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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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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相通的。这样，禅宗便被广泛运用于军政领域，对武士、政客进行身体、意志、技能方面的训练，使人意志坚定、冷酷残忍、专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扰。武士通过这样的训练，其人生理想便会追求如樱花一般的境界，在短暂的人生中轰轰烈烈抛洒热血于疆场，以报效主君。他们理想的生活是所谓的“血泪生活”——即勇敢与忠诚。这种生活追求如同樱花一般适时灿烂开放，寂寥洒脱，然后很快悲壮凋零，悄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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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5）
武士的精神境界为日本国民广为向往、憧憬，成为理想的人生模式。而这种人生追求在缺乏道义规范的情况下，极易形成施暴冲动与铤而走险的赌徒心理。这在历史上日本进行的多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都有显现。明治维新后，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消失了，但武士道精神却融入日本国民的灵魂。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行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质朴精神，这都来自于武士道。之后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更广为人知。所以有人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
武士文化的思维模式多变而复杂，崇尚刚猛，有恃强与冒险的性格，非理性地迷信武力；服膺强者，蔑视弱者，敬畏主君，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其行为方式与价值选择倾向于极端化，炫耀武力，以力服人，向世界索取。武士道体现了典型的“耻辱文化”，为了面子可以不顾一切甚至无视客观事实，相信“精神长住，灵魂不灭”；为追求名誉可以不择手段。其价值伦理认为，人的双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两个同属善的范畴构成，前者用于处理与上级、集团内部、敬畏的强者之间的关系，后者用于对手。这种理念造就下的人，在战时尤其在国外，就会成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日本国民性中的尚武、施暴、好斗、不怕死、不认输的特征与这种武士文化息息相关。
日本人从不承认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日本的文化崇拜强者，对强者无条件地服从、极尽谄媚之能事；日本人屈服于强者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强者；日本人相信力量，为求强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日本人认为谋得尊者、贵族、上层的地位靠的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因为日本人从来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相反他们把人生当成一出戏。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1）
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世界上内容最为单一的考试，它忽视了人类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只求熟记四书五经和明时又增添的八股文形式。中国仅有的私塾“教育”，加上长辫、小脚，在20世纪来临之际，把一个落后固执、犹如坐井观天的东方大国，演义得窘态百出。
晚清中国，最终败于科举制下。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可以说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成了中国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终被日本人轻易地踩在脚下，无从挣扎。尽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紧动作，试图“壮士断臂”，但历史的车轮说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１。 最后一幕
1904年7月4日清晨，北京。
于礼部会试中脱颖而出、来自全国各地之273名贡士，也谓当朝的大知识分子们，汇集紫禁城，从中左门鱼贯而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然后即准备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殿试是三年一度的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1904年，也即光绪三十年，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朝廷特恩准该年参加殿试者按两科名额录取，于是破天荒较往年的录取名额要多，但是贡士们做梦也想不到，倘此番遇升官晋爵，会是他们在科举制的“恩准”下走上仕途的最后时光！
上午10时，试题发下，是以皇帝名义提出之时务策问，题长大约五六百字。卷面要求常例为2000字，但也不明确具体之长短，行笔须正体，文必到行，工整有格，日暮为交卷时间。至于答卷内容，则是围绕皇上所杜撰之标题，由贡士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以作出一篇对策文。贡士策卷之评判由8名亲由皇帝任命的阅卷官组成，只可惜光绪帝的老师、昔日朝廷之经年殿试主考官翁同抱病于常熟，且不早不迟，于殿试开考之头一日病逝。这多少也为清王朝的科举制历史，隐隐约约布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殿试最终之策卷名次排列定于7月8日，由朝廷发布红榜，随后就是一甲三名之“状元”、“榜眼”和“探花”均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是年殿试之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有幸”以贡士的身份走进考场，目睹了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幕的还有汤化龙、沈钧儒、蒲殿俊等中国文化名宿。
２。 利玛窦发现了什么？
明万历年间，一个叫利玛窦的传教士在澳门登陆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原来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而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无疑，这只是一种东方式的想象。利玛窦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科举与文官制度，“中国人崇尚道德哲学，国家主持的考试将给每一位有知识的人提供参政的机会。这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中国的哲学学位有三级，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而进士相当于博士。”
他不无激动地描述着那些与西方不同的景象，在中国，你一旦在考试中获得高级学位，就有资格出任政府官员，“一生都可确保高级公职。他们享有的地位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头衔并不世袭传授。”
“这些哲人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解释说，一个靠公平竞争的由哲学家来治理的国家，要比那些靠骄奢淫逸的世袭贵族治理的国家优越得多。在西方这只是柏拉图式的乌托邦想象，但在中国则成为制度化现实。利玛窦还兴奋地讲述所见所闻，皇帝身边的内阁里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学士”，六部的官员都拥有“品行与学术的荣誉”，翰林院“由经过考试选拔的哲学博士组成。这个部门的成员并不参与朝政，但职位比别的官员更为尊严”。
利玛窦作为洋教士，自然不能全面准确地了解科举制度。传统科举教育主要采取个别教学和集中灌输的形式，成千上万所学校散布在彼此孤立、相互封闭的广袤大地中，学生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人，一般十来个人。教师则死守着几部经书，反反复复讲述烂芝麻、陈谷子之类的东西，教学形式单调刻板，既没有进行启发、会通，也不重视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学生除了道德张扬和书写功能外，一无所能，也一无所用，成了社会废物。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普及教育和大规模的分班级按年级教学相比，中国传统教育的高分散低水平，高能耗低效益，人才数量与质量之低下，都是触目惊心的。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2）
可以说，1300年的科举考试，渐渐成了一个塑造人和教化民众的政治过程，渐渐形成了一种抽象的考试价值观念和特定的考试文化。久而久之，它成为避免政治冲突的“政治平衡器”。另外，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地在社会成员的普遍模仿行为中达到了一致遵循的价值取向和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团结，对这种政治团结，一旦上升为一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就保证了社会的安定。科举千年，以人文化天下，朝廷立国，文人立命，社会长治久安，个人功名利禄，尽系于此。
科举在形式上非常理性化。但是，形式并不是一切。如果教育的目标错了，有时形式上越理性化、越有效率，危害就越大。在前近代的世界，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和科举相当的制度，能够这么有效地把这么多的人口推到这么狭窄的“事业格局”上，把他们的智力吸引到这么少的几本“圣贤书”上。仅此一项，就抽走了中国社会的元气。
当美国人富兰克林捕捉到了雷闪电击；当英国人达尔文破译了人类的遗传；当俄国人门捷列夫找到了元素周期律；当德国人高斯用尺规作出了正十七边形，那时中国的读书人还在通往金榜题名的为官之路上苦苦挣扎！来自科举、时任大学士高官的徐桐，身居大清国学识最渊博之高位，竟拒绝认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究其理由，还振振有词地告之皇上：“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但是，他们都是从科举中走出来的大学问家，进而成为朝廷显要的一个又一个僚臣。
一个制度怎能不因此走到它的尽头？
３。 力保！力废！
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1300年整的历程结束了。
此前，有力保科举与力废科举的艰苦论争，也有清政府在维持中央集权和抗外族保疆域之间抉择的隐痛。
力废者的逻辑是：抗外敌，救中国，必须建立新式教育，教授实用知识。科举障阻新式教育，也障阻中国图存。
力保者的逻辑是：他们并非不知晓科举弊病。然而若贸然废止科举而无精妙制度顶替上来，儒家思想渐被搁置，精英阶层远离中央控制，也会危及政权和国家。
随着激烈反对废除科举的徐桐等相继死于非命，清政府高层权力倾斜向力主废除科举的官员：荣禄、袁世凯、张之洞等人。
无论力保者还是力废者，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安政府，救国图存。所以受废保争论影响最大的是清朝政权本身。清朝政府身处二难境地，万难抉择。
抉择犹疑之中，首当其冲者是慈禧太后。1898年10月9日，慈禧太后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仅仅2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为挽救清朝政府，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意旨决然相反的谕令：“宜讲求实学。”4年之后，科举废止。然而在这之前，是一场横亘历史的改革与保守的论争。
清初，康熙皇帝已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要求恢复。康熙于是在1668年恢复了科举。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说：“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等到鸦片战争到来，炮弹逼迫着要改革。李鸿章提出建议：设立洋学局，教授格致、测算、兵法、炮法、化学、电器等科目，若学生学有所成，则和科举出身获得同等地位。战争的失败让人们渴求军事等实用技术的同时，向科举制度伸出了矛头。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
1905年科举终结，6年后，清王朝终结。
对于清政府，“保留科举”和“废止科举”两套逻辑，也许最终都预示同样的结局——保留科举，军事人才匮乏，沦陷首都，并且遭到力废科举的高官大员权力体系的孤立分离；废止科举，儒家思想建立的金字塔体系悄悄瓦解，西方思想入侵之后，政权也是难逃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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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3）
长久以来，科举制度使中央政权和地方精英阶层站在权力分界线的同一侧，利益一致。而1905年之后，引入的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似乎无法发挥如同科举一般的政治作用了。
但是远虑不如近忧。这一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干了起来。刀光剑影，招招致命。
４。 日本养子
江户时代的日本没有科举，提拔人才常常靠世袭。
从形式上看，比中国落后多了。乃至江户时代的许多学者，要求政府学习中国的科举，选贤与能，让真正的精英管理国家。
所幸的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没有采取这样的理性化制度，继续“落后”。最好的人才，没有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国家之失，就是社会之得。那时幕府制度下的武士是世袭的，家门由长子继承。
次子的生路就有了问题。于是他们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在各蕃（即地方大名手下）当蕃儒、蕃医，算是有了生计。但后来蕃儒、蕃医也成了世袭。这些家门的次子照样没有工作，结果产生了游移于各阶层之间的文人。
但当时的日本社会自治性比中国强得多。每个家门要和别人竞争、生存下去，都必须自己选用人才。如果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就得选择一个能干的外人当养子，继承家门。很多没有出路的人，通过养子制度，最后在社会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把养子制和科举比较一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不同。第一，选拔人才的权力分布不同。科举把选拔人才的权力全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养子制则把选拔人才的权力留在社会。第二，国家官僚制度选拔人才，是背对背的集权选拔，要公平只有走绝对的形式理性化之路，一考定终身，而且考试内容很窄很死。日本的养子制度，是社会的私有组织自己选拔人才，办法是通过长期的观察而作出决定。
不仅如此，科举考的无非是些孔孟之道，非常狭窄。选养子则不同。武士、医生、鞋匠、商人、地主、制酒作坊主等，对养子要求不同，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专业”人才，真正可以做到“行行出状元”。与“富不过三代”的中国比，日本哪怕一个做小买卖的家门，延续的时间也经常超过了幕府政权本身。
这样的差别，并非鸡毛蒜皮。日本这种分散化的教育和选拔人才的体制，使日本社会中的人学“旁门左道”特别容易，对西方的挑战适应得特别快。比如，虽然中医是正统医术，但一些“兰学家”，通过荷兰人接触了欧洲的医学，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和学统，偷偷解剖犯人的尸体，掌握人体构造。日本人接触西方之初虽然不如中国充分，但当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敲开日本的国门，并送给日本人一些火车模型来炫耀自己的实力时，他们吃惊地观察到，日本人拿着这些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奇技淫巧”如获至宝。很明显，日本人早在书本上把这些玩意儿研究透了，正想一睹实物呢。反观中国，只要政府不改革，大家还是照样读圣贤书，对外面越来越无知。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败在日本手下，也就不足怪了。
５。 无可奈何的“废科”流程
那注定了是一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年代。两江总督刘坤一联手与其私交甚从之湖广总督张之洞，分别于1901年7月12日、19日和20日，携手一口气斩钉截铁地连奏三折，向清廷施压，大有卷土重来，再行变法之势。此即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三折秉承了戊戌变法中诸主张之衣钵，且更详尽和更具条理性。迫于识时务之朝廷上下臣僚之压力，面对变法的新政措施，四面楚歌的清王朝只得再图变法而别无他择。是月29日，为行变法，施新政，朝廷正式下诏“废八股，废武科”。诏书宣布：“鉴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次年起，废止八股文程式，乡会试改策论和四书、五经经义。同时命令各省将书院改为学堂，并鼓励游学。”10月2日，清廷对朝野郑重公布了刘坤一和张之洞的三本奏折，其中之首折即是《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建议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等。从此各省兴办学堂，留学人数也激增。次年12月17日，于1900年的战火中被迫停办的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经过一年的再度筹备，重新开学。90名速成科的学生分别在仕学馆和师范馆就读。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4）
这期间，国内的教育改革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全面策划中。1902年8月15日，当朝管学大臣张百熙正式向朝廷进呈其主持定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以及《蒙学堂章程》各一份，共6件，候旨颁行。该章程规定教育年限20年，初等教育10年，中等教育4年，高等教育6年，规定于高小、中学、师范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完成学业者，分别给予附生、贡生、举人和进士称号。随后京师大学堂扩建校舍，广购书籍仪器并附设译书局，招预科生1000余人等等，为正处在极度阵痛中的中国教育改革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准备。
于是中国早期国民教育中最让人不可理喻的一幕出现了：还没有完全从科举制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界，既保留了从国内各学堂源源不断输出留学生的求学场面，又保留了回国留学生甩着长辫儿走进殿试考场的求官场面！
兼管教育的湖广大臣张之洞在同僚封疆大吏刘坤一远走天国离他而去之际，又一次高举《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奏折，单枪匹马，向朝廷力陈游学生归国效力，于国于民之种种莫大利端。朝廷接奏后，很快于1903年10月6日钦定。章程对学成归国者，视其所学等级，分别授予拔贡、举人、进士和翰林出身，已有以上出身者，则给予相当官职。
1903年11月，张之洞、张百熙等人重定《学堂章程》，并再次吁请朝廷重视。1904年1月13日，终得清廷正式颁发之《钦定学堂章程》，修订后的《学堂章程》，规定基本学制三段七级，蒙养院和初小各4年和5年，高小4年，中等教育5年，高等教育11年到12年（含通儒院5年，相当于今日的研究生院），高等学堂中划有预科三年、分科三到四年以及通儒院共三级。此即教育史上早期推行之“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模式之基础。
清廷于1904年1月13日即已宣布，此后科举取名额将逐科递减，进士减1/3，生员减1/4。主持策划教育的张之洞、张百熙等大臣，在此期间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奏，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这样就会“分其砥砺实修之志”，而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这些对科举的批评，包含了新的育才和用才的思想。他们还比照科举制，指出开办学堂的意义，“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某其生。”学堂所培养之人才，“其才高者，因足以佐治理，次者也不失为合格之国民。”
公元1905年9月2日，清政府终于下令停止进行各级科举考试，4日又令各省学政专管学堂事务。至此，在中国沿用了整整1300年的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附：末代科举状元回忆录
下文系根据参加过末代科举老人的回忆虚构，以某个人为例再现中状元的全过程。
入学 1880年农历十二月的时候，我7岁了，父亲说该入学了。开学那天一大早父亲就叫我起来沐浴，还给我穿上新衣服，把笔、墨、纸、砚等摆列于祖先神位前，然后敬神祭祖，说是保佑我日后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母亲帮我将《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三册启蒙书，用红色丝巾包好，绑在腹前，父亲还往我口袋里放一根葱，让我带个算盘，说是这样读书就会“聪明”。拜祭后，我抱着包好的纸笔和印有“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的字格簿，父亲手提写有“文星高照”的红字灯笼引路，带领我到镇那头的学堂。
先生六十多岁年纪，头戴卜帽，穿了一袭长衫马褂。他点燃香烛，带我到孔夫子的神位前，叫我跪在像前对着圣人三拜，再向先生行拜师之礼。
然后，父亲给先生送上笔和礼品，请先生为我“启蒙”。老师把着我的手写下我的名字“梅成全”，算是“开笔”了。老师叫学童解下绑藏在腹部内的书，放在台面上，然后揭开《三字经》教我读，但不是从开头，就念末段几句：“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最后，念完“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即算开学。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5）
童子试 私塾的生活，除了放学回家外，整天都是上课的时间。开始教认字，渐渐让背四书五经。12学做试帖诗，13学做八股文。刚满12岁那年，我竟然高中了钱塘县童子试的第一名。发榜之日，全家都去看榜，入了县学游文书院。四十多人一起求学，早上到后山读书台上背范文。这样到16岁应府试，考中博士弟子生，可以免费入读苏州紫阳书院。19岁那年，我参加省里学政主考的院考，得二等第七名，终于成为秀才了。
乡试 等于全省会考，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考三场，每场考试做三篇八股文，再加一首五言八句的试帖诗。初九日为首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每场都于头一天，即初八、十一日、十四日点名入场，每场后一日，即初十、十三日、十六日交卷出场。
今年皇上派张尚书和吴翰林充任学台监考。1897年7月，我和大元、吴二弟兄一行数人，雇了一条民船，到南京参加8月份的江南乡试。船行了4日，早上到了南京。八月初八寅时（清晨四至五点钟），我和吴二、大元带足本场三天考试的吃用和茶酒，放在柳条编织的大“考篮”中，来到贡院门外的关卡。这里已经是人声鼎沸了。贡院内都是一排排号筒，面向南成一长巷，每一排号筒按照《千字文》的顺序“天地玄黄”依次命名，某字为编号，巷口有栅门，楣墙上大书某字号。入闱后，每巷栅门都上锁，同时贡院大门也封闭，鸣炮为响。初九第一场，坐“淡”字号，子时发放试题。打开首场考卷一看，要以“四书”中的“告诸往而知来者，洋洋乎发育万物”一节命题，做八股文三篇、试帖诗一首。考试第一场，我还斯斯文文地穿着老布对襟褂子，其他考生早已把小褂子脱去了，伸出身子，半探在号筒中答卷。十二日第二场坐“珠”字号，考题是以“五经”中“莫如为仁”为题，再做八股文五篇。忽觉得笔尖上紫烟缭绕，散发出烤白薯和陈年老酒的味道，直写到暮色低垂，伏案酣然入梦。第三场考试是“策问”五道。这一天已经到了农历八月十四。出场之日，凑若干完卷之人开放栅门一次，称作放牌。放出后大门复闭。
一般是午前放第一牌，午后放第二牌，至傍晚放第三牌，然后就不再闭大门了。到戌时（晚上八至九点）清场。考完我就回到镇上，要到农历八月底桂花开放的时候才发榜。据说那天贡院全体考官会齐聚“致公堂”上，将中试考卷取出，一共81份，当众将密码加封的姓名揭开，叫做“揭晓”。从最末一名揭起，高呼中试者姓名，当即写在榜上，依次写到第一名。
等到九月十一日，听说我是第十一名。第二天一早就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赶来我家贴报条：“喜报贵府老爷梅成全，应本科江南乡试，高中第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大元却没有考中，直叹“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为了谋一个进身之阶，不得不另想其他办法了。
会试 做了举人，便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会试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共试三场，每场三天，连考九天。
平时没事，吃完了饭在灯下揣摩新科闱墨。二月初九第一场，接连考试三场，一连吃了九天辛苦。出场之后，足足困顿了两日两夜。十七日放榜，友人急急来报，说是有我，第三十名。到二十二日又参加复试，考中一等第3名，终于成为贡士，能参加殿试了。以后就是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
殿试 三月二十日殿试设在紫禁城保和殿，这是第一次进宫，很是兴奋。礼部仪制司员外唱名，单数从左掖门入，双数从右掖门入，至保和殿前，行三拜九叩头礼，跪在地上接试题，只是策问四道，又行三叩头礼，然后就坐。在试卷的前面填写个人的履历和家中三代姓名、官职，接着在试卷下面红线内答题，无非是崇学、吏治、民生、靖边方面的题目，以平生所学尽情发挥，紧张之心渐复平静。
二十一日到礼部领取三枝九叶帽顶，宿在鸿胪寺。到二十二日五鼓入朝，至午门等候传胪。皇上升殿后，传入太和殿前跪下，听唱名：第一甲第一名，梅成全。随即一阵鼓乐。我一时竟然不敢相信，慌忙上前去跪了。礼部官员捧着黄榜，一路鼓乐到东长安门外张挂，我又去看了一遍，果然是自己的名字——黄纸、墨书、押盖“皇帝之宝”的朱印：梅成全。从此，27岁的我开始了自己在京的十年宦海生涯……
他们（1）
在近代中日文化制衡的战略和战术上，晚清并非无所作为。
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便是清政府设立的留学计划中第一批留美幼童。
他们是文学巨匠马克·吐温和斯托夫人的忘年朋友。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他们曾亲眼目睹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看见贝尔等人发明电话机，看见留声机在爱迪生手中出现。
但是最终他们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战、1894年中日海战中阵亡；一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他们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一些人成为清政府的大臣和驻外大使；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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