队在怛罗斯遭遇，激战多日，高仙芝失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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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与罗马的权力与荣耀（2）
755年，长安帝国迎来了它最大的厄运。11月11日，深受帝国皇帝器重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集合了蕃、汉之兵十余万人，从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长安，从内部给长安帝国捅上狠狠的一刀。
安禄山反叛兵戈举（明刻）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如山，万里君王蜀中老。”几百年后，仍有诗人张耒描写潼关之战的残酷。
755年11月11日，这是伟大的长安帝国转折性的历史时刻，自此以后，帝国的态势由扩张变为防守，同时受到帝国内部反叛不断的困扰，直至它最后消亡。755年的这一历史事件给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带来了权力格局的巨大变化，汉民族青壮年时代的权力与荣耀日渐衰落，长安帝国不再光芒万丈。
756年，唐肃宗即位后改元至德。这年10月，唐肃宗命宰相房琯统兵收复长安、洛阳，在咸阳县东的陈陶一战溃败。当时，杜甫困陷长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看见安禄山部胜利归来的骄横情形，满腔悲愤。可以说杜甫就像个新闻记者，他用诗歌记录了陈陶之战的史实：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几乎就在这两个世纪里，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罗马、希腊世界的遗族——拜占庭帝国先是在与周边部落的拉锯战中消耗掉了许多能量，继而又被内部的反圣像崇拜所撕裂，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也几乎耗尽，最后，在帝国末年，连首相希奥多尔都说：“拜占庭除了祈祷只能自求多福。”这些希腊、罗马世界的遗族，如果他们回忆起西比阿、凯撒、奥古斯都、哈德里安、君士坦丁时代权力与荣耀的时刻，也可能为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产生一些伤感。
古代东西方两个超级强权，同样经历着内部争权夺利、外部蛮族威胁的痛苦。在不断的外敌威胁下，拜占庭帝国熬到了1453年，终于被游牧的土耳其民族攻克；宋帝国在1279年被蒙古军队攻克，明帝国在1644年为北方的清兵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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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的碰撞没有提前（1）
在罗马帝国崛起和长安帝国勃兴的早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这两个帝国都曾在与残暴敌人的作战中诞生。罗马早期是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下，由于残暴的国王塔昆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罗马人在布鲁托斯的领导下赶跑了伊特鲁里亚人，此后，不断与他们作战，征服并同化了他们。长安帝国的汉朝，也是在与残暴的秦帝国作战的过程中壮大的。
罗马曾经有这样的神话和传说，传说罗马的创始者罗慕勒斯和雷摩斯是孪生兄弟，生下来后被抛弃在荒野，由母狼授乳，他们长大后，狼性不改，率领人民回到台伯河边。但为了争夺罗马的统治权，孪生兄弟大打出手，最后，罗慕勒斯杀了雷摩斯。
而长安帝国的创始人刘邦，与驱除秦暴政的另一位将军项羽也曾经有过兄弟般的情谊，为了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也展开了长期的厮杀。当项羽捉住刘邦之父要将其放在沸水中烹煮时，刘邦笑道：“我们曾经是兄弟，
我父即你父，你烹后，不妨给我分一杯羹。”——比项羽更心狠手辣，比项羽更具领袖风范和胸怀，比项羽更懂得用人术和御下术，所以刘邦建立了帝国而项羽失败。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并且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一一斩草除根，然后作出姿态，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兄弟，表示延续兄弟的一脉，这在古人看来是“续香火”的正当之举，但在现代人眼中，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有感于当时人们的堕落，期望从罗马兴起的历史中发现罗马的美德和荣耀，但他越深入研究，就越惶恐，因为早期罗马的历史充满血腥、贪婪、残暴和淫荡；而当凌沧洲先生追溯中华民族苦难和不幸的根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美德和荣耀时，越深入研究，也越惶恐不安——长安帝国的早期亦如罗马的历史。
罗马与长安帝国在形成初期都曾经迎来过生存大敌。
罗马的敌人是北非的迦太基，长安的敌人是北方的匈奴。
当汉尼拔的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横行意大利半岛的时候，当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包围的时候，罗马与长安都摇摇欲坠。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围歼罗马军队。但幸存下来的西比阿认真研究了汉尼拔的治军和作战方略，破坏了汉尼拔的后援，基本清除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凯旋回国后，公元前202年，又在北非的扎马之战中打败汉尼拔及其所率迦太基军，一举结束了劲敌迦太基对罗马的威胁。
长安帝国对匈奴的作战，也经历了从不利到有利的局面。比如公元前133年，在马邑的伏击战中，长安帝国出动了李广等将军，30万人马，想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不料计谋被泄露，出谋划策者王恢竟被下狱，匈奴攻击更甚。（见《史记》）
此后，长安帝国与匈奴的攻击，互有胜负。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军攻击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自此漠南无匈奴王庭。但汉朝自身的损失也很惨重，士卒死亡数万人，马匹出塞时14万匹，战后尚不满3万匹。
但是长安帝国的动员能力、人才储备、战略储备以及它的外交同盟策略，都是匈奴所无法企及的。公元前1世纪前，由于长安帝国的策动和打击，由于匈奴内部的斗争、饥荒，匈奴持续衰败。到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丁令、乌桓等攻击匈奴，匈奴从此大为虚弱。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等人攻郅支，破郅支城（中亚塔拉斯河畔的江布尔），杀单于。
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部与南匈奴兵联合大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两位汉将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
尽管汉代几百年来与匈奴作战战绩辉煌，但也十分吃力，直到汉王朝灭亡，匈奴的边患也没有结束。
几百年后，罗马帝国也饱受匈奴人的困扰。匈奴王阿提拉被惊呼为“上帝之鞭”，抽向正被蛮族不断侵袭、走向衰败的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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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的碰撞没有提前（2）
公元451年9月20日，在法国东北部的沙隆，爆发了欧洲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战。会战的一方是风雨飘摇的罗马联军，而另一方是阿提拉领导的匈奴联军。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总共投入超过100万的兵力，虽然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丧生。会战以匈奴军队的败退为结局。两年后，阿提拉在迎娶一位日耳曼族新娘时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众人进入新房，发现阿提拉血管爆裂，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
创造高度文明的东西两强——长安和罗马，没有机会正面接触，谁的军力更强大，无法给出一个定论。
但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可以为人们观察、判断两强风貌提供一个佐证：
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部将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安息（今伊朗一带）西界，望大海而还。
而在公元166年，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遣使至汉。（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版）
当时的汉帝国没有重视罗马使者的来访，对于西方信息的了解也十分匮乏，千百年来，长安帝国的民众及其后裔，对西方的了解几乎为零；相反，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嘎尔尼的报告却不断地将中华大地的消息输送到各个时期西方列强的视听中。
长安帝国的英雄班超曾经说过：“明智的人能够看出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物。”见微知著，一叶知秋，长安、罗马，两个世界虽不曾直接发生碰撞，但其精神的高下，我们还是能推理出一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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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1）
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一千年，法皇拿破仑率大军攻下罗马。尽管罗马城已经破败，但在拿破仑看来，攻克罗马具有象征意义。画像上的拿破仑戴着罗马式的月桂冠，仿佛罗马的威权正由他继承一样。
对罗马着迷的不止拿破仑一人。在俄国，受拜占庭影响的统治者将自己命名为凯撒（沙皇），仿佛罗马帝国转世还魂到了斯拉夫人身上似的。
拿破仑说：“罗马的故事就是全世界的故事。”拿破仑的全世界可能不包括东方。他们的视角几乎都围绕着西方的历史，围绕着罗马帝国转动。
而在拿破仑攻占罗马前的几十年，在大西洋彼岸，有群智慧勇敢的人，正在为一个新兴的国家设计政治制度。这群人饱读拉丁文学，熟知罗马历史，力图从罗马的衰亡及后续乱像中寻求历史教训——他们设计的民主体制，他们的权力制衡体系，他们对自由的信仰，使这个国家立国两百多年来一直繁荣向上，并成为当今的超级强权，这个“新罗马帝国”就是美国。（参见纪录片《罗马的荣耀》）
罗马，在权力模式和制度设计上，在文化、信仰和风俗上，究竟与长安帝国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呢？
孟德斯鸠说，“我们总离不开罗马人。今天我们在他们的首都也还是要离开新的宫殿去寻找废墟颓垣；就像骋目于万紫千红的草原的双眼，总爱看看岩石和山陵。”
罗马，首先在财产权上，比起长安，相对有保障。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甚至，“罗马的立法者，又规定，被定罪的人的财产应受到尊重，以防止财产被人民没收。”（《论法的精神》第6章）“罗马法律规定，除了最重大的叛逆罪外，不得没收财产。”（《论法的精神》第5章）
534年，罗马法典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主持下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后人称之为《民法大全》。该法典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读者可以从这里节选的一些条文中领略到罗马法的博大精深：
任何人在缺席时不得被判罪。同样，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思想而受惩罚。
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
判刑时必须始终考虑罪犯的年龄与涉世不深。
武力和畏惧完全与自愿的同意背道而驰，而后者乃诚实契约之根基；容许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悖逆道德的。
父亲的罪名或所受的惩罚不能玷污儿子的名声，因为每一方的命运均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任何一方都不得被指定为另一方所犯罪行的继承人。
人人都应养育自己的后代；任何人若认为自己可以遗弃孩子，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家长或监护人如果弃自己的孩子于死地，则当孩子被他人出于同情之动机救助后，原家长或保护人根本无权得到孩子，因为任何人都无理由声称一个被他弃于死地的孩子依然属于他。
世代相传的习俗应受到尊重和服从，不得轻视，但其有效性不应凌驾于理性或法律之上。
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
拷问不得施加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而在长安，汉帝国与唐帝国，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与立法，信奉的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汉帝国的皇帝刘彻登基之初，由于文景之治的宽松政策，长安的钱币数以百万，穿钱的绳索都烂了，国库中的粮食多得烂掉，而且马匹众多，如果乘一匹母马参加###都会被鄙视和排斥。（见《汉书·食货志》）
但是在公元前119年，汉帝国命令商人自报资产，每2 000钱出资120钱。河南一个名叫卜式的商人捐助出击匈奴的军费，被封为中郎。
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2）
公元前117年，汉朝皇帝命令杨可主持“告缗”（调查、告发隐匿不报或少报财产的人）。同时在公元前114年出台一个法令：平民告缗者，给以被告者资产的一半。这场搜刮民财运动的结果，是得到了数以亿计的百姓财物，数以千万计的奴婢，田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倾，房屋也如此。商贾中产之家以上的大都破产。
这是长安帝国在早期的邪恶，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保家卫国的幌子，都为帝国历史添加了恶劣的例子……可以想见，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这对民众道德的沦落和告密之风的兴盛起了很坏的作用。
长安帝国的残酷无情还不止于此。由于它的统治者权力膨胀得足以吞没一切制衡的力量，除了上天的超自然力量和彻底的反叛，他们可畏惧的不多，因此，所谓的社会公正在体制上就有病因。
罗马也有它的堕落时刻和大规模的道德沦丧，但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统治者的权力相对是受到限制的——有任期制度，有###院制度……最重要的是，罗马公民有票选制度。在瑟维里厄皇帝进行了人口统计、选举团的划分后，当罗马人民推翻塔昆的暴政后，罗马人民不再接受君主统治，他们有了选举制度。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我们不能不说汉帝国和唐帝国的开创者们也是推翻旧的暴政的功臣，然而打下江山后“坐江山”、“家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无论长安的文化如何灿烂，长安皇帝的文治武功如何威震四方，长安帝国的民众，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并没有得到一张能撤换他们管理者的选票。
柏杨先生曾经写过《英雄末路》一文，描写许多中国名将的悲惨下场，中国文明固然有其酱缸的一面，但是西化论者却无法看到长安文明在地理封闭环境中也曾有过的灿烂时刻。
不过，尽管凌沧洲先生致力于在沉没的“长安文明号”残骸中打捞点有价值的东西、打捞其光辉、足以鼓舞人的一面，也无法回避其黑暗面。甚至，我要补充柏杨先生《英雄末路》的故事。
还记得中国英雄班超吗？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为长安帝国立下过奇功。他的长子班雄、小儿子班勇也在西域为祖国效力多年。班雄还带领五营兵马驻扎在长安，并出任京兆尹（长安市长）。班雄的儿子班始在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务，并且高攀上清河孝王，和他的女儿阴城公主成婚。该公主是汉顺帝的姑母，骄横而又淫乱。她和她的男宠同处帏帐中，而要班始爬到床底下。班始憋了一肚子气，永建五年（130年），就拔刀把公主杀了。汉顺帝大怒，把班始腰斩了，班始的同族都被杀害……（见《后汉书》）。帝国君主就是这样对待他的臣民的，即使班始杀人当惩，他的族人被诛灭却充分展示了帝国的残暴和不义，同时帝国的阳刚之气为什么渐渐衰落，这与专制恐怖，与王权扩张，与社会公正无法实现大有关联。
“当我们从历史读到苏丹的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不禁以一种痛苦的心情感到人性的邪恶。”孟德斯鸠这样说。同样，当我们读到中国皇帝们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会不会也感到痛苦？会不会感受到人性的邪恶？还是以一种奴隶和顺民的姿态来歌唱那些好大喜功的帝王，甚至认贼作父，把征服者和奴役者歌唱成英雄，把他们的时代渲染成盛世？！
###院和罗马人民——这就是罗马早期的权力模式和来源。孟德斯鸠把共和国以前的早期罗马政体分为最初五王政体、瑟维里厄政体和塔昆政体。最初五王时期，###院享有最多的选举权。瑟维里厄统治时期，将人民划分为许多个选举团，瑟维里厄是人民选择他为王的，###院没有参与选举。而塔昆不要###院也不要人民选他为王。“他要把三权集于一身，但是当人民想起自己曾经是立法者这一事实，塔昆就完了。……罗马人民比其他人民更易于为悲惨景象所激动，卢克丽霞染血的尸体的悲惨景象结束了王权制度。”（《论法的精神》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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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3）
罗马，它的人民，在其历史上，曾见证了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名叫维吉妮，一个人名叫凯撒。
维吉妮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公元前451年，她的父亲维吉努斯将她许配给了洛修斯。二人还未举行婚礼，洛修斯就奔赴战场。护民官阿皮尤斯垂涎维吉妮的美貌，软磨硬泡都未能得到维吉妮纯洁的心。最后，阿皮尤斯想出了歹毒计谋，让一个大胆的自由民马库斯来完成他的计划。几天后，马库斯在维吉妮经过的广场上，悍然逮捕了维吉妮，说维吉妮是他的逃奴。这姑娘喊叫求援，很快就聚集了一群人，正巧洛修斯也归来在人群中。
双方僵持不下，争执到法院，而法官正是阿皮尤斯。阿皮尤斯判定维吉妮是逃奴。马库斯要将维吉妮带走。维吉妮的父亲多次抗争无效，悲愤交加中，他带着尖刀回到了女儿身边，大声说道：“亲爱的女儿，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恢复你的自由了！”旁观者看到，他将刀刺入了女儿的胸膛。
鲜血使罗马人民看清了阿皮尤斯之流卑鄙凶残的面目。不久，平民收回了自己的权利。在已经做了护民官的维吉努斯的提议下，阿皮尤斯和马库斯被逮捕起诉，阿皮尤斯自杀，马库斯逃亡。（参见《西方名女》，薄加丘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如果说维吉妮是自由祭坛上的祭品，那么，凯撒则是罗马人民恐惧暴政、追求自由的牺牲品。当凯撒击败庞培、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当独裁的气息日益浓厚的时候，罗马人的不安浮上台面，正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描写的罗马人的怀疑：“可耻的时代！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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