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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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则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此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中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取代了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丰臣秀吉在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因此在日本历史上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事实上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摆脱了在过去近千年历史中已经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而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
　　尽管丰臣秀吉所主导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失败，而且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即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时代和这之前和之后一样，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但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了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对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
　　

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6）
　　4。　。c。第四次中日战争：从甲午海战、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1894年至1945年）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步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并将中国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1888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作战计划，而且有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1894年7月，日本发动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甲午战争。日军攻占大连、旅顺、海城等地。日军侵占旅顺时，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先后屠杀6万余人，旅顺城仅有36人活了下来。1895年，日军先后侵占中国威海、鞍山、澎湖、台北、台南等地，借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攫取亿两白银巨额战争赔款，并割走台湾。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出兵达万多人，攻陷天津、北京，借《辛丑条约》从中国掠走近4000万两白银，并取得在中国天津、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1904—1905年，日本借日俄战争的胜利，吞并了辽东半岛，又将东北北部和蒙古东部纳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6年，日本成立关东都督府，加大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12年，日本策划“满洲独立”，企图分裂中国。
　　1906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提交了一份题为《随感杂录》的长篇意见书，阐述了在日俄战争中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山县熟读之后，赞许不已，下令田中草拟国防方针案，这就是次年4月4日出台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份《帝国国防方针》。《方针》中昭然地写明“吞食的对象是中国和朝鲜”，为实现这个目标，“陆军需要25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2万吨共8艘、装甲巡洋舰万吨共8艘”。为满足军力的财政需求，日本专门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面以每股200日元的价格，鼓动日本民众购买股票，另一面借此机构加紧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和掠夺。
　　与此同时，在日本社会中也兴起了“国家主义”思潮，在黑龙会系头目头山满以及许多学者，如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鼓动下，日本国民开始以“大国民”身份自居，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出钱出力，呐喊助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政府趁火打劫，认为这是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的好机会。海军总部一度决定向武汉增派军舰，陆军则认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此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约，日本才暂时在对华问题上没采取大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洲的大祸乱”，轻松地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南洋的全部权利。1914年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后，将山东铁路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要求中国政府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员和宪兵。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可是，日军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的港湾和岛屿不得让渡或租借给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等等。
　　一战给了日本诸多“天佑”的机会。战后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正式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海外殖民地和保护国已经超过了本身的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第5位，高校也增加了4倍，铁路交通也大有改善，民间企业和个人纷纷为国家筹资，以期在国家的对外扩张中赢利。
　　1917年，日本一度提出要修建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海底隧道，以加快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鉴于耗资巨大和工时过长，该计划才作罢。
　　1919年8月，一个在中国流浪10年的日本年轻人北一辉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强烈主张建设天皇直接统辖下的“新日本”，进而建立成一个一统亚洲、规模宏大的亚太帝国。这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也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原版，足足影响了日本20多年。
　　“日本帝国理想”也在军方蔓延滋生。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的一所蒸汽浴室里，3名出国学习的青年军官（其中有后来成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光着身体泡在雾气蒸腾的矿泉中，就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大问题达成共识。回国后，他们决定组成一组11人的核心力量，其中有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矾谷廉介等，他们都是后来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的主犯。
　　

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7）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这就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对华侵略野心的《田中奏折》。此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在中国部署兵力，实行“大陆政策”。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铁路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士兵，在中国军营——北大营南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湖，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枕木。事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10时40分，日军第29联队开始向沈阳攻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至此，日本侵略中国吞并中国领土，肢解中国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清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全国抗战。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经历了战略溃败、战略僵持、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不同战争阶段，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全面扩张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达到顶峰时，它也就走向了全面溃败。1945年，在中苏美英各国的联合军事打击之下，数十万日本最后战略预备队日本关东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在其本土已经遭受全面轰炸，所有海外交通线已被切断，整个日本即将被扼杀的同时，日本的关键性军事力量却始终陷于中国大陆，无法回应本土，在地狱之火原子弹爆炸之后，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被从明治维新后全面扩张的亚洲大陆上，被重新打回其本土数岛，失去了其扩张而来的所有权益，其本土被军事占领，成为至今仍是必须服从美国的二流国家。
　　

共同的厄运（1）
　　严重“走光”的大清帝国
　　公元1840年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史的开端。一个与天朝大国相隔万里的国家用为数寥寥的40余艘船舰（其中半数为运输船）居然从广州湾到渤海湾横行无阻，控制了数万里海岸线，更打败了全球GDP产值第二的庞大却已经老朽的帝国，并迫使这个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清帝国有海无防的虚弱在西方强盗的眼中一览无余。大清帝国严重“走光”了。
　　战争其实并不突然，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从广州北上，途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直至朝鲜、琉球探索航道时，就将其对中国水师的观感汇报本国，称“有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1艘（英国）战舰”。1835年，林赛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件中更是肆无忌惮地表示：侵略中国只需要1艘主力舰，2艘大型巡洋舰，6艘护航舰，34艘武装轮船就足够了（英国舰艇在“费希尔时代”以前，舰艇上常备陆战部队），这支舰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
　　尽管这句话有些言过其实，但对比当年的清朝水师来说，恐怕不无道理。1685年康熙规定如有打造双桅500石（100吨左右）以上违反制式船只者，无论官民，均发边治罪。这固然是当时为进剿台湾郑氏集团所需，但在收台之后一直没有开禁。而当时的大清水师在施琅指挥下虽然依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但较之百年前的明帝国由陈指挥的那只参与了壬戊之役、实力足以傲视全球的广东水师，在质量上、技术上已经有所退步，而在此后150余年间，清统治者由于完全没有海上的威胁，水师几乎无用武之地，从装备到人员都已经不堪使用，在这个世界航海事业急速发展的年代，被彻底地甩下了。
　　当1840年的炮声在虎门外口响起，且不用说朝中老朽的士大夫们，即便是林则徐也认为水师技不如人，根本无法与战，只能退守陆防。
　　然而，林则徐也认识到“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也不得不先事筹维”。并委托魏源编写出版了《海国图志》，首次明确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整个帝国除了这极少数的有识之士外，依然沉浸在古老的迷梦中，尽管道光帝曾经下令东南各省赶造战船，但整顿海军的尝试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停滞了。
　　历史在无言中前行到了1853年，当太平天国武装力量攻占了武汉，大军水陆并进，一举攻占江宁的时候，长江上百舸千帆尽是太平军战船，大清帝国水师兵败如山倒，迫使曾国藩重新组建了湘军水师。然而这支水师在当时的中国虽堪称精良悍勇，当放在抵御外侮的地位上恐怕较之原有的水师也未必有什么质的不同。这一点在当时曾国藩亲撰的《水师得胜歌》中可以看出来——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齐整，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桨柱，打湿水絮封药箱。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需严谨。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若是好汉打得近，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连曾国藩识见上都不过如此，其余人等又能有怎样的见识！
　　　　“黑船”来到日本
　　同样是1853年，日本人的噩梦也开始了。
　　1853年7月8日，大清咸丰三年、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4艘战舰，驶入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今东京湾神奈川县南部），下碇停泊，船上的大炮不怀好意地瞄准了岸上的炮台。这些军舰是奉美国总统之命前往远东，与日本、琉球等国商谈开国问题的大舰队的一部分。由于其船体为黑色，又像怪兽一样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发出轰鸣，所以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19世纪中叶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是中古世代政治的活化石——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天地创造者和太阳女神的天皇家族居住在博物馆一样的京都皇宫中，虽神圣却无权力。而另外一种政治活化石——将军，则住在江户城堡中，实质统治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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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厄运（2）
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觉得日本与世隔绝太令人气愤，同时这里又有尚未挖掘的商业潜力，也许日本的封建制社会还能延续到20世纪，成为人种学和社会学的标本。但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对马可·波罗传记中盛产黄金的日本好奇已久，对这些古怪而陌生的岛屿又非常生气：它们横挡在新开辟的美洲——中国航线上，拒绝向欧美的商船提供补给，也不让它们的水手在那里躲避台风。对于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新兴商业国家来说，这真是滔天的罪行。
　　当任何常规性的开国提案都没有得到幕府响应的时候，美国开始派出武装舰队。早在1846年，便有贝特尔准将率领三艘军舰来日商谈开国问题，但被幕府回绝。这一次美国人显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实，在佩里来日一年之前，长崎荷兰商馆馆长库修斯便已将美国舰队即将到来的传闻告知幕府，劝其马上缔结日荷通商条约作为对策，但幕府对此事一直半信半疑，认为“反正上托祖宗神灵的威福保佑，区区洋人到时又能怎样？”于是上下垂手坐待，毫无对策。佩里到来的当天夜里，江户城一片混乱，武士们忙于备战，车声粼粼，战马萧萧，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当天午夜，江户城发出信鸽将“黑船”到来的消息送往京都，孝明天皇天颜失色。从他7年前即位伊始，西洋各国叩关之声便一阵紧似一阵，如今外国军舰真的击碎了德川幕府的“两百年太平之梦”。孝明天皇对“黑船”一筹莫展，只得一面谕示幕府不要忘记负有保卫日本的责任，一面亲自前往神社，连续祈祷17天，乞求神灵保佑，攘斥夷类，天下太平，皇祚长久。
　　在从未见过的蒸汽快船和大口径火炮威胁下，幕府被迫接下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港、保护美国遇难船员、提供煤水补给站三条内容的国书，但是对其细节则设法推迟到次年答复。佩里因为在琉球还有紧急任务，于是暂时答应了幕府的请求，但是在返航前，美舰突然开入江户湾深处，测量水道。当怒气冲冲的日本官员质问原因时，佩里暗含杀机地回答道，他明年春天还要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回来，现在正在寻找一个更大的停泊地。他还警告幕府说，在明年春天作出答复还不晚，但是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将不惜诉诸武力。1853年7月17日，佩里舰队经琉球返回上海。
　　自1635年德川家康因天主教威胁而宣布锁国以来，日本的国门第一次对中国和荷兰之外的国家洞开。“黑船事件”使幕府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正在病中，接到美国国书后急火攻心，10天后便辞世，德川幕府群龙无首，幕府老中（担任行政职责的最高长官）阿部正弘不得不向各藩征求意见，这在将军独断专行的年代是史无前例的。江户幕府200年来那深不可测的神秘、庄严和威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如同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到外面的新鲜空气，马上便分崩离析了。
　　1854年2月11日（嘉永七年一月十四日），佩里果真率领7艘军舰、200门大炮和1000多名战斗人员再次来到江户湾，听取日本的答复。幕府企图以德川家庆之死来搪塞拖延，但是这样的借口对于佩里来说显然是行不通的。在武力威逼之下，依照美国总统的国书内容，幕府在3月31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西洋其他各国闻知日本开国的腥膻后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5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正式地（也是狼狈地）步中国的后尘而开国了。
　　

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1）
　　近代中国第一次海军变革
　　太平天国席卷整个南中国的燎原烈火最终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的海军变革。时任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建议清廷“宜买此轮船数只，扫除狂寇”。尽管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该计划延后数年，但也让清廷进一步认识到，原有的绿营水师也好，改为长江水师的湘军水师也好，镇压太平军尚勉强可用，但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根本无法对抗。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明确指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1861年，发生了几件后来对中国海军建设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其一是咸丰之死、同治登基和北京政变，顾命八臣被两宫垂帘和恭亲王议政所取代。其次就是李秀成大军攻克宁波、杭州，兵锋直逼上海。
　　恭亲王作为洋务运动在清廷中央的总代表和曾、李等人在中央的总后台，他的上台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海军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影响是比较深远的；但李秀成大军的胜利对于清廷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由于当时西方列强普遍观望中国大地的这场内战，并都想从中渔利，清廷不能不考虑到太平军与西方列强合作的可能。而李秀成兵指上海的目的，在清廷得到的情报中其中一条就是借此向外国购买一批炮船。这不能不使得恭亲王等清廷中枢震惊。因此，1862年1月31日、2月1日连续两天之内，恭亲王即以总理衙门名义致信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令其迅速筹款购舰。3月14日，继任海关总监的赫德接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命其通知李泰国，立即在英国购买并装备舰队，并迅速开往中国，以备战事。
　　李泰国迅速筹备，通过外交大臣罗素，很快就购买了6艘炮舰（“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天津”号、“江苏”号，另有供应船1艘、快艇1艘）。舰队由阿思本指挥。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李－阿舰队”。
　　李泰国在1863年1月与阿思本签订了13条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　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做总统4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做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2。　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传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传谕。
　　3。　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需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4。　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因为船上是外国人，非有外国旗号，才能尽心尽力；也是外国各商不敢藐视。所设计旗样为：绿底，中用黄色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
　　……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这一舰队极其反感。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蔡国祥为湘军水师悍将，届时在总理衙门与李泰国反复交涉达成一个协定后被任命为舰队的汉总统）。
　　今天看来，李泰国所设想的不仅仅是英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军事力量的企图，也包含了另外一种观念——中央集权观念。舰队不听从各省督抚大员，而直接接受中央政权——皇帝的命令，类似湘军、淮军这样的由地方编练、对地方负责的武装是不能也不应该存在的。这是英国法权观念的一种另类体现。然而，晚清时期内外困顿，中枢积弱，实权更多地分掌在各地方汉族大员的手中。清廷既没有决心、信心，也没有实力来推动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更何况清廷本身对于兵权问题也是同样警惕，明确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甚至赫德也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李泰国不会成功。”
　　其结果是：李－阿舰队被解散，船只被撤回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被赫德接替。
　　

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2）
李－阿舰队计划虽然失败，但是触动了清廷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一个在晚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故1844年李鸿章中举之后即投入曾国藩幕下，1847年中进士，其八股为世人所重，文采飞扬。其同年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张之万、沈葆桢、何、郭嵩焘、马新贻等人。1853年再次投入曾国藩幕下参赞军机，1862年根据曾国藩命令，组建7000淮勇东奔上海，并署江苏巡抚，自此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悲剧人生。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各支武装力量中，李鸿章的淮军与诸军不同，远不像湘军一般重视义理纲常的教育，部下能战之将、能文之臣也远远不及湘军集团，但李鸿章非常重视“西法”。部下淮军基本装备西式枪炮，按照西方操典训练，因而实际战斗力更在湘军之上。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协同湘军与太平军激烈交战，为了满足己方的后勤需要，不至全操于外国人之手，李鸿章特别奏请催调同知衔候补道丁日昌抵沪主持制造事宜。这是江南制造局的先声！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太平天国式微。清廷从中枢到地方一致将目光开始转向国外。2日，总理衙门即提出了震惊全国的《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殆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帷，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划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另附有李鸿章至总理衙门的信件，在当时更是“不可思议”之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