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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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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4）
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汽机船“森宾”号被派遣到长崎来，舰长费比尤斯中校受幕府之聘，停泊3个月，讲授海军的基础知识。日本海军正式开始了发展。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把“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当从速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海陆军体制，于1872年1月废除兵部省，分置海军省和陆军省。而中国的海军衙门是1885年中法战争后，由骑马的皇族醇亲王领导的。北洋水师丁汝昌则是陆军将领。
1873年，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率领一个34人的教官团到日本，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使日本海军教育走上正轨。同时日本还派出大批人员赴英美海军学习。
光有技术还不行，经验也很重要。因此，日本明治政府不惜花费巨额经费，对学校毕业生实行远洋航海实习制度。日本海军第一次远洋航海始于1875年对旧金山和夏威夷的访问，此后又在1878年访问了澳洲，同年，又完成了欧洲之旅。
毫无疑问，当时的日本海军在重要度、进程、建军体制、海军教育、远洋经验上，都胜于当时的中国海军。
然而，日本建立强大海军，谋求海权的目的，不是要建立海防，而是要实现他们的一贯的战略——进入亚洲大陆！以获取战略资源和战略纵深。“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马汉《海权论》）。在现代，海权、陆权、制空权、太空权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海洋和陆地都有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国家交锋直接表现在海权、陆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就是陆权与海权交锋的历史。中国要海权，日本要陆权。而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尽管当时的日本海军实力还弱小于当时的中国海军，但是日本的海权战略是进攻型的，而中国的海权战略是防御性的，陆主海从。海权争锋，中国对日本是未战先输。
所以，后来的战略演进路线图是：1874年首次涉足台湾，派兵琉球，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1876年侵入亚洲大陆跳板——朝鲜，1894年海路陆路并进，进军东北，决战北洋！
中国开始全面接招。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革命是改革的根本。洋务运动面对近代中国洋人以海权获取中国陆权的残酷现实，努力重整海权，它以自强为口号，大力发展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军事工业。
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出现。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汽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用于武装近代化的军队。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化军事工业企业，是中国首次出现资本主义工业，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洋务运动期间，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至1890年，培养了1300多名具有一定海军技能的水兵、军官。
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清政府加快了海军的建设。早期的洋务运动在建造近代海军方面有卓越的成效，比如洋务运动期间，北洋海军、南洋舰队、广东、福建舰队等几乎都配备了几艘千吨级的军舰（铁甲巨舰、主力舰、炮舰等）。
19世纪80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1872年，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1875年5月，直隶和台湾试办煤矿，后来台湾基隆煤矿成效显著，年产量达到54000吨，它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1890年，为了抵制洋铁进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9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10个工厂，3000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1879年9月18日，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1884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1878年3月，以天津为中心，仿效西方，试办邮政，这是中国近代邮政之始。1881年，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竣工。1885年中法战争后，洋务派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到1895年为止，全国仍陆续修建了360余公里的铁路。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总督府安装了第一台发电机，开始了中国电灯取代油灯的时代。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5）
洋务运动支撑中国建立了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提供的军事装备，左宗棠是无法规复新疆的，中日战争也会提前10年在朝鲜爆发。
如果按照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在东亚将没有日本的海权战略优势。于是，日本坐立不安。甲午之战前数年，日本国内“武功派”一再要求立即出兵朝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其理由就是鉴于中国不断更新装备，如北洋舰队的成军、海防要塞的兴建等，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而“文治派’则因财力匮乏“万难冒昧”，不愿意轻易冒险。到了1894年，主战派认为形势急迫，“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再加上这一年为西太后六十大寿。中国朝廷正忙于“万寿庆典”，机不可失。日本政府上下意见趋于一致，故决心挑起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然而，它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却是十分慎重的。它把北洋舰队视为自己取得制海权的最大威胁，提出了几种不同的作战方案，甚至考虑到一旦海战失利就要撤退全部侵朝日军固守本土的问题。从上面日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可知，他们对洋务运动一直是深感不安的。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这一笔总数2亿3000万两白银的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倍（甲午战争之前清朝的年收入是6000万两白银），日本年收入的倍。此后，日本将90％的赔款发展军需工业，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10年扩军计划，40％的经费直接来于中国的赔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打好了基础。从1894年到1903年末，日本各种公司数目从3067家激增到9247家，资本总额从亿日元增加到亿日元。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中国则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为支付赔款不得不增加税收，并向西方列强借债度日。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1）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
千年宿敌、四次战争
在源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扩展到亚洲和中国之前，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华夷关系。华夷关系是位于欧亚大陆东端，自近代社会之前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封闭的华夏文明，如何处理与其周边民族和文明的一种历史制度。华夷制度作为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前的中华文明处理其外部关系的制度，自有独特之处：
一、华夷关系是等级制的，中国处于核心地位；
二、华夷关系是本质上和平的，当事各方按华夷关系各尽其职时，和平有制度性的保证；
三、华夷关系内中国的文明程度、国力规模和经济实力均远高于周边国家；
四、华夷关系在历史上比近现代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全球帝国主义更友好地对待了中国的周边国家。
因此在华夷关系制度下，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泰国、尼泊尔以及更多的大大小小中国周边的统治者，都与中国循华夷关系而保持着一种本质上和平的关系。而世界历史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起源于欧亚大陆中部欧亚大草原的蛮族游牧民族，同样是华夷制度所处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华夷制度下中华文明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交往，而当游牧民族的扩张侵入中华文明的底线则开始强力反弹，一方面大规模用兵击败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却适可而止，始终未将中华民族变成以战争和征服为文明目标的战争民族。
中华民族之伟大的关键历史因素之一就在于这种本质上是和平和友好待人，但却能在必要时大规模使用武力恢复和创造秩序的华夷制度，而且华夷制度的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包容性极大，历史上数度非汉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同样运用华夷制度去规范与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元朝和清朝就是典型的范例。而日本，却始终是历史上中国对外关系也就是华夷制度中的一个异数。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总要形成不同的种群、占据特殊的空间位置，然后与其他种群和物种发生各种关系。生态学一般认为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千变万化，但总体上可分为：一、受益，二、受害，三、中性。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要服从这些生态学的客观限制，所以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捕食、竞争、合作、互助等模式。因竞争和捕食所导致的人类战争状态，在历史上始终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演变的最大动力，而合作和互助，却是人类理性生存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
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为海洋隔离而各自据有不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关系并不像华夏农业民族和西北方欧亚草原地带里的游牧民族间关系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竞争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对抗和融合过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环境、资源和面积均有限，而经年位于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的客观环境，以及外部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的辉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即想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这样，日本和亚洲大陆上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所以在本质上，日本无法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纳入其内，而历史上这个体系已经存在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其另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的华夷体系。
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样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再尝试冲出日本群岛到亚洲大陆建立更庞大的封建帝国秩序，以取代中国在亚洲固有的秩序。这样中日两国在近2000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至今为止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的，这其中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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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2）
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地理关系，始终牵涉到朝鲜半岛，这是因为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中最接近日本群岛的大陆地块，日本想与东亚大陆发展各种联系，在人类技术尚未能完全控制海洋之前，都必须通过朝鲜半岛。正因为如此，朝鲜半岛上的居民一方面事实上与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除了自身与中国的中原和北部区域有密切关系外，又同时构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中日关系，而只有中日朝三边互动关系，这一点，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清晰。
中日关系2000年，体系内的关系是朝贡关系，日本一度与中国、朝鲜半岛形成东亚体系，这时期亚洲，乃至中日关系是和平和谐的，而当日本企图从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外自立体系，形成以日本为核心时，冲突和战争立即开始，尤其是日本试图全面扩张时。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
1。 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
由于日本开化远远晚于中国，当中国已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而入盛世唐朝时，日本才在5世纪初步完成了国内统一，之后形成了被中国史书称为“倭国”的统一国家，而统一后的大和——倭国，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当时东亚乃至欧亚大陆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强了天皇和中央政权的权力，日本开始逐步摆脱以前日本本土上众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鲜半岛上较强的国家的局面，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由于汉帝国衰退后中国数百年的中心区域混乱，而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然后在公元4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更高的区域性的权威力量制约，这些国家相互间长年陷入战争和对抗状态。而为各自的生存，这三国又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最后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会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己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3）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2。 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即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唯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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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4）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是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集结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起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即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与日本对战的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极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的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被证明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3。 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日本人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日本人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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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5）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则冠以“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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