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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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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他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
呈奏当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李鸿章心情矛盾。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
这时，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了最后的抗争。当他感到留学事务局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立刻向当地的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出具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
但一切并没就此好转。
3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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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2）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1881年5月16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20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20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1881年8月21日晚，避难山教堂。推切尔牧师为即将离开的中国幼童举行告别晚会。
许多“留美幼童”已经在这熟悉的钟声里生活了10年。他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他们中有50多人进入了美国各所大学，人生的崭新蓝图就要展开，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
。c。美国舆论密切关注着中国留学计划中途夭折的事件：
1881年7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计划项目很快就要终止……如果对这个项目的放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将非常遗憾……这些从中国优秀家庭挑选出来的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
188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评论：“提及计划被终止的原因其实并不隐秘，因为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开展了这个留学项目，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
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
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它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的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它将什么也得不到。
幼童分批撤离美国。第一批幼童离开哈特福德时，在火车站，他们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人们已经对这批孩子非常熟悉了。学生们身穿西式服装，像大街上每天穿着考究的绅士们一样。长长的黑发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身后，底端细心地卷起放在了衣服旁边的口袋里。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许多他们居住的美国家庭的成员都来火车站送别，大家都希望这次召回只是短暂的。
最后一批孩子于9月26日离开哈特福德，又一次有大批的人前来送行。所有孩子的外套纽扣眼里，都挂着一条告别的黑白丝线。
“留美幼童”被召回时，有两人抗旨不遵。其中之一是谭耀勋。他秘密逃跑后，“留美幼童”同学们集体凑钱帮助他。1883年，谭耀勋完成了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在纽约中国总领馆的一个职位。但就在这年秋天，他却因肺病客死他乡。他死后，葬在曾生活过的美国家庭的墓地里，至今墓碑仍在。
另一人，就是被后代称为逆子的容揆。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几乎参与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首先，他们大多参与了清末对抗列强侵华的海上战争。
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被清廷召回的94名幼童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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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3）
1884年中法海战中，就有6名留美幼童参加，4名牺牲，其中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至今，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档案中，还留有他们阵亡的记录。
10年后，一些幼童已成长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他们和清末派往欧洲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一起，组成了清末海军的领导系统。可以查实的资料证明，至少有7名留美幼童作为舰长、大副或参谋，参与了19世纪末最激烈的海上战争——甲午海战，他们是：“济远”号帮带大副沈寿昌，“致远”号帮带大副陈金揆，“广甲”号舰长吴敬荣，“广甲”号帮带大副宋文岁羽，“广丙”号帮带大副黄祖莲，“定远”舰参谋吴应科，“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其中3人阵亡。
李鸿章等人数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甲午战争中，海军中的留学生们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中国自强培养的，可是一些“留美幼童”却成为自强运动末日的目击者。
1895年1月31日，第四批幼童梁诚，作为清廷全权议和大臣的随员，随代表团到达日本广岛。30岁的梁诚已经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当年被“召回”后，他曾是“电报生”，后来考上总理衙门的章京（秘书）。1886年到1889年，梁诚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20世纪初，他成为中国驻美公使。
在梁诚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谈是最屈辱的经历。他们到达日本的那天，威海刚刚陷落，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刘公岛尚未被攻克。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议和大臣不具有缔约的全权。他们要逼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李鸿章，到日本议和。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在李鸿章随员名单中，有一位“留美幼童”林联辉。林联辉是李鸿章的医官。他也是第四批幼童，曾和梁诚一同就读麻省安道渥的菲利普学校。
他是李鸿章身边的医生，比常人更能体察这位72岁的总督的身心创痛。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李鸿章知道失败的苦果只能是“割地求和”，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战败后的妥协仍是卖国，他绝不愿受万世唾骂。在光绪皇帝召见时，他有言在先：“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又说：“割地是不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直到光绪最终做出“割地”的决定，授予他“商让土地之权”，他才勉强接受使臣之命。
1895年3月24日下午，在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次唇焦舌噪的谈判后，李鸿章返回驻地，当他的座轿行至行馆附近时，一名日本年轻男子忽然从人群中闪出，在离轿不到两米的地方，举枪射击。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
林联辉疾步赶上来，只见李鸿章流血甚多，鲜血溅满袍服。他迅速为李鸿章止血裹伤，李鸿章稍稍苏醒，却晕眩难支。他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日本呈现狼狈紧张的气象。日本害怕列强干预，决定无条件停战，接着提出苛刻之极的和约草案。
病榻上的李鸿章致电朝廷，日本索取的赔款过巨，中国“万不能从”；日本要中国割让东北，中国“万不能让”。李鸿章说，如“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
4月17日，经清廷最后批准，中国和日本签订著名的《马关条约》。这个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共11款，包括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
谈判桌的两边，聚集着中日两国一批欧美留学生。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
李鸿章身边的3位“参事官”，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曾是香港执业大律师，在轩尼诗任总督期间出任立法局议员。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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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4）
李鸿章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绝无可能涉足政治，绝无可能影响决策，绝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在他身边。他是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在这场与“文化报国”有关的角斗场上，李鸿章终于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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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差距是什么（1）
１。 近代日本的教育改革
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了作为全国教育最高行政机关的文部省，起用了大木桥（文部卿），江藤新平，加藤弘之等具有近代观念，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才俊。文部省成立伊始，便把制订全国统一的学制作为一项中心任务。1872年8月，《学制》等三份文件同时发布实施，标志着教育改革的正式开始。
在文件中，文部省批判了幕府的旧式封建主义教育，宣扬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并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
学制参照法美两国教育体制，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区，每区设大学一所，每一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一所，每一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一所。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统一的学校体制。
1873年，跟随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的田中不二磨回到国内，担任了文部大辅（副部长），并出版了《事理功成》一书，对英美法的教育制度作出评估。1876年他再次赴美考察，回国后出版了歌颂美国自由主义教育体制的《美国教育法》。1879年3月，由其主持制定的《教育令》正式颁布，取代了《学制》。
《教育令》与《学制》相比，不同之处有：废除学区制，由町村设立小学，改变管理上过于集中的弊端，实行地方管理；凡有私立小学的地方，不再设立公立小学，减轻国家负担；财政上确有困难的地方，无力设立小学时，可采用教师巡回上课的方式；儿童在6至14岁的8年之内，人四年上学，每年上4个月即可；取消学区监督一职，设立公选学务监督委员会。
1880年2月，河野敏镰继任文部卿，在考察了全国教育之后，12月制定了《改正教育令》，其基本内容有：否定教育改革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利，强调国民义务教育，《改正教育令》将义务教育年限从16个月改为3年，不就学者必须由县长批准，课程改置，一律按时文部省颁布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以后，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小学校教则纲要》（1881年5月），《小学教员通知》（1881年6月），《幼学纲要》（1882年2月），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
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出台，是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为了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日本抓紧进行君主立宪制的准备工作。1885年12月，首先将用内阁制代替了太政官制度，声望如日中天的伊藤博文出任首相，而森有礼则成为了了第一任文部大臣。伊藤与森有礼都认为，应当以德国为榜样，奉行国家主义。具体到教育领域，森有礼倡导“国体主义教育”。它包含三个要点：⑴为了国家富强而办教育；⑵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⑶在学制上，主张“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学校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
在森有礼的主持下，文部省颁行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称《学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1889年的《实行教育令》。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四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5年，高等中学3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人才，实属大学预备学校，全国共设五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一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设一校。帝国大学分本科和大学院。学校令基本完成了教育改革的任务，为确立近代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国家。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可以说是二战以前，日本教育的指导大纲。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重心从轻工业转向了重化工业，天皇政府的权威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在国际上，日本也摆脱了被西方大国奴役的危险，跻身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教育：差距是什么（2）
在小学教育方面，明治政府在1900和1907年先后颁布了《改正小学校令》和《再改正小学校令》，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6年，要求学龄儿童必须接受6年教育。在中学教育方面，政府在1899年颁布的《高等女学校令》和《实业教育令》，将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为男子高等普通教育，女子高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3个部分。在高等教育方面，除了原来的东京帝国大学外，又在京都，仙台和福冈新建3所帝国大学，并相应增加学科专业。1905年颁布的《专科学校令》，鼓励发展医科，法科及师范等专业，以补充正规大学教育的不足。明治后期还建立了国库补助制度，明确了国家对教育费用应当负担的责任。
２。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
1862年同文馆的设立，可以算作是洋务教育改革的开端，这比明治维新还早6年。它的建立，起初是为清政府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同治五年，鉴于西方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事，武器制造的需要，奕忻等人又奏请加设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及西方制造技术。后来又陆续添设法、俄、德等国语言的学习。以后，全国陆续设立了20余所外语，军事技术学校，其中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武昌自强学堂等等。但这些学堂的规模都很小，一所学堂的在校生，最多是百余人，少者只有一二十人。相对于泱泱神州，实在是星星之火。
1872年，容闳带领30名幼童远渡重洋，迈出了中国人大规模留学的第一步。但赴美留学仅进行了4期就告终止。1876年，李鸿章，沈葆桢又上书请派学生到欧洲留学。他们认为，法国的制造技术最好，英国的水师操练最精。因此主张派留学生去法国学制造，去英国学驾驶。按照规划派30名学员出国，学习3年，期满回国任用。
1898年的6月，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在短短的103天内，光绪皇帝连续颁布了83道除旧布新的上谕，而其中有关文化教育的多达32道，所占比例是最高的。32道上谕包含了下面的内容：提倡西学，把原有的封建书院一律改成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兴办高等学堂，各州府县分别设立中、小学堂，并开办各种专业学堂，如北洋矿务学堂、医学堂、编译学堂，茶蚕桑学堂等；奖励，鼓励地方有产业的士绅在各省府县开办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农务学堂、工学堂、商学堂，以学习、引进和研究西方的农业、工业方面的新工艺、新技术，并鼓励在外国的华侨回国创办新式学堂，带回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在上海成立译书局，翻译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书籍，同时命京师大学堂和各省高等学堂以及华侨所办学堂也要从事翻译西方著作的工作；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并且为选拔时务人才，在政党的考试取仕外，诏举经济特科，要求各省的主要官员，各举新知，保荐人才，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如何在短短30年内改变了日本的历史，学习日本已经超过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与军事技术。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被否定，但教育改革方面的重要成果却得以保留了下来，并为以后的清末新政奠定了基础。
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准备改革，同年五六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书《江楚会奏三折》，被视为清廷举办新政的指导性文件。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主要论教育，主张教育改革为当务之急，并建议4条：一为设文武学堂，即广设新式学校；二为酌改文科，即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考试内容增加有用之学；三为停罢武科。即立停武科举；四为奖劝游学，主张多派学生赴日学习，并鼓励自费留学。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模仿日本的成功经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5年制，高等小学堂4年，中学堂为4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21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
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决定废除科举，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可以说其重要性超过了后来的辛亥革命。科举制是维系中国宗法专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废除科举，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走向深入。12月6日，领导全国教育事业的新机构——学部也正式成立了。从那时起，中国有了第一册全国统一的教科书，1907年春《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诞生了；从那时起，中国教育便有了视导，考试制度，这是清末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那时起，中国便有了全国范围内的学务统计。
教育：差距是什么（3）
３。 差距是惊人的
但是中日近代教育的差距是惊人的。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划有目标的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由教育落后的国家而跻身教育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近代教育发展相当缓慢，严格地说还处于启动阶段。尽管20世纪最后20年，近代教育发展迅速，但由于基础极端薄弱，仍是相当落后。日本领土只有中国的1/30左右，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8左右，而在1920年，它的在校小学生人数为8633000人，中国只有4852642人，只相当于日本的一半多一点；日本在校中学生为337300人，中国是117740人，只相当于日本的1/3强；日本在校大学生为70900人，中国为17262人，只相当于日本的1/4左右。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两国的差距是惊人的。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领导者的素质是导致中日近代教育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领导者均是体制内的旧官僚，他们很难说有多少近代眼光和超前意识，而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却是热情有余，能力不足，他们明显缺乏治理一个大国的素养，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
相比之下，日本推动教育发展的主体是明治政府。这个政府是在与幕府的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其主要成员，大多是既有深厚学养，又有丰富的政治活动经验；既对本国事务了如指掌，又能清楚地认清世界形势的资产阶级改革家。我们如果把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大畏重信和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对比，把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对比，高低上下一清二楚。
第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家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得到加强，投资于近代教育的经费不断增加。1873年，文部省经费在各省中最高，但只有138．2万日元，人均0．04日元。随着经济发展，教育经费大为增加，1907年度达到6273．3万日元，人均1．321日元，为1873年的35倍。
对比日本1868年以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国可谓是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各地反清势力层出不穷的威胁，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的生存环境更是十分恶劣。《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赔款加利息高达15亿两白银，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支持能力。经济落后影响教育进步，教育落后反过来又制约经济发展，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第三、日本新政权建立后，就立即派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先进经验。“脱亚入欧”一直是日本孜孜追求的目标。日本的教育体制先后学习了法国、美国和德国，虽然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但毕竟是坚持不懈地学习西方。
清政府和中国人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看到了日本的巨大进步和可怕实力，对日本的经验奉若神明，把日本当作学习的榜样，实际上日本的教育制度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继续学习只能是更差而不可能更好。日本可以直接从西文译书，中国人却经日文转译，日本青年直接去欧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人却以去日本留学为时髦。结果可想而知。
第四、日本与其他国家隔着大海，处于孤立地位，这一点构成了它积极吸收外国文化的原因。从“大化改新”全面学习中国，到兰学兴起然后又在“明治维新”时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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